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259—334.7.30)，字士行，溪族，原籍东晋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人，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九江)，东晋著名的军事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盘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让客人喝得特别高兴，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
等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很感动，临别时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回答：“欲之，困于无津耳”(《晋书陶侃传》)。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晋书陶侃传》)。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赂贿，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自己出面对从事说：“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 。”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晋书陶侃传》)，众僚属皆面有难色。唯陶侃说：“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请行，众咸服其义。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使得太守大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终当有大名”(《晋书陶侃传》)。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而后才离去。
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晋书惠帝纪》)。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晋书陶侃传》)。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多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晋书陶侃传》)。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大吃一惊，认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
后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晋书陶侃传》)。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
当时预章国郎中令杨晫与陶侃同在一州，声望很高，陶侃便去求见他，杨晫称赞他说：“《易 》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晋书陶侃传》)。于是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非常奇怪，吏部郎温雅也对杨踔说：“奈何与小人同载？”杨晫说：“此人非凡器也”(《晋书陶侃传》)。
尚书乐广想要召集荆、扬一带的士人，武库令黄庆向乐广进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黄庆则说：“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晋书陶侃传》)。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
时黄庆已经作了吏部令吏，举荐陶侃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303年)五月，晋延征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各地壮勇赴益州镇压李流起义军，引起民众怨恨，纷纷聚结反抗(参见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义阳(今河南信阳西北)蛮族首领张昌乘机领导民众在安陆(今湖北云梦)石岩山举行起义，流落到荆州地区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纷纷参加，声势浩大。晋江夏太守弓钦遣兵进剿，不能取胜。张昌遂进攻江夏郡治安陆，弓钦兵败逃奔武昌(今湖北鄂州)。晋新野王司马歆遣骑督靳满率部进讨，又被张昌击败。张昌进占江夏郡，立丘沈(改名刘尼，伪称系汉后裔)为天子，建立政权，自任相国，旬月之间，兵力达到3万人。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晋廷应新野王司马歆请求发兵进攻张昌，命豫州刺史刘乔屯汝南(今河南息县)，荆州刺史刘弘据宛(今河南南阳市)。刘弘任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张昌利用晋廷皇室诸王争夺朝权，兵力难于集中之机，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先遣部将黄林率兵2万进攻豫州，被刘乔击退。张昌亲率一路北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司马歆统兵出城迎战，全军溃败，司马歆被杀。
六月，张昌集中兵力北上攻宛，杀守将羊伊，又击败晋前将军赵骧。刘弘退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南)，留陶侃等人守襄阳(今属湖北)，张昌转攻襄阳，不克。七月，东路义军在石冰率领下攻破江、扬二州。短短几个月，义军势力扩大到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
刘弘陶侃的调精锐部队出襄阳向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反击张昌义军，刘乔遣部将李杨进攻江夏。陶侃与张昌多次激战，连连获胜，杀义军数万人。张昌逃奔下俊山(今湖北通城西北)，其众尽降。直到太安三年(304年)八月，张昌被晋荆州军俘杀，起义被镇压下去。
在作战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羊祜)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晋书陶侃传》)。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起义被镇压后，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被封为东乡侯，食邑千户。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
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镇压石冰起义军有功的陈敏被封广陵相，自谓勇略无敌，渐有割据江东之心。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为在诸王争权战争中打败对手，起用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见晋廷衰乱，遂于十二月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参见陈敏反晋之战)，命其弟陈恢及部将钱端南攻江州(治今南昌)，弟陈斌东攻各郡。晋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江州刺史应邈皆弃城而逃。陈敏占据江东，自称大司马、都督江东诸军事，任命当地豪强、名士顾荣、周圯等40余人为将军、太守。并假称奉诏自长江入沔、汉迎接晋惠帝。时执掌朝权的河间王司马颙以张光为顺阳太守，率步骑5000向荆州增援。刘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口(今武汉)，南平太守应詹领水军为后援。
