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晚年创作的这首《蚕谷行》诗汇聚了他一生许多高尚的品格，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此诗开头四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生产工具的铁都感到缺乏必须用武器来改造了。全国战乱不息，农田荒芜。诗人呼吁把甲胄铸作农具，让每寸土地都能够得到耕作，百姓安居乐业。国外有《把剑铸成犁》的现代雕塑。大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用诗的形式把这种反战思想艺术地体现出来了。铜铁应当做成犁、锄，服务于和平生活，现在却做了杀人的武器、防身的铠甲。对这种反常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经诗人点出：甲胄应铸作农具。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物非所用！盔甲回炉铸而为犁、锄，使天下寸土皆得牛耕，才是物尽其用的人间正道。诗人没有直接痛斥战争，却用铠甲再造为犁锄的形象语言强化了反战思想。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这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

　　此诗虽短，却是杜甫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可以说《蚕谷行》一诗标志着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着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

　　这首诗借古柏以自咏怀抱，正意全在未一段，此诗对偶句特多，凡押三韵，每韵八句，自成段落，格式与《洗兵马》极相似。

　　全诗比兴为体，一贯到底；咏物兴怀，浑然一体。句句写柏，句句喻人。言在柏，而意在人。前八联十六句通过对古柏的赞誉，表现了诗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抒发了自己愿意像诸葛武侯一样报效朝廷的理想。在这里，句句写古柏，句句喻诸葛，句句又隐含着诗人自己。古柏的高大坚强，雄劲飞动，古朴厚重，正是诗人敬仰的武侯的品格，也是诗人对自己才华的心肯。

　　在杜甫看来，诸葛武侯之所以能够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建立不朽功业，是因为君臣相知、相济。“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这看似写景、叙事，实在抒情，是在背后抒发自己不能为当时朝廷理解重用，满腹的学问不能发挥，难以报效朝廷的感叹。

　　如果说前八联还只是在赞赏武侯的同时暗含着诗人对自己境遇的悲哀和感叹，那么后四联八句则在曲尽体物之妙的基础上直抒胸臆，将古柏与自己紧紧连在一起，句句写古柏，又句句写自己，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材大难用的愤慨。以大厦将倾暗喻国家的危机，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然而大木重于丘山，万牛都因不能拉动而回首去看，暗指国家危亡之际贤能却得不到任用，这与武侯和刘备的君臣际会正是天壤之别。

　　诗人感叹自己虽然像古柏一样朴实无华，不以花叶之美炫俗，英采自然外露，使世人惊异，愿意不辞剪伐，陈力于庙堂，但没有人能把它送去。古柏心苦，却不免为蝼蚁所伤；柏叶余香，乃为鸾凤所喜。而自己的怀才不遇正是像这古柏一样。诗人最后终于发出了“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浩叹。

　　诗的前六句为第一段，以古柏兴起，赞其高大，君臣际会。“云来”十句为第二段，由夔州古柏，想到成都先主庙的古柏，其中“落落”两句，既写树，又写人，树人相融。“大厦”八句为第三段，因物及人，大发感想。最后一句语意双关，抒发诗人宏图不展的怨愤和大材不为用之感慨。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此诗写出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困苦，表现了诗人对她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结句答问，正是深意所在。诗中通过对夔州一带重男轻女风俗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也是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反映。

　　开头四句并非着意写夔州的生活习俗，而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后汉书·周举传》指出当时的社会弊病是： “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这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社会同样存在。女子“上头”后一般至十六、七岁即出嫁，而夔州女已经头发半自，四五十岁了，仍然是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原因是她们遭逢丧乱，男丁减员，女子嫁不出。夔州处女被安史之乱葬送了青春年华，所以抱恨终生，令人叹息。“堪咨嗟”，一作“长咨嗟”，用“堪”字是表现作者对夔州处女命运的哀怜和悲叹，而用“长”字则是夔州处女的自怨自悒。

　　此诗的第二个层次，即“土风”以下二句，着重写男尊女卑、男逸女劳的当地风俗。女子同时肩负着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义务，承受着心理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却处在男人的附属地位上。

　　“十有”以下八句是对夔州妇女日常生活的具体描写，也可以说是诗的第三个层次。这一层写得很有特色，八句之中两两交叉，分别写夔州女的劳动和妆束。她们十之八九要砍柴、卖柴，换的钱来养家糊口。女子既要维持家计，又要应付官府摊派，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老处女的肩上。接下去两句写她们的服饰，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杜甫写的是老处女，所以她们把头发挽成垂颈的双鬟。因为是处女，她们爱美的心思尚未泯灭，尽管头发已经半白了，上面却插着银钗和野花山叶等饰物。这些还只是作为铺垫，目的是写夔州处女的操劳之苦。滚西一带的集市在高处，她们背着柴草拼力爬高到市集上出卖。对于“死生射利兼盐井”句，意思是背盐只赚得蝇头微利，是贩私盐，是偷偷摸摸地贩卖私盐，这样“死生射利”四字才有着落。夔州女除了负薪，还得背盐。在唐代盐铁由国家专卖，贩私盐不允许，但可以多赚一点钱。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贩卖一点私盐，并不是像大商人那样为了屯积居奇。杜甫把史书中的“乘时射利”和“豪贾射利”改为“死生射利”，正是为了说明背盐女子像获取猎物一样冒险挣钱。 “死生”二字是定性的， “射利”二字是绘形的。正因为负薪女挣扎在饥寒和死亡线上，所以她们备感生活的艰辛，挥泪度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图画。

　　最后二句是反诘语，用以照应全篇，意谓夔州处女老大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粗丑，美貌动人的王昭君的故乡不就是在这一带吗？这里的“巫山”与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无直接关系，当指地名而言，但其中也包含着此地自古出美人的意思，从而增强了全诗的讥刺意味。

　　此七言古诗，在现存杜诗中系一首颇为别致、耐人寻味的风土诗。诗以贫苦的劳动妇女为题材，其描绘当时夔州一带的农村妇女，乃具有典型之意义。杜甫对此不仅寄以深厚的同情，且在最后“若道巫山”二句中，尤针对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妇女为“鹿丑”的不实之词，理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此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乃是鲜见的。诗写土风，文字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