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同在一所学校，整整三年。她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被县政府录用，分配到我们学校任教的。她来报到那一天下午，学校已经放学，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她居然把我当成了学生：“这位同学，放学了怎么还不离校呀？”
我回答：“我是老师，正在批改作业。请问你找谁？”
她显得有点尴尬，笑笑说：“我还以为是中学生呢！请问，你们校长在哪里？”
校长办公室就在教师办公室后面。不过，校长去县城开会了，教导主任和后勤主任都是本地人，放了学就打道回府。我问：“三位领导都不在学校。你有事吗？”
她说：“我是新分来的教师，今天来报到。领导都不在，我家是县城的，现在也没班车了，我搁哪儿住宿呀？”
我们这所学校，大都是民办教师，还都是本公社的人。所以，晚上放学，学校除了值日护校的，基本没人。
我见她很焦虑，就说：“如果你不嫌弃，就去我家吃饭，我来安排你住宿，好不好？”我以为她不会同意去一个陌生人家里过夜，这话也只是出于礼貌，随便说说。没想到，她很快答应了：“好呀！我叫尚紫芳。兄弟你呢？”我报出了我的名字，她说：“这名字好听！谢谢您啦！”
我带她步行一里多路，来到我所在的村庄。一路上，她问这问那，而我，却不敢正视她。因为在我眼里，她太漂亮了。高高的个儿，鸭蛋脸，大眼睛，鼻梁挺拔。特别是眉毛，又黑又浓，一副男子汉的气概。
到了我们村庄，村里人都认为她是我带回来的女朋友，“嘻嘻嘻”地傻笑着，一直把我们送到我的家门口。
对于村里人的热情，我不知所措，倒是她，反客为主地说：“都站门口干什么？进来坐坐吧！”
村里人便笑着走开了。晚上，我妈也稀里糊涂地宰了一只鸡招待她。我发现，她在陌生的地方一点不显拘束，该说就说，该吃就吃。
吃过饭，我把她安排跟堂妹休息。堂妹是独生女，一向喜欢跟有文化的人打交道，她们两个睡了一夜，后来成为好朋友。
她在我们学校教初中语文，我教小学语文。我们俩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有时，学校里晚上没人，她怕孤独，就让我带她去堂妹家休息。这样，我们俩的关系就非常好。不过，我那时不仅个子矮，体瘦，文化程度远不如她。她是高中毕业，正式教师，我是初中肄业，民办教师。最要命的是我家里穷，兄妹五六个。她家是城里人，人又漂亮、大气。即使我和玉皇大帝是同姓，也配不上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一直用这句话向自己泼冷水。所以，我们相处三年，没提一个“爱”字。
但是，三年后，终于有了转机。我被公社有关部门推荐上了师范学校。两年中，我们也有书信来往，但都写得平平淡淡。尤其是最后半年，她没有再给我写过一个字。
毕业后，我又回到原来的学校。这是1975年的春夏之交，那一年，正是计划生育在乡村开展之时，县里来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住在我们学校，手术室、输液室也设在学校。所以，学校停课了，老师赋闲在家。那天，我去看她，她正和公社党委副书记刘某在她的宿舍里闲聊。这位刘副书记，个子不高，但长相还不错，白净脸儿，五官端正，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光景。她向刘副书记介绍了我，说我会写文章，毛笔字也漂亮。刘副书记跟我握手，说：“你跟紫芳是朋友，又有才华，‘五四’青年节大会，可以进入公社团委，帮紫芳打理团的工作。”我这才知道，她此时不再是教师，而是做了公社团委书记。
我在她的宿舍里很不自在，因为他们两个基本无视我的存在。她跟他比身高，大声笑着，说：“你羞不羞，还没我的个子高！”而刘副书记则说：“秤砣虽小压千斤，拿破仑也是小个子呀！”看他们两个的情景，关系十分暧昧。我借故退了出来。
果然，就在我见到尚紫芳和刘副书记的第三天，出大事了。说是大事，放到现在也就是屁大的事儿。刘副书记在尚紫芳宿舍里过夜，被人盯梢，这人就是公社革委的一个副主任。据说，副主任跟刘副书记针尖对麦芒，争权夺利，互不相让。副主任想压倒刘副书记，竟然使出见不得阳光的手段，把尚紫芳的宿舍门锁上了，然后带着派出所的民警前来敲门。他俩躲在屋里，死不开门。最后副主任把党委书记找来，他们才把门打开。
