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风·氓》是一首上古民间歌谣，以一个女子之口，率真地述说了其情变经历和深切体验，是一帧情爱画卷的鲜活写照，也为后人留下了当时风俗民情的宝贵资料。

　　这是一首短短的夹杂抒情的叙事诗，将一个情爱故事表现得真切自然。诗中女子情深意笃，爱得坦荡，爱得热烈。即便婚后之怨，也是用心专深的折射。真真好一个善解人意、勤劳聪慧、果敢率真、通情明义的鲜明形象。在婚前，她怀着对氓炽热的深情，勇敢地冲破了礼法的束缚，毅然和氓同居，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按理说，婚后的生活应该是和睦美好的。但事与愿违，她却被氓当牛马般使用，甚至被打被弃。原因就是当时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没有地位，而只是的丈夫的附庸。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决定了男女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使氓得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虐待妇女而不受制裁，有抛弃妻子解除婚约的权利。“始乱终弃”四字，正可概括氓对女子的罪恶行为。因此她虽曾勇敢地冲破过封建的桎梏，但她的命运，终于同那些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压束下逆来顺受的妇女命运，很不幸地异途同归了。“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也，不可说也！”诗人满腔愤懑地控诉了这社会的不平，使这诗的思想意义更加深化。诗中女主人公的惨痛经历，可说是阶级社会中千千万万受压迫受损害的妇女命运的缩影，故能博得后世读者的共鸣。

　　诗中虽以抒情为主，所叙的故事也还不够完整细致，但它已将女主人公的遭遇、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抒情叙事融为一体，时而夹以慨叹式的议论。就这些方面说，这首诗已初步具备中国式的叙事诗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后二千余年的叙事诗，在《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直到近代姚燮的《双鸩篇》中似乎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氓》诗的结构，是和它的故事情节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的。全诗六章，每章十句，但并不像《诗经》其他各篇采用复沓的形式，而是依照人物命运发展的顺序，自然地加以抒写。它以赋为主，兼用比兴。赋以叙事，兴以抒情，比在于加强叙事和抒情的色彩。

　　开头一、二章，《诗集传》云：“赋也。”具体描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以至结婚的过程。那是在一次集市上，一个男子以买丝为名，向女主人公吐露爱情，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又发脾气，可谓软硬兼施。可是这位单纯的女子看不透他的本质，说是必须有人来说媒，最后将婚期订在秋天。从此以后，女子朝思暮想，“乘彼垝垣，以望复关”，望不到男子所住的复关，便泪流不止；既见复关，就像见到所恋之人，不禁眉开眼笑。她还打卦占卜，预测婚事的吉凶。及至男方派车前来迎娶，她就带着全部的财物，嫁了过去。这两章叙事真切，历历可见，而诗人作为一个纯情少女的自我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方玉润评这一段云：“不见则忧，既见则喜，夫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痴于情者耳。”（《诗经原始》）一个“痴”字。点出了此女钟情之深。

　　朱熹《诗集传》谓第三章“比而兴也”，第四章“兴也”，也就是说这两章以抒情为主，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诗人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诗集传》）。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一般以为女子嫁过去三年，但另有一种解释：“三岁，多年。按‘三’是虚数，言其多，不是实指三年。”（程俊英《诗经译注》）实际上是说女子嫁过去好几年，夫妻关系渐渐不和，终至破裂。女子不得已又坐着车子，渡过淇水，回到娘家。她反覆考虑，自己并无一点差错，而是那个男子“二三其德”。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条教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只有痴心女子负心汉。

　　诗之五章用赋的手法叙述被弃前后的处境，前六句承上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补叙多年为妇的苦楚，她起早睡晚，辛勤劳作，一旦日子好过一些，丈夫便变得暴戾残酷。这个“暴”字可使人想像到丈夫的狰狞面目，以及女主人公被虐待的情景。后四句写她回到娘家以后受到兄弟们的冷笑。《诗集传》释此段云：“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说女主人公“淫奔”，固不足取；但其他的话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她当时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