此时，陶侃已被刘弘命为江夏太守，另封应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备设仪仗，把母亲迎人官舍，乡里人都认为他很光荣。但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随郡内史扈环便到刘弘处挑拔他和陶侃的关系，他对刘弘说：“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 。”刘弘则说：“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晋书陶侃传》)！陶侃暗中闻知此事，立即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去见刘弘，陈说情况，以解开刘弘的疑点。刘弘用人不疑，任他们为参军，给了他们许多赏赐把他们打发回去。时陈敏令陈恢军直逼武昌(今湖北鄂州)，刘弘让陶侃兼任前锋督护，率军抵御。
陶侃把运输船改作战舰，有人说这样作不妥，陶侃说：“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晋书陶侃传》)。于是攻打陈恢，连败其军。又与皮初、张光、苗光各军于长岐(湖北黄陂西南)迎击钱端。晋军以皮初率步军诱敌深入，张光、陶侃率步骑伏于岸上，苗光领水军藏舟于沔水之中，待皮初部诱钱端主力进入伏击圈后，水陆伏兵齐出，发动猛攻，大败钱端军。陶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晋书陶侃传》)。
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成为当时颇有才能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年)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311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晋书华轶传》)。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晋书华轶传》)。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左右为难，便说自己有病，对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能不足，且与琅邪不平，恐怕事难办成”(《晋书陶侃传》)。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大怒，派陶臻回到华轶处。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非常高兴，“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贼众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手下众将领装扮成商船行在江上来引诱劫贼，果然山贼来到，被抓获十几人，回来后经过审问，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西阳王司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十分不满，即刻派人去到司马漾处，逼他把以前的劫贼都交出来，陶侃在钓台整阵作后继。司马漾只得捆送帐下二十人，陶侃把他们全部斩杀。从此以后，水陆肃清，流亡的人都纷纷归投他，陶侃把自己当时所有资财全部分发给他们。又在郡东设立夷市，大收其利。
永嘉年间，巴蜀流民分布在荆、湘之间，屡为官吏、土民所侵害。永嘉五年(311年)春，晋湘州刺史荀眺欲以造反罪杀尽流民，流民四、五万家被迫起义反晋，共推蜀中才子，时任晋醴陵令的杜弢为首领(参见杜弢起义)。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四月，杜弢起义军攻长沙(今属湖南)。五月，荀眺弃城逃奔广州，被起义军擒获。后伪降于征南将军山简，任广汉太守，击毙率众来攻的湘州郭察，南破零陵(今属湖南)、桂阳(今湖南郴州)，东攻武昌(今湖北鄂州)，杀晋官吏甚众。
永嘉六年(312年)，晋荆州刺史王澄屡攻杜弢，均被起义军击败。晋琅琊王司马睿遣周顗接任荆州刺史。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弢。杜弢别将王真(一说王贡)袭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周顗狼狈失守。晋庭只得遣陶侃率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诸军共同镇压杜弢起义军，征讨都督王敦进屯豫章(今江西南昌)为诸军后援。
建兴元年(313年)八月，杜弢围周顗于浔水城(今湖北黄梅县西南)，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援，杜弢退保冷口(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东南)。陶侃对诸将说：“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说：“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晋书陶侃传》)。陶侃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义军果然增兵来攻，陶侃又遣朱伺率伏兵迎击杜弢，大破义军，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撤归长沙。
陶侃派参军王贡去到王敦处报捷，王敦说：“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贡回答说：“鄙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晋书陶侃传》)。王敦认为他说得有理，即表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屯沔江(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十月，陶侃又率周访等进击杜弢，再破义军。
陶侃派朱伺讨江夏，大获全胜，王冲自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建兴二年(314年)三月，王贡回来后，背叛陶侃，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杀了王冲，把他的手下众人全部俘虏。陶侃召见杜曾不到，王贡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于是和杜曾举兵反叛，在沌阳大败陶侃的督护郑攀，又在沔口大败朱伺。陶侃想撤往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二县以南)，部将张奕想反叛陶侃，于是对陶侃说：“贼至而动，众必不可”(《晋书陶侃传》)。陶侃于是犹豫不决没有前进，不久之后，义军到来，果然陶侃军队战败。再战，陶侃的坐船被叛军钩住，陶侃惊慌失策，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朱伺拼力战敌，加上周访救援陶侃，击败杜弢军，才得以逃脱。张奕也趁机投降敌军。
