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元佑党祸
1.苏东坡被贬
（一）
元佑八年（1093）九月，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敦任宰相，新派势力掌握政权，把过去反对新法的官吏一一问罪惩办，苏轼也在其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佑党祸”。于是苏轼在出知定州不久，又被加上“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的罪名，于绍圣元年（1094）六月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贬谪惠州时苏轼已59岁，垂暮之年，被贬南荒，可谓九死一生。但在绝望之中，他却对惠州这个 “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美丽仙境产生了由衷的热爱，并且和惠州人民结下不解之缘。惠州人民的真诚关爱，使苏轼在精神得到了慰籍，再次焕起了他开创事业的信心，甚而愿意“长作岭南人”了。
短短两年零七个月，苏轼侧身于民众之间，克己甚严，交游甚广，胸怀豁达感情奔放，笔不停缀，文不加点。更难能可贵的是：贬谪惠州，有职无权，在不得签署公事的情况下，苏轼仍不忘“兼济天下”，处处关怀老百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惠州人民做了大量的义举善事
苏轼寓惠期间为惠州人民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财富。贬谪惠州两年多来，共留下诗169首（包括颇有独创性的和陶诗47首），词12首，文（包括游记、书信、题跋等）312篇（首）。其中既有被誉为“古今梅词第一”的《西江月.梅花》（杨槇《词品》）又有许多短小精巧的山水游记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虽一再遭贬，仍写诗直斥时弊，如，在他谪惠次年写下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 风枝露叶如新来。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 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 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那？
浴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苏轼初次吃到荔枝，既惊叹其美味，也不能不同时想到地方官向皇帝进贡这种尤物给人民带来的无限灾难，因而感慨万千，对争新买宠，溺民伤财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可见诗人在再次被贬谪的恶劣环境下，始终与民众站在一起，奋不顾身，为民呼喊，对民众寄予无限的同情。诗作传出后，受到民众普遍称赞，而且代代传诵，成为著名的史诗。
（二）
苏东坡的出现，是一个文化奇迹。苏东坡的精神，因绝世独立而难能超越。作为文化创造者，他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作为儒家思想的实践者，他又濡染百家而显现驳杂或超脱。作为文人、诗人，他的“人民同情”更为具体。作为官吏，他重视吏治实践，而思谋进身则过于粗心。“苏东坡之所以为苏东坡，其个性特质或生命特质中积淀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智慧和历史刚性”。（田秉锷—《”东坡精神的文化反思”》）因而，追溯“东坡精神”的渊源，分析苏轼关爱民瘼的思想形成原因，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和用辨证的方法来分析和探讨，综合各方面因素不妨从以下几点逐一剖析：
、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的身传言教）。苏轼出生于一个典型儒家传统思想的家庭，其父苏洵是一位富有文学修养而且性格倔强的学者，其文章博辩宏伟，风格纵横雄奇；苏轼母亲，是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她教育孩子“奋厉有当世志”，在苏轼未出仕之前，程夫人便教导儿子广泛涉猎经史书籍。而苏轼自幼才气横溢，聪颖过人，七岁知读书，八岁入天庆观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十岁，其父苏洵赴京师游学，由其母程氏亲授其书，至十六岁，他已博通经籍史著，挥笔成文，一日间可写出洋洋数千言的文字。
性格培养上，苏轼从小也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写道：“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又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巢。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训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他在《异鹊》诗中也记录了同样的事情：“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天，么凤集桐花。是时鸟与鹊，巢鷇可俯孥。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里人惊瑞异，野老笑而磋。”这种仁爱为怀的生活，形成了苏轼的仁厚宽宏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处处尊敬师长对亲人情深似海，对朋友诚挚热情。因而在晚年，遭贬谪后，其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不仅骤然上升，而且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从“恩赐”发展到打成一片），即在黎民无限关怀的特殊境遇中，熔铸了它更深的内涵——完全黎民式的生活情感，已成为苏轼处世、为文的力量源泉。
