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河，发源黑山县，注入绕阳河，河西是小赵家屯，河东是劳改农场四大队。每年七月，一进入连雨天，上游水库泄洪，河水陡涨，水库里的鱼随之放出，下游绕阳河的鱼也会逆流而上。人们互相传告着，“新河来鱼了！”纷纷涌上大坝，用各种工具捕鱼。
爷爷闲暇时，用手工织了一张大网，安上支架和踏杆，在踏杆的前端拴上一根麻绳，就做成扳网。这张扳网，是全村最大的，捕鱼也自然最多。
这天上午，连日的大雨一停，爷爷就带着我，来到新河，选择水边一个离桥不远、水流较缓的位置开始捕鱼。爷爷在网里放些诱饵，将网放到水中。几分钟后，估摸鱼聚得差不多了，就一脚踩住踏杆，双手拽起绳索，把网提起。各种各样的鱼就被提出水面，在网兜里跳跃着，有鲫鱼、黑鱼、窜丁、麦穗，也有泥鳅鱼。我拿着网抄子，把鱼舀出，放入水桶里。
堤坝上，有管教带着一群劳改犯在用麻袋装土，加固大堤。一个三十多岁的“劳改”一边干活，一边盯着我们捕鱼。盯了好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对爷爷说：“您捕的鱼，捕的泥鳅鱼，可不可以送给我一只？”
“你要这鱼有啥用，又没办法做熟了吃。”爷爷不解。
“不用做熟，我想生吃，我好久没吃到鱼了。”
爷爷很好奇，从水桶里捞出一只浑身粘液、蠕动不止的大泥鳅，双手握住，递给他。一名管教也被吸引过来，看他怎样生吃活鱼。
只见“劳改”接过泥鳅鱼，迅速放入口中，一口将头部嚼碎，嘴边流出血丝，鱼尾巴还在唇外摆动着。三下两下，一条大泥鳅就进了肚。
爷爷见他吃得痛快，就把桶里的七八条泥鳅，都捞出来送给他。
“劳改”把泥鳅全部吃完，道声谢谢，才撒欢似地干活去了。
生产队时期，李凤春一直是响当当的执鞭一号大车的车老板。李凤春性格开朗，有风趣，爱逗乐，与人为善，不拘小节，吃苦耐劳，最大的缺点就是喜好杯中物。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赶车到北地干活，在地头，有几个社员跟他打赌：老李，没酒喝了吧？你要是光着屁股从这里跑到东甸子再回来，我们就每人给你两块钱买酒喝。李凤春问：当真？大家真的每人凑了两块钱，一共十元，用土圪拉压在地上。十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李凤春三下五除二脱衣服，一丝不挂地往东甸子跑。巧的是，东甸子的路上，有个女同志正骑自车经过，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掉头就往回走。开弓没有回头箭，何况能赌到打酒钱，李凤春不管不顾地跑过去，大约二百米的单程距离眨眼时间就跑一来回。嘴里喷着哈气，哆哆嗦嗦地穿上棉衣，揣着钱，熬到中午收工，直奔供销社而去，终于又过了几天酒瘾。
生产队解体时，领导考虑到李凤春赶了二十多年的大车，没让他参与抓阄，就直接把一号大车和驾辕的马分给了他。个别社员有意见，嘀咕几句也就不再言语。而李凤春却似乎没有什么欣喜之情，此后一直郁郁寡欢，偶尔赶车下地干活，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每天三顿酒，村里人都说他泡在酒缸里了。大概生产队的解体对他也是很大的打击，所以更加嗜酒如命。两年后，李凤春患脑溢血去世，时年五十三岁。
王福林，小名王福子，年龄大我一岁，是小赵家有名的孩子头儿，也是我父亲的表弟，我的表叔。
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春日里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俩趟水过新河，到高山子劳改四大队砖场后身去打鸟。那里沟多树多，鸟自然就多，是春天打鸟的好去处。我俩准备翻过一个大沟，去大地里的台田沟去寻找串鸡、壕溜，这两种鸟比较好打。刚下到沟里，突然从沟底冲出一只野兔，是一只皮毛灰白相间的成年兔子。只见这只野兔窜上沟沿，慌不择路地跑开了。王福林大叫一声“野兔！”率先追了过去，我也随后紧追不舍。追了一会，发现这只兔子没有如平常所见的那样跑得飞快，往往瞬间便无影无踪，而是明显地体力不支，甚至趔趔趄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追下去的信心。翻坡越坎，追了二三百米，野兔离我俩越来越近，它终于跑不动了，跳入一个长满杂草的大坑里，趴着不动了，只有肚子两侧一起一伏，急促地呼吸着，两只长耳朵耷拉着后背上。
