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纪游抒怀词，写词人春泛西湖的所见所闻所感。全词分两个部分：上片与过片的前两句为前半部分，咏西湖春泛之全景，气氛欢快;末三句为后半部分，写自己泛舟欲归，情调黯然。临江仙：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原曲多用以咏水仙，故名。“堤曲朱墙近远，山明碧瓦高低。”曲：水流弯曲的地方。两句大意是：春天的西湖周围，山明水秀，风景怡人。在长堤的水流弯曲处，坐落着许多亭台楼榭，红墙碧瓦，远近高低纵横。起二句对仗工整，总写西湖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色彩鲜明，气韵横生。“好风二十四花期，骄骢穿柳去，文舟益挟春飞。”好风二十四花期：即二十四番花信风。古人将春天前后八个节气分属二十四种花，它们是：小寒梅花、山茶、水仙;大寒瑞香、兰花、山矾;立春迎春、樱春;雨水菜花、杏花、李花;惊蛰桃花、棣棠、蔷薇;春分海棠、梨花、木兰;清明桐花、麦花、柳花;谷雨牡丹、荼种、楝花。骢：原指毛色青白相杂的马，也泛指马。文罦：即画舫。罦，刻有罧首的船。三句大意是：在二十四番花信风轻吹的三四个月中，西湖边风景如画，游人如织。骑马的游客在柳树间穿行;湖中画船如云满载春色荡漾往来。“骄”字刻画出游客的盎然意兴，“文”字更为此画面增添了几许绮丽的色彩。“箫鼓晴雷殷殷，笑歌香雾霏霏。”殷殷：盛大的样子。霏霏：形容云气、雾气很盛的样子。两句大意是：西湖边上箫鼓齐鸣，乐声喧天，仿佛晴空响雷一般。笑声歌声不断，随着花香弥漫于湖上。此二句从听觉和嗅觉方面着笔，进一步刻画出西湖春天的热闹繁盛景象。“闲情不受酒禁持，断肠无立处，斜日欲归时。”禁持：是宋、元方言，摆布、纠缠的意思。三句大意是：心中甚感幽独落寞，即使喝得醉意醺醺也高兴不起来。满腹愁苦无处诉说，唯有在斜阳之下凄凉地归去。这一部分写词人将自己悄然置身于繁盛热闹的场面之外，大有辛弃疾《玉案》词中的主人公“东风夜放花千树”时“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情味。从写作技巧上来说，这是一种对比的章法，临结一转，给人以无穷的回味余地。

　　这首小词情景反衬。词人置身花香弥漫、歌舞喧天的西湖春景中，心中充满凄凉，是以乐景写哀情的典型手。

　　《酹江月》即《念奴娇》，音节高亢满怀激情，适宜抒写豪迈悲壮和惆怅的感情。围绕重整河山的政治抱负，开篇三个问句，落笔不凡。作者举杯高声问高悬的明月，“神京何在？”问月的举动本身已充分表现了作者无人倾诉的压抑的心情，神京指北宋故都汴京，自徽、钦被俘死在异域之后，多年来和战纷纭，至今仍是故土久违。在高问“神京何在”这种高亢激昂的句子之后接上“淮山隐隐”，凄凉迷惘之情，深寓于凄迷之景。“抚剑频看勋业事，惟有孤忠挺挺”。用“频看”与“惟有”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及作者的急迫心情。词的第一小段就表现出了语气急促和词意的起伏跌宕，自汴京失守后中原故土衣冠文物荡然无存，面对占领者肆意抢夺与残暴行经，作者悲愤填膺，发出大义凛然的一声高问：“天地凭谁整？”此句一出，词的意境升高，作者的这个“谁”，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千万万爱国志士。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时局败坏，危机四伏，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所以，他大声疾呼：“一枰棋坏，救时著数宜紧。”将岌岌可危的时局比作形势不妙的棋局。人们知道，棋局不好，必须出“手筋”，出“胜负手”，丝毫不容懈怠。这一比喻极为鲜明逼真生动，是对当朝者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当头斥责。