在惠州，他“无衣粟我肤，无酒颦我颜”，（《和陶贫士七首》）“晨与鸟鹊朝，暮与牛羊夕”（《和陶移居二首》之二）。真是个“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次韵子由新居六咏》之四）他是那般地潇洒、脱俗，俨然一典型的黎民村夫了。此情此景正如他在惠州写的：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
凤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
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和陶归园田居》之三）
诗歌不仅表现了诗人任情适性、无拘无束的野性，还表现了他与田父野老亲密无间的生活情趣。他的同情农民疾苦的诗歌，无论从思想上、感情上都显得愈加深沉和富有求实精神了。
、儒家传统思想造就了他忠君爱民的崇高品格。先从苏轼的人生理想来看，他自幼即具有“奋厉有当世志” 的高远政治理想和“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苏轼《沁园春》）的宏伟抱负；他想以天下为己任，要“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苏轼《策略一》他既有识，又有为；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是一个著名的“务实”家。他处理政事，“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识极端厌恶“希合”、“俯仰”，“以求进用”的人物（苏轼《乞郡札子》）。史书说他“刚正嫉恶”、“遇事敢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忠规谠论，挺挺大节”《宋史.本传》。他自己也反复说：在政治斗争中，“赋性刚拙，议论不随” （苏轼《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专务规谏”、“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苏轼《与李公择书》）这些无不体现苏轼忠贞不移、刚正不阿的政治品格，成为历代文人政客景仰的典范。
在政治思想上，苏轼深受儒家经世济时传统的深刻影响。在苏轼幼年时有一次其母为他讲读《后汉书.范滂传》，读至范滂为反对宦官专权误国而被诬言为钩党，受捕前其母与他诀别时说：“汝今得与李。杜（指当时反宦官的名士集团领袖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讲罢慨然叹息。苏轼便对其母说：“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于是苏轼便思步范滂后尘，而“奋厉有当世志”。他在《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给子由》写道：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表现了他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他在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苏轼毕竟是一个读书人，虽然它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一直是其基础和主导。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训，使他把自我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作的建树融为一体，是他最初确定的人生目标。另外当时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风气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使他坚定不移地朝“拙于谋身，锐于报国”的士大夫追求的终极目标前行。
挫折和困境固然无情地揭开了苏轼的人生帷幕，使他深深认识到自我以外存在的可怕和威胁，加深了他对人生苦难和虚幻的真实感受，但是，背负着传统儒家的激进精神又使他不会陷入彻底的享乐主义和混世、厌世主义中去。他寻僧访道，实在是政治失意，精神极度苦闷的反映，而一旦参政的机会来了，他无不露出欢喜的神情，甚至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听说自己被赦复官，也非常乐观地唱出了“已出罗网毛羽在，却寻云迹贴天飞”的歌声。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他在身处逆境、“不得签署公文”的时期，还在努力借助老朋友的力量帮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他自己也尽力从各方面关心民众，足以证明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
、环境的也是影响苏轼关爱民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苏轼出生在一个较寒微的“布衣”家庭里，尚未登上仕途的他，自小曾经历过“少年辛苦事犁耕”（《野人舍》）的生活，遭受过“小人”（指有权势的地主官僚）自疏阔“（《答任师中家汉公》）的冷遇，这便使苏轼很早就具有了同情被压榨、被迫害人民的感情基础。使苏轼在后来的追求改革的政治生涯中，贯串了一条“爱民”、“忧民”的主线——“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怀着”太公治齐，周公治鲁“（《思治论》）的复古幻想，秉受着儒家“勤政爱民”的教养，而踏进了仕途社会。而经历长期贬逐和困窘生活的苏轼对下层民众较多接触，发现了他们的优良品格，也看到了他们的贫困处境，所谓任官一处，惠民一方，苏轼终于以他自己的不幸，与广大人民的不幸联系起来，农民群众的凄苦便成了他自己的凄苦，这便是促使苏轼作出一系列好事的感情基础。
