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生于清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公元1678年12月13日），他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清制：早夭不序齿）。因为他继位后的年号是雍正，所以，后来人们习惯用这个年号来称呼他。如果按照序齿，雍正前面有三位兄长，即皇长子胤禔、皇太子胤礽和诚亲王胤祉，雍正本人并不占有优势；如果按照生母的家庭背景，雍正的外祖父威武也才是一个护军参领（正三品），还算不得显达，雍正的生母乌雅氏在诞育雍正之后也才进位德嫔。至于说到深得乃父康熙的喜爱程度，雍正也不在前列。清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皇长子、皇三子都受封为郡王，年长的雍正仅封贝勒；大臣建议把皇子们都封为王爵，康熙不以为然，他在陈述了一番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后，便指出雍正不封的另一个理由：“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这段话透露出康熙对雍正缺点的关注。后来，康熙还说起雍正存在着“喜怒不定”的缺点，康熙虽为皇帝，可在生活细节上面素来留心，他对皇子们的喜怒哀乐、性情品格了如指掌，他指出雍正的“为人轻率”、“喜怒不定”颇有见地，这些缺点在雍正后来的行事中也多有流露。从以上康熙的谈话我们还可以知道至少截至清康熙三十七年，老皇帝对雍正还没有表示出特殊的喜爱，也没有把他放在特殊的位置上去。尽管此前康熙带着雍正或出巡、或出征、或祭祀、或视察，但这些活动其他皇子也都有份，而且有的皇子诸如皇十三子胤祥等得到的机会远要比雍正多一些。雍正真正进入乃父视野的是在第一次废黜太子前后。
康熙说雍正“为人轻率”，这也只是雍正的一个方面。雍正此人性情复杂、劲气内敛、喜怒无常、城府极深。如以清代而言，雍正和他的曾祖父皇太极年轻时期极为相似。雍正对储位的热衷程度相当之高，但是，他深知乃父严肃地讲过“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的话，所以，他改头换面，借用“参佛悟道”的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无心世事的“富贵闲人”，当然，雍正喜欢谈论佛道、重视释迦也是事实，可在他当皇子时期，主要是把这些作为一个政治面具。雍正曾经自行辑录了一些和佛教有关的文字，汇编成集即《悦心集》，内中收录的《布袋和尚呵呵笑》，词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戴着平天冠，衣着滚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着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全无意于皇位、无意于权力甚至无意于人世间所谓俗务的头等参禅者的身影。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康熙诸皇子在太子出缺的情况下纷纷参与争夺，雍正何能例外？他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参禅悟道”的“闲人”，有正面回避乃父的谕旨（即不准营求太子之位的考虑），也有借此麻痹对手们的作用。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后秦帝国的建立者姚弋仲曾告诉他的儿子们，他要送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诸子闻听或者盘马弯弓，或者跃跃欲试，或者喜形于色，只有姚兴安坐一边，神色自若。姚弋仲大为满意，他所说的“重要礼物”也就是皇位，他看到儿子姚兴能在关键时刻沉住气就认定他一定能够继承大业（事后证明姚弋仲的眼光并不错，后秦帝国在姚兴的统治下果然称霸黄河两岸）。同样的例子还有王羲之，当年东晋太尉郗氏招取女婿，他选择的是门第高贵的王家子弟，他让仆从去告诉都在读书的王家子弟这一消息。因为是太尉招亲，所以王家子弟中不少人都兴奋不已，甚至手舞足蹈，只有坐在东床的王羲之依旧故我。后来仆从把情况汇报给太尉，郗太尉就说那个坐在东床、吃着麻饼异常坦然的小伙子就是我的女婿，脍炙人口的成语“东床快婿”也是由此而来。据此看来，所谓的“不争”也就是“争”，而且这种“不争”比之赤裸裸的“争斗”更有力度、更为成熟。
