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历史故事,用简单的话写出来

半截名片在昭示什么
一天下午,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的侦查员发现,一个年龄近30岁,打扮入时的妖艳女郎去找哲立,见哲立家的门锁着,便返了回来。后来,她在大门口附近碰到了哲立从外面回来,两人用外语说了一段话,这个女郎便匆匆离去。
因哲立是被侦查对象,来找哲立的人也要侦查清楚。于是侦查员便跟踪这个女郎。经几个小时的周旋、跟踪,最后见这个女郎走进西单一个胡同的35号院子里。经过调查,这个院子里的户主叫冯娜,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助教。该户还在派出所申报了一个临时户口。申报人的名字叫冯梦,是冯娜的大姐,刚从香港来。看来,侦查员跟踪的这个女郎便是冯梦了。
从香港来的人要见侦查对象美国间谍哲立,不能不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曹纯之、成润之各带一名侦查员,走访知情人,对冯娜、冯梦进行调查了解。经查,冯娜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曾向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哲立的夫人霍尔瓦特·依夫娜学过钢琴。日本投降后,霍尔瓦特·依夫娜曾与美国驻华使馆北平武官处武官、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包瑞德姘居。1950年4月,包瑞德携霍尔瓦特·依夫娜逃到香港。冯梦是冯娜的大姐,刚从香港来,名义上是来探亲的。冯梦的丈夫是英国人,与包瑞德是好朋友。
看来,冯娜和冯梦都与包瑞德扯上了关系。曹纯之经请示李广祥处长同意,决定对冯娜、冯梦的住宅进行秘密检查。经检查,在冯梦的袖珍胭脂包里发现了包瑞德的一张半截名片。
半截名片,说明什么?在昭示什么?曹纯之、成润之等参加秘密检查的同志都对此迷惑不解。第二天,曹纯之、成润之把冯梦叫到派出所,对其进行询问。
曹纯之开门见山地问冯梦这次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冯梦说:“这次主要是探亲,来看望年迈的母亲;其次,受朋友之托,卖掉存在我家的钢琴。”
“受哪个朋友之托?有什么物件做证明吗?”曹纯之在向半截名片这个需要弄清的问题上引导。“包瑞德是我丈夫的朋友,受包瑞德之托,让哲立卖掉存在我家的霍尔瓦特·依夫娜的钢琴。没有什么物件来证明,只要拿着包瑞德的半截名片让哲立看一下就行了。”冯梦不敢隐瞒,如实做了回答。
曹纯之大为不解,态度有些生硬地反驳道:“这就奇怪了,霍尔瓦特·依夫娜和哲立是夫妻关系,霍尔瓦特·依夫娜的钢琴,就是哲立的钢琴,为什么还用包瑞德的半截名片来联系卖钢琴?你说的不是事实!”
冯梦急了:“包瑞德让我见到哲立,拿出他的半截名片,就说包瑞德向他问好,祝义和洋行生意兴隆,一切顺利。别的话,真的没有说。”
曹纯之和成润之交换了一下眼色,判定冯梦确实不知道内情。成润之态度和蔼地说:“我认为,你可能不知道你丈夫和包瑞德等人进行活动的内情,但你如果有点爱国之心、有点炎黄子孙的良心的话,希望你今后将有关包瑞德和你先生等人的情况,向我们报告。”
冯梦走后,曹纯之对成润之说:“包瑞德的半截名片是个秘密,为什么包瑞德拿半截名片和哲立联系呢?为什么不拿整个名片,或者索性不拿名片呢?”
“你说得对!”成润之说道:“冯梦带来包瑞德问候的一句话,‘祝一切顺利’这是不是双关语呀?”
紧急收网
为了保证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的绝对安全,打击帝国主义间谍的嚣张气焰,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决定对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的首要分子李安东、山口隆一等7人实施逮捕。
逮捕行动分两个阶段进行。根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和杨奇清副部长的指示精神,在国庆节前,先对最危险的、阴谋炮击天安门的骨干分子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斯纳、马新清5人实施逮捕。因马迪儒、魏智有较稳定的职业做掩护,也容易吸引敌人,决定对之再侦查一段时间,以便扩大线索和获取更多的罪证,再实施逮捕。
9月26日晚9时前,各单位到达执行任务的各点守候,9时整统一行动。逮捕了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经过搜查,在李安东住所搜出手枪一支、手枪和步枪子弹235发,国民党南昌防空演习总裁部聘函一件,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所发的“身份证明书”两件,以及李安东供给包瑞德的情报底稿,李安东和包瑞德、山口隆一等有关间谍的活动地来往函电等525件,氰化钾毒药两包。使侦查员吃惊的是,在李安东的住所里,搜出六○迫击炮一门!
在山口隆一的住所内,搜出天安门射击草图一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派令等12件,情报底稿48件,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履历卡210件,与李安东从事间谍活动的来往信件以及情报材料、间谍证件等1093件。在哲立、甘斯纳、马新清的住所里,也搜出大量情报底稿等罪证。
9月26日的行动,解除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等5名最危险的间谍的武装,保证了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国庆大典的安全。
又经过一段时间侦查,获得大量证据,人民公安机关于1951年3月11日和5月12日分别将魏智、马迪儒逮捕。在马迪儒所在的西兹府的教堂里搜出八二迫击炮一门!炮弹、步枪、手枪子弹259发,手榴弹8枚,兵器零件273件,以及关于“四平街战役”、抚顺、察哈尔、宣化和佳木斯等地情况的情报底稿16件。至此,阴谋炮击天安门的7名罪犯全部落网。
在预审室里,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神情沮丧,不得不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有迫击炮一门,手榴弹6个,手枪一支,还有迫击炮弹和几百发子弹。1950年八九月份,我和山口隆一在汽车上谈到,要等中国政府要人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这些武器。”李安东说。
山口隆一说:“天安门这个图是我画的,主席台站的那个人也是我画的。我知道政府开大会的时候,政府要人都在天安门上站着。”“图上的那个人指的是谁?”预审员愤怒的目光使山口隆一有些恐惧。“图上的那个人是毛泽东主席,后边一些政府要人我没有画出来。”山口隆一又瞥了一下预审员的脸色,低着头,说话的声音很低。
“你画的天安门射击草图,给谁寄去?”预审员继续追问。“寄给东京盟军总部。”
“目的是什么?”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里开会。我给盟军总部画这张天安门射击草图是指给他们天安门上毛主席所在位置的目标。”
“指给这个目标做什么?”
“他们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山口隆一说完之后,叹了一口气。
“你还想过什么?”
“我也想过,知道李安东有迫击炮和枪。”山口隆一又抬起头,声音怯怯地说,“我想做冒险的射击。”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对阴谋炮击天安门的罪犯进行判决,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其余5名罪犯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摘自《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 朱振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