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这封回信中，论述了对师遂的看法，反复强调“不敢为人师”，他虽赞扬韩愈“奋不顾流俗”，“抗颜面为师”的精神，但又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即不必讲求为师之名，应该注意为师之实；师生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译文】
二十一日，宗元启：
承蒙您来信说，想要认我做老师。我的道德修养不深，学识非常浅薄，从各方面审察自己，看不出有值得学习的东西。虽然经常喜欢发些议论，写点文章，但我自己很不以为都是正确的。没有想到您从京城来到偏远的永州，竟幸运地被您取法。我自估量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即使有可取的，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做一般人的老师尚且不敢，更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呢？
孟子说，“人们的毛病，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从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尊奉老师。在当今的时代，没听说还有老师；如果有，人们就会哗然讥笑他，把他看作狂人。只有韩愈奋然不顾时俗，冒着人们的嘲笑侮辱，招收后辈学生，写作《师说》，就严正不屈地当起老师来。世人果然都感到惊怪，相聚咒骂，对他指指点点使眼色，相互拉拉扯扯示意，而且大肆渲染地编造谣言来攻击他。韩愈因此得到了在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煮饭都来不及煮熟，又被外放而匆匆忙忙地向东奔去。象这样的隋况有好几次了。
屈原的赋里说：“城镇中的狗或群地乱叫，叫的是它们感到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庸、蜀的南边，经常下雨，很少出太阳，太阳一出来就会引起狗叫。我以为这是过分夸大的话。六七年前，我来到南方。元和二年的冬天，幸好下大雪，越过了五岭，覆盖了南越的几个州；这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地叫着咬着，疯狂奔跑了好几天，直到没有雪了才静止下来，这以后我才相信过去所听说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当作蜀地的太阳，面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我岂不要因此受到辱骂吗？不仅我会被辱骂，人们也会因此辱骂您。然而雪和太阳难道有罪过吗？只不过感到惊怪而狂叫的是狗罢了。试想当今天下见到奇异的事情不象狗那样乱叫的能有几个人，因而谁又敢在众人眼前显出自己与众不同，来招惹人们的喧闹和恼怒呢？
我自从被贬官以来，更加意志薄弱，很少思虑。居住南方九年，增添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怎能让那些喧嚣不休的人从早到晚来刺激我的耳朵，扰乱我的心绪？那么必将使我卧病不起，心烦意乱，更不能生活下去了。平时意外地遭受到不少是非口舌，唯独还没有喜欢充当别人老师的罪名罢了。
我还听说，古代重视冠礼，是借以用成年人做人的道理来要求大家。这是圣人所以特别重视的原因。几百年以来，人们不再举行这种冠礼。近来有个叫孙昌胤的人，独自下决心举行冠礼。冠礼举行过后，第二天去上朝，来到外廷，把笏板插进衣带对大臣们说：“我的儿子已经行过冠礼了。”听见这话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京兆尹郑叔则却满脸怒气，垂手拖着笏板，退后一步站着，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呀！”廷中的人都大笑起来。天下的人不因此去责难京兆尹郑叔则，反而嘲笑孙昌胤，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孙昌胤做了别人所不做的事。现在被称作老师的人，非常像这种情况。
您的品行敦厚，文辞高深，凡是您作的文章，都气魄宏大，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做您的老师，对您又有什么帮助呢？假如因为我比您年长，学道、写文章的时间比您早，您确实愿同我往来，交谈彼此所学的东西，那么，我当然愿意向您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全部的心得，您自己随便加以选择，吸取哪些，扬弃哪些，就可以了。如果要我判定是非来教您，我的才能不够，而且又顾忌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我不敢做您的老师是肯定的。您以前想要看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列给您了，这并不是以此向您炫耀自己，只是姑且想要看看，从您的神情态度上反映出我的文章的确是好是坏。现在您的来信，说的话都对我过奖了。您的确不是那种巧言谄媚假意奉承的人，只不过是特别喜欢我的文章，所以才这样说罢了。
