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写景。薄暮时分，诗人漫步城外。只见古老的城墙矗立在夕阳余辉中，显得那么肃穆，似乎在沉思；城墙下，江水汩汩，似乎在低声诉说。黝黑森严的古城墙、流经千载的江水，再加上朦胧的暮色，这番景象很容易在人们心头唤起一种地老天荒、宇宙无穷的感慨。此刻，城头上又传来激昂的击鼓声、悠长的号角声。鼓角之声融入苍茫暮色，飘落在江面上，与呜咽的流水声，汇成一首奇异的乐曲。它仿佛是热烈的呐喊、愤怒的呼唤，又仿佛包含着凄历的呻吟。它使人激动不安，又使人凝神深思。“城头迭鼓声，城下暮江清”，从字面上看，只是交代了暮色中听鼓这一事实，然而它却渲染出了一种苍凉而幽怨的气氛。

　　那时急时缓、抑扬顿挫的击鼓声使诗人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击鼓骂曹的故事：三国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威震朝野；而一介书生祢衡（正平）却偏偏不肯奉迎他。曹操为了羞辱祢衡，故意令他充任鼓吏。一日，曹操大宴宾客，令祢衡击鼓娱众。祢衡从容不迫，裸体更衣，击《渔阳掺挝》，声节悲壮，听客莫不为之动容。随后，他又大骂曹操弄权。曹操虽恨之入骨，但又恐杀之而招致物议，便把他送到刘表处；祢衡又得罪了刘表，最后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被杀。诗人此时所滞留之地，正是当年祢衡被杀的地方，那在苍茫暮色中显得格外悲怆、浑远的鼓声，自然使他想起当年击《渔阳掺挝》的人。诗人不禁慨然叹道：“欲问渔阳掺，时无祢正平。”

　　由所闻之鼓，想起《渔阳掺挝》；由《渔阳掺挝》，想到击此调而丧身的人，可谓联想自然，一气贯通。见景生情，追忆往事，这是第一层意思。“欲问渔阳掺”，说明诗人又清醒地意识到眼下所闻并非祢衡所击之曲；之所以听不到那悲烈之调，乃是因为“时无祢正平”。由追忆往事而回到眼下情景，发出惋惜之叹，这是第二层意思。然而，当今世上多是阿奉权势、趋时媚上之流，正需要像祢衡这样的人慷慨击鼓，以《渔阳掺挝》的清亮之音扫荡混浊之气，使媚俗者自惭，使权势者知羞。可惜如今既听不到那曲《渔阳掺挝》，也见不到像祢衡这样的人。其时，正是牛党当权，李党纷纷被逐之时，国事日非，诗人愤慨极深。追昔抚今，一吐胸中块垒，这是第三层意思。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对往事的追忆、对现实的感慨，融汇成一股郁愤之气，回旋往复，寄慨遥深。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

　　此诗一开头就从这卑微低贱的尉职说起，“黄昏封印点刑徒”，“封印”、“点刑徒”，这就是县尉每天黄昏时的例行公事。诗人不是含糊地一笔带过，而是具体地、不厌其烦地一一点出，更显示了这职责的无聊和不堪忍受。

　　第二句“愧负荆山入座隅”，与首句成一鲜明对比，以荆山的巍峨高耸反衬自己的沉沦下僚。李商隐赴弘农尉任时曾途经荆山，并写了一首《荆山》诗，诗云：“压河连华势孱颜，鸟没云归一望间。杨仆移关三百里，可能全是为荆山。”对荆山极力赞美，因此这里才顺手拈来反衬自己的处境。

　　诗的后两句是用典：“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相传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南）得到一块玉璞，曾献之于楚厉王和武王，都被误认为是石头，而以欺君之罪先后把他的双足砍掉。后来，楚文王即位，才使玉人治之，得宝玉，名之曰“和氏之璧”。卞和得璞的荆山与作者所在的荆山同名，故有这样的联想。卞和因献玉而两次被刖足，这是无比悲惨的遭遇。可是李商隐却希望自己能像卞和那样把双足砍断，这样，就再也不必在官府奉迎趋拜了，其惨烈又还迥出乎卞和之上。