　　词的上片用“问神京何在？”“天地凭谁整？”将政治形势与面临的任务摆出，并以救棋局为例生动地说明应采取补救措施。下片则针对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发出第三问：“毕竟中原谁定？”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痛苦、愁闷之情。“幕府文书”，指前方军事长官所发出的公文：“玉关烽火”，代指前线军中的消息。现在虽都“暂送平安信”，前方暂告平安无事，但战乱未停，占事未休，蒙古人正在窥伺江南，这种平静安宁只是一种假象，是火山爆发前的安宁。然而，当朝权贵不理睬收复失地的主张，不招用抗战人才，却在压抑民气，因此，作者在“满地干戈犹未戢”之后发出“毕竟中原谁定”之问，其声颇带悲凉气氛，表现了一个爱国者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忧愁，同时，也暗含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表面上，“毕竟中原谁定”一句与上片的“天地凭谁整”文义略同，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天地凭谁整”基础上的词意递进，同时加深思想感情。“便欲凌空，飘然直上，拂拭山河影”。这里作者借拂拭月亮表现澄清中原和重整河山的强烈愿望。“倚风长啸，夜深霜露凄冷”为最后两句，改换角度，表现作者愤激满胸的情怀。尽管作者幻想“飘然直上”，去扫除黑暗，但无法摆脱污浊可憎的现实的约束。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不禁使人抑郁难耐，迸发的感情受到压抑，于是“倚风长啸”，倾吐悲愤怨气。“夜深霜露凄紧”则透露出严酷的时代氛围。结尾仍是扣人心弦发人深省的。

　　这首词以词格来写政事，以设问句提出问题，以比喻句阐明问题，文字朴素，不崇雕琢，但却简洁明快，气韵豪迈飘逸。词的写作，作者不采用大起大落的笔势，而是以回旋往复的曲调来表现抑扬相错的情感，节奏舒缓却意味隽永。

苜蓿阑干满上林，西风残秣独沉吟。遗台何处是黄金？
空阔已无千里志，驰驱枉抱百年心。夕阳山影自萧森。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黄州濒临大江，赤鼻矶的石壁直插入江，地势险要，人们传说这儿就是三国时周瑜打败曹操大军的赤壁古战场（真正的赤壁位于湖北蒲圻），苏轼于此处曾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潘大临曾伴随苏轼在此浏览，说不定还亲耳聆听过东坡的豪放歌声。

　　如今他独自来到这古代英雄驰骋争雄的地方，不禁浮想联翩。西山重岭叠嶂，连绵不绝，定有猛虎藏于其间。赤壁下临不测深渊，那直插江中的嶙峋巨石，正是龙宫的天然屏障。这虎踞龙盘的形胜处所，是三国鼎立时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英雄叱咤风云，建立了盖世功业，就象这滚滚东去的万叠波浪一样流之无穷。诗人从思古的幽情中省悟过来，把目光重新投向眼前的实景：俯视沙滩，觉得一片明亮，那是因为许多白鹭本栖息在那里。仰望天空，天空是如此的开阔，以至高飞云端的鸿雁似乎不是在向前移动。俱往矣，群雄争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最羡慕的是江上的垂钓者，钓罢驾着一叶轻舟在烟雨中归去，悠闲地听着雨打船篷的声音。

　　潘大临是属江西诗派，他的作品原有《柯山集》二卷，已佚。现在尚存的作品只有二十多首诗和那句脍炙人口的“满城风雨近重阳”。当时人们对他的诗歌评价甚高，黄庭坚称他“早得诗律于东坡，盖天下奇才也”（《书倦壳轩诗后》，后来陆游也说他“诗妙绝世”（《 跋潘邠分老帖》。从上面所举的两首诗来看，他的确是出手不凡，本诗在思想内容方面比较充实。缅怀古时的英雄而结以归隐之志。具有较深的情感内蕴虽说叹是地思引，情调比较低沉，但这是诗人无可奈何的处境中，所发出的不平之声。只要看“形胜三分国，波流万世功”这样的诗句便可体会到。诗人对于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的人物是多么景仰，他何尝不希望能有一番作为？可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限制，他只能终老于江湖之上。尽管诗人故作平淡之语。