当初我年轻又不懂事，写文章时把文辞漂亮当作工巧。到了年纪大一些，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因此不再轻率地讲究形式的美观、追求辞采的华美、炫耀声韵的铿锵、把这些当做自己的才能了。凡是我所呈给您看的文章，都自认为接近于道，但不晓得果真离道近呢，还是远呢？您喜爱道而又赞许我的文章，也许它离道不远了。
所以，我每当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敢漫不经心地随便写作，恐怕文章浮滑而不深刻，从来不敢偷懒取巧地写作，恐怕文章松散而不严谨；从来不翦用踣昧的态度去写作，恐怕文章晦涩而又杂乱；从来不敢用骄傲的心理去写作，恐怕文章盛气凌人而又狂妄。加以抑制是希望文章含蓄，进行发挥是希望文章明快；加以疏导是希望文气流畅，进行精简是希望文辞凝炼；剔除污浊是希望语言清雅不俗，凝聚保存文气是希望风格庄重不浮。这就是我用文章来辅佐道的方法。
学习写作以《尚书》为本原，以求文章质朴无华，以《诗经》为本原，以求文章具有永恒的情理，以《三礼》为本原，以求文章内容合理，以《春秋》为本原，以求文章是非明确、褒贬分明，以《易经》为本原，以求文章能够反映出事物的发展变化。这就是我吸取“道”的源泉的办法。参考《谷梁传》，以加强文章的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文章条理通达，参考《庄子》、《老子》，以使文章汪洋恣肆，参考《国语》，以使文章增强情趣，参考《离骚》，以使文章能够情思幽微，参考《史记》，以使文章显得语言简洁。这就是我用来广泛学习，使它们融会贯通，并运用来写文章的办法。
凡是上面所说的这些，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有可取的地方呢，还是没有可取的地方呢？希望您看看，进行选择，有空就来信告诉我。如果我们经常往来交谈，以扩充发挥作文之道，即使您不因我的帮助有什么收获，我却因为您的帮助而有所收获，又何必以老师来称呼这种关系呢？采取老师的实质，去掉老师的义，不要招致越地和蜀地的狗的惊怪狂叫，或者象孙昌胤举行冠礼那样遭到人们的嘲笑，那就万幸了。宗元再告。
【简析】
柳宗元在这封回信中，论述了对师遂的看法，反复强调“不敢为人师”，他虽赞扬韩愈“奋不顾流俗”，“抗颜面为师”的精神，但又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即不必讲求为师之名，应该注意为师之实；师生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此外，柳宗元还总结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在信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散文写作的主张，重点阐发了“文以明道”的观点，也论述了关于写作的态度、技巧以及总结前人的经验、吸取各家的特长等问题，并把写作和作者的品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这种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为了开展古文运动，需要培育出一批新生力量，因此提倡师道。虽然他反复申说自己“不敢为人师”，唯恐“炫怪于群目”，“召闹取怒”，但他不仅在散文的创作上给古文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实际上也为古文运动培养了一批新的作者，造就了一辈人才。所以，不能因为他声称过“不敢为人师”而低估他在这个方面的巨大贡献。
柳宗元提倡“文以明道”，实际上是要求写文章宣传某种思想或主张．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为改革社会服务。他对创作的要求是作品思想内容必须通过辞藻形式来表达，而辞藻形式必须为思想内容服务。因此，他不仅以“道”指导创作，以“道”指导为文，使“文以明道”，并用它去改造人，改造社会，进行革新，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当他贬谪永州以后的创作就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封信在写作上，体现了柳文说理之作以谨严胜，批判时政尖锐有力的特点。为了说明拒绝“欲相师”的理由，他首先说“仆道不笃，业甚浅近”，“未见可师者”，言自身条件很差，够不上资格当老师。我们仔细一想，这不过是文章大家的谦虚之辞，说说客气话罢了，并不是他拒绝“欲相师”的真正原因。所以只简略几笔带过。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敢为人师”，因此对这一点他反复加以申述，进行强调，从师道之衰的历史谈到目下的情况，而后者又是重点，故说得十分详细。先举韩愈“抗颜而为师”受到嘲笑打击为鉴；然后以蜀犬吠日，越犬吠雪为喻，说明自己不敢“街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去为人师；接着联系艰难的处境，平时不为人师，都要意外遭人口舌，如果一旦为人师，则会招来更多的攻进；继而又以孙子行冠礼而为外廷所笑为例，说明凡“独为所不为”都要遭到非难嘲笑。这样，就从历史根源，现实情况，社会风气，自己的处境诸方面，把自己“不敢为人师”的原因和道理，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充分透彻。柳宗元既要提倡师道，又“不敢为人师”，不是很矛盾吗？怎样解决呢？于是他提出采取老师之实，不必讲求师之名的办法，既可以免遭嘲笑攻击，又能达到行师道的目的，这样，把他“不敢为人师”的理由就说更全面更严谨了。同时在阐说道理的过程中，对反对师道的人，不论从形象和用词上，都无不透出批判的锋芒，把他们比作庸蜀吠日、南越吠雪的狗，他们的群怪聚骂，如“越蜀吠怪”，等等，冷嘲热讽，尖酸辛辣，都见出其批判的尖锐和力量。
