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 、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糁之。(箬篷 一作：篛篷)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嘻，技亦灵怪矣哉！

生动传神的语言
　　本文语言平实、洗练，特别是摹写舟中人物情状，画相结合的写法，不只貌似，而且传神。例如：写苏东坡与黄右手执卷端，左手扶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这令人不只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段，又是极细腻的文笔。写佛印是“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突出了这个出家人形象的特征，与读书人苏、黄神情不属。
　　这些描地感到核舟雕刻技艺的精妙，使读者深为赞叹。
　　开头，概述雕刻家王叔远的精湛技艺，点出“核舟”所雕刻的内容。第一句就介绍这位“奇巧人”及其“奇巧”的所在——在很小的木头上能雕出各色各样的景物，而且形神毕肖，第二句点明“核舟”所雕刻的内容是“大苏泛赤壁”，为下文张本。

文题背景
　　本文题目末字“记”，系指文体而言。“记”这种体裁出现得很早，至唐宋而大盛。它可以记人和事，可以记山川名胜，可以记器物建筑，故又称“杂记”。在写法上大多以记叙为主，兼有议论、抒情成分。

拓展：新核舟记
　　明代名篇《核舟记》把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高深、精巧描述得真切而生动，读起来感人至深。王叔远的核舟更是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为之神牵梦绕，不断复制和再创造。核舟这一巧技在现代又得到发扬光大，新核舟记不但在技艺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内容上更贴近了时代。欣赏新核舟记，对于深刻理解名篇《核舟记》很有帮助，同时通过欣赏实物、图片、影像等可以使读者在整体上全面读懂《核舟记》。
　　以往人们所了解的《核舟记》表现的多是古代人物，核舟“南湖红船”把写真肖像人物引入核舟创作中，写实刻画了党的一大代表，展现了“日出东方、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当为别开生面，既是古为今用，也是推陈出新，使古老的核舟艺术赋予了新的内涵。
　　2006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也是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逝世30周年、董必武诞辰120周年、何叔衡诞辰130周年、陈潭秋诞辰110周年、邓恩铭诞辰105周年和李达逝世40周年，因此，2006年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一特殊时刻，河北省秦皇岛市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杨洪武，用5个多月的时间精心刻制了一枚题为“南湖红船”的核舟作品。该核舟选用上好橄榄核为原料，以嘉兴南湖画舫为原型，细致入微的刻画了参加党的一大代表们，在画舫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瞬间。嘉兴南湖画舫长16米、宽3米，分前、中、后三舱，中共一大就是在画舫的中舱内举行的。核舟虽仅长3.9厘米、宽1.4厘米、高1.3厘米，也按画舫的行止，刻制了前中后三舱，宽敞的舱室、舱顶瓦楞线、舱窗以及桅杆等都一一展现出来。为增强艺术效果，前舱顶还精刻了党旗、后舱顶刻制了和平鸽。船舱两旁分别刻制小窗5扇，共10扇，每扇小窗都能开启。小核舟的舱顶、舱壁、小窗等都刻制了精美的花纹，把核舟装扮得富丽堂皇。船头坐4人，毛泽东坐在船头右侧，他目光睿智、慈祥坚定，风吹动着他头发，身上穿的长衫衣纹清晰可辨，手中的文件纸卷页翻，页页可数；何叔衡侧身靠近毛泽东讨论着；董必武还坐在船头左侧，手捧书籍思考着问题；李达在阅读，他还习惯地用手推了推眼镜，犹如身临其境。打开前舱两旁的小窗，临窗而坐的是陈潭秋、王尽美；坐在中舱两旁小窗前的是邓恩铭、刘仁静和李汉俊、包惠僧。船尾右侧是一位船工，正在用力摇橹；左侧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她一面照料会务、烧水沏茶；一面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为会议做好保卫工作。王会悟左手提壶、右手端杯，神态自然。壶上的花草纹理似隐似现。核舟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按照当时参加党一大的人物肖像写真刻制的，人物虽不足2毫米，但都生动传神，栩栩如生。核舟船底刻一大党纲98字，题款7字，共105字。字是按竖式书写阴刻的，填成黑色，笔画细如毫丝，一行一行的小字好似船行时荡漾起的涟漪。此外，为真实再现南湖画舫的全面，在核舟“红船”后面也拖一小舟。小舟长2.3厘米，高1.1厘米，宽1.0厘米。舟顶分为两层，箬篷顶周边雕刻着精美的文饰，两侧透雕的篷壁玲珑剔透、精巧可人。小舟底部刻的是一大闭幕时代表们呼的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共23个字。大舟与小舟之间用一条链环联接，也是用核材精刻而成的。
　　整个“南湖红船”共刻核舟2、人物12人、小窗10扇、舱室4、壶2、杯皿2、书籍文件5、橹、炉、小桌各1、链环1条、文字128字，此外12人中有5人还佩带了眼镜，均都一一俱足。