当天，县里来人，将刘副书记带到县政府招待所反省。尚紫芳被限制在校园里不准出学校大门。
我到学校去看她，她头发蓬乱，脸也没洗，见到我泪如雨下，着急地说：“我正想找你帮忙，可我出不去。你赶紧去一趟县城，到招待所打听一下，看他住在哪个房间，帮我带封信给他！”
我在屋里踱步，还抽了抽鼻子，似乎嗅到了浓烈的火药味。我对尚紫芳沦陷到如此地步，又愤怒又同情。等她写完信，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信封。她匆匆折叠成方形，递给我说：“这封信，你想看就看，我也不瞒你了，我跟刘书记发生了男女关系。这封信就是要告诉他，要他相信我，我绝不会出卖他！”
我点点头，将信笺装进内衣口袋里。当天上午，就骑着学校的公用破自行车赶到政府招待所，问了招待所一位姓王的老乡，他给我指了房间。敲开刘副书记的门，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情绪很激动。落座后，他给我泡了一杯茶，说是今年的谷雨茶。我一边小口啜饮，一边等他的回信。
刘副书记看完信笺，眼含热泪，对我说：“你是紫芳的朋友，这时候应该关心她，安慰她。”
我说：“我会的。”
他写了回信，照例叠成方形，说：“我这里本来有信封的，既然紫芳相信你，我也相信你，请抓紧转交紫芳，让她坚强坚强再坚强！”
我说：“谢谢你的信任，我马上回去就交给她，放心吧！”
这样，我大概给他们俩相互转交了七八封信件。
一个月之后，刘副书记被调到本县边远的一个公社任文教助理，他和妻子也没有离婚。尚紫芳的希望破灭了。她丢掉公社团委书记的职务，仍回学校当教师。
对于尚紫芳的倒霉事，我有点幸灾乐祸。我不是希望她倒霉，而是她倒霉之后，降低了身份，我才能跟她门当户对。确实，自从她出事之后，我们俩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好了。
这个学校是她的伤心地，许多对事件不甚了了的人，当面向她求证，她总是说：“这是陷害！都是某副主任的阴谋！”我当然受她的影响，有人问我，我也说是陷害。就连我堂妹问及此事，我也同样说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经过努力，尚紫芳终于离开了她的“滑铁卢”。她被调到县城一所中学任教。搬家那天，我找来一辆架子车，拉着她的被褥、箱子、书籍和用具，步行二十多公里，到达新的单位。安排妥当，她带我去了她家，说是让我去认认门。
她家在县城东头，住着两间砖瓦房，一间小厨房。她的父亲去世得早，家里只有母女二人。到家之后，她说去街上买点小菜回来，让她的母亲陪我闲坐。
“你跟紫芳是一个单位的？”她母亲这样问我。
我说：“原来是，现在不是了。”
“你那个地方的人怎么那么坏呀？”她母亲盯着我问。
我问：“怎么了？”
“怎么了？往俺闺女头上泼脏水、扣屎盆子！害得俺闺女被囚禁一个月，还有没有天理了？不是闺女劝我，说事儿过去了，别再‘五马翻六羊’了，我真想去你们单位讨个说法！”老人很能说，一句接一句，连珠炮似的。我插不上话，也不想插话。任凭她“阴谋陷害论”、“打击报复论”、“无中生有论”地滔滔不绝。老人眼睛里先是闪着泪花，但很快被愤怒烧干。我可以预测，如果我是那个“阴谋家”，她会毫不迟疑地甩我两个大嘴巴子。
趁老人换气喝水的空隙，我站起来告辞。老人留我，说女儿一会儿就买菜回来了。我借口有事要办，拉着架子车扬长而去。
在以后的日子里，紫芳给我写了十几封信件，我都没有回。在最后一封信里，她说：“既然你嫌弃我的污点，何必还要送我一程？不是我不愿意呆在那个伤心的地方，我怎么也不会离你而去！”
我看完这封信的时候，真的流下了眼泪。但我最终还是忍住不给她回信。
若干年之后，紫芳和我都结婚了，各自都有了孩子。有一次，县里召开优秀教师表彰大会，我和她不期而遇。她劈面就问我：“请告诉姐，当初为什么不辞而别呀？”
我想了想，说：“有一个人，永远不能欺骗，她就是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