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天汉西南落，喔喔邻鸡一再鸣。
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组诗的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欲曙，从所见所闻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一再鸣”三字，可见百感已暗集毫端。三四句写“有感”正面。一个“欲”字，一个“怆”字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

　　第一首以沉郁胜，第二首则以雄浑胜。第一首似一支序曲，第二首才是主奏，意境更为辽阔，感情也更为沉痛。

　　要想理解第二首诗，必须理解“五千仞岳”，于此有人说是泰山，因为泰山最高，被列在五岳之首，历代君王也多要去泰山封禅，用黄河与泰山作为中原大好山河的象征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赖汉屏认为岳指华山，理由是黄河与华山都在金人占领区内。陆游诗中的“岳”是指华山，可以从《宋史·陆游传》以及陆游的诗词中找到证据。《宋史·陆游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从中可以看出陆游收复中原的策略，就是通过四川进入陇右，先夺取长安，然后凭借关中的屏障进攻退守，像秦一样收复中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陆游把这么多心思用在这一块土地上，可见他的主张是横贯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的，那么“五千仞山上摩天”中的岳指华山自然就最恰当了。“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两句一横一纵，北方中原半个中国的形胜，便鲜明突兀、苍莽无垠地展现出来了。奇伟壮丽的山河，标志着祖国的可爱，象征着民众的坚强不屈，已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大好河山，陷于敌手，使人感到无比愤慨。这两句意境扩大深沉，对仗工整犹为余事。

　　下两句笔锋一转，顿觉风云突起，诗境向更深远的方向开拓。“泪尽”一词，千回万转，更含无限酸辛。眼泪流了六十多年，早已尽了。但即使“眼枯终见血”，那些心怀故国的遗民依然企望南天；金人马队扬起的灰尘，隔不断他们苦盼王师的视线。中原广大人民受到压迫的沉重，经受折磨历程的长久，期望恢复信念的坚定不移与迫切，都充分表达出来了。以“胡尘”作“泪尽”的背景，感情愈加沉痛。结句一个“又”字扩大了时间的上限。他们年年岁岁盼望着南宋能够出师北伐，可是岁岁年年此愿落空。他们不知道，南宋君臣早已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诗人极写北地遗民的苦望，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心头的失望。当然，他们还是不断地盼望下去。人民的爱国热忱真如压在地下的跳荡火苗，历久愈炽；而南宋统治集团则正醉生梦死于西子湖畔，把大好河山、国恨家仇丢在脑后，可谓心死久矣。诗人为遗民呼号，目的还是想引起南宋当国者的警觉，激起他们的恢复之志。

　　上句即景写风吹水寒，渲染苍凉悲壮的气氛。下句抒写决死的情怀，明知有去无还，却毅然前往，决不回顾。“风萧萧”有声，从听觉上渲染离别之际的惨烈；“易水寒”彻骨，从感觉上描状环境的悲凉；一上一下，极尽天地愁惨之状，更加烘托出荆轲“君子死知己”，慷慨赴国难的凛然正气。虽寥寥十五字，却“凄婉激烈，风骨情景，种种具备”。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 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从汉献帝建安到魏文帝黄初年间?196-226?，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一批身经乱离，目击苦难而又肯正视现实的诗人，不但把社会真象摄入笔底，而且注入自己的真切感情。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除了那些反映战乱和人民苦难的篇什外，就是抒发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的篇章。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曹操的《龟虽寿》和曹植的《白马篇》。如果说《龟虽寿》是一位"幽燕老将"的"壮士之歌"的话，那么《白马篇》则是一位英雄少年的"理想之歌"。诗中塑造了一位武艺精绝、忠心报国的白马英雄的形象。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生于乱世，自幼即随父四方征战，"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以来，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而献身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时代的这种召唤，加上为国家统一而南征北战的曹操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的熏陶，培养了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理想，铸成了他心中的既有爱国之德又有爱国之才的英雄形象。金代作家元好问说过，真实的诗篇应该是诗人的"心画心声"。可以说，《白马篇》就是曹植的"心画心声"，寄托了诗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

　　全诗共28句，我们不妨把它分为四层来理解。

　　开篇两句是第一层。"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白色的战马，饰着金黄的笼头，直向西北飞驰而去。首句不写人而人却在其中。这里用的是借代和烘托的手法，以马指代人，以马的雄骏烘托人的英武。白马，在古人眼里，除具有能战善战，堪负重任的品格外，还象征着坚定、忠诚、奉献、牺牲。"生乎乱，长乎军"的曹植，"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以白马来指代他理想中的少年英雄，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连翩西北驰"，显示了军情的紧急，创造出浓郁的战争气氛。