　　李商隐写作曾被人讥为“獭祭鱼”，因为他很喜欢用典。其实李商隐诗的许多典故都是用得很成功的，比如这首诗，在用典上就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自然巧妙。诗人是从眼前的荆山联想到卞和得玉石的荆山，又由这一荆山联想到卞和献玉的不幸遭遇，又由卞和之不幸联想到自己之不幸，所以就非用这一典不可。二是花样翻新。它不是一般的比附或替代式的用典，而是根据内容需要来用典，“典”只是辅，只是宾，是诗人此时那种强烈愤懑之情的映衬，一个“羡”字，真是惊心动魄，令人不忍卒读。

　　以四句为一绝，这一首诗分为三绝。

　　第一绝一开头就交代了丝织女工所处的地理环境：“蜀山攒黛留晴雪，簝笋蕨芽萦九折。”

　　山是密聚的，这些阴森得形成青黑色的大山，不仅像竹笋那样攒簇在一起，而且都高得出奇，以至在这些群峰的顶尖上，闪耀着长年积雪的寒光。若站在这山巅上，还可以看到浮在云端的峨嵋、青城，都不过是和一簇簇的青黛色的蕨芽相似，它们聚在四周，多得如九曲萦回，迤逦得不着边际。诗人一开头就把在这样一个又高又险又无边际的蜀山的形势，以慑人心魄的面貌，推到了读者的眼前。山高险峻，对于游人来说，也许是美的，然而对于远离家乡而又在此受苦受难的弱女子们来说，这就无异是无法逾越的重重封锁。而这也就正是为了拘禁她们而特地选此环境的。以如此险恶的巨大环境，来专门对付这一群弱女子，则她们之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弱女子，她们禁锢在这里，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她们的耕地上去了。所以，她们所从事这种织丝之手工职业，就不能称之为“副业”，这也就决定她们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条件。其实，中国工业的发展，在一开始就带有封建制甚至奴隶制的色彩的。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工人阶级的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变。中国工人阶级就是这样走了一千多年的历程。所以直到在中国推翻了帝制，夏衍在写《包身工》时，和温庭筠的这首诗，还是有惊人的相象。

　　温庭筠不愧是杰出的诗人，他一重山色，几多深情。诗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直白地说出来，如“满街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那样，虽然明白，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地再现生活的艺术手法，他只是努力地如实写出锦城这个丝织工所生活的典型环境，让读者也一同顺从丝织女工忧伤的眼光去看禁锢她们的大山。这样，他虽什么也没有说，也不因主观感情而去改变客观的真实，他只如实地当然不是自然主义地画出自然。这是因为他相信只要读者理解了丝织女工的感情，也就会读懂他的诗的。因此，要读懂像温庭筠这样的作家的诗词，就一定要设法进入到他为读者设置的特定的感情世界中去，如同诗中的主人公那样设身处地地去读，切不可采取无关疼痒的旁观态度，一看到作品中自然景物的色彩斑斓，就大呼他是唯美主义；一看到他用了“文君”、“相思”之类的字眼，就大惊是什么靡靡之音。他实在是一个最不爱空喊政治口号的作家，读读他的作品，倒不失是对于某些作品的一种纠正。

　　诗人在让读者对此地环境有了一个轮廓上的概念之后，就把读者的眼光引向有名的锦江，目的是让诗很快进入主题，让读者看到另一批在江边濯锦的工人的劳动。他含着泪，但却是以赞美劳动的声调唱道：“江风吹巧剪霞绡，花上千枝杜鹃血。”

