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厂生产的磁头都销往了国外，由于产品销路好，生产规模扩大了，今年已经招工两次了。
看着新进来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女工。因为工厂生产的产品，工序多，工艺繁杂，又是计件，所以以女工居多，只有机床上有少得可数的一些男工。刚招进来的都是十九、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提着大包小包，扛着行李卷，像是从外地来的。原来的工人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她们的师傅，交谈中才知道她们有的是从农村来的，有的是从本地招的，大学没考上，来工厂打工了。
工厂最早的时候，工人们中午不回家吃饭，厂子里也没有食堂。从外面雇了两个打扫卫生的女工，中午兼顾把工人们带来的午饭给热了。把车间旁的一间小屋腾开，修了一个大锅灶，把饭盒都放在三个大铝笼里，到中午十二点，统一由这两个女工把热好了的饭盒送到另一个空屋里。屋里只摆了几张桌子和椅子，去早了有坐的地方，去晚了就只能站在窗台前，或者靠在墙上，抓紧时间胡乱地吃完，赶紧回车间又干活去了。
在我的印象里，工厂一直很忙，根本就没有时间回家吃饭。每个工人的产量都是定了的，不是八小时之内就能完成的，手快的也得在晚7点左右完工，手慢的也就得晚上十来点才完工，晚上车间里常常灯火通明。随着工厂订单的增加，工人们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了。自从来到这里上班，我好像没吃过一顿现做的饭菜。总是前一天晚上做好的饭菜，第二天中午带到厂子里，米饭、馒头得和菜装在一个饭盒里，热好了就成泡饭了。晚上十来点下班，家人早就吃完晚饭休息了，还得吃热了一遍的饭菜。在厂子里能吃上热饭就不错了，有时还会吃不上，我的同事杜丽和田霞有一天发现她们的饭盒不见了，也许是拿错了吧?她俩就想着拿回饭盒，可是什么也没等着。不知是谁把饭盒拿走了，把里面的饭也吃了。中午饭没吃上，时间也都耽误了，她俩饿着肚子上了一天的班。后来，又有好多次，别人的饭盒也不见了。
渐渐地工人越来越多，大锅灶热不了那么多饭盒了，中午带饭的待遇也没有了。有的人在工厂门外的小饭馆，凑合喝一碗面，有的人泡一袋方便面。那时工资不高，一个月就几百块钱，都舍不得午饭花太多的钱，小姑娘们都爱美，发了工资也想买件漂亮的衣服，一两样化妆品。况且吃饭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生产定量完不成，会扣工资的。简单吃些就算一顿午饭了，泡面也不像现在那种桶装的，太奢华了，只有一元一袋的方便面，锅炉里的开水也不是开水，泡出的面就象女孩子的烫发，卷卷的，外面粘里面硬，一点儿也不好吃。
曰子就在每天的面碗里打发了。工厂的产量仍在不断增加，我们每天的产量当然也就在不断地增加。我们是做电子元件的，电子产品里的一只小小的磁头，要经过四五十道工序，才能包装出厂。增加了定量，我们的吃饭时间不得不一再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决定办一个食堂。起初，我们不大愿意在食堂吃，饭菜量少又不好吃，有时还得排好长时间的队。由于经常吃不好，又吃得急，我得了胃炎。不能吃菜，一吃就胃疼，常得用手顶着胃部干活。想请假都很难，我们的工作是每个人干一道工序，十几道工序是上下连接的，十几道工序是一个组。如果我请假了，后面的工人就无法连接上了，因为每个人只会做自己的那一道工序，一个人会影响一个组一天的产量进度，组长就要被班长罚。为了全组的人不受牵连，我只好坚持。中午只能吃白开水泡馒头，大概这样吃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食堂的刘姐看到了，问我：“你怎么不到食堂去打饭？”我说：“我得了浅表性胃炎，有时吃菜就胃疼。”她对我说：“以后早上你来了，就把饭盒放到食堂的窗台上，带点儿软乎的饭菜，我十点上班帮你拿进去热了，你中午就来吃热饭吧。”我说：“那不行吧，你给我一个人热饭盒，让别人说闲话呀。”刘姐说：“没事，你有病又不让请假，吃点热饭应该的。”临走时又回头嘱咐我：“明天一定要把饭盒放窗台上啊！”“谢谢刘姐！”我们早晨五六点钟就来上班了，而食堂的大师傅们十点才上班呢。进不去食堂，饭盒只能放窗台上。从那天开始，我又能吃上自家带的饭了，而且还是热的。似乎是享受了世界上最高级别待遇似的，心里特别高兴，是刘姐的善良挽救了我的胃—虽然吃的还是泡饭。
记得是在那年的冬天，中午我急匆匆地赶到食堂去吃饭，一进门就看见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嘴里叼着个烟斗，蹲在食室里间的门口，是谁家来了亲戚？不对呀，他也穿了一个白围裙，和食堂里那几个女同志穿的一样。我也没顾上想，就拿上我的饭盒吃完饭走了。