（三）
“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寓惠期间对惠州所作出的贡献有多大，不是用金钱和其它物质可以估量的。而对惠州这个“蛮貊之邦”而言其影响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2.元佑党人
元佑党籍
也称“元佑党人”。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同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佑党人”。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用章敦为相，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佑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贬。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
崇宁元年（1102）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佑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崇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佑党人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更增“元佑党人”为三百零九人，其中陆佃、章敦、曾布等为新党。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 参看《元佑党籍碑》
元佑党籍
蔡京从—个屡遭谪贬的一般官吏，一跃而位极人臣，他的心中止不住的得意。但是，作为一个心存奸巧的人，他的政治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蔡京当政不久，又一次野心勃勃地向权力发起挑战。
蔡京上奏宋徽宗说：“陛下欲继承父兄之志，臣恳请按照熙宁制度，设立部省讲议司，以完成陛下心愿。”
蔡京这一建议，是想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了适应变法的需要，特意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新机构，专门主持变法事宜，有很大的权限，甚至于凌驾于宰相之上。蔡京奏请设立的“都省讲议司”与“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相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可是，宋徽宗并没有看穿蔡京的险恶用心，看了奏折，反面夸奖蔡京是“王安石再世”！于是，宋徽宗下诏设立“都省讲议司”，并让察京负责这方面的事务。
设立“部省讲议司”之后，蔡京便将心腹吴居厚、王汉之等人安插进来，彻底把持了朝政。从此，朝中官吏的任免、国家财政的收支以及宗室事务，都先由“部省讲议司”决定，然后奏请宋徽宗批准了事。除此之外，蔡京还以“都省讲议司”作为幌子，声称不但要恢复熙宁之法，而且还要将宋神宗想改变但还未来得及实施的事情也预以实施。结果，熙宁新法被蔡京弄得面目全非，正如后人所评说的那样：“名为道用熙宁新法，却未有一事合乎新法。”实际上，所谓新法，对于蔡京来说。只不过借以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他的骨子里充满邪恶和阴谋。屯里员外郎孙馨是蔡京的好友．他对蔡京很了解。有一次，孙馨对蔡京说：“蔡相公，你的确是大富大贵之人，然而你的德行比不上你的才华，恐怕会贻误天下。”
蔡京却不以为然地说；“我现在被圣上重用，贵为宰相，愿公助我！” 孙馨见察京不把自己的劝告放在心上，叹了口气，怀着良好的愿望说：“相公如果确实能谨守祖宗之法，以正确的言论辅佐人主，让文武百官崇尚节俭，绝口不提兵战之事，那将是大宋王朝的幸运。” 蔡京对于孙馨的直言并不生气，却再也不言语什么，二人使不欢而散。
大权在握的蔡京，一直对守旧派大臣怀恨在心，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当时大部分已经死去。果如孙馨所言，蔡京有才无德，他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利剑，斩向守旧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早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蔡京拜右相还不到两个月，便上奏徽宗说：“陛下，司马光等人破坏先圣之法，应该把他们视为奸党，在其官爵，方才符合陛下细述先圣之法。”
在蔡京的游说之下，宋徽宗下诏说：“将元佑年间守旧派及议论过激之人，列籍呈上。”
于是，别有用心的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二十二人，苏轼等三十五人，秦观等四十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总共一百零九位大臣以他们的所谓罪状—一列出并呈报宋徽宗，上奏说：“请陛下御书刻石，以示后人。”
书法颇有造诣的宋徽宗欣然提笔，写下了“元佑党籍碑”五个大字（按：此话为作者随口说出，赵氏应该书写了全文），让石匠刻好之后立于文德殿端礼门。
蔡京又暗示同僚上奏宋徽宗说：“近来臣等出京城到州府境内，在陈州（今河南淮阳）有士人问及瑞礼门石刻元佑奸党姓名，他们的姓名虽已颁行天下，但天下士人却未尽知。近在畿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边远之地了！乞阵睿旨，以御书奸党姓名刻石于路府州军，示天下之人。”
宋徽宗允准了这个奏议；但自己没有再以御笔书写，而让蔡京代笔，命令地方官府按照这个刻石立碑。