　　本诗的三个特别地方。一是意境阔大，笔力雄健;二，结构严谨，对仗精工;诗句凝炼。

　　用“拳”字形象的表现出鹭鸟在沙滩上栖息的神态。用“退”字别致、生动地表现出鸿鸟在天空飞行的状态。这样写构成了作者江边所见的一幅动静结合的画面。

次女绣孙，倚此咏落花，词意凄惋。有云：“叹年华，我亦愁中老”，余谓少年人不宜作此，因广其意，亦成一阕。

花信匆匆度。算春来、瞢腾一醉，绿阴如许！万紫千红飘零尽，凭仗东风送去。更不问、埋香何处？却笑痴儿真痴绝，感年华、写出伤心句：“春去也，那能驻？”
浮生大抵无非寓。慢流连、鸣鸠乳燕，落花飞絮。毕竟韶华何尝老，休道春归太遽。看岁岁朱颜犹故。我亦浮生蹉跎甚，坐花阴、未觉斜阳暮。凭彩笔，绾春住。

　　“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这两句，写的是兵败后的项羽把乌骓送与他人，而乌骓马却依恋故主，故而“泣向风。”这两句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自古以来，一直是骏马配英雄，但项羽此时已经是英雄末路，因而他才要将乌骓马送人。这就说明了英雄与骏马也始终不能长久相伴。“泣向风”既写出了乌骓马对故主的眷恋，也写出了对项羽英雄末路的境遇的悲怜。

　　“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两句表达了对乌骓马今后状况的同情。是作者代替马说出辛酸的话，充满着无限悲情。英雄已逝，乌骓马失去了知己，充满无处依托的迷茫。而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呢。李贺一直自诩为“唐诸王孙”，觉得自己应当担当起护国安民的重任，而且，他十分聪慧，少年得志，自负甚高，但科举和仕途却十分坎坷，得不到重用。这是用拟物的手法写人，实际也是写他自己。作者有如乌骓马的才华，但却苦于没有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来发现自己，重用自己。作者是英雄，却找不到能重用自己的明主，表达了李贺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感。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

　　这首诗写频频飞入草堂书斋里的燕子扰人的情景。首句说茅斋的极度低矮狭窄，“熟知”，乃就燕子言。连江上的燕子都非常熟悉这茅斋的低小，大概是更宜于筑巢吧！所以第二句接着说“故来频”。燕子频频而来，自然要引起主人的烦恼。三、四两句就细致地描写了燕子在层内的活动：筑巢衔泥点污了琴书不算，还要追捕飞虫甚至碰着了人。诗人以明白如话的口语，作了细腻生动的刻画，给人以亲切逼真的实感；而且透过实感，使人联想到这低小的茅斋，由于江燕的频频进扰，使主人也难以容身了。从而写出了草堂困居，诗人心境诸多烦扰的情态。明代王嗣《杜臆》就此诗云：“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这种不可人意，还是由客愁生发，借燕子引出禽鸟亦若欺人的感慨。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这首诗也是善于景中含情的一例。全诗俱从茅斋江燕着笔，三、四两句更是描写燕子动作的景语，就在这“点污琴书”、“打着人”的精细描写中，包蕴着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扰和心绪不宁的神情，体物缘情，神物妙合。“不可人意”的心情，诗句中虽不著一字，却全都在景物描绘中表现出来了。全诗富有韵味，耐人咀嚼。

　　这首诗景中含情。诗人从燕子落笔，细腻逼真地描写了它们频频飞入草堂书斋，“点污琴书”、“打着人”等活动。这些描写既凸现了燕子的可爱之态，又生动传神地表现出燕子对草堂书斋的喜爱，以及对诗人的亲昵。全诗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人自然、亲切之感，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在草堂安定生活的喜悦和悠闲之情。

　　这首诗的主旨也可以理解为诗人通过对燕子频频飞入草堂书斋扰人情景的生动描写，借燕子引出禽鸟也好像欺负人的感慨，表现出诗人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恼和心绪不宁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