第一层
（第一句话）对“大同”社会的纲领性说明

第二层
（第二至三句话）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⒈1.满足生存需求：人人得到社会的关爱。
⒉满足发展需求：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⒊满足精神愉悦上的需求：货尽其用，人尽其力

第三层
（第四句话）全文的总结语
用现实社会跟理想社会中的“大同”社会做对比，指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黑暗现象，在“大同”社会中将不复存在，取代的将是“外户而不闭”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宋濂少时勤苦好学，元时曾受业于文豪吴莱、柳贯、黄之门，得其薪传。于书无所不窥；自少至老，未尝一日释卷，故学识、文才俱登峰造极。及事明太祖，凡国家祭祀、朝会、诏谕、封赐之文，多出其手。相传明太祖尝以文学之臣问于刘基，基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其次臣基，不敢他有听让。”（《跋张孟兼文稿序后》）当时日本、高丽使臣来京朝贡者，每问“宋先生安否”，且以重金购其文集而归。著有《宋学士集》《宋文宪全集》并行于世。宋濂文雍容高华，醇厚演迤，而多变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刘基于其所著《宋景濂学士文集序》中引欧阳玄赞濂之言曰：“先生天分极高，极天下之书无不尽读；以其所蕴，大肆厥辞。其气韵沈雄，如淮阴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其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飘然骞举，不沾尘土；其词调清雅，如殷卣周彝，龙纹漫灭，古意独存。其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驺前陈，应接不暇，非具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此!”他在文学上主张崇实务本，“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强调“随物赋形”、“人能养气则情深文明，气盛而化神”（《文原》）。著名篇章有《秦士录》《王冕传》《胡长孺传》《李疑传》《环翠亭记》《看松庵记》等，《送东阳马生序》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叙自己“为学之难”，先揭示“嗜学，家贫”的主客观情况。“嗜学”，有强烈的读书愿望，浓烈的读书兴趣，而“家贫”则无力购书，无资聘师，无法结友。在这种处境下，唯有靠自己的“专心”、“劳苦”予以克服。作者先叙无书之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好读书却买不起书，只有走借书之途。再写借书之难，借来的书，不能污损，不可久待，只有“手自笔录，计日以还”。为了不逾约，即使是“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也“弗之怠”，仍要“笔录”。复写求师之艰。先写“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尝趋百里外”求教，不辞劳苦。乡贤因门人弟子众多，对他“未尝稍降辞色”，他不因冷遇而灰心，不因疏淡而反感，相反的却是“俯身倾耳以请”；甚至会遇到“叱咄”，而他却“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乡先达的态度愈差，他的态度却愈敬，可见求知的心诚。再写外出从师的“勤且艰”。“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道路、环境、季节、气候，都极恶劣，而他“足肤皲裂”、“四肢僵劲”，则置天寒地冻于不顾，山高路远而不管。对于衣、食、住也不讲究。寄居旅舍，一天两顿饭，无甘美肥鲜；一身粗布破袍，无光鲜锦绣。作者于前面以环境的恶劣突显其坚苦不移，这里则以“烨然若神人”的纨绔子弟为对比，反衬其独得其乐。正由于如此，不计客观条件的艰苦，执着追求，虚心求教，他才能“遍观群书”，而列于君子之列，居天子之侧，四海称其姓氏。从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看，宋濂可谓学有所成的了。接着写诸生学习条件优裕而懈怠，回应上文，又明揭意图。作者仍然从食、住、书、师四个方面予以对比。太学生无衣食之患，相反的是鲜服美食；高堂大厦，群书毕集，师随左右，不像自己当年的学习，有“冻馁之患”、“奔走之劳”、“求而不得”之苦，可是条件好了，却有“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条件的优裕和效果的不佳又形成对照。作者在充分比照的基础上其理颖然而出：“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显示了不容置辩的力量。最后一节文字写作这篇序的目的：“勉乡人以学”。作者和马君则系同乡关系，又是位勤奋好学的青年，加之以长信为进见礼，言和色夷，是个流辈称其贤的“善学者”，因而才诚恳地以“为学之难以告之”。由于文中是以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为例证的，因而要申说一下无“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的意思。作者在行文中也一直注意防止骄矜之意，写向人请教，说“余虽愚，卒获有所闻”，称自己“今虽耄老，未有所成”，以及“幸预”、“缀”、“谬称”等谦让之辞，纯然是长者之风，学者之范。