此后，蔡京又不断想出鬼花样陷害他人。宋哲宗元符末年，曾发生了一次日食现象，当时朝中的官员见天出异象，都认为是变法所致。时隔数年，蔡京旧事重提，竟牵连了五百多人，并奏请宋徽宗将这些人列为“邪类”，将他们除官做为责罚。 崇宁三年（1104），蔡京上奏宋徽宗重新将元佑党人以及后来所定的邪类，合为一籍，认定三百零九人为“党人”，第二次刻石立于朝堂东壁，井下令让察京书写一遍，在地方官府刻石立碑。
蔡京写好之后，上奏道：“臣奉陛下诏书用写元佑奸党姓名。陛下御书刻石，已立于朝堂东壁，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又诏臣书之，将以颂之天下。臣为扬陛下美意，仰承陛下绍述先圣之志，谨书元佑奸党姓名，同文本一起奏于陛下，恳请陛下阅之。” 宋徽宗对蔡京的书法赞不绝口，并把它颁行天下。宋徽宗与蔡京的作法，引起当时许多有良知的人士的反对。在当时的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官府请一个叫安民的石匠去刻字，他推辞说：“草民是愚昧之人，本不知立碑之意。但象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辈，草民不忍刻他名字。”
永兴军的官员大怒，想定他的罪，安民哭泣着请求：“官府的差使，草民不敢再推辞，只请求在碑石之本不刻写草民贱名，草民恐留骂名于后世。” 永兴军的官员听了安民的请求，见他也有些骨气，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前后两次刊石立碑，把守旧派整得很惨，蔡京内心总算有点好过了。但蔡京并未就此罢手，为了彻底在舆论上消除守旧派的影响，蔡京上奏宋徽宗说：“陛下，奸党之中，诗文流传民间者不在少数，臣怕这些诗人会对百姓产生坏影响，于绍述先圣不利。”
宋徽宗觉得有理，立即下诏说：“为正天下视听，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版，悉行焚毁。”幸亏有一些诗文在民间保留了下来，否则，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再去吟诵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震撼人心的词句了！
蔡京打击报复守旧派的同时，对变法派内的一些人也进行迫害，以显示他的不可一世。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以及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了蔡京，竟也被打入“元佑党籍”，备受摧折。
章敦曾反对宋徽宗继承皇位，蔡家为讨得宋徽宗的欢心，便上奏说：“陛下，章敦是奸邪之辈，目中无君，不恭不敬，请陛下把他一列为奸党。”宋徽宗没有明确表态。于是，蔡京便自作主张，将章停当作党人对待，连其子孙也受到牵连。
自蔡京拜相以来，受到其排挤迫害的朝中大臣，几乎超过一千，其中主要是宋哲宗元佑年间的守旧派。“元佑党籍”成了蔡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在蔡京的专权下，宋徽宗的前堂上充满了奸邪之臣，朝政日益腐败下去。
1.苏东坡被贬
（一）
元佑八年（1093）九月，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敦任宰相，新派势力掌握政权，把过去反对新法的官吏一一问罪惩办，苏轼也在其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佑党祸”。于是苏轼在出知定州不久，又被加上“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的罪名，于绍圣元年（1094）六月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贬谪惠州时苏轼已59岁，垂暮之年，被贬南荒，可谓九死一生。但在绝望之中，他却对惠州这个 “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美丽仙境产生了由衷的热爱，并且和惠州人民结下不解之缘。惠州人民的真诚关爱，使苏轼在精神得到了慰籍，再次焕起了他开创事业的信心，甚而愿意“长作岭南人”了。
短短两年零七个月，苏轼侧身于民众之间，克己甚严，交游甚广，胸怀豁达感情奔放，笔不停缀，文不加点。更难能可贵的是：贬谪惠州，有职无权，在不得签署公事的情况下，苏轼仍不忘“兼济天下”，处处关怀老百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惠州人民做了大量的义举善事
苏轼寓惠期间为惠州人民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财富。贬谪惠州两年多来，共留下诗169首（包括颇有独创性的和陶诗47首），词12首，文（包括游记、书信、题跋等）312篇（首）。其中既有被誉为“古今梅词第一”的《西江月.梅花》（杨槇《词品》）又有许多短小精巧的山水游记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虽一再遭贬，仍写诗直斥时弊，如，在他谪惠次年写下的《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 风枝露叶如新来。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 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 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那？
浴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苏轼初次吃到荔枝，既惊叹其美味，也不能不同时想到地方官向皇帝进贡这种尤物给人民带来的无限灾难，因而感慨万千，对争新买宠，溺民伤财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可见诗人在再次被贬谪的恶劣环境下，始终与民众站在一起，奋不顾身，为民呼喊，对民众寄予无限的同情。诗作传出后，受到民众普遍称赞，而且代代传诵，成为著名的史诗。
（二）