　　"借问谁家子"以下12句，是第二层。如上所述，诗一开头即写军情紧急，可是接下来却以"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的问答宕开，缓笔插入对这位白马英雄的描述，造成诗篇节奏上的一张一弛。幽并，指幽州和并州，是燕、赵故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诗中写这位白马英雄是"幽并游侠儿"，以见其根基不浅。古人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这位"少小去乡邑"的白马英雄却能久经征战而扬名边塞。何以如此？接着诗人便以饱蘸热忱的笔触描述英雄的精绝武艺：

　　宿昔秉良弓，木苦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宿昔秉良弓"，是说他早早晚晚弓箭不离手；"木苦矢何参差"，是形容他射出去的箭络绎不绝，纷纷疾驰。这两句是写他长期坚持不懈地苦练骑射技术的情景，说明他精深的武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下边接着即写他过硬的骑射技术：左右开弓，仰射俯射，或动或静，箭无虚发。敏捷胜过猿猴，勇猛好像虎豹和蛟龙。诗人以高度凝练的笔墨、铺陈描写的手法，生动形象而又集中概括地交待了这位英雄的不凡的来历和出众的本领。这就不仅回答了这位白马英雄是何等人物，他何以能"扬声沙漠垂"，而且为下边写他英雄事迹作了坚实的铺垫。"边城多紧急"以下6句，是第三层。从结构上讲，这里是紧承开头"连翩西北驰"的，这既是"西北驰"的原因，也是"西北驰"的继续。从内容上讲，这是把人物放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来塑造。"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边塞城邑多次报警告急，敌军骑兵频繁犯边。插着羽毛的紧急文告从北方传来，白马英雄立即催马登上防御工事。只用了4句20字，便写出了英雄急国家所急的侠肝义胆。在边塞紧急的关头，国家一声令下，他毫不犹豫,立即奔赴前线。"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两句,是正面描写人物的英勇。"蹈"、"凌"二字有力地表现了他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从结构上讲，这两句是承前启后的过渡句，既是前段描写的自然归结，又是诱发下文议论的引言。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是最后一层。意思是说，投身于刀锋剑刃的战场，岂能不置生死于度外？哪里还顾得上父母妻儿之情？既然编入壮士的名册，参加到军队的行列，心中就不能有什么私念，就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视死如归?这既是诗篇中主人翁的独白，又是诗人对英雄崇高精神世界的揭示和礼赞。就一般叙事诗来说，把诗中主人翁的本末事迹表达清楚也就够了，用不着再加议论。就本诗而言，这段议论是必不可少的。诵读全诗，我们不难感受到，在层层的铺陈描述中，诗人心中的激情步步上升，到最后已是汹涌澎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得不一吐为快。这是诗人心声的自然流露。也正因如此，我们读来不只没有空泛之感，反觉句句真切，震撼心灵。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过："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这说明他是很看重民歌的。《白马篇》就不离"街谈巷说"、"击辕之歌"的质朴，而又文彩斐然，从而形成了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清人方东树评论曹植的这篇诗说："此诗奇警"，又说此篇"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所论极是。此诗不仅节奏张弛有致，篇章波澜起伏，令人奇警，语言也具有奇警的特色。例如，"木苦矢何参差"的"参差"，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词，本意是长短不齐。可是用在这里就平中见奇，普字生辉了，用来形容射出去的箭纷纷疾驰，络绎不绝，是再形象不过了，怕是难以找到比它更贴切的了。所谓"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是指篇末所颂扬的英雄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与屈原《国殇》篇末所歌颂的卫国英雄的"子魂魄兮为鬼雄"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爱国英雄的慷慨礼赞。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过："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意思是说，诗歌以感情为根本，以语言为苗叶，以声音为花朵，以思想为果实。曹植在其笔下的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满腔激情，又能从前人优秀的作品和民歌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因此才创造出"白马英雄"这个历久不衰的艺术形象。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他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版本一)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版本二)

　　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翟南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意思。—— 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我认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

