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这篇文章以方仲永的事例，说明人受之于天虽异，但还得受之于人，否则就将复为众人，进而说明未受之于天者，本来就是众人，如果不受之于人，恐怕连作“众人”也难，而且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表现了王安石早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文题为“伤仲永”，文中却未见一个“伤”字，然而全篇写的正是一个“伤”字。这正如《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评：“余谓仲水始而通悟，终焉为泯然众人，见于荆公悼叹者详矣！”由此可见，此文契合照应不在形式上而在内容中。这篇议论文，先叙后议，在事实叙述的基础上立论，事实成为立论的依据。第一、二两段只叙不议，为第三段的议论服务，后面的议论，集中强烈，言简意赅，如画龙点睛，使前面所叙的事实立即升华具有典型意义。全文仅二百字，叙事之简洁。说理之透彻，安石散文风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叙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方仲永为金溪民，世代耕田。金溪是王安石外祖父吴玫的家乡。“荆公少年，往来外家甚数”《王荆公年谱考略》文中说“于舅家见之”，仲永当是实有其人。所记仲永五岁不识纸笔砚墨，忽啼求，其父借来给他，他立即写了四句诗，并题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是以供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此事传出后，一乡的秀才都来观看。从此，人们指着东西让他作诗，他挥笔而就，文采与道理都有可取之处。县里人听说，亦很惊奇，渐渐有人请他父亲带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钱帛请他作诗的。他父亲认为此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他到处拜见县里人，不让他学习。这里所记仲永的特异才能是传闻，与真实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张的笔墨，处处耍突出仲永天斌的特异。其一，不仅生五年不识文具，给纸笔即可写诗，而且能以“养父母”团结同族为主旨，“传一乡秀才观之”，可见影响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诗”一挥而就，而且文采、内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请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诗的，真是誉满全乡。作者如此描写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异天资，为下文的因不后学而“泯然众人”作了很好的铺垫，为全文的知识才干“受之人”立论打下了基础。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学”的原因，更暗示给人们急功近利对人才的危害。“不使学”是仲永由夭才变为平庸的关键，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第二段段，从作者亲自见闻的角度简略交待了仲永从神童沦为“众人”的过程。开头的“余闻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显示上段所写的内容即据传闻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亲识其面的愿望。作者写了两次见闻：一次是仲永十二三岁时，“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暗示在这六七年中，仲永的诗毫无长进。如果说，五六岁儿童作的诗尽管稚拙，人们尚觉可观，那么六七年后写得反而不如以前听说的那样好，人们便非但不以为奇，且因先时之闻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实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岁时。这次并未见面，只是听亲戚说：“泯然众人矣！”一句话就交待了这位从前的神童的结局。两次写法不同，但都极简练而有含蕴。“泯然众人矣”一语，把说话人漠然视之的态度生动地表现出来，与先前“邑人奇之”的情况恰成对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隐见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对方仲永由一邑称奇的神童变成无声无息的普通人一事所发的议论，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体现。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聪明颖悟是“受之天”，即来自天赋，而且他的天赋远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这正是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关键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到这里，已将上两段所叙述的情事都议论到了。但作者却就势转进一层，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没有受到后天的培养教育，尚且沦为众人；那么天赋本属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连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宾，后者是主，在对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学习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况看，这层议论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这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资质平常的人总是多数。方仲永这一典型事例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说后天赋好的人不学习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说明后天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决定意义。

　　题内的“伤”字就具有多层意蕴。首先是表层的，为仲永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儿童最终沦为众人感到惋惜；进一层，是感慨仲永虽有天赋，却没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长提高的环境。文中对其父以仲永为获利之资的叙写，就含有对泯灭天才的人为环境的批评。更进一层，从仲永的具体事例生发开来，感慨社会上许多资质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学习提高，以致连成为众人都不可得。这样，作者所“伤”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个人，而是许许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众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义也就深刻多了。

　　这篇文章的语言十分精当。叙事部分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叙述了方仲永从五岁到二十岁间才能变化的过程，议论部分也不过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词、句都有其确切的表达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贯、身份、姓名、家世，这不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绍，而且“世隶耕”三字是对“未尝识书具”“不使学”的必要铺垫，既衬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资，又暗示了造成他命运的家庭背景；一个“啼”字，生动地写出方仲永索求书具的儿童情态；“忽”“即”“立”三个副词，使一个天资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跃然纸上；“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仅一句话就刻画出方仲永父亲贪图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叹的愚昧无知之态；“不使学”三字，看似平淡，却为方仲永的变化埋下伏笔，点出方仲永命运变化的关键。第二段叙事极为简要，仅以一“见”一“闻”一“问”就交代了方仲永后来的变化和结局。结尾的议论部分，言简意深，说理严谨。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人 一作：斯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子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予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由于儒家学说是关涉政治的学说，故黍子的论述始终扣住圣人、贤士，人君、大臣来进行，这在《舜发》一文中也体现得很明显。