雍正一面用“释老”之术掩盖自己对储位的热衷，一面又加紧展现他的八面玲珑、绵里藏针的政治本领。在已经形成的争夺储位的几大党派集团中，以胤禩集团最为强大，雍正就十分注意结好胤禩、胤禟兄弟。雍正的府邸毗邻胤禩的住处，两个人来往很方便。雍正在建造康熙赏赐给的园子即京郊别墅时也注意保持与胤禩、胤禟的联络，而这时胤祉、胤祺这些人则已经同胤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一废太子时，胤礽因为言语触怒康熙，康熙命令以后胤礽的话不必上奏。后来，胤礽鸣冤说他没有加害父皇的意思，请看管他的胤禔、雍正代为陈奏，胤禔以康熙前面有话不准胤礽上奏为由拒绝帮忙，胤禟就找到雍正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应该替废太子上奏。”雍正同意胤禟的见解，就对胤禔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禔这才被迫向康熙陈奏胤礽的陈述，康熙事后赞赏他们做得对。康熙还表扬雍正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这段话来自于《清圣祖实录》卷235，考虑到这部《实录》在编撰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最高当局的暗示和压力，其中很多内容都已经并非原貌，康熙说雍正“洵是伟人”应该是来自后者自己搞出来的溢美成分。康熙说雍正“性量过人”，还体现在后来册封雍正为王爵上面，雍正受封的雍亲王的“雍”字本身就有这层含义，康熙给诸子封爵的称呼都不是率性而为，而是有过认真考虑并且针对诸子各自的风格、性情拟定的，比如皇十子胤的爵位是敦郡王，“敦”就有厚道的意思，康熙本人就夸奖过胤“忠厚老实”；再比如皇七子胤佑的爵位“淳郡王”，“淳”就有厚朴的意思，胤佑其人的性格大抵如此。康熙评价雍正“性量过人”的时间，按照《清圣祖实录》记载是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间，而雍正受封和硕雍亲王是在清康熙四十八年，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当然，这也不排除雍正的矫情任算给老皇帝造成的虚假印象。
就雍正替胤礽上奏这件事来看，他是在胤禟的提示下完成的，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很泛泛的话，雍正何必听取胤禟的意见？胤禟的管家秦道然后来在雍正清算胤禟时被捕，做过一个口供，口供中提及一废太子期间，雍正曾和胤禟说过，他要救护皇太子。秦道然被捕前后，胤禩、胤禟集团已经行将覆灭，所以，秦应该不敢胡说。从秦道然的口供我们知道，雍正在一废太子前后与胤禩、胤禟的关系比较亲近，远不像继位后的雍正所说的那样，更不像一些文艺作品描绘的雍正与胤禩、胤禟素来势同水火。雍正自己在继位的第二年时也承认：“朕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胤禩）也。”《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一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更加表明雍正在一废太子时期同胤禩、胤禟的关系的真相。雍正结好胤禩、胤禟的目的很明确，因为胤禩的声望在他之上，而且手伸得很长。一废太子之后，胤禩又主管内务府，雍正没有必要开罪于他们，同时也可以利用结好他们的机会探知胤禩集团的内幕，这是雍正比较胤禩、胤祉乃至胤禵等人心思缜密的地方。
有的清史研究者可能受到雍正表态要求救护废太子以及他替废太子陈奏的决定的影响，认为雍正原属于太子一派。这是不正确的看法，雍正自己就说过：“前犹有人疑朕与二阿哥（废太子胤礽）不睦……二阿哥得罪之先，朕但尽臣弟之道，凡事敬谨”，也就是，说他对于废太子的礼仪、关系只限于普通皇子与太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关于这一点，胤礽临死前也承认：“臣当日与皇上（雍正）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第39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也说明雍正同废太子胤礽的关系流于平常。而且，雍正也没有必要站在太子一边，他的目标是扳倒太子取而代之。之所以会出现雍正党同太子的印象，这就与雍正在夺储斗争中的两面手法有关，雍正本人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始终玩弄两面手法，其手腕随着政治经验的递增而越加娴熟、高明，他既有同情太子的记录，也有伙同胤禩的轨迹，还有“诚孝”乃父康熙的评语，这也正是后代史学者认为雍正“八面玲珑”的原因。通过与各方面的不断联系、沟通，雍正得以窥测几个主要政治小集团的底蕴，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也随之抓住了这几个小集团的弱点，这为他后来逐渐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皇子中，雍正真正算得上知己的只有皇十三子胤祥。