　　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撼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全诗紧扣住一“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半叙述早年决心收复失地的壮志雄心，后半感叹时不再来，壮志难酬。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当时他亲临抗金战争的第一线，北望中原，收复故土的豪情壮志，坚定如山。当英雄无用武之地时，他会回到金戈铁马的记忆里去的。想当年，诗人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壮心豪气，有如山涌，大有气魄。诗人未曾想过杀敌报国之路竟会如此艰难。以为“我本无私，倾力报国，那么国必成全于我，孰料竟有奸人作梗、破坏以至于屡遭罢黜？”诗人开篇一自问，问出几多郁愤。

　　“楼船”二句，写宋兵在东南和西北抗击金兵进犯事，也概括诗人过去游踪所至——作者三十七岁在镇江府任通判和乾道八年他四十八岁在南郑任王炎幕僚。陆游在军中时，曾有一次在夜间骑马过渭水，后来追忆此事，写下了“念昔少年时，从戎何壮哉！独骑洮河马，涉渭夜衔枚”（《岁暮风雨》）的诗句。他曾几次亲临大散关前线，后来也有“我曾从戎清渭侧，散关嵯峨下临贼。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的诗句，追写这段战斗生活。当时北望中原，也是浩气如山的。但是这年九月，王炎被调回临安，他的宣抚使府中幕僚也随之星散，北征又一次成了泡影。这两句概括的辉煌的过去恰与“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眼前形成鲜明对比。“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想今日恢复中原之机不再，诗人之心如泣血。从诗艺角度看，这两句诗也足见陆游浩荡诗才。“楼船”与“夜雪”，“铁马”与“秋风”，意象两两相合，便有两幅开阔、壮盛的战场画卷。意象选取甚为干净、典型。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岁月不居，壮岁已逝，志未酬而鬓先斑，这在赤心为国的诗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陆游不但是诗人，他还是以战略家自负的。可惜毕生未能一层长材。“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刘宋名将檀道济典明志。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满是悲怆。这一结局，非诗人不尽志所致，非诗人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人，世事磨人。作者有心而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一表真名世”，但终归名满天宇，“千载谁堪伯仲间”。千载而下，无人可与相提并论。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通过诸葛亮的典故，追慕先贤的业绩，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至老不移，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回看整首诗歌，可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以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书愤》是陆游的七律名篇之一，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显然得力于杜甫。中两联属对工稳，尤以颔联“楼船”、“铁马”两句，雄放豪迈，为人们广泛传诵。这样的诗句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按其内容，当是一首战歌。全诗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

　　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这首诀别故乡之作，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

　　诗作首联叙事。其中“羁旅”一词将诗人从父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到身落敌手这三年辗转飘零、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生活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诗人起笔自叙抗清斗争经历，似乎平静出之，然细细咀嚼，自可读出诗人激越翻滚的情感波澜，自可读出平静的叙事之中深含着诗人满腔辛酸与无限沉痛。

　　颔联抒写诗人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身落敌手被囚禁的结局，使诗人恢复壮志难酬，复国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诗人悲愤了：“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大明江山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衰颓破败，面对这一切，诗人禁不住“立尽黄昏泪几行”，流不尽“无限河山泪”。诗人一直冀盼明王朝东山再起，可最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恢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爱国宏愿一次次落空，他禁不住深深地失望与哀恸，忍不住向上苍发出“谁言天地宽”的质问与诘责。

　　颈联坦露对故乡、亲人的依恋不舍之情。无论怎样失望、悲愤与哀恸，诗人终究对自己的人生结局非常清醒：“已知泉路近”。生命行将终结，诗人该会想些什么呢？“欲别故乡难”，诗人缘何难别故乡呢？原来，涌上他心头的不仅有国恨，更兼有家仇。父起义兵败，为国捐躯了。而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身落敌手，自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这样，家运不幸，恐无后嗣。念及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未能尽孝于母，致使嫡母“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自己一家“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念及让新婚妻子在家孤守两年，自己未能尽为夫之责任与义务，妻子是否已有身孕尚不得而知。想起这一切的一切，诗人内心自然涌起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与无限依恋。

　　尾联盟恢复之志。尽管故乡牵魂难别，但诗人终将恢复大志放在儿女私情之上，不以家运后嗣为念，最终表明心迹：“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正如诗人在《狱中上母书》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已知泉路近”的诗人坦然作出“毅魄归来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坚决复明的决心，生前未能完成大业，死后也要亲自看到后继者率部起义，恢复大明江山。诗作以落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作结，鲜明地昭示出诗人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精忠报国的赤子情怀，给后继者以深情的勉励，给读者树立起一座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丰碑。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诗作格调慷慨豪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禁不住对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年英雄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首诀别故乡之作，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