苏东坡的出现，是一个文化奇迹。苏东坡的精神，因绝世独立而难能超越。作为文化创造者，他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作为儒家思想的实践者，他又濡染百家而显现驳杂或超脱。作为文人、诗人，他的“人民同情”更为具体。作为官吏，他重视吏治实践，而思谋进身则过于粗心。“苏东坡之所以为苏东坡，其个性特质或生命特质中积淀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智慧和历史刚性”。（田秉锷—《”东坡精神的文化反思”》）因而，追溯“东坡精神”的渊源，分析苏轼关爱民瘼的思想形成原因，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和用辨证的方法来分析和探讨，综合各方面因素不妨从以下几点逐一剖析：
、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的身传言教）。苏轼出生于一个典型儒家传统思想的家庭，其父苏洵是一位富有文学修养而且性格倔强的学者，其文章博辩宏伟，风格纵横雄奇；苏轼母亲，是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她教育孩子“奋厉有当世志”，在苏轼未出仕之前，程夫人便教导儿子广泛涉猎经史书籍。而苏轼自幼才气横溢，聪颖过人，七岁知读书，八岁入天庆观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十岁，其父苏洵赴京师游学，由其母程氏亲授其书，至十六岁，他已博通经籍史著，挥笔成文，一日间可写出洋洋数千言的文字。
性格培养上，苏轼从小也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中写道：“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又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巢。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训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他在《异鹊》诗中也记录了同样的事情：“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天，么凤集桐花。是时鸟与鹊，巢鷇可俯孥。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里人惊瑞异，野老笑而磋。”这种仁爱为怀的生活，形成了苏轼的仁厚宽宏的性格，在他的一生中，处处尊敬师长对亲人情深似海，对朋友诚挚热情。因而在晚年，遭贬谪后，其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不仅骤然上升，而且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从“恩赐”发展到打成一片），即在黎民无限关怀的特殊境遇中，熔铸了它更深的内涵——完全黎民式的生活情感，已成为苏轼处世、为文的力量源泉。
在惠州，他“无衣粟我肤，无酒颦我颜”，（《和陶贫士七首》）“晨与鸟鹊朝，暮与牛羊夕”（《和陶移居二首》之二）。真是个“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次韵子由新居六咏》之四）他是那般地潇洒、脱俗，俨然一典型的黎民村夫了。此情此景正如他在惠州写的：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
凤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
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和陶归园田居》之三）
诗歌不仅表现了诗人任情适性、无拘无束的野性，还表现了他与田父野老亲密无间的生活情趣。他的同情农民疾苦的诗歌，无论从思想上、感情上都显得愈加深沉和富有求实精神了。
、儒家传统思想造就了他忠君爱民的崇高品格。先从苏轼的人生理想来看，他自幼即具有“奋厉有当世志” 的高远政治理想和“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苏轼《沁园春》）的宏伟抱负；他想以天下为己任，要“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苏轼《策略一》他既有识，又有为；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是一个著名的“务实”家。他处理政事，“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识极端厌恶“希合”、“俯仰”，“以求进用”的人物（苏轼《乞郡札子》）。史书说他“刚正嫉恶”、“遇事敢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忠规谠论，挺挺大节”《宋史.本传》。他自己也反复说：在政治斗争中，“赋性刚拙，议论不随” （苏轼《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专务规谏”、“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苏轼《与李公择书》）这些无不体现苏轼忠贞不移、刚正不阿的政治品格，成为历代文人政客景仰的典范。
在政治思想上，苏轼深受儒家经世济时传统的深刻影响。在苏轼幼年时有一次其母为他讲读《后汉书.范滂传》，读至范滂为反对宦官专权误国而被诬言为钩党，受捕前其母与他诀别时说：“汝今得与李。杜（指当时反宦官的名士集团领袖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讲罢慨然叹息。苏轼便对其母说：“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答道：“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于是苏轼便思步范滂后尘，而“奋厉有当世志”。他在《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给子由》写道：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表现了他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他在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