这次惨败使陶侃被降罪免官，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建兴三年(315年)二月，王敦命陶侃、甘卓等进攻杜弢。陶侃率周访等进军入湘，派都尉杨举为先锋，大败杜弢，屯兵于城西。因此战有功，陶侃的佐史辞对王敦说：“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子来之众，前后累至。奉承指授，独守危厄，人往不动，人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弢慑惧，来还夏口，未经信宿，建平流人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至使西门不键，华圻无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江滨孤危，地非重险，非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高莋，以避其冲。贼轻易先至，大众在后，侃距战经日，杀其名帅。贼寻犬羊相结，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一队，力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而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身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里，使荆蛮乖离，西嵎不守，唇亡齿寒，侵逼无限也”(《晋书陶侃传》)。于是陶侃被恢复官职。
陶侃率军与义军前后数十战，起义军伤亡甚大，杜弢最后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任命其为巴东监军。但晋军诸将依旧不断进攻，杜弢不胜愤怒，杀晋前南海太守王运，重新起义。遣部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史谢擒，攻陷豫章。三月，周访击张彦，斩之，杜弘奔临贺(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八月，杜弢的将领王贡带三千精兵劫断官运，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将军陶延夜中赶往巴陵，掩其不备，大败敌军，斩杀千余人，俘虏万余人。王贡逃还湘城，整军再战，陶侃远远地对他说：“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晋书陶侃传》)！王贡听了，面显惭色，陶侃心里明白他心有所动，于是继续写信劝降，还剪断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王贡终于投降陶侃。起义军溃散，杜弢逃走，死于途中。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占长沙。历时四年的杜弢流民起义终于被陶侃等镇压。
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但王敦此时对陶侃屡立战功感到特别不安，于是产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晋书陶侃传》)。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并拒绝去南方。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王敦大怒，披甲执矛，想要杀陶侃，出而复回，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色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起身去厕所。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晋书陶侃传》)！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晋书陶侃传》)！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晋书陶侃传》)。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被陶侃军在始兴抓获，陶侃遂进据广州。陶侃因功被封为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陶侃在州无事，便早晨起来把一百块砖从斋里搬运到院中，晚又再把这些砖一块块地搬回屋里。有人问其中的原故，陶侃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晋书陶侃传》)。人们都十分佩服，他勤力励志竟达至此。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太兴初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起兵反晋。三月，陶侃领江州刺史，但并未直接参加平叛。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
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晋书明帝纪》)，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楚郢士女莫不相庆”(《晋书陶侃传》)。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晋书陶侃传》)。终日危襟正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各种文件，全用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接待来访门无停滞。他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书陶侃传》)。
时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晋书熊远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晋书陶侃传》)！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不但对部下如此，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平时有赠送东西的，他必要问明来源，如是力作所得，则欢喜地收下，还要加倍回赠；如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当面批评。一次出游，见有一人拿着一把未熟稻子，陶侃问他：“用此何为？”那人回答说：“行道所见，聊取之耳 。”陶侃大怒，说：“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晋书陶侃传》)！让人抓住他打了一顿鞭子。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晋书陶侃传》)。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方便大家进出。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参见晋灭成汉之战)造船时，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着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晋书陶侃传》)，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晋书陶侃传》)。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参考资料： http://www.unitedcn.com/03ZHMJ/10XIJIN/new_page_2349.htm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盘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让客人喝得特别高兴，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