　　“巧”，当然指的就是所濯之锦了，说明了锦的色泽、花纹，巧夺天工，出奇的美。这是赞美锦，但更是对织锦工人慧心巧手的赞美。江风吹动着这精美的锦，恰似飘动着刚从天上剪下来的彩霞；那上面的花纹，又好像是满山绽开的杜鹃花。从字面上看，写濯锦的劳动和所织出的锦之精美，是非常生动流丽的，诚如苕溪渔隐说的：温庭筠是“工于造语，极为绮靡”的。但绝不能只看到他用词艳丽，就斥之为“无异陈梁宫体”，而要看一看他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例如他的这一联，却是深情地把对工人劳动的高度赞美和对工人命运的深切同情结合在一起来写的。工人的技巧是高超的，成品是精致的，然而命运却是悲惨的。所以他把“花”和“血”有意地联系了起来。锦上的花纹，也许正是蜀地的映山红。而映山红又名杜鹃花，传说此花是由杜鹃鸟的血泪染成的。而杜鹃又是传说中的怨鸟。传说它思乡悲啼，常常泪尽继之以血。这一形象很像集中到这里终身都回不去的女工。这就告诉了人们，这些皇室、豪门、富户们穿的用的艳如霞、美如花的锦缎，正是织女们用年轻的生命和毕生的血泪织成的。这是深刻的揭露。温庭筠当年当然不懂得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剥削，然而由于他忠于现实，而且具有同情女工的进步立场，这就使得他能这样深刻地写出了这样鲜明的阶级对立的本质。他这是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深刻的，因为杜甫仅说出了阶级的对立和不平的悲愤，而“花上千枝杜鹃血”则更道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无异于直接告诉了工人：豪门衣上的鲜花，正是用女工们的血泪织成的。这里有巨大的惊心动魄的煽动力量。他是更为深刻地道出了阶级的实质的。这虽不是醒觉者的呼号，但也已是尸林里怨毒之蛇的蜿蜒了。

　　第二绝承这一思想进一步写女工的悲惨命运：“杜鹃飞入岩下丛，夜叫思归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

　　“杜鹃”两句，是花与鸟两种杜鹃的合写，诗人巧妙地从锦上映山红的花纹，过渡到林中啼血的杜鹃。然后借用杜鹃的传说，来暗喻女工们背井离乡，至死也不能回家的愁苦。从花之红，到鸟之血；从怨鸟的啼血哀鸣，自然地引入女工难眠的思绪。则这“夜叫思归”就包蕴了多种含义。

　　这时如果窗外再传来了杜鹃的那一声声“不如归去”的哀鸣，她们将会十分伤心。可见诗人是非常善于着景设色的。

　　长夜过去了，尽管一夜不能入睡，可白天还是要照常劳动。濯锦的女工们由于思乡愁苦，神情呆滞，濯锦时只是机械地动着，眼前的流水渐渐地变成了思绪，它波动着，变幻着，于是出现了她的“他”，出现了爸爸妈妈，出现了虽然破落，却满是温馨的家。这“情不尽”是有一千个女子就会有一千种思念的。温庭筠可以说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懂得运用蒙太奇手法的艺术大师。

　　濯锦的女工如此，而织锦的女工坐在机子上，思想是不能开岔的。她们只有拚着生命的热力，把青春和心血都织进了锦里，直到她最后倒毙。她们没有作为女人的一切权利，只是老板厂房中的一架机器。元稹《织妇词》说：“东家头白双儿女，为解挑纹嫁不得。”他自己解释说：“予掾荆州，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自由民之贡户尚且如此，因卖身而失去了自由的女工就更甚了。这就是诗人说的“文君织得春机红”。这里他用了卓文君的典故，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卓文君最后终于被遗弃，则司马相如当年的那一曲动听的《凤求凰》，也实在是等于欺骗。这和女工招雇的骗局也十分相像。

　　“文君织得春机红”，“红”，是锦的代指，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是杜鹃花之红，也是杜鹃鸟之血。这个“红”，紧紧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了。它是这样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被骗来的如“文君”的女子，是怎样把自己青春的颜色和毕生的鲜血换成了锦匹。这里“文君织得春机红”是美的，甚至不妨说它是香艳的。因为文君可以使人想到私奔，而“春”和“红”也可以归于色情一类的字眼。殊不知诗人正是要人们懂得社会是复杂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矛盾总体。他要人们懂得透过封建社会的表面那装饰的美去看到它丑恶的内里的本质，于它那上层的锦团花簇之中去嗅到压榨底层的人民的血腥味。他愿意用这艳丽的蔷薇墨去描绘社会，使它恰如社会之五光十色、复杂多变一样，让人多一些认识和回味到其中的苦乐辛酸，得意和失意的悲伤。文君虽有听琴私奔的罗曼史，但也有受骗、遗弃的伤心史。而诗人在这里，正是把“血”与“红”交替使用的，是把“攒黛”与“荒城”，“春机”和“怨魄”比照着写的。这些女工面临着瘐死穷荒的命运，却织出了一机又一机的如花锦缎，她们在上面用心血编织成了那样些吉祥喜庆的图案，然而她们只是落得别人的快乐逍遥，而自己则精疲力竭地倒毙，最后抛骨荒郊，甚至连个掉泪的人都没有。这些工人比之李绅笔下的那虽“粒粒皆辛苦”，但还是一家团聚的农民，命运更为悲惨。当然，中国工人的前身，就是农民，但他们是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的农民。所以写女工的悲惨命运，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的破落。这是比一般泛泛地写农民的辛苦更具有史的意义与认识的价值的。