苏轼毕竟是一个读书人，虽然它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一直是其基础和主导。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训，使他把自我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作的建树融为一体，是他最初确定的人生目标。另外当时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风气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使他坚定不移地朝“拙于谋身，锐于报国”的士大夫追求的终极目标前行。
挫折和困境固然无情地揭开了苏轼的人生帷幕，使他深深认识到自我以外存在的可怕和威胁，加深了他对人生苦难和虚幻的真实感受，但是，背负着传统儒家的激进精神又使他不会陷入彻底的享乐主义和混世、厌世主义中去。他寻僧访道，实在是政治失意，精神极度苦闷的反映，而一旦参政的机会来了，他无不露出欢喜的神情，甚至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听说自己被赦复官，也非常乐观地唱出了“已出罗网毛羽在，却寻云迹贴天飞”的歌声。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他在身处逆境、“不得签署公文”的时期，还在努力借助老朋友的力量帮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他自己也尽力从各方面关心民众，足以证明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
、环境的也是影响苏轼关爱民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苏轼出生在一个较寒微的“布衣”家庭里，尚未登上仕途的他，自小曾经历过“少年辛苦事犁耕”（《野人舍》）的生活，遭受过“小人”（指有权势的地主官僚）自疏阔“（《答任师中家汉公》）的冷遇，这便使苏轼很早就具有了同情被压榨、被迫害人民的感情基础。使苏轼在后来的追求改革的政治生涯中，贯串了一条“爱民”、“忧民”的主线——“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怀着”太公治齐，周公治鲁“（《思治论》）的复古幻想，秉受着儒家“勤政爱民”的教养，而踏进了仕途社会。而经历长期贬逐和困窘生活的苏轼对下层民众较多接触，发现了他们的优良品格，也看到了他们的贫困处境，所谓任官一处，惠民一方，苏轼终于以他自己的不幸，与广大人民的不幸联系起来，农民群众的凄苦便成了他自己的凄苦，这便是促使苏轼作出一系列好事的感情基础。
（三）
“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寓惠期间对惠州所作出的贡献有多大，不是用金钱和其它物质可以估量的。而对惠州这个“蛮貊之邦”而言其影响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2.元佑党人
元佑党籍
也称“元佑党人”。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同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佑党人”。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用章敦为相，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佑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贬。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佑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
崇宁元年（1102）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佑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以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崇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佑党人碑”。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后来，更增“元佑党人”为三百零九人，其中陆佃、章敦、曾布等为新党。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 参看《元佑党籍碑》
元佑党籍
蔡京从—个屡遭谪贬的一般官吏，一跃而位极人臣，他的心中止不住的得意。但是，作为一个心存奸巧的人，他的政治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蔡京当政不久，又一次野心勃勃地向权力发起挑战。
蔡京上奏宋徽宗说：“陛下欲继承父兄之志，臣恳请按照熙宁制度，设立部省讲议司，以完成陛下心愿。”
蔡京这一建议，是想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为了适应变法的需要，特意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新机构，专门主持变法事宜，有很大的权限，甚至于凌驾于宰相之上。蔡京奏请设立的“都省讲议司”与“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相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可是，宋徽宗并没有看穿蔡京的险恶用心，看了奏折，反面夸奖蔡京是“王安石再世”！于是，宋徽宗下诏设立“都省讲议司”，并让察京负责这方面的事务。