等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很感动，临别时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回答：“欲之，困于无津耳”(《晋书陶侃传》)。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晋书陶侃传》)。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赂贿，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自己出面对从事说：“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 。”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晋书陶侃传》)，众僚属皆面有难色。唯陶侃说：“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请行，众咸服其义。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使得太守大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终当有大名”(《晋书陶侃传》)。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而后才离去。
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晋书惠帝纪》)。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晋书陶侃传》)。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多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晋书陶侃传》)。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大吃一惊，认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
后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晋书陶侃传》)。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
当时预章国郎中令杨晫与陶侃同在一州，声望很高，陶侃便去求见他，杨晫称赞他说：“《易 》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晋书陶侃传》)。于是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非常奇怪，吏部郎温雅也对杨踔说：“奈何与小人同载？”杨晫说：“此人非凡器也”(《晋书陶侃传》)。
尚书乐广想要召集荆、扬一带的士人，武库令黄庆向乐广进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黄庆则说：“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晋书陶侃传》)。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
时黄庆已经作了吏部令吏，举荐陶侃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303年)五月，晋延征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各地壮勇赴益州镇压李流起义军，引起民众怨恨，纷纷聚结反抗(参见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义阳(今河南信阳西北)蛮族首领张昌乘机领导民众在安陆(今湖北云梦)石岩山举行起义，流落到荆州地区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纷纷参加，声势浩大。晋江夏太守弓钦遣兵进剿，不能取胜。张昌遂进攻江夏郡治安陆，弓钦兵败逃奔武昌(今湖北鄂州)。晋新野王司马歆遣骑督靳满率部进讨，又被张昌击败。张昌进占江夏郡，立丘沈(改名刘尼，伪称系汉后裔)为天子，建立政权，自任相国，旬月之间，兵力达到3万人。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晋廷应新野王司马歆请求发兵进攻张昌，命豫州刺史刘乔屯汝南(今河南息县)，荆州刺史刘弘据宛(今河南南阳市)。刘弘任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张昌利用晋廷皇室诸王争夺朝权，兵力难于集中之机，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先遣部将黄林率兵2万进攻豫州，被刘乔击退。张昌亲率一路北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司马歆统兵出城迎战，全军溃败，司马歆被杀。
六月，张昌集中兵力北上攻宛，杀守将羊伊，又击败晋前将军赵骧。刘弘退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南)，留陶侃等人守襄阳(今属湖北)，张昌转攻襄阳，不克。七月，东路义军在石冰率领下攻破江、扬二州。短短几个月，义军势力扩大到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
刘弘陶侃的调精锐部队出襄阳向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反击张昌义军，刘乔遣部将李杨进攻江夏。陶侃与张昌多次激战，连连获胜，杀义军数万人。张昌逃奔下俊山(今湖北通城西北)，其众尽降。直到太安三年(304年)八月，张昌被晋荆州军俘杀，起义被镇压下去。
在作战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羊祜)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晋书陶侃传》)。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起义被镇压后，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被封为东乡侯，食邑千户。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
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镇压石冰起义军有功的陈敏被封广陵相，自谓勇略无敌，渐有割据江东之心。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为在诸王争权战争中打败对手，起用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见晋廷衰乱，遂于十二月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参见陈敏反晋之战)，命其弟陈恢及部将钱端南攻江州(治今南昌)，弟陈斌东攻各郡。晋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江州刺史应邈皆弃城而逃。陈敏占据江东，自称大司马、都督江东诸军事，任命当地豪强、名士顾荣、周圯等40余人为将军、太守。并假称奉诏自长江入沔、汉迎接晋惠帝。时执掌朝权的河间王司马颙以张光为顺阳太守，率步骑5000向荆州增援。刘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口(今武汉)，南平太守应詹领水军为后援。