　　作者勖勉后生马君则，语重心长，寓理于事，其事一为己事，一为人事。叙己事，娓娓动听；述人事，头头是道。以己事与人事相比照，其理煜然。人事即为太学生事，马生系太学生中之一员。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太学生，是个“用心於学甚劳”的“善学者”，因而具有劝勉的基础，否则也不必如此谆谆告诫。这篇劝学篇，因为作者现身说法和严密对比，事繁而不芜。语简而意昭，不愧是宋濂的力作之一，也是明文中的佼佼者。

　　宋濂不仅学识丰赡，文才彪炳，而且政治经验富足，马生原是个用心于学的人，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作者又为何还要如此教诲？作者不说太学使人养尊处优，不求上进，而讲条件优越，要充分运用。这是因为他深知朱元璋登上宝座后一直妒贤嫉能、杀戮功臣，以巩固其统治。他的亲信谋士、开国功臣刘基就死于朱元璋的阴谋，开国元勋徐达、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中丞涂节、吏部尚书詹徽、开国公常升等都被朱元璋以各种借口而杀害。宋濂可谓知时识世，在朱元璋大清洗之前就告老还乡，退居林泉。他这次“朝京师”，马生“撰长书以为贽”，对他加以赞颂，他为了避免朱元璋的疑忌，在赠序中不讲为国为民之类的涉嫌的话，而讲万年百处可说的读书问题。谈读书，还不忘赞扬一下太学，对皇帝主办的学校条件说了一番好话。从这里可见宋濂不仅饱有学识，而且老于世故。宋濂虽然如此小心谨慎，可是后来他的孙子与一案有牵，最后也诛及了他。

　　点评：欲得真学问，须下苦工夫。

　　《两小儿辩日》表现了古人为认识自然、探求客观事理而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阐述了“学无止境”的道理。

　　事实上，现代科学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科学的解释：早上和傍晚，太阳角度低，穿透的大气层很厚，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很大，光路弯曲显著，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大；中午太阳角度大，穿透的大气层相对较薄，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较小，光路弯曲没有早上和傍晚明显，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觉得小了。此外，当太阳在早上的时候是从地面升起，而远处的屋子或山正和那大太阳成了一小一大的鲜明对比，而在中午周围没有任何东起跟它对比，显然就会显得小，这是我们的肉眼骗了我们。而且由于地球形状、大气层、运行规律等自然因素，简单运用生活规律或生活常识去解释是无法作出正确解释的。但作出正确解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正是“两小儿”和孔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而不妄加决断，正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两小儿善于观察常见的生活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也可以从两小儿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结果自然就不一致；说明他们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具有多元化思维；同时他们也具有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本文同样深刻阐述了“学无止境”这一道理。