　　最后一绝，声调复从平韵转入了仄韵，而且用的是齿音，使人读来，仿佛听到切齿的恨恨之声：怨魄未归芳草死，江头学种相思子。树成寄与望乡人，白帝荒城五千里。

　　“怨魄”与“芳草”在这里可以说写的是两代丝织女工，也可说是死生交替的世世代代的丝织女工。诗人为了突出女工们无可逃脱的悲惨命运，采用了层层深入的写法：杜鹃已是死者的冤魂，而且又复化为怨鸟，但还是不能自由地飞得回去，仍然只能是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向北哀啼，以至泪尽继之以血；血渍红了草，甚至连草也承受不了它这般的伤心而为之憔悴而死了。这就如“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然而这仍然不能感动那些工厂主，杜鹃还是只能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哀啼。死者徒然为怨鸟，怨鸟徒然泣血，血也徒然使得芳草憔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都不能改变这悲惨的命运于万一。写工人之愁苦以及对于造成这愁苦者的怨恨，可以说是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诗人还不肯休止，他又借古时怨女思念丈夫，哭死于树下化为红豆的故事，一方面借此突出女工思念亲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另一面，又由此而生发开去，写怨魄的醒觉。意思是说，先前来的工人死了，死后化成的相思树也都已长大了，结子了，经过了如此残酷的现实教训，她们终于懂得了无论是自己怎样的哀号、泣血、变鸟、化树，都不能打动这些公私业主们贪婪的心，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得了自己的这种悲惨的命运。于是她这才对后来的这些像她过去一样，仍在苦苦思归的新工人说：“你们再怎么想也是没有指望的。‘白帝荒城五千里’到了这里，你是一辈子也休想出得去的啊！更何况《唐六典·工部》中早已明文规定了‘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到头来，你们也只能是和我们一样，忧伤地死于他乡，只不过使荒冢延长，去增加此地的荒凉罢了！”

　　“白帝城”当然不一定专指夔州，只不过是泛指四川而已。而“五千里”也不过是从弱女子眼中看到的逾越之难。从“蜀山攒黛留晴雪”到“白帝荒城五千里”，首尾照应，从青到白，从生到死，可以说是概括了丝织工人一生的心理变化：刚来时看到的是“蜀山攒黛”，犹不失新奇动人；临到死时的感觉，则是“白帝荒城”，寒心于抛骨荒郊，完成了由幻想经现实到破灭、由生经苦难而死的心理全过程，这其中是浸透了悲哀的。因而它俨然是丝织工的一部小史。而且如此深刻动人，以致在一千多年后的《包身工》中，读者还能处处找得到印证。

　　这里诗人是在揭起这个封建制社会的风花雪月的表面，指给读者以血淋淋的吃人的生活本质。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写的这样一座攒黛萦青的锦都，其实就是建立在织锦工人的白骨之上的荒城。

　　诗的结尾看起来是消极的，然而它表现的却是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那就应当是被统治阶级觉醒的先声了。由于他深刻地写出了女工们时代的悲哀，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农村破落的悲哀，这也就写出了革命的即将到来。温庭筠所处的时代，正是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唐朝已接近灭亡的时代，这就足以说明他的这种无路可走的感觉，却是深刻的时代的烙印。是以他的这首诗，是可以说“是他时代一定的思想的代表”了。当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时，一场新的革命就要爆发了。温庭筠在诗中虽不能这样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因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然而他凭着一个有着良知的进步的艺术家的敏感，已使他在他的诗中拉满了弓，这种引而未发的架势，也已够咄咄逼人的了。