此时，陶侃已被刘弘命为江夏太守，另封应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备设仪仗，把母亲迎人官舍，乡里人都认为他很光荣。但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随郡内史扈环便到刘弘处挑拔他和陶侃的关系，他对刘弘说：“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 。”刘弘则说：“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晋书陶侃传》)！陶侃暗中闻知此事，立即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去见刘弘，陈说情况，以解开刘弘的疑点。刘弘用人不疑，任他们为参军，给了他们许多赏赐把他们打发回去。时陈敏令陈恢军直逼武昌(今湖北鄂州)，刘弘让陶侃兼任前锋督护，率军抵御。
陶侃把运输船改作战舰，有人说这样作不妥，陶侃说：“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晋书陶侃传》)。于是攻打陈恢，连败其军。又与皮初、张光、苗光各军于长岐(湖北黄陂西南)迎击钱端。晋军以皮初率步军诱敌深入，张光、陶侃率步骑伏于岸上，苗光领水军藏舟于沔水之中，待皮初部诱钱端主力进入伏击圈后，水陆伏兵齐出，发动猛攻，大败钱端军。陶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晋书陶侃传》)。
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成为当时颇有才能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年)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311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晋书华轶传》)。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晋书华轶传》)。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左右为难，便说自己有病，对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能不足，且与琅邪不平，恐怕事难办成”(《晋书陶侃传》)。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大怒，派陶臻回到华轶处。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非常高兴，“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贼众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手下众将领装扮成商船行在江上来引诱劫贼，果然山贼来到，被抓获十几人，回来后经过审问，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西阳王司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十分不满，即刻派人去到司马漾处，逼他把以前的劫贼都交出来，陶侃在钓台整阵作后继。司马漾只得捆送帐下二十人，陶侃把他们全部斩杀。从此以后，水陆肃清，流亡的人都纷纷归投他，陶侃把自己当时所有资财全部分发给他们。又在郡东设立夷市，大收其利。
永嘉年间，巴蜀流民分布在荆、湘之间，屡为官吏、土民所侵害。永嘉五年(311年)春，晋湘州刺史荀眺欲以造反罪杀尽流民，流民四、五万家被迫起义反晋，共推蜀中才子，时任晋醴陵令的杜弢为首领(参见杜弢起义)。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四月，杜弢起义军攻长沙(今属湖南)。五月，荀眺弃城逃奔广州，被起义军擒获。后伪降于征南将军山简，任广汉太守，击毙率众来攻的湘州郭察，南破零陵(今属湖南)、桂阳(今湖南郴州)，东攻武昌(今湖北鄂州)，杀晋官吏甚众。
永嘉六年(312年)，晋荆州刺史王澄屡攻杜弢，均被起义军击败。晋琅琊王司马睿遣周顗接任荆州刺史。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弢。杜弢别将王真(一说王贡)袭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周顗狼狈失守。晋庭只得遣陶侃率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诸军共同镇压杜弢起义军，征讨都督王敦进屯豫章(今江西南昌)为诸军后援。
建兴元年(313年)八月，杜弢围周顗于浔水城(今湖北黄梅县西南)，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援，杜弢退保冷口(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东南)。陶侃对诸将说：“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说：“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晋书陶侃传》)。陶侃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义军果然增兵来攻，陶侃又遣朱伺率伏兵迎击杜弢，大破义军，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撤归长沙。
陶侃派参军王贡去到王敦处报捷，王敦说：“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贡回答说：“鄙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晋书陶侃传》)。王敦认为他说得有理，即表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屯沔江(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十月，陶侃又率周访等进击杜弢，再破义军。
陶侃派朱伺讨江夏，大获全胜，王冲自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建兴二年(314年)三月，王贡回来后，背叛陶侃，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杀了王冲，把他的手下众人全部俘虏。陶侃召见杜曾不到，王贡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于是和杜曾举兵反叛，在沌阳大败陶侃的督护郑攀，又在沔口大败朱伺。陶侃想撤往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二县以南)，部将张奕想反叛陶侃，于是对陶侃说：“贼至而动，众必不可”(《晋书陶侃传》)。陶侃于是犹豫不决没有前进，不久之后，义军到来，果然陶侃军队战败。再战，陶侃的坐船被叛军钩住，陶侃惊慌失策，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朱伺拼力战敌，加上周访救援陶侃，击败杜弢军，才得以逃脱。张奕也趁机投降敌军。