　　“笑”在原文中显然有“讥笑”之意。至于该不该“笑”，也可以从多方面看。若从作者为道家，孔子为儒家来看，显然要“笑”孔子；但若从孔子的态度来看，又不该“笑”了，因为孔子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并没有“强不知以为知”， 为什么要“笑”他呢？“孔子不能决”告诉人们，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孔子不能决”还告诉我们，孔子那样的大学问家，尚且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知识是无穷尽的，什么人都应该不间断的学习，不放弃探求。

　　《陈太丘与友期》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元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人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元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元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元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元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元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间话而答的。元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通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元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二三两段围绕中心论点，连用两个论据进一步论证，运用否定排比句式。第2段选取攻战的例子阐明“天时不如地利”，区区小城，四面受围而不能克，即使有得“天时”者也不能胜，旨在说明“地利”重于天时；第3段同样选取攻战的例子，旨在说明即使在占有“地利”的情况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坚利”“米粟非不多”，但有人却弃城而逃，因为“地利”亦难比“人和”。这两个例子均非实际战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论战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一定的说服力。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第4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第4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祇辱 一作：只辱)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马者 通：饲)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马说》是一篇说理文，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提出事实，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伯乐的典故几次被韩愈引用（见韩愈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韩愈命运的坎坷。

　　《马说》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命题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有人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这句话是错误的。韩愈把它作为语言，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是名言。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太少。于是作者在下文正面点明主旨，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正由于“伯乐不常有”，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好的牧马人，而是“祇辱于奴隶人之手”，受无知小人的腌气。这些宝马死于槽枥之间，其遭遇不幸、结局悲惨。没有把这些马当做千里马，千里马的死也是毫无所谓的了。“不以千里称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千里马的死表示遗憾、惋惜和悔恨痛心了。从文章表面看，作者说得透彻，却有很多辛酸痛楚还没有吐露，看似奔放，实则内涵丰富。

　　作者刻画“食马者”与千里马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既写出千里马的抑郁不平，也写出不识真才者的愚昧专横。千里马在无人给它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时，有时欲一展所长却有力无处使，最后到了无力可使的程度，连一匹普通马也比不上，实现不了日行千里的功能，因此待遇也就比不上一匹“常马”。受辱和屈死也就不足为奇，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由于食马者的原因，千里马不能恪尽职守，还会受到责难和惩罚，往往被痛打一顿在待遇上也就越加糟糕（食之不能尽其材）。表面看“食马者”不是伯乐，不懂马语，却蕴涵着怀才不遇的人面对那些愚昧专横的统治者就是申诉也无用这一层意思。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还觉得不够，又接着用“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从“人”的方面再做深入一层的刻画。使文章生动深刻，也表现出作者的愤激。作者并没有立即谴责这种不识马的“人”，反而让他面对着千里马不懂装懂，还说“天下无马”。意思是说，这样的“人”在主观动机方面还是不错的，他并非不想选拔人才，并非没有求贤用贤之心，无奈贤人贤才太“少”了。明明是“人”的主观上出了问题，却把这种局面的形成推给客观条件的不如意、不理想。眼前就是一匹千里马，食马者却对着千里马发出了“天下无马”的慨叹，认为这不过是一匹连常马也不如的马。这是作者的讽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立即点明主题，用呜呼！其真无马邪（yé）？其真不知马也！结束，把“无马”和“不知马”这一矛盾形成一个高潮。这是韩愈凝聚浓缩手法的结果。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不能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室，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室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室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说 通：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唐雎不辱使命》记叙了唐雎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使秦国，与秦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虽不假修饰，却十分鲜明生动，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