　　第六章赋兼比兴，在抒情中叙事，当初他们相恋时，有说有笑；男子则“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可是他还未老时就产生怨恨，而且无法挽回。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浩浩汤汤的淇水，总有堤岸；广阔连绵的沼泽，也有边际。言外之意是：我的痛苦为什么竟没有到头的时候？《诗集传》指出“此则兴也”，其实它是比中有兴。诗人运用这两个比喻，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摆脱这些痛苦，她下决心与那男子割断感情上的联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从此后不再希望他回心转意，算了，算了。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吗？方玉润认为：“虽然口纵言已，心岂能忘？”（《诗经原始》）是的，从这女子一贯钟情的性格来看，她对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这就是今天常说的悲剧性格。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卷耳》是一篇抒写怀人情感的名作。其佳妙处尤其表现在它匠心独运的篇章结构上。旧说如“后妃怀文王”“文王怀贤”“妻子怀念征夫”“征夫怀念妻子”诸说，都把诗中的怀人情感解释为单向的；另外，日本的青木正儿和中国的《诗经》专家孙作云还提出过《卷耳》是由两首残简的诗合为一诗的看法。这些看法反映出对《卷耳》篇章佳妙布局认识不足的缺陷。

　　《卷耳》四章，第一章是以思念征夫的妇女的口吻来写的；后三章则是以思家念归的备受旅途辛劳的男子的口吻来写的。犹如一场表演着的戏剧，男女主人公各自的内心独白在同一场景同一时段中展开。诗人坚决地隐去了“女曰”“士曰”一类的提示词，让戏剧冲突表现得更为强烈，让男女主人公“思怀”的内心感受交融合一。首章女子的独白呼唤着远行的男子，“不盈顷筐”的卷耳被弃在“周行”——通向远方的大路的一旁。顺着女子的呼唤，备受辛苦的男子满怀愁思地出现；对应着“周行”，他正行进在崔嵬的山间。一、二两章的句式结构也因此呈现着明显的对比和反差。第三章是对第二章的复沓，带有变化的复沓是《诗经》中最常见的章法结构特征，这种复沓可以想象为是一种合唱或重唱，它强有力地增加了抒情的效果，开拓补充了意境，稳定地再现了音乐的主题旋律。第四章从内容分析仍是男子口吻，但与二、三章相差很大。这类《诗经》中经常用的手法称为单行章断，比如《召南·采蘩》《召南·行露》《周南·葛覃》《周南·汉广》《周南·汝坟》等诗中都有此类手法。这类手法是合唱形式的遗存，可以想像这是幕后回荡的男声合唱。其作用是渲染烘托诗篇的气氛，增强表演的效果。

　　《卷耳》的语言是优美自然的。诗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当时的民谣套语。《周易·归妹三·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实”正与《卷耳》首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对应。把民谣用作套语，像一个套子一样放在诗章句首，为诗奠定韵脚、句式的基础和情感思绪的习惯性暗示，这是《诗经》的起兴手法的一例。诗人善于用实境描画来衬托情感。旅途的艰难是通过对山的险阻的描摹直接反映出来的：诗人用了“崔嵬”“高冈”“砠”等词语。而旅途的痛苦则是通过对马的神情的刻画间接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了“虺隤”“玄黄”“瘏矣”等词语。而描摹山、刻画马都意在衬托出行者怀人思归的惆怅。“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以酒浇愁，便是正面对这种悲愁的心态提示。全诗的最后是以一种已类化的自问自答体收场的：“云何？吁矣！”它既是对前两章“不永怀”“不永伤”的承接，也是以“吁”一字对全诗进行的总结，点名“愁”的主题，堪称诗眼。

　　怀人是世间永恒的情感主题，这一主题跨越了具体的人和事，它本身成了历代诗人吟咏的好题目。《卷耳》为中国诗歌长河中蔚为壮观的一支——怀人诗开了一个好头。其深远影响光泽后世。徐陵《关山月》、张仲素《春归思》、杜甫《月夜》、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元好问《客意》等抒写离愁别绪、怀人思乡的诗歌名篇，多多少少体现了与《卷耳》一脉相承的意味。