王福林先我几步跑到大坑边，却立定在那里，并没有下去捉拿野兔，而是回头对我说，老三，快点，帮我把野兔抓住。我说，你为啥不抓？他说，我怕他咬我，你敢抓吗？我想，兔子有啥可怕的，毫不犹豫地跳入大坑里，紧紧薅住兔子的两只长耳朵，把兔子带出大坑。王福林这时才从我手里接过兔子，狠命往地上一摔，将兔子摔死了。我俩方才细细观瞧，发现这只野兔的后腿受伤了，肌肉外翻，伤得不轻。不然，以人的两条腿，哪能跑得过兔子的四条腿，况且兔子是天生的飞毛腿。
我俩有此收获，也无心再去打鸟，兴匆匆地回家了，兔子被王福林带回他家。到家后，我和姥姥说起此事，姥姥说，你俩追的兔子，咋被他一个人拿走了？我不以为然。过了两天，姥姥对我说，走，我带你找老王家去，凭啥他王福子把这么大的兔子独占了，哪管分给你一个兔子大腿也好啊。我说，姥啊，算了，毕竟他比我跑得快，是他先把兔子追到的。姥姥说，那还不是你抓到的。我说，不找了，找也要不回来，兔子早被他家吃光了。姥姥又抱怨几声，这事就这样结束了。
王国忱，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赵家屯生产队长。因脑袋扁平，貌似没有后胸勺，所以人送外号王老扁。值赵家小学夏季农忙假，我和吴大春、赵志双等同学在王老扁的带领下，到北壕铲地。铲地，即古人所谓锄禾。我们几名小学生年纪尚小，对锄禾还不得要领。老扁就手把手地教我们，然后他又做个示范。只听得老扁口中念念有词：“左边搂一下，右边搂一下，苗中间再这么铲一下……”话音未落，只听老扁“哎呀”一声，原来是他一锄头跑偏，把一棵独苗大苞米拦根斩断。
老扁一脸羞赧，尴尬之至。
尤小凤，因天生双眼细小，视物不清，人称尤小眼。一年春节前，屯北李凤春家杀猪请客，邀东邻吴庆富当屠夫并兼作饭的大师傅。尤小眼主动去捞忙，以便混顿吃喝。吴庆富正在厨房忙活，见小眼进来，就伸出右手食指，在小眼眼前晃动，戏弄他说：“给你一根猪尾巴，吃不吃？”尤小眼信以为真，上去就是一口，正咬在吴庆富的手指头上，顿时鲜血淋漓。吴庆富疼得杀猪也似，嚎叫不止。
吴大春，吴庆富长子，长得又瘦又小又黑，是我儿时关系最好的同学和玩伴。
春天里的一天，我俩挎着菜筐，趟过新河，去劳改农场四大队的大地里挖野菜。那时候，四大队播种实行种子拌农药，治了病虫害，却坑了从南方飞来落地觅食的鸟。鸟吃了散落在表土上的玉米种子，重者药死，轻者药晕，因此就常常有人拣到中了毒的鸟。当我俩正要越过一个台田沟时，突然发现沟里有一个大鸟，扑楞着翅膀，想飞，却飞不起来，只贴着沟底往前串。一定是吃了药的鸟！我一阵惊喜。大春眼疾脚快，口里喊着：“是串鸡！”抢在我前面，一个箭步跃进沟里，撵了几步，往前一扑，将大鸟扑在怀里。我站在沟边，正在懊恼被他得了先手，只听大春“妈呀”一声尖叫，身子像是安了弹簧，跳将起来，慌慌忙忙从沟里爬出。
我定晴一看，在沟里，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冷森森地看着我们，原来是一只猫头鹰。
落后就要挨打。国与国之间如此，人与人之间也如此，犯人与犯人之间，更是如此。
老家和高山子劳改农场仅隔一条庞家河，我们称为新河。河西，是我家所在的小赵家屯，河东，就是劳改农场四大队辖区。儿时，一次同小伙伴吴大春、赵志双去四大队挖野菜。趟过新河，翻上东侧大坝，正巧看到一个小队的劳改犯在劳动。两个人一组，抬一个槐条编的大抬筐，一共有六、七组的犯人，从大沟里取土，抬到一个大坑里，用来积肥造粪。一个管教背着一杆破长枪，坐在高处监视，同时手里拿着一段树枝在地上划着什么。
赵志双说：“咱坐着歇歇，看老犯干活。”我们就坐在大坝上，看着老犯们一对一对地抬土。
一筐土很沉，他们抬着很吃力。但似乎在搞竟赛，都在拼命抢活，甚至带着小跑，不给自己喘息的时间，个个大汗淋漓。
看了二十多分钟，管教一声令下，竟赛停止了。管教指着一组犯人，说：“你俩29筐，老末。”原来他刚才在用树枝划地计数。