　　而是进一步将上述客观环境和个人命运的互动关系推广到客观环境和国家命运的关系上去，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将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层面，使得文章的寓意更为深广。

　　开始连续排比六位古圣先贤从贫贱起家的成功事迹，暗示出成功和忧患之间的内在关系，接着在大肆铺陈“大任”前的磨难中自然地得出结论，突出成功的来之不易。接着再将这一道理推广到治国，最后画龙点睛：“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托出一篇主旨。作者论证思路清晰，层层推进，最后作结，真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整篇文章也是“尺幅有万里之势”，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鬼斧神工。

　　宋儒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也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该文是根据先前的史书改写的。因先前的史书已有较详细的记载，而又无新的史料可以补充，所以文章是根据从略的原则对先前史书的有关记载进行改写的。文章篇幅小，仅119字，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

　　该文以对话为主，其他内容均简说或不说。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则只字未提。后文中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详略的安排极其精当。 除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该文写的是吕蒙在孙权劝说下“乃始就学”。孙权劝学，先向吕蒙指出“学”的必要性，即因其“当涂掌事”的重要身份而“不可不学”；继而现身说法，指出“学”的可能性。使吕蒙无可推辞、“乃始就学”。从孙权的话中，既可以看出他的善劝，又可以感到他对吕蒙的亲近、关心和期望，而又不失人主的身份。“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是情不自禁的赞叹，可见鲁肃十分惊奇的神态，以他眼中吕蒙变化之大竟然判若两人，表现吕蒙因“学”而使才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长进。需要指出的是，鲁肃不仅地位高于吕蒙，而且很有学识，由他说出这番话，更可表明吕蒙的长进确实非同一般。“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是吕蒙对鲁肃赞叹的巧妙接应。从吕蒙的答话中可见吕蒙颇为自得的神态，吕蒙以当之无愧的坦然态度，表明自己才略长进之快之大。孙权的话是认真相劝，鲁肃、吕蒙的话则有调侃的意味，二者的情调是不同的。其才略很快就有惊人的长进而令鲁肃叹服并与之“结友”的故事，说明了人只要肯学习就会有长进，突出了学习重要性。

　　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中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中多阅历，胸中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鲁肃的与吕蒙的对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中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吕蒙的谦虚好学， 鲁肃的英雄惜英雄，三位一体，足显作者的文笔功架之深厚。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谤讥 一作：谤议)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

　　【句解】第一次“窥镜”自视，刻画了邹忌的外貌：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逼真地再现了他不无自得的神情。正是有了这点自信。才使他敢于和齐国有名的美男子比“美”。

　　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句解】其心里应该是对自己的美貌充满信心，所以，这第一问的语气应该是充满自信，且沾沾自喜的。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妻子的回答，极赞其美，语态亲昵，饱含偏爱之情。尤其“美甚”二字，将此种神态、心理渲染得淋漓尽致。与后文“私我”呼应。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句解】插笔介绍徐公，说明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为邹忌怕比不上他提供现实依据。

　　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

　　【句解】邹忌对自己的美貌略有怀疑。因此，这句话的语气应带有疑惑，并且急于知道结果。另外，考虑到所问的对象是小妾，因此，语气是严肃，焦虑，急切的。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妾回答，少“君美甚”一句，仍用反问语气，表现了妾低微的地位和畏怯、顺从心理。与后文“畏我”呼应。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句解】邹忌一方面希望妻、妾的回答是可信的，另一方面仍在怀疑。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句解】客回答，因有求于人，故答语婉转，阿谀奉承。与后文“有求于我”呼应。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句解】“窥镜而自视”，自我感觉“弗如远甚”。可见，由“自信”到“自惭”，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句解】妻、妾、客的回答，都肯定了邹忌美于徐公，但邹忌并没有飘飘然，而是在会见徐公后，又经过冷静的思考悟出了妻、妾、客的谬赞是有其原因的，就是“私我”“畏我”“欲有求于我”。这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看清事物的本质。这句话也是下文他用暗示、比喻的方法讽谏齐王的基础。