爱新觉罗·胤祥，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一，他的生母是敏妃章佳氏。敏妃深得康熙的宠爱，在她死后，皇三子胤祉因为敏妃丧葬期间违规剃头竟然受到康熙的严厉处罚以至于丢了册封不久的多罗诚郡王的爵位。胤祥幼年丧母，所以，他一直由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氏抚养，这种代为抚养的关系导致本非同母兄弟的感情反而胜于同母兄弟的在康熙朝并不罕见，比如胤禔与胤禩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一例。胤祥天资聪颖、能力过人，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乃父康熙的无比重视，他不但书读得好，诗文写得妙，而且精于水利、骑射，特别是后者，素来被满洲贵族看做是“家风”。有一次狩猎，胤祥竟然手刃猛虎，让在场的皇族们赞不绝口。康熙因为胤祥的这一突出优点，在安排出巡的安全保卫工作时就多次委以胤祥重任，他和皇长子胤禔多次负责警卫。《八旗通志初集》中记载康熙之于胤祥“圣祖（康熙）钟爱甚笃，省方巡幸，恒命扈从，恩宠优渥”。康熙六次南巡，胤祥以序齿较晚的背景竟然跟随四次之多，远远超过一些年长的皇子。特别是清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随行的皇子只有皇太子胤礽和皇十三子胤祥。所以，《初集》中才使用“恒命扈从”这句定评。
胤祥始终积极追随雍正，在储位之争中始终维护雍正的利益而深深卷入政治的漩涡。清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胤祥遭到圈禁，同时遭到圈禁的还有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可见，这次圈禁胤祥显然处罚很重，胤祥到底因何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落到了九地之下呢？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参与了讦告皇太子“帐殿夜警”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另一主角、皇长子胤禔随后被查出有利用江湖术士诅咒皇太子的隐情，所以，康熙也就怀疑胤祥提供的材料以及胤祥所处的真实立场。因为康熙对胤祥素来看重，故而一旦得知胤祥也积极参与谋废太子的活动，必然失望过度以至于怒不可遏地做出激烈的处理决定；第二个是胤祥可能替雍正背黑锅。胤禩的儿子弘旺撰写的《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中记载：“（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上（康熙）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先君，即该书作者弘旺的父亲）、皇太子开释。”根据这份记载，我们知道，雍正本人也在第一次废太子时遭到乃父的圈禁，而且从弘旺记载的几位皇子开释的名字的顺序看，这应该是按照开释时间先后排列的，即皇三子胤祉第一个开释，紧接着雍正开释，以下依此类推。对于皇三子胤祉的圈禁，康熙专门做过解释，他说：“因有所质问，并非欲拘执之也。”（《清圣祖实录》卷234、四十七年九月庚辰条）而对于雍正的遭到圈禁，康熙却没有具体有过什么特殊的表示。这无疑说明了雍正在谋夺储位的斗争中露出了马脚，让乃父识破，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胤祥出面顶替乃兄认罪。胤祥的这次圈禁从而导致失去了乃父的欢心。清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第二次大封皇子，连序齿在胤祥之后的皇十四子胤禵、被康熙两记耳光打得两颊红肿的皇九子胤禟都受封贝子，胤祥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第31页由薛瑞录撰写的《允祥》词条中说胤祥“四十八年三月被封为贝子，十月晋封固山贝子”，这与《清史稿》有所不同，《清史稿》的卷八《圣祖本纪·之三》中没有记载胤祥的贝子封爵，《清史稿·诸王·允祥传》中也没有记载胤祥在康熙朝有过任何爵位。乾隆时期的文人肖奭撰写的《永宪录》卷1第57页中记载：“胤祥……以旧东宫事波及，亦削贝子。后再复。”按照肖的记载，胤祥似乎在被圈禁之前已经是贝子爵位了，而清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大封皇子时只截止到皇八子胤禩而已，并没有胤祥的名字。另据《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条记载，雍正承认胤祥在康熙朝没有得到封爵，说他“家计空乏”。以雍正与胤祥之间的深厚感情、政治渊源来看，雍正的结论比较可靠。也就是说，胤祥没有在康熙末年的第二次大封皇子中得到爵位。