　　《静女》一诗，向来为选家所注目。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此诗写的是男女青年的幽期密约，也就是说，它是一首爱情诗。而旧时的各家之说，则多有曲解，未得其真旨。最早《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笺释云：“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而《易林》有“季姬踟蹰，结衿待时；终日至暮，百两不来”、“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居室无忧”、“踯躅踟蹰，抚心搔首；五昼四夜，睹我齐侯”之句，则反映齐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遂谓“此媵俟迎而嫡作诗也”。所说拘牵于礼教，皆不免附会。宋人解诗，能破除旧说，欧阳修《诗本义》以为“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朱熹《诗集传》也以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他们的说法已经接近本义，但指男女正常的爱情活动为“淫奔”，仍是头巾气十足，与汉儒解诗言及妇女便标榜“后妃之德”同一弊端。

　　诗是从男子一方来写的，但通过他对恋人外貌的赞美，对她待自己情义之深的宣扬，也可见出未直接在诗中出现的那位女子的人物形象，甚至不妨说她的形象在男子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显得更为鲜明。而这又反过来使读者对小伙子的痴情加深了印象。

　　诗的第一章是即时的场景：有一位闲雅而又美丽的姑娘，与小伙子约好在城墙角落会面，他早早赶到约会地点，急不可耐地张望着，却被树木房舍之类东西挡住了视线，于是只能抓耳挠腮，一筹莫展，徘徊原地。“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虽描写的是人物外在的动作，却极具特征性，很好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在心理，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位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有情人形象。

　　第二、第三两章，从辞意的递进来看，应当是那位痴情的小伙子在城隅等候他的心上人时的回忆，也就是说，“贻我彤管”、“自牧归荑”之事是倒叙的。在章与章的联系上，第二章首句“静女其娈”与第一章首句“静女其姝”仅一字不同，次句头两字“贻我”与“俟我”结构也相似，因此两章多少有一种重章叠句的趋向，有一定的匀称感，但由于这两章的后两句语言结构与意义均无相近之处，且第一章还有五字句，这种重章叠句的趋向便被扼制，使之成为一种佯似。这样的结构代表了《诗经》中一种介于整齐的重章叠句体与互无重复的分章体之间的特殊类型，似乎反映出合乐歌词由简单到复杂的过渡历程。

　　读诗的第二、第三两章，读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对诗人的“写形写神之妙”（陈震《读诗识小录》）有进一步的感受。照理说，彤管比荑草要贵重，但男主人公对受赠的彤管只是说了句“彤管有炜”，欣赏的是它鲜艳的色泽，而对受赠的普通荑草却由衷地大赞“洵美且异”，欣赏的不是其外观而别有所感。原来，荑草是她跋涉远处郊野亲手采来的，物微而意深，一如后世南朝宋陆凯《赠范晔》诗之“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重的是情感的寄托、表达，不妨说已成为一个具有能指优势的特殊符号。接受彤管，想到的是恋人红润的面容，那种“说（悦）怿”只是对外在美的欣赏；而接受荑草，感受到普通的小草也“洵美且异”，则是对她所传送的那种有着特定内容的异乎寻常的真情的深切体验，那已经超越了对外表的迷恋而进入了追求内心世界的谐合的高层次的爱情境界。而初生的柔荑将会长成茂盛的草丛，也含有爱情将更加发展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结尾“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两句对恋人赠物的“爱屋及乌”式的反应，可视为一种内心独白，既是第二章诗义的递进，也与第一章以“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典型动作刻划人物的恋爱心理可以首尾呼应，别具真率纯朴之美。读完此诗，对那位痴心小伙子的一腔真情，读者必然深受感动。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按其内容，当是一首战歌。全诗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