这两个可怜的犯人，不用等管教再做吩咐，知道倒数第一要受什么样的惩罚。其中的一个就弯下腰来，撅着屁股，手拄着地，另一个手拿铁锹，高高扬起，“啪”地一声，将锹板打在撅着的犯人屁股上。打一下后，抬着看看管教，管教说：“用力。”于是，又再运力，打的声音也沉闷了一些，“啪、啪、啪……”连打了十铁锹。然后先打人的，把铁锹递给刚刚挨打的，自己也以同样的姿势撅着，受另一个人的打。
打的时间，也是犯人们休息的时间。其他犯人，都坐在地上看，时不时地发出哄笑的声音。打完屁股，犯人们仍旧两人一组，抬着大筐，继续完成前边的劳动。不知道下一回合，哪组落后，谁会挨打，但愿别再是刚才那对犯人，我想。
看完打人，我们赶去挖菜。大春颇有感触地说：“当啥别当犯人，犯啥别犯法。”我和赵志双当然表示同意。吴大春是童年小伙伴中最厚道的人，现在仍然是。
大鵏，一种大型鸟类，比鹅还要大很多。据老人们讲，大鵏，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我的家乡，曾经很常见。每年的春秋两季，大鵏进行南北迁徙时，就会在家乡广袤的田野里停留。
刘福荣一扁担打到一只大鵏，是我从小就听说过的故事。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秋后，刘福荣带着扁担绳索，去大地里拾柴。那时家乡刚刚架设电线，过了牛犄角地，前边的大片田地里，正有两根电线凌空穿跃。走到距电线底下不远，刘福荣就看到一只大鸟点地而飞，有些踉踉跄跄的样子。“是大鵏！”刘福荣不容多想，提着扁担就追了上去。紧赶了几十米，追上那鸟，一扁担拍下去，将大鵏打死。一只大鵏，重达十来斤，刘福荣也顾不上拾柴了，扛着扁担，身后挑着大鵏，喜洋洋地回家了。
此后，人们会经常在电线底下拣到或者捕到各种鸟类，比如大雁、野鸡。原来，这都是电线惹的祸。
对在田野里横空出世的两根细细的电线，在鸟类辽阔的视野里，是很容易忽略的。它们依旧像往常那样迁徙和捕食，一但撞上电线，轻者受伤，重者致死。所以，那只可怜的大鵏，才会被刘福荣一扁担打死。
两年后，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大概鸟类也学会与时俱进，也知道规避风险了。古人守株待兔不成，现代人，守着电线等鸟来撞，也不成了。
我这里要写的小鸟，是我们身边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麻雀，又称家雀儿，是和人类最为亲近的一种野生鸟类。这种鸟可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可是，人类曾经非常对不起它们。从前，就因为争吃了人类的一点点粮食，就被定性为四害之一，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必欲让其绝种而后快。但麻雀并没有远离村落，远离人群，回归大自然，而是仍然和人类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居然在和人类的周旋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终于熬到了好日子，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并被评选为三级保护动物。真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到了五月中下旬，一对对的麻雀就开始互相追逐嬉戏，唧唧喳喳地吵闹不休，说明已到了产蛋孵化的季节。麻雀孵蛋，有两个地方，一是各家各户的屋檐下，二是瓦房屋顶的瓦缝中。瓦缝参差，防雨防风，位置又高，安全系数大，自然就成了麻雀培育下一代的首选之地，也成了孩子们掏鸟蛋的首选去处。
上房揭瓦掏鸟蛋，是被大人们所严厉制止的。制止的原因不是保护它们，而是由于上房揭瓦会踩坏或揭坏瓦片，还有就是不安全，一旦失足滑落下来，非死即伤。俗话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小时候，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即使冒着挨打的风险，也没少干上房揭瓦掏麻雀蛋的事。