这是康熙对他失望的全部反映。第三个原因是雍正陈述的，雍正说胤祥的被圈禁是因为他对皇太子胤礽比较好，受到皇长子胤禔的诬陷以致被康熙“误会”的。（《历史档案》1997年第一期，安双成著《宗扎布案满文译稿》）。雍正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们都知道胤禔后来遭到彻底的打击，名声、爵位同时丢尽，算得上一个给批臭了的人，如果他诬告胤祥，那么在他被批臭以后，胤祥至少应该获得部分昭雪，没有可能一直到康熙死前无丝毫起色，康熙更不会在释放他之后仍旧说他“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但是，雍正这段话里面也透露出一个实质性的内容，那就是“帐殿夜警”事件在一废太子之后遭到康熙的反复讯问，特别是张明德受雇诅咒太子一事被揭露后，老皇帝怀疑皇长子捣鬼，而在皇父的严厉逼问下，皇长子胤禔可能将胤祥的一些事情告发出来，就此导致胤祥身陷囹圄。从这点上说胤祥是受到皇长子的牵连也算勉强有理。
胤祥开释的时间明显迟于乃兄雍正，根据《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丁卯的记录，胤祥在当年即清康熙四十八年已经得到释放。次年六月（清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康熙指责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人……必将生事，不可不防。”可见这时康熙对胤祥依然余恨未消。清康熙六十年祭天、祭祀太庙的活动，连胤禩都榜上有名，唯独胤祥不在其中。胤祥虽然失宠于乃父，可因此见重于乃兄，雍正即位后，胤祥也迎来了他政治上的春天，一跃而为雍正朝的第二号人物。
雍正八面玲珑地介入储位之争，可终难掩藏太久。一废太子不久，雍正也被康熙圈禁，幸亏胤祥的帮助才得以化险为夷。随后在“推举太子”的活动中，雍正更加小心谨慎，对乃父亦步亦趋、唯命是从，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命运有所转机。“吃一堑、长一智”，雍正通过一废太子前后的不利境遇，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应该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逐渐看透雍正的面目，逐渐与他疏远直至最后分道扬镳、反目成仇。雍正整合自己的势力，倾听属下的建言，他的门人戴铎首先在清康熙五十二年提出全面的夺权纲领，这份纲领的意义很大，它是第一份系统地提出皇四子集团从上至下争夺储位的目的、任务和手段的总结性发言。戴铎首先建议雍正要有“包容”的姿态，以康熙马首是瞻；其次，继续保持发扬已有的八面玲珑的作风，做出友爱兄弟手足的举动；第三，注意收用、挖掘本集团的能人和加紧联络内阁、督抚的生力军。雍正看后，虽然假意批评说：“与我分中无用。”可也承认戴铎的纲领是“金石”之言。而且，事后雍正的种种举动和戴铎的总纲不谋而合。
这份纲领的要害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争夺储位的关键问题是要抓住康熙的主脉搏，迎合康熙的一切意图，尽快取得康熙的最大信任。后代史家不论是褒奖雍正的还是贬低他的，都承认一点，那就是雍正具有务实的政治作风。雍正务实的政治作风，于争夺储位中表现为争取康熙的信赖。胤禩集团、胤祉集团包括废太子集团以往的最大失误都在于试图通过制造舆论来影响康熙，利用拉拢王公大臣来施压于康熙，这种间接的做法既不可能立刻奏效，也容易激起康熙的反感，更主要的是这种策略忽视了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仅注意到了康熙“宽容”的一面，没有注意到康熙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另一面。雍正吸取清康熙四十七年遭到圈禁的教训，以营求康熙的欢心为最大的目标。清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之前，康熙对雍正较少正面评价，欣赏、褒奖的话也说得不多，但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对雍正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而且夸赞的话也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派给他的差使多了起来：清康熙五十一年，雍正奉旨参加对废太子党羽原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讯；清康熙五十四年，西北军务紧急，康熙召见胤祉、雍正征询意见；清康熙五十六年，明朝陵寝被盗，雍正奉旨查办；清康熙五十七年，雍正代表康熙为皇太后的陵寝安葬宣读祭文；清康熙六十年，受康熙指派去沈阳祭祀祖陵。