第二天，那个老头还在。叫他老头，是因为他脸上皱纹挺多，也不知他姓什么。他肯定是来食堂工作的，只是都是女同志，突然来了个老头挺显眼的，而他却不在意。正当我们吃完饭，得去锅炉房打水喝的时候，食堂里是不供应开水的，那个老头突然站在窗囗前大声说：“孩子们，都到这儿来喝碗米汤吧。热乎乎的，是免费的。”工人们正要走，这时都迟疑地停了下来，老头看大家都没过来，只是站在原地观望着，他就把那一大铝盆米汤，吃力地搬了出来，放在饭厅里的长条桌上。工人们相互对视着，有一个人走了过去，他马上递过去一个盛汤的大勺，亲切地说:"喝吧，喝吧，自己盛上，米汤也顶水喝，还有营养呢。"接着又有人走了过去，一会儿工夫，一大盆米汤见底了，他始终在旁边笑着、看着…
饭厅的长条桌上从那天开始，有时有米汤，有时有一大铁壶开水，工人们每天不用嘴里边嚼着饭，边往锅炉房走了。食堂里的饭菜不好吃，不是炒土豆丝夹生的，就是豆芽炒粉条过火了粘乎乎的。工人们工资不高，饭菜成本高了，食堂还得亏本，只能做些便宜的饭菜。最近隔三差五地还能吃上咸菜，不少去外面小饭馆吃饭的工人也回食堂吃饭了。原来，食堂有时采购回来的大白菜、圆白菜的菜帮子要扔掉，老头就把它们攒在一起，洗干净，认真地切好，拌好，专等中午我们来吃饭时，把它们搬出来放在饭厅的长条桌上，这就是我们的咸菜，不知老头怎么做的，还挺好吃，大家叫它"食堂里的小菜"，吃得有滋有味的。我不经常吃，因为我的晚饭可以在家吃，比她们吃得好。农村来的和外地来的，不能经常回家，只有过春节时才能回去短暂的几天。我不舍得吃食堂里的小菜，也不舍得喝米汤，这样她们可以多喝点儿，多吃点儿，都年纪小小的出门在外不容易。
有一天我忘了送饭盒，九点了才想起来，老头在院子里择菜。我说：“师傅来得真早。”他抬起头来：“不早，不早，我老了，没那么多觉儿，早来一会儿，把这菜叶儿腌上点儿，孩子们爱吃，没有别的调济的，放把盐放点儿味精就成了。这里人多米饭做得多，得在大锅里用水煮几滚儿，捞出来再蒸，剩下的米汤就都倒掉了。我看挺可惜的，就给孩子们熬上米汤喝。有时不做米饭没有米汤了，我闲着也是闲着，就烧一大壶开水，放在桌上你们随便喝。我有时间，也没别的事做。”我听了顿了一下，说：“师傅真好！”他憨厚地笑了笑。
夏天到了，饭厅的长条桌上又摆上了一大铝盆绿豆汤。虽然汤的颜色很浅，显然是绿豆没有多放，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头给熬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大家看到绿豆汤，都不由得用眼睛去找老头，这时准能看到老头蹲到角落里，正抽着他的烟斗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总是躲得远远的，生怕我们哪一个不好意思去那个长条桌前。他真是善解人意呀!食堂里的那几个女师傅依旧是和从前一样的面孔和态度。我们私下里都在议论着、高兴着、幸福着，这是老头带给我们的一种情绪。
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
有一天下着雨，我们跑着去食堂，食堂里却冷冷清清的，没有了往日里的热气腾腾，而且饭厅里的长条桌上是空空的。我说不上怎么了，心里有种烦燥，工人们互相之间也少了打招呼，吃完了饭都急急地走了。怎么了？怎么了？不知道，都急燥。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还下着小雨，我们都穿着雨披，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好不容易捱到中午的饭点儿，我们迫不及待地都往食堂跑，咦，长条桌上仍然是空空的。所有的眼睛穿过打饭的窗口，寻找那个大铝盆，它在锅台旁放着，没有了往曰的热气，那里曾有热乎乎的米汤，浅绿色的绿豆汤…所有的眼睛在寻找角落里的那个烟斗，没有，都没有。我们一下子失落了，可没有一个人去问窗口里的那几个女师傅们。这一天似乎很漫长，工休时竟没人说笑了，到晚上下班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默默地回家了。
又一个早晨来临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走进车间，当上班铃声响起，第一件事是开早班会，班长简短地安排了一天的生产任务，散会了。班长却破例地坐在我们旁边，说：“李师傅去世了。下雨的前一天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李师傅骑着自行车出了车祸。”大家一下子怔住了，那么长时间直到他离去，我们竟然不知他姓什么，总是私下里叫他老头。中午又到吃饭时间了，没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往食堂跑了，大家走进食堂，不约而同地，情不自禁地走到饭厅的长条桌前，虽然没有了大铝盆、大铁壶，但我们却看到了抽着烟斗的李师傅——那个被我们叫作“老头”的，远远地在角落里抽着烟斗笑着、看着……
李师傅的事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了，只要一想起那个工厂，那个车间，那个食堂，那个饭厅的长条桌，那个大铝盆，那个大铁壶……就想起那个抽着烟斗的普通的“老头”，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李师傅。让我们终生难忘的一位老人，一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