在生产队队部的瓦房上，我掏了一个麻雀窝，一共三个鸟蛋。当时觉得比别的鸟蛋轻一些，怀疑快要孵出来了吧，所以就没有放在火里烧了吃，而是弄了点棉花裹上，放在炕头，用一只小瓢扣住。三天后，居然成功地孵出一只小麻雀来。光光的身子没有一点绒毛，黄黄的嘴丫儿张得好大。我有点可怜和喜欢它了，决定把它养活。我每天早晨起来和午饭回家、晚上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玉米秸里找虫子喂小鸟。眼看着小麻雀一天天长大，两个月后，终于会飞了，长为成年麻雀了。小家伙特可爱，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它从不乱飞，甚至从没有飞出过屋子，窗户开着也不出去，只是落在窗棂上。屋里的蚊子、苍蝇等小虫子，被它捕个精光。每当我放学回家，就会看见它在窗台上欢快地叫着，我伸出一只手，它就“扑”地一声飞过来，落在我的掌心里。有时我用手指在炕沿上一点，它就会蹦蹦跳跳在走近前来。这时，我就会赏给它一只小虫子吃。后来，这只小麻雀竟然因一点小事而死于非命，让我好一阵伤心。那一天，我和二哥在炕上打扑克，小鸟在一旁蹦蹦跳跳地玩耍。因为出一张牌，我和二哥争吵起来，互不相让。二哥气急败坏，抓起可怜的小鸟，狠狠地往炕上摔去，小鸟当时断了气。我大哭不止，哭声惊动了父亲，父亲很生气，后果也比较严重，当场给了二哥一巴掌。父亲责备二哥说：“打架拿鸟出什么气！多好的小家雀儿，可惜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那种老式的屋檐、老式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麻雀的生存空间也大为狭窄。从前，人之无情，雀何以堪；如今，人之有意，雀谁与归？
土豆花开的时候，麻雀就开始孵蛋了。从麻雀叽叽喳喳地絮窝开始，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们对上房揭瓦掏鸟蛋就已经觊觎好久了。那时我们小赵家只有生产队有瓦房，但是房顶一但上人，半个村子都能看到，大人们是不会允许孩子们上房揭瓦的。曾经有一次我们才登墙头上房，就被队长田宝国发现，从房下扔土块让我们下来，鸟蛋没掏到，还挨了顿骂。
一个礼拜天，赵三、吴大春我们三个一合计，柳家中学都是瓦房，麻雀做窝多，又僻静，正是掏鸟蛋的好去处。中学房屋没墙头可上，赵三就从他家把梯子偷出来，我们三个抬着梯子兴匆匆地来到中学院里。我们选准第二趟房中间的瓦房，把梯子架到北墙，正要往上爬，校长董万德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大喊一声，不许上房！我们三个立即撒丫子跑开了。董万德追了几步追不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越过矮墙，逃离校园。
我们正在庆幸侥幸脱险，如果当时已经爬到房上，就肯定被抓了，赵三忽然一拍大腿，不好，我家的梯子丢在那了。我和大春说，别要了，回去肯定挨抓。赵三不干，说他爸知道梯子弄丢了，会打他半死。让赵三自己去找董校长要梯子，他又不肯。我和大春只好硬着头皮陪着赵三回到校园。我们一看，梯子已经斜立在校长办公室窗前。董万德从办公室里看到我们三个探头探脑地，就出来把我们三个揪到办公室，对我们一顿训斥，又让写保证书，站了好久，这才放我们回家，梯子也还给我们了。抬着梯子回家路上，我们三个议论说，再过两年就升中学了，老董头会不会报复。又说，不会的，看他那么大年纪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结果是，过了两年，我们都从赵家小学升入中学，董校长根本没提这事，也许没当回事，也许早就忘记了。一直到初中毕业，董万德也没退休，还是继续当校长，后来又调到沟帮子三高当高中校长，很多年之后才退休回乡养老。儿时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柳家中学，位于小赵家屯和大赵家屯中间，距我家只有大约三百米的路程。而我童年就读的赵家小学，反倒离家稍远一些，在大赵家屯中间的位置。柳家中学有一个阔大的操场，四周绿树成荫，体育设施也较多。因此，童年时，每逢假日，小伙伴们就经常去离家既近又好玩的柳家中学去打闹嬉戏。