设立“部省讲议司”之后，蔡京便将心腹吴居厚、王汉之等人安插进来，彻底把持了朝政。从此，朝中官吏的任免、国家财政的收支以及宗室事务，都先由“部省讲议司”决定，然后奏请宋徽宗批准了事。除此之外，蔡京还以“都省讲议司”作为幌子，声称不但要恢复熙宁之法，而且还要将宋神宗想改变但还未来得及实施的事情也预以实施。结果，熙宁新法被蔡京弄得面目全非，正如后人所评说的那样：“名为道用熙宁新法，却未有一事合乎新法。”实际上，所谓新法，对于蔡京来说。只不过借以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他的骨子里充满邪恶和阴谋。屯里员外郎孙馨是蔡京的好友．他对蔡京很了解。有一次，孙馨对蔡京说：“蔡相公，你的确是大富大贵之人，然而你的德行比不上你的才华，恐怕会贻误天下。”
蔡京却不以为然地说；“我现在被圣上重用，贵为宰相，愿公助我！” 孙馨见察京不把自己的劝告放在心上，叹了口气，怀着良好的愿望说：“相公如果确实能谨守祖宗之法，以正确的言论辅佐人主，让文武百官崇尚节俭，绝口不提兵战之事，那将是大宋王朝的幸运。” 蔡京对于孙馨的直言并不生气，却再也不言语什么，二人使不欢而散。
大权在握的蔡京，一直对守旧派大臣怀恨在心，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当时大部分已经死去。果如孙馨所言，蔡京有才无德，他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利剑，斩向守旧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早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蔡京拜右相还不到两个月，便上奏徽宗说：“陛下，司马光等人破坏先圣之法，应该把他们视为奸党，在其官爵，方才符合陛下细述先圣之法。”
在蔡京的游说之下，宋徽宗下诏说：“将元佑年间守旧派及议论过激之人，列籍呈上。”
于是，别有用心的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二十二人，苏轼等三十五人，秦观等四十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总共一百零九位大臣以他们的所谓罪状—一列出并呈报宋徽宗，上奏说：“请陛下御书刻石，以示后人。”
书法颇有造诣的宋徽宗欣然提笔，写下了“元佑党籍碑”五个大字（按：此话为作者随口说出，赵氏应该书写了全文），让石匠刻好之后立于文德殿端礼门。
蔡京又暗示同僚上奏宋徽宗说：“近来臣等出京城到州府境内，在陈州（今河南淮阳）有士人问及瑞礼门石刻元佑奸党姓名，他们的姓名虽已颁行天下，但天下士人却未尽知。近在畿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边远之地了！乞阵睿旨，以御书奸党姓名刻石于路府州军，示天下之人。”
宋徽宗允准了这个奏议；但自己没有再以御笔书写，而让蔡京代笔，命令地方官府按照这个刻石立碑。
此后，蔡京又不断想出鬼花样陷害他人。宋哲宗元符末年，曾发生了一次日食现象，当时朝中的官员见天出异象，都认为是变法所致。时隔数年，蔡京旧事重提，竟牵连了五百多人，并奏请宋徽宗将这些人列为“邪类”，将他们除官做为责罚。 崇宁三年（1104），蔡京上奏宋徽宗重新将元佑党人以及后来所定的邪类，合为一籍，认定三百零九人为“党人”，第二次刻石立于朝堂东壁，井下令让察京书写一遍，在地方官府刻石立碑。
蔡京写好之后，上奏道：“臣奉陛下诏书用写元佑奸党姓名。陛下御书刻石，已立于朝堂东壁，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又诏臣书之，将以颂之天下。臣为扬陛下美意，仰承陛下绍述先圣之志，谨书元佑奸党姓名，同文本一起奏于陛下，恳请陛下阅之。” 宋徽宗对蔡京的书法赞不绝口，并把它颁行天下。宋徽宗与蔡京的作法，引起当时许多有良知的人士的反对。在当时的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官府请一个叫安民的石匠去刻字，他推辞说：“草民是愚昧之人，本不知立碑之意。但象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是奸邪之辈，草民不忍刻他名字。”
永兴军的官员大怒，想定他的罪，安民哭泣着请求：“官府的差使，草民不敢再推辞，只请求在碑石之本不刻写草民贱名，草民恐留骂名于后世。” 永兴军的官员听了安民的请求，见他也有些骨气，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前后两次刊石立碑，把守旧派整得很惨，蔡京内心总算有点好过了。但蔡京并未就此罢手，为了彻底在舆论上消除守旧派的影响，蔡京上奏宋徽宗说：“陛下，奸党之中，诗文流传民间者不在少数，臣怕这些诗人会对百姓产生坏影响，于绍述先圣不利。”
宋徽宗觉得有理，立即下诏说：“为正天下视听，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版，悉行焚毁。”幸亏有一些诗文在民间保留了下来，否则，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再去吟诵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震撼人心的词句了！
蔡京打击报复守旧派的同时，对变法派内的一些人也进行迫害，以显示他的不可一世。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以及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了蔡京，竟也被打入“元佑党籍”，备受摧折。
章敦曾反对宋徽宗继承皇位，蔡家为讨得宋徽宗的欢心，便上奏说：“陛下，章敦是奸邪之辈，目中无君，不恭不敬，请陛下把他一列为奸党。”宋徽宗没有明确表态。于是，蔡京便自作主张，将章停当作党人对待，连其子孙也受到牵连。
自蔡京拜相以来，受到其排挤迫害的朝中大臣，几乎超过一千，其中主要是宋哲宗元佑年间的守旧派。“元佑党籍”成了蔡京党同伐异，排挤打击政敌的一把利剑。在蔡京的专权下，宋徽宗的前堂上充满了奸邪之臣，朝政日益腐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