　　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从“祝贺新婚”方面的鉴赏

　　《诗经》中的“兴”语往往兼有“比”义，《樛木》就是如此。“兴”者起也，“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从这一解说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二句，乃是首章所咏之本体；“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二句，则是引起所咏之词的“兴”体。后二章每章只改动二字，大体意思与首章相近，运用的是“国风”常用的“叠章”形式。以反覆咏唱逐层推进，在回环往复中造成浓浓的感情。故从“兴”之引起的“所咏之词”看，这乃是一首为“君子”祝“福”的歌，当无可疑。

　　而这三章中的“兴”语，同时又带有“比”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中的“彼物”即“樛木”和“葛藟”，“此物”则是“君子”和“福”——以樛木的得到葛藟缠绕，比君子的常得福禄相随，也实在非常形象。故从各章之“比”义看，这也是一首形象动人的祝福歌。

　　所以透过诗经比兴的手法，从中可以还原在三千多年前一场婚礼宴席上：秋日的黄昏宾客毕集，辘辘的车音自远而近。性急的孩童早从村口奔来，嚷叫着：“接新娘的车子到啦！”欢乐的鼓吹由此压过喜悦的喧声齐鸣。当幸福的“君子”搀扶新娘下车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便是青年男女们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歌唱：“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于是，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荒之、萦之）”来比拟、形容新郎新娘的喜悦和美满以及当时的情景，是十分贴切的，也体现了《诗经》表达感情克制而平和的优雅。数次的叠唱将在众宾客心间的祝福之情宣泄的兴奋和浓烈，而《樛木》，正以如此兴奋和浓烈的激情，表现了我们民族淳朴、古老的婚礼祝福习俗。

　　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此处的“福”究竟在赞颂什么，诗中的比兴之物给了我们判断的方向。“国风”比兴，常以花草、藤蔓、雌鸟、牝兽喻女子，而以高木、日月、雄狐之类喻男子。其中尤以树木喻男、花草喻女更为常见。如《邶风·简兮》的“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又如《郑风·山有扶苏》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都是如比。至于《唐风·葛生》叙妻子对亡夫的哀恋，更有“葛生蒙楚（荆树），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之语，以葛藤与荆木的相互依存，抒写了女主人公失去夫君的凄伤之情。通过对这一特点的掌握，则《樛木》进一层的比兴之义亦可迎刃而解：倘若此诗中的“樛木”，喻的是青年男子的话，那么缠绕樛木的翠绿“葛藟”，即比喻着他的美丽新娘。故《毛诗序》旧说：以为此乃歌咏“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之作，为对诗歌原意的误读；而方玉润《诗经原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推测此诗“似于夫妇为近”、“喻妇人之托夫家也”，才真正猜着了这首祝福诗的旨意。

其他方面的鉴赏

　　有的学者认为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君子成人之美"。诗描绘了三幅画面：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你是南山一棵弯弯木，由我葛藤来牵附。快乐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安享大福禄。（葛藤是樛木的保护伞）

　　朱熹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本诗还是以" 樛木" 及”葛藟“起兴，然后再讲到君子所应该具备的品行。我们看，下垂的树枝（樛木）让葛藟爬上来快乐的生长和蔓延。以之教化人，君子也以帮助别人而快乐。而君子能够这样帮助别人，是因为他没有嫉妒心。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山有棵弯弯木，全靠葛藤来掩护。快乐着的君子呀，福禄离不开葛藤来扶助。（实现福禄靠葛藤）

　　樛木是指下垂的树枝，并不特定指是什么树上的一根下垂的树枝。也许这棵树，它本身的树叶或花朵并没有多少，可是却有好几根葛藟爬到树上，茂盛的生长并开出美丽的花朵，把整根树枝都覆盖了。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南山有棵弯弯木，葛藤萦绕作庇护。快乐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实现大福禄。

　　《樛木》这首祝颂君子安享福禄的叙事诗，蕴藏着人际关系的哲理，而这个人际关系的哲理，是借用“葛藟”的特性来完成的，这就是诗中的比兴。从《樛木》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与被保护的作用。尽管你是一棵弯弯木，不能成其大材，但只要有像葛藤一样组成支持你，牵附你的人际网，也能获得福禄。因为葛藤有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作用。因此，“葛藤萦之”是人生通达的途径，不遵循这条途径，就会陷入举步维艰，孤立无援。这里体现了群体的力量，不可忽视。