一天午后，我和孩子头王福林、赵三赵志双、大眼珠子李国库等童年玩伴在柳家中学操场玩逮人游戏。中间休息时，我双臂吊在篮球架的横梁上打悠荡，身体正晃荡呢，王福林猛然在我后背上推了一把，我登时双手脱离横梁，身体悬空，然后重重摔在地上。落下时，左胳膊肘先着地，当时也没觉得疼痛，只是有些麻木，但起来时左臂却不能活动了。他们几个也无心再做游戏，一起送我回家。送我到当街，就都做鸟兽散了。姥姥正在我家里，向我问明情况，动动我的胳膊，这时，我才感到左胳膊钻心似在疼痛。姥姥说，肯定是错骨缝了。于是对王福林大为埋怨一番，什么不懂事了，欺负比他小的，惹事了又不敢来家道歉，并叮嘱我下次别和他玩。姥姥说，错骨缝不能隔夜，隔夜就端不上了。于是，草草地吃了几口晚饭，就带我去尚驿站找人端骨缝。
尚驿站，是夏家屯的一个自然屯，距我家二里多地，隔着一条县道。尚驿站在县道南，小赵家在县道北。那里有一个老老太会正骨，姥姥认识她。姥姥带着我进入一座茅草房，炕头坐着一个慈祥的老奶奶，笑咪咪地问明情况，然后她挪到炕沿上，让我站在她面前。老奶奶把住我的左胳膊，说，孩子，让奶奶看看，别怕，伤得不重，一会就好。话音未落，我隐约听得咯巴一声，错位的关节就被端上了。胳膊马上就能活动了，也不疼了。姥姥看到外孙子的伤被治好了，很是高兴，问，多少钱？老奶奶说，前后屯住着，要啥钱，领孩子回去吧。
第二天，姥姥把自己家和我家的鸡蛋合在一起，凑了一小筐，用草末蓄上，给那位老奶奶送去了。回来时，姥姥说，这是规矩，人家不要钱但不能不答谢，这鸡蛋本应该让王福林他妈给拿，要不是两家有亲戚，我非找他家要去不可！
王福林是我老舅爷的二儿子，论辈份我得叫二叔。
出小赵家屯往东南五百米，就到了新河的南大桥。南大桥以东，复有一漫水桥，过漫水桥，在左侧的草甸子中，有一座被荒草埋没的土坟。坟前立一块破旧的木牌，上面用红色铅油写着五个大字——王洪达之墓。
从我童年记事时起，到离开家乡来外地工作为止，记忆中，这个写着红字的小木牌，就始终插在那座几乎看不见拱土，也从没有人来祭奠过的荒墓旁。
之所以对王洪达三字这么熟记于心，是因为在当时，王洪达之墓成了我们儿时玩伴们心目中的一个地名，一个座标。劳改四大队，田多，树多，水多，沟沟坎坎多，儿时的活动，大多集中在那片土上。每当去那里打鸟、捉鱼、挖菜、拾荒、拣柴，一过南大桥，就会看见和路过那座并不起眼的荒坟。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是不允许为故去的人树碑立传的。而王洪达死后，居然有一木牌权当墓碑。王洪达何许人也？
据知道一些内情的长辈讲，王洪达原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因为散布反动言论被判劳动教养，并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在高山子教养院（现在的高山子监狱）服刑期满后，就地安置，安排在砖场就业。砖场位于前边说的漫水桥东北二百多米的地方。
当时人们对于这种劳教释放犯的称呼是“就业工人”，就业工人比照其他工人，是倍受歧视的。对王洪达在砖厂的工作表现，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一件事，却使他一时成为了使人敬佩却不被宣扬的英雄。
那一天，王洪达正在砖厂工作，有一些教养犯在管教的监视下，在机器前脱毛坯。忽然听到有人喊：“犯人逃跑了，快抓呀！”王洪达一抬头，看见有一个犯人跑过来。王洪达身边不远处，就是一大片高高的玉米地，犯人只要一进玉米地，就很难抓捕了。王洪达不容多想，上前拦住犯人。犯人威胁说：“让开，再不让开我动手了。”王洪达的回答是没有让开。犯人从地上拣起一块砖头，恶狠狠地向王洪达的脑袋砸去。王洪达死命抓住犯人不放，直到犯人被赶上来的管教抓住。而王洪达却倒在了血泊中。
从此，在县道边，在漫水桥一侧的荒草甸子里，就有了一座孤坟和一块鲜红的木碑。
多年之后，我再次回到家乡，车辆驶在宽阔的大路上，路过南大桥，漫水桥已不复存在，曾经是桥的位置，已经铺成了厚实的路基。当年那片荒草甸子，都已开发成为了田地，种上了玉米。而王洪达之墓，从此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