【译文】
二十一日，宗元启：
承蒙您来信说，想要认我做老师。我的道德修养不深，学识非常浅薄，从各方面审察自己，看不出有值得学习的东西。虽然经常喜欢发些议论，写点文章，但我自己很不以为都是正确的。没有想到您从京城来到偏远的永州，竟幸运地被您取法。我自估量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即使有可取的，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做一般人的老师尚且不敢，更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呢？
孟子说，“人们的毛病，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从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尊奉老师。在当今的时代，没听说还有老师；如果有，人们就会哗然讥笑他，把他看作狂人。只有韩愈奋然不顾时俗，冒着人们的嘲笑侮辱，招收后辈学生，写作《师说》，就严正不屈地当起老师来。世人果然都感到惊怪，相聚咒骂，对他指指点点使眼色，相互拉拉扯扯示意，而且大肆渲染地编造谣言来攻击他。韩愈因此得到了在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煮饭都来不及煮熟，又被外放而匆匆忙忙地向东奔去。象这样的隋况有好几次了。
屈原的赋里说：“城镇中的狗或群地乱叫，叫的是它们感到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庸、蜀的南边，经常下雨，很少出太阳，太阳一出来就会引起狗叫。我以为这是过分夸大的话。六七年前，我来到南方。元和二年的冬天，幸好下大雪，越过了五岭，覆盖了南越的几个州；这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地叫着咬着，疯狂奔跑了好几天，直到没有雪了才静止下来，这以后我才相信过去所听说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当作蜀地的太阳，面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我岂不要因此受到辱骂吗？不仅我会被辱骂，人们也会因此辱骂您。然而雪和太阳难道有罪过吗？只不过感到惊怪而狂叫的是狗罢了。试想当今天下见到奇异的事情不象狗那样乱叫的能有几个人，因而谁又敢在众人眼前显出自己与众不同，来招惹人们的喧闹和恼怒呢？
我自从被贬官以来，更加意志薄弱，很少思虑。居住南方九年，增添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怎能让那些喧嚣不休的人从早到晚来刺激我的耳朵，扰乱我的心绪？那么必将使我卧病不起，心烦意乱，更不能生活下去了。平时意外地遭受到不少是非口舌，唯独还没有喜欢充当别人老师的罪名罢了。
我还听说，古代重视冠礼，是借以用成年人做人的道理来要求大家。这是圣人所以特别重视的原因。几百年以来，人们不再举行这种冠礼。近来有个叫孙昌胤的人，独自下决心举行冠礼。冠礼举行过后，第二天去上朝，来到外廷，把笏板插进衣带对大臣们说：“我的儿子已经行过冠礼了。”听见这话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京兆尹郑叔则却满脸怒气，垂手拖着笏板，退后一步站着，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呀！”廷中的人都大笑起来。天下的人不因此去责难京兆尹郑叔则，反而嘲笑孙昌胤，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孙昌胤做了别人所不做的事。现在被称作老师的人，非常像这种情况。
您的品行敦厚，文辞高深，凡是您作的文章，都气魄宏大，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做您的老师，对您又有什么帮助呢？假如因为我比您年长，学道、写文章的时间比您早，您确实愿同我往来，交谈彼此所学的东西，那么，我当然愿意向您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全部的心得，您自己随便加以选择，吸取哪些，扬弃哪些，就可以了。如果要我判定是非来教您，我的才能不够，而且又顾忌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我不敢做您的老师是肯定的。您以前想要看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列给您了，这并不是以此向您炫耀自己，只是姑且想要看看，从您的神情态度上反映出我的文章的确是好是坏。现在您的来信，说的话都对我过奖了。您的确不是那种巧言谄媚假意奉承的人，只不过是特别喜欢我的文章，所以才这样说罢了。
当初我年轻又不懂事，写文章时把文辞漂亮当作工巧。到了年纪大一些，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因此不再轻率地讲究形式的美观、追求辞采的华美、炫耀声韵的铿锵、把这些当做自己的才能了。凡是我所呈给您看的文章，都自认为接近于道，但不晓得果真离道近呢，还是远呢？您喜爱道而又赞许我的文章，也许它离道不远了。