同年，雍正还担负起祭天的重任；清康熙六十一年，奉旨勘查通仓、京仓（粮库）。这些差使当然并不都是派给雍正一人承担的，但在康熙统治的最后10年间，雍正所领的差遣确实很多，这对他从政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康熙对他的信任。雍正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康熙晚年心力交瘁于储位之争，经常伏请康熙到他所在的园子里面游玩巡幸。据统计，康熙晚年去雍正所住的园子游玩的次数多达11次。在园子游玩的时候，雍正的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围绕在康熙的膝前，让康熙切身感受到天伦之乐，兴奋之余的康熙还专门给雍正写了“五福堂”的匾额。雍正的这些行为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康熙将大位传给他，可也取得了康熙的好感。
康熙说雍正“为人轻率”，这也只是雍正的一个方面。雍正此人性情复杂、劲气内敛、喜怒无常、城府极深。如以清代而言，雍正和他的曾祖父皇太极年轻时期极为相似。雍正对储位的热衷程度相当之高，但是，他深知乃父严肃地讲过“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的话，所以，他改头换面，借用“参佛悟道”的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无心世事的“富贵闲人”，当然，雍正喜欢谈论佛道、重视释迦也是事实，可在他当皇子时期，主要是把这些作为一个政治面具。雍正曾经自行辑录了一些和佛教有关的文字，汇编成集即《悦心集》，内中收录的《布袋和尚呵呵笑》，词云：“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戴着平天冠，衣着滚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着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全无意于皇位、无意于权力甚至无意于人世间所谓俗务的头等参禅者的身影。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康熙诸皇子在太子出缺的情况下纷纷参与争夺，雍正何能例外？他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参禅悟道”的“闲人”，有正面回避乃父的谕旨（即不准营求太子之位的考虑），也有借此麻痹对手们的作用。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后秦帝国的建立者姚弋仲曾告诉他的儿子们，他要送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诸子闻听或者盘马弯弓，或者跃跃欲试，或者喜形于色，只有姚兴安坐一边，神色自若。姚弋仲大为满意，他所说的“重要礼物”也就是皇位，他看到儿子姚兴能在关键时刻沉住气就认定他一定能够继承大业（事后证明姚弋仲的眼光并不错，后秦帝国在姚兴的统治下果然称霸黄河两岸）。同样的例子还有王羲之，当年东晋太尉郗氏招取女婿，他选择的是门第高贵的王家子弟，他让仆从去告诉都在读书的王家子弟这一消息。因为是太尉招亲，所以王家子弟中不少人都兴奋不已，甚至手舞足蹈，只有坐在东床的王羲之依旧故我。后来仆从把情况汇报给太尉，郗太尉就说那个坐在东床、吃着麻饼异常坦然的小伙子就是我的女婿，脍炙人口的成语“东床快婿”也是由此而来。据此看来，所谓的“不争”也就是“争”，而且这种“不争”比之赤裸裸的“争斗”更有力度、更为成熟。
雍正一面用“释老”之术掩盖自己对储位的热衷，一面又加紧展现他的八面玲珑、绵里藏针的政治本领。在已经形成的争夺储位的几大党派集团中，以胤禩集团最为强大，雍正就十分注意结好胤禩、胤禟兄弟。雍正的府邸毗邻胤禩的住处，两个人来往很方便。雍正在建造康熙赏赐给的园子即京郊别墅时也注意保持与胤禩、胤禟的联络，而这时胤祉、胤祺这些人则已经同胤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一废太子时，胤礽因为言语触怒康熙，康熙命令以后胤礽的话不必上奏。后来，胤礽鸣冤说他没有加害父皇的意思，请看管他的胤禔、雍正代为陈奏，胤禔以康熙前面有话不准胤礽上奏为由拒绝帮忙，胤禟就找到雍正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应该替废太子上奏。”雍正同意胤禟的见解，就对胤禔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禔这才被迫向康熙陈奏胤礽的陈述，康熙事后赞赏他们做得对。康熙还表扬雍正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这段话来自于《清圣祖实录》卷235，考虑到这部《实录》在编撰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最高当局的暗示和压力，其中很多内容都已经并非原貌，康熙说雍正“洵是伟人”应该是来自后者自己搞出来的溢美成分。