　　结语：《樛木》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女 通 汝)

　　《硕鼠》全诗三章，意思相同。三章都以“硕鼠硕鼠”开头，直呼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肥老鼠，并以命令的语气发出警告：“无食我黍（麦、苗）！”老鼠形象丑陋又狡黠，性喜窃食，借来比拟贪婪的剥削者十分恰当，也表现诗人对其愤恨之情。三四句进一步揭露剥削者贪得无厌而寡恩：“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德、劳）。”诗中以“汝”、“我”对照：“我”多年养活“汝”，“汝”却不肯给“我”照顾，给予恩惠，甚至连一点安慰也没有，从中揭示了“汝”、“我”关系的对立。这里所说的“汝”、“我”，都不是单个的人，应扩大为“你们”、“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提出的是谁养活谁的大问题。后四句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人既认识到“汝我”关系的对立，便公开宣布“逝将去女”，决计采取反抗，不再养活“汝”。一个“逝”字表现了诗人决断的态度和坚定决心。尽管他们要寻找的安居乐业、不受剥削的人间乐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却代表着他们美好的生活憧憬，也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理想，更标志着他们新的觉醒。正是这一美好的生活理想，启发和鼓舞着后世劳动人民为挣脱压迫和剥削不断斗争。

　　这首诗纯用比体，《诗经》中此类诗连同此篇只有三首，另外两首是《周南·螽斯》、《豳风·鸱鸮》。这三首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物拟人，但此篇稍有不同。另两篇可以看作寓言诗，通篇比喻，寓意全在咏物中。此篇以硕鼠喻剥削者虽与以鸱鸮喻恶人相同，但《鸱鸮》中后半仍以鸟控诉鸱鸮展开，寓意包含在整体形象中，理解易生分歧；而此篇后半则是人控诉鼠，寓意较直，喻体与喻指基本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诗序》认为老鼠“贪而畏人”，重敛者“蚕食于民……若大鼠也”，对寓意的理解与两千年后的今人非常相近，其理就在此。

　　《简兮》一诗的主题，旧说是讽刺卫君不能任贤授能、使贤者居于伶官的诗，如《毛诗序》、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吴闿生《诗义会通》等均持此说。而今人多以为《毛诗序》不足征，纷出新解。邓荃《诗经国风译注》认为是描写舞女辛酸的诗歌，翟相君《诗经新解》却考定诗中舞者为庄姜，此篇是讽谕卫庄公沉湎声色的作品。案据诗中所用“山有榛，隰有苓”这一隐语，可知有关男女情思，所以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袁梅《诗经译注》等认为是卫国宫廷女子（贵族妇女或一般侍女）赞美、爱慕舞师的诗歌，此说可从。最后一章的低回缠绵之气与前三章所描写的豪迈壮阔气象反差极大，疑为错简。然古代一直这么错下来，以误区当真境，亦无不可。

　　全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第四章，吴闿生《诗义会通》曾引旧评说“末章词微意远，缥缈无端”，这一章用朦胧的意象和晦涩的隐语将这位女性绵邈低徊的相思展示无遗。诗歌用“山有榛，隰有苓”托兴，根据《诗经》中其他七处“山有……”“隰有……”对举句式的理解，此处是以树隐喻男子，以草隐喻女子，托兴男女情思，引出下文“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西方美人”，旧说多附和曲解，诗意因此玄之又玄。在诗中，“西方美人”乃是指舞师，其例一同于屈原用美人代指楚王。后四句若断若连，回环复沓，意味深远。“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两句是“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两句的扩展延伸，钟惺《评点诗经》云：“看他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转两字，而意已远，词已悲矣。”而“后一章两‘兮’字忽作变调，亦与首章首句神韵相应”（陈继揆《读诗臆补》），以“细媚淡远之笔作结，神韵绝佳”（牛运震《诗志》）。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