所以，我每当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敢漫不经心地随便写作，恐怕文章浮滑而不深刻，从来不敢偷懒取巧地写作，恐怕文章松散而不严谨；从来不翦用踣昧的态度去写作，恐怕文章晦涩而又杂乱；从来不敢用骄傲的心理去写作，恐怕文章盛气凌人而又狂妄。加以抑制是希望文章含蓄，进行发挥是希望文章明快；加以疏导是希望文气流畅，进行精简是希望文辞凝炼；剔除污浊是希望语言清雅不俗，凝聚保存文气是希望风格庄重不浮。这就是我用文章来辅佐道的方法。
学习写作以《尚书》为本原，以求文章质朴无华，以《诗经》为本原，以求文章具有永恒的情理，以《三礼》为本原，以求文章内容合理，以《春秋》为本原，以求文章是非明确、褒贬分明，以《易经》为本原，以求文章能够反映出事物的发展变化。这就是我吸取“道”的源泉的办法。参考《谷梁传》，以加强文章的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文章条理通达，参考《庄子》、《老子》，以使文章汪洋恣肆，参考《国语》，以使文章增强情趣，参考《离骚》，以使文章能够情思幽微，参考《史记》，以使文章显得语言简洁。这就是我用来广泛学习，使它们融会贯通，并运用来写文章的办法。
凡是上面所说的这些，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有可取的地方呢，还是没有可取的地方呢？希望您看看，进行选择，有空就来信告诉我。如果我们经常往来交谈，以扩充发挥作文之道，即使您不因我的帮助有什么收获，我却因为您的帮助而有所收获，又何必以老师来称呼这种关系呢？采取老师的实质，去掉老师的义，不要招致越地和蜀地的狗的惊怪狂叫，或者象孙昌胤举行冠礼那样遭到人们的嘲笑，那就万幸了。宗元再告。
【简析】
柳宗元在这封回信中，论述了对师遂的看法，反复强调“不敢为人师”，他虽赞扬韩愈“奋不顾流俗”，“抗颜面为师”的精神，但又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即不必讲求为师之名，应该注意为师之实；师生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此外，柳宗元还总结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在信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散文写作的主张，重点阐发了“文以明道”的观点，也论述了关于写作的态度、技巧以及总结前人的经验、吸取各家的特长等问题，并把写作和作者的品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这种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为了开展古文运动，需要培育出一批新生力量，因此提倡师道。虽然他反复申说自己“不敢为人师”，唯恐“炫怪于群目”，“召闹取怒”，但他不仅在散文的创作上给古文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实际上也为古文运动培养了一批新的作者，造就了一辈人才。所以，不能因为他声称过“不敢为人师”而低估他在这个方面的巨大贡献。
柳宗元提倡“文以明道”，实际上是要求写文章宣传某种思想或主张．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为改革社会服务。他对创作的要求是作品思想内容必须通过辞藻形式来表达，而辞藻形式必须为思想内容服务。因此，他不仅以“道”指导创作，以“道”指导为文，使“文以明道”，并用它去改造人，改造社会，进行革新，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当他贬谪永州以后的创作就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封信在写作上，体现了柳文说理之作以谨严胜，批判时政尖锐有力的特点。为了说明拒绝“欲相师”的理由，他首先说“仆道不笃，业甚浅近”，“未见可师者”，言自身条件很差，够不上资格当老师。我们仔细一想，这不过是文章大家的谦虚之辞，说说客气话罢了，并不是他拒绝“欲相师”的真正原因。所以只简略几笔带过。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敢为人师”，因此对这一点他反复加以申述，进行强调，从师道之衰的历史谈到目下的情况，而后者又是重点，故说得十分详细。先举韩愈“抗颜而为师”受到嘲笑打击为鉴；然后以蜀犬吠日，越犬吠雪为喻，说明自己不敢“街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去为人师；接着联系艰难的处境，平时不为人师，都要意外遭人口舌，如果一旦为人师，则会招来更多的攻进；继而又以孙子行冠礼而为外廷所笑为例，说明凡“独为所不为”都要遭到非难嘲笑。这样，就从历史根源，现实情况，社会风气，自己的处境诸方面，把自己“不敢为人师”的原因和道理，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充分透彻。柳宗元既要提倡师道，又“不敢为人师”，不是很矛盾吗？怎样解决呢？于是他提出采取老师之实，不必讲求师之名的办法，既可以免遭嘲笑攻击，又能达到行师道的目的，这样，把他“不敢为人师”的理由就说更全面更严谨了。同时在阐说道理的过程中，对反对师道的人，不论从形象和用词上，都无不透出批判的锋芒，把他们比作庸蜀吠日、南越吠雪的狗，他们的群怪聚骂，如“越蜀吠怪”，等等，冷嘲热讽，尖酸辛辣，都见出其批判的尖锐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