康熙说雍正“性量过人”，还体现在后来册封雍正为王爵上面，雍正受封的雍亲王的“雍”字本身就有这层含义，康熙给诸子封爵的称呼都不是率性而为，而是有过认真考虑并且针对诸子各自的风格、性情拟定的，比如皇十子胤的爵位是敦郡王，“敦”就有厚道的意思，康熙本人就夸奖过胤“忠厚老实”；再比如皇七子胤佑的爵位“淳郡王”，“淳”就有厚朴的意思，胤佑其人的性格大抵如此。康熙评价雍正“性量过人”的时间，按照《清圣祖实录》记载是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间，而雍正受封和硕雍亲王是在清康熙四十八年，这两者之间显然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当然，这也不排除雍正的矫情任算给老皇帝造成的虚假印象。
就雍正替胤礽上奏这件事来看，他是在胤禟的提示下完成的，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很泛泛的话，雍正何必听取胤禟的意见？胤禟的管家秦道然后来在雍正清算胤禟时被捕，做过一个口供，口供中提及一废太子期间，雍正曾和胤禟说过，他要救护皇太子。秦道然被捕前后，胤禩、胤禟集团已经行将覆灭，所以，秦应该不敢胡说。从秦道然的口供我们知道，雍正在一废太子前后与胤禩、胤禟的关系比较亲近，远不像继位后的雍正所说的那样，更不像一些文艺作品描绘的雍正与胤禩、胤禟素来势同水火。雍正自己在继位的第二年时也承认：“朕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胤禩）也。”《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一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更加表明雍正在一废太子时期同胤禩、胤禟的关系的真相。雍正结好胤禩、胤禟的目的很明确，因为胤禩的声望在他之上，而且手伸得很长。一废太子之后，胤禩又主管内务府，雍正没有必要开罪于他们，同时也可以利用结好他们的机会探知胤禩集团的内幕，这是雍正比较胤禩、胤祉乃至胤禵等人心思缜密的地方。
有的清史研究者可能受到雍正表态要求救护废太子以及他替废太子陈奏的决定的影响，认为雍正原属于太子一派。这是不正确的看法，雍正自己就说过：“前犹有人疑朕与二阿哥（废太子胤礽）不睦……二阿哥得罪之先，朕但尽臣弟之道，凡事敬谨”，也就是，说他对于废太子的礼仪、关系只限于普通皇子与太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关于这一点，胤礽临死前也承认：“臣当日与皇上（雍正）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第39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也说明雍正同废太子胤礽的关系流于平常。而且，雍正也没有必要站在太子一边，他的目标是扳倒太子取而代之。之所以会出现雍正党同太子的印象，这就与雍正在夺储斗争中的两面手法有关，雍正本人在争夺储位的过程中，始终玩弄两面手法，其手腕随着政治经验的递增而越加娴熟、高明，他既有同情太子的记录，也有伙同胤禩的轨迹，还有“诚孝”乃父康熙的评语，这也正是后代史学者认为雍正“八面玲珑”的原因。通过与各方面的不断联系、沟通，雍正得以窥测几个主要政治小集团的底蕴，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也随之抓住了这几个小集团的弱点，这为他后来逐渐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皇子中，雍正真正算得上知己的只有皇十三子胤祥。爱新觉罗·胤祥，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一，他的生母是敏妃章佳氏。敏妃深得康熙的宠爱，在她死后，皇三子胤祉因为敏妃丧葬期间违规剃头竟然受到康熙的严厉处罚以至于丢了册封不久的多罗诚郡王的爵位。胤祥幼年丧母，所以，他一直由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氏抚养，这种代为抚养的关系导致本非同母兄弟的感情反而胜于同母兄弟的在康熙朝并不罕见，比如胤禔与胤禩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一例。胤祥天资聪颖、能力过人，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乃父康熙的无比重视，他不但书读得好，诗文写得妙，而且精于水利、骑射，特别是后者，素来被满洲贵族看做是“家风”。有一次狩猎，胤祥竟然手刃猛虎，让在场的皇族们赞不绝口。康熙因为胤祥的这一突出优点，在安排出巡的安全保卫工作时就多次委以胤祥重任，他和皇长子胤禔多次负责警卫。《八旗通志初集》中记载康熙之于胤祥“圣祖（康熙）钟爱甚笃，省方巡幸，恒命扈从，恩宠优渥”。康熙六次南巡，胤祥以序齿较晚的背景竟然跟随四次之多，远远超过一些年长的皇子。特别是清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随行的皇子只有皇太子胤礽和皇十三子胤祥。所以，《初集》中才使用“恒命扈从”这句定评。