第一层
（第一句话）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

第二层
（第二至三句话）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⒈1.满足生存需求：人人得到社会的关爱。
⒉满足发展需求：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⒊满足精神愉悦上的需求：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第三层
（第四句话）全文的总结语
用现实社会跟理想社会中的“大同”社会做对比，指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黑暗现象，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取代的将是“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两小儿辩日》表现了古人为认识自然、探求客观事理而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阐述了“学无止境”的道理。

　　事实上，现代科学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科学的解释：早上和傍晚，太阳角度低，穿透的大气层很厚，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很大，光路弯曲显著，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大；中午太阳角度大，穿透的大气层相对较薄，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较小，光路弯曲没有早上和傍晚明显，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觉得小了。此外，当太阳在早上的时候是从地面升起，而远处的屋子或山正和那大太阳成了一小一大的鲜明对比，而在中午周围没有任何东起跟它对比，显然就会显得小，这是我们的肉眼骗了我们。而且由于地球形状、大气层、运行规律等自然因素，简单运用生活规律或生活常识去解释是无法作出正确解释的。但作出正确解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正是“两小儿”和孔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而不妄加决断，正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两小儿善于观察常见的生活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也可以从两小儿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结果自然就不一致；说明他们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具有多元化思维；同时他们也具有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本文同样深刻阐述了“学无止境”这一道理。

　　“笑”在原文中显然有“讥笑”之意。至于该不该“笑”，也可以从多方面看。若从作者为道家，孔子为儒家来看，显然要“笑”孔子；但若从孔子的态度来看，又不该“笑”了，因为孔子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并没有“强不知以为知”， 为什么要“笑”他呢？“孔子不能决”告诉人们，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孔子不能决”还告诉我们，孔子那样的大学问家，尚且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知识是无穷尽的，什么人都应该不间断的学习，不放弃探求。

　　《陈太丘与友期》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元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人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元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元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元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元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元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间话而答的。元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通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元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二三两段围绕中心论点，连用两个论据进一步论证，运用否定排比句式。第2段选取攻战的例子阐明“天时不如地利”，区区小城，四面受围而不能克，即使有得“天时”者也不能胜，旨在说明“地利”重于天时；第3段同样选取攻战的例子，旨在说明即使在占有“地利”的情况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坚利”“米粟非不多”，但有人却弃城而逃，因为“地利”亦难比“人和”。这两个例子均非实际战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论战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一定的说服力。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第4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第4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冯 通：凭)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 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共适 一作：共食)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此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的描写，既从客之口中说出了吊古伤今之情感，也从苏子所言中听到矢志不移之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实是文赋中之佳作。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人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此段由赋赤壁的自然景物，转而赋赤壁的历史古迹。主人以“何为其然也”设问，客人以赤壁的历史古迹作答，文理转折自然。但文章并不是直陈其事，而是连用了两个问句。首先以曹操的《短歌行》问道：“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又以眼前的山川形胜问道：“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两次发问使文章又泛起波澜。接着，追述了曹操破荆州、迫使刘琮投降的往事。当年，浩浩荡荡的曹军从江陵沿江而下，战船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曹操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在船头对江饮酒，横槊赋诗，可谓“一世之雄”。如今他在哪里呢？曹操这类英雄人物，也只是显赫一时，何况是自己，因而如今只能感叹自己生命的短暂，羡慕江水的长流不息，希望与神仙相交，与明月同在。但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才把悲伤愁苦“托遗响于悲风”，通过箫声传达出来。客的回答表现了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和消极的人生观，这是苏轼借客人之口流露出自己思想的一个方面。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第五段，写客听了作者的一番谈话后，转悲为喜，开怀畅饮，“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照应开头，极写游赏之乐，而至于忘怀得失、超然物外的境界。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祇辱 一作：只辱)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马者 通：饲)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马说》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命题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有人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这句话是错误的。韩愈把它作为语言，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太少。于是作者在下文正面点明主旨，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好的牧马人，而是“祇辱于奴隶人之手”，受无知小人的腌气。这些宝马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不幸、结局悲惨。没有把这些马当做千里马，千里马的死也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千里马的死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透彻，却有很多辛酸痛楚还没有吐露，看似奔放，实则内涵丰富。

　　作者刻画“食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时，有时欲一展所长却有力无处使，最后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实现不了日行千里的功能，因此待遇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受辱和屈死也就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由于食马者的原因，千里马不能恪尽职守，还会受到责难和惩罚，往往被痛打一顿在待遇上也就越加糟糕（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