这次惨败使陶侃被降罪免官，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建兴三年(315年)二月，王敦命陶侃、甘卓等进攻杜弢。陶侃率周访等进军入湘，派都尉杨举为先锋，大败杜弢，屯兵于城西。因此战有功，陶侃的佐史辞对王敦说：“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子来之众，前后累至。奉承指授，独守危厄，人往不动，人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弢慑惧，来还夏口，未经信宿，建平流人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至使西门不键，华圻无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江滨孤危，地非重险，非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高莋，以避其冲。贼轻易先至，大众在后，侃距战经日，杀其名帅。贼寻犬羊相结，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一队，力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而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身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里，使荆蛮乖离，西嵎不守，唇亡齿寒，侵逼无限也”(《晋书陶侃传》)。于是陶侃被恢复官职。
陶侃率军与义军前后数十战，起义军伤亡甚大，杜弢最后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任命其为巴东监军。但晋军诸将依旧不断进攻，杜弢不胜愤怒，杀晋前南海太守王运，重新起义。遣部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史谢擒，攻陷豫章。三月，周访击张彦，斩之，杜弘奔临贺(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八月，杜弢的将领王贡带三千精兵劫断官运，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将军陶延夜中赶往巴陵，掩其不备，大败敌军，斩杀千余人，俘虏万余人。王贡逃还湘城，整军再战，陶侃远远地对他说：“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晋书陶侃传》)！王贡听了，面显惭色，陶侃心里明白他心有所动，于是继续写信劝降，还剪断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王贡终于投降陶侃。起义军溃散，杜弢逃走，死于途中。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占长沙。历时四年的杜弢流民起义终于被陶侃等镇压。
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但王敦此时对陶侃屡立战功感到特别不安，于是产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晋书陶侃传》)。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并拒绝去南方。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王敦大怒，披甲执矛，想要杀陶侃，出而复回，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色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起身去厕所。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晋书陶侃传》)！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晋书陶侃传》)！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晋书陶侃传》)。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被陶侃军在始兴抓获，陶侃遂进据广州。陶侃因功被封为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陶侃在州无事，便早晨起来把一百块砖从斋里搬运到院中，晚又再把这些砖一块块地搬回屋里。有人问其中的原故，陶侃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晋书陶侃传》)。人们都十分佩服，他勤力励志竟达至此。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太兴初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起兵反晋。三月，陶侃领江州刺史，但并未直接参加平叛。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
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晋书明帝纪》)，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楚郢士女莫不相庆”(《晋书陶侃传》)。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晋书陶侃传》)。终日危襟正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各种文件，全用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接待来访门无停滞。他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书陶侃传》)。
时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晋书熊远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晋书陶侃传》)！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不但对部下如此，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平时有赠送东西的，他必要问明来源，如是力作所得，则欢喜地收下，还要加倍回赠；如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当面批评。一次出游，见有一人拿着一把未熟稻子，陶侃问他：“用此何为？”那人回答说：“行道所见，聊取之耳 。”陶侃大怒，说：“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晋书陶侃传》)！让人抓住他打了一顿鞭子。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晋书陶侃传》)。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方便大家进出。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参见晋灭成汉之战)造船时，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着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晋书陶侃传》)，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晋书陶侃传》)。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参考资料： http://www.unitedcn.com/03ZHMJ/10XIJIN/new_page_23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