胤祥始终积极追随雍正，在储位之争中始终维护雍正的利益而深深卷入政治的漩涡。清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胤祥遭到圈禁，同时遭到圈禁的还有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可见，这次圈禁胤祥显然处罚很重，胤祥到底因何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落到了九地之下呢？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参与了讦告皇太子“帐殿夜警”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另一主角、皇长子胤禔随后被查出有利用江湖术士诅咒皇太子的隐情，所以，康熙也就怀疑胤祥提供的材料以及胤祥所处的真实立场。因为康熙对胤祥素来看重，故而一旦得知胤祥也积极参与谋废太子的活动，必然失望过度以至于怒不可遏地做出激烈的处理决定；第二个是胤祥可能替雍正背黑锅。胤禩的儿子弘旺撰写的《皇清通志纲要》卷4下中记载：“（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上（康熙）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先君，即该书作者弘旺的父亲）、皇太子开释。”根据这份记载，我们知道，雍正本人也在第一次废太子时遭到乃父的圈禁，而且从弘旺记载的几位皇子开释的名字的顺序看，这应该是按照开释时间先后排列的，即皇三子胤祉第一个开释，紧接着雍正开释，以下依此类推。对于皇三子胤祉的圈禁，康熙专门做过解释，他说：“因有所质问，并非欲拘执之也。”（《清圣祖实录》卷234、四十七年九月庚辰条）而对于雍正的遭到圈禁，康熙却没有具体有过什么特殊的表示。这无疑说明了雍正在谋夺储位的斗争中露出了马脚，让乃父识破，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胤祥出面顶替乃兄认罪。胤祥的这次圈禁从而导致失去了乃父的欢心。清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第二次大封皇子，连序齿在胤祥之后的皇十四子胤禵、被康熙两记耳光打得两颊红肿的皇九子胤禟都受封贝子，胤祥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赠。《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第31页由薛瑞录撰写的《允祥》词条中说胤祥“四十八年三月被封为贝子，十月晋封固山贝子”，这与《清史稿》有所不同，《清史稿》的卷八《圣祖本纪·之三》中没有记载胤祥的贝子封爵，《清史稿·诸王·允祥传》中也没有记载胤祥在康熙朝有过任何爵位。乾隆时期的文人肖奭撰写的《永宪录》卷1第57页中记载：“胤祥……以旧东宫事波及，亦削贝子。后再复。”按照肖的记载，胤祥似乎在被圈禁之前已经是贝子爵位了，而清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大封皇子时只截止到皇八子胤禩而已，并没有胤祥的名字。另据《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条记载，雍正承认胤祥在康熙朝没有得到封爵，说他“家计空乏”。以雍正与胤祥之间的深厚感情、政治渊源来看，雍正的结论比较可靠。也就是说，胤祥没有在康熙末年的第二次大封皇子中得到爵位。这是康熙对他失望的全部反映。第三个原因是雍正陈述的，雍正说胤祥的被圈禁是因为他对皇太子胤礽比较好，受到皇长子胤禔的诬陷以致被康熙“误会”的。（《历史档案》1997年第一期，安双成著《宗扎布案满文译稿》）。雍正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们都知道胤禔后来遭到彻底的打击，名声、爵位同时丢尽，算得上一个给批臭了的人，如果他诬告胤祥，那么在他被批臭以后，胤祥至少应该获得部分昭雪，没有可能一直到康熙死前无丝毫起色，康熙更不会在释放他之后仍旧说他“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但是，雍正这段话里面也透露出一个实质性的内容，那就是“帐殿夜警”事件在一废太子之后遭到康熙的反复讯问，特别是张明德受雇诅咒太子一事被揭露后，老皇帝怀疑皇长子捣鬼，而在皇父的严厉逼问下，皇长子胤禔可能将胤祥的一些事情告发出来，就此导致胤祥身陷囹圄。从这点上说胤祥是受到皇长子的牵连也算勉强有理。