四郊飞雪暗云端，唯此宫中落旋干。
绿树碧檐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

长生秘殿倚青苍，拟敌金庭不死乡。
无奈逝川东去急，秦陵松柏满残阳。

　　华清宫是与唐玄宗、杨贵妃的名字密切相联。如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它选取杨贵妃看到贡品荔枝来到骊山之下时心情欢悦的角度，揭露了统治阶级为一己私利而不恤民生疾苦的罪恶。吴融两首《华清宫》在主题思想和杜诗很是相似，而第一首表现手法上与杜诗有某些类似之处，都是以小显大，这首诗通过华清宫中的细枝末节来揭露荒淫无道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奢侈生活所加于人民的苦难，但所创造的意境，却独具一格。

　　首句“四郊飞雪暗云端”，侧重写华清宫外的大雪。一个“飞”字具有动态的美感，绘出了离宫禁城四郊朔风呼啸，雪花飞舞的景色；一个“暗”字，从色彩的角度写出大雪排空而至的威势，由视觉感受勾出触觉感受，令人极易从诗歌画面中领略到宫外刺骨的寒意，给人一种凛冽感。

　　次句“惟此宫中落旋干”，笔锋由宫外转入宫内，一个“惟”字限制了雪落的特殊范围，一个“旋”字，从时间的角度传神地写出了雪落宫苑迅速融化、消失的情景，含蓄地写出了宫中之暖，与首句成为对照。

　　第三句“绿树碧帘相掩映”，具体而形象地刻画了宫中的融融春意。华清宫地下温泉喷涌，地上宫殿金碧辉煌，禁墙高筑，能够遮风御寒，因此宫中温度较高，树木常年青绿。这里的“绿树”代表了宫中大自然造物者与宫外的不同，“碧帘”则反映出宫中主人生活的奢靡。

　　结句“无人知道外边寒”，写出了华清宫主人耽情声色，不以国事为重，不以民苦为忧的昏庸形象，诗人含蓄地指出：唐玄宗既然连自然界物候的变迁、冬天的到来都一概不知，那他又怎么能够知道“寒冷”呢？一国之君不知寒冷的滋味，又怎么能够对国事明察秋毫、对人民的苦乐谨记心上呢？这样的昏庸之辈，为安禄山野心的萌生、壮大自觉与不自觉地提供土壤。

　　这首诗意境新颖，讽意含蓄，以宫内宫外冷暖的迥异形成鲜明对比，造成结构的错落、诗情的跌宕。夸张的成功运用也成为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第二首首句写长生殿既深奥又高耸入青云，同于白居易《长恨歌》的“骊宫高处入青云”，同于权德舆《朝元阁》的“缭垣复道上层霄”，并且暗含一个问题：玄宗为什么把长生殿修筑成那样呢？第二句作了回答，因为想和“金庭不死乡”匹敌。就是想住在华清宫中和住在金庭一样，永远不死。这里的金庭和不死乡，一个是神仙所在，一个是免于死去之地，两个连用，表明玄宗求长生不死的愚蠢雄心是大得离谱的，暗含讽刺之意。

　　“无奈逝川东去急，秦陵松柏满残阳”，“无奈”，是承上的转折词。这个词所表的转折大都和上一句相反。“逝川”，此词源于《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于此处，点明人世间万物如流水逝去，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第四句用了“秦陵”，秦始皇是追求长生不死的，可是他早已葬入陵墓，而且他那陵墓的松柏照满着将落的太阳的光，意即这是明摆着的，人人可见的。求长生的秦始皇，和如此建长生殿的玄宗没有两样，时间过得很快便已经证实了。

　　玄宗妄想长生，而实际却也和过去所有妄想长生的帝王一样，埋葬于陵墓中了。所以这首诗是对求长生者、更主要的是对玄宗的讽刺，相比于第一首，这首诗所述平实自然，而讽刺却尖锐锋利，直截了当。

　　这首