胤祥开释的时间明显迟于乃兄雍正，根据《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丁卯的记录，胤祥在当年即清康熙四十八年已经得到释放。次年六月（清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康熙指责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人……必将生事，不可不防。”可见这时康熙对胤祥依然余恨未消。清康熙六十年祭天、祭祀太庙的活动，连胤禩都榜上有名，唯独胤祥不在其中。胤祥虽然失宠于乃父，可因此见重于乃兄，雍正即位后，胤祥也迎来了他政治上的春天，一跃而为雍正朝的第二号人物。
雍正八面玲珑地介入储位之争，可终难掩藏太久。一废太子不久，雍正也被康熙圈禁，幸亏胤祥的帮助才得以化险为夷。随后在“推举太子”的活动中，雍正更加小心谨慎，对乃父亦步亦趋、唯命是从，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命运有所转机。“吃一堑、长一智”，雍正通过一废太子前后的不利境遇，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应该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逐渐看透雍正的面目，逐渐与他疏远直至最后分道扬镳、反目成仇。雍正整合自己的势力，倾听属下的建言，他的门人戴铎首先在清康熙五十二年提出全面的夺权纲领，这份纲领的意义很大，它是第一份系统地提出皇四子集团从上至下争夺储位的目的、任务和手段的总结性发言。戴铎首先建议雍正要有“包容”的姿态，以康熙马首是瞻；其次，继续保持发扬已有的八面玲珑的作风，做出友爱兄弟手足的举动；第三，注意收用、挖掘本集团的能人和加紧联络内阁、督抚的生力军。雍正看后，虽然假意批评说：“与我分中无用。”可也承认戴铎的纲领是“金石”之言。而且，事后雍正的种种举动和戴铎的总纲不谋而合。
这份纲领的要害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争夺储位的关键问题是要抓住康熙的主脉搏，迎合康熙的一切意图，尽快取得康熙的最大信任。后代史家不论是褒奖雍正的还是贬低他的，都承认一点，那就是雍正具有务实的政治作风。雍正务实的政治作风，于争夺储位中表现为争取康熙的信赖。胤禩集团、胤祉集团包括废太子集团以往的最大失误都在于试图通过制造舆论来影响康熙，利用拉拢王公大臣来施压于康熙，这种间接的做法既不可能立刻奏效，也容易激起康熙的反感，更主要的是这种策略忽视了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仅注意到了康熙“宽容”的一面，没有注意到康熙大权独揽、乾纲独断的另一面。雍正吸取清康熙四十七年遭到圈禁的教训，以营求康熙的欢心为最大的目标。清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之前，康熙对雍正较少正面评价，欣赏、褒奖的话也说得不多，但从一废太子之后，康熙对雍正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而且夸赞的话也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派给他的差使多了起来：清康熙五十一年，雍正奉旨参加对废太子党羽原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讯；清康熙五十四年，西北军务紧急，康熙召见胤祉、雍正征询意见；清康熙五十六年，明朝陵寝被盗，雍正奉旨查办；清康熙五十七年，雍正代表康熙为皇太后的陵寝安葬宣读祭文；清康熙六十年，受康熙指派去沈阳祭祀祖陵。同年，雍正还担负起祭天的重任；清康熙六十一年，奉旨勘查通仓、京仓（粮库）。这些差使当然并不都是派给雍正一人承担的，但在康熙统治的最后10年间，雍正所领的差遣确实很多，这对他从政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更主要的是表达了康熙对他的信任。雍正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康熙晚年心力交瘁于储位之争，经常伏请康熙到他所在的园子里面游玩巡幸。据统计，康熙晚年去雍正所住的园子游玩的次数多达11次。在园子游玩的时候，雍正的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围绕在康熙的膝前，让康熙切身感受到天伦之乐，兴奋之余的康熙还专门给雍正写了“五福堂”的匾额。雍正的这些行为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康熙将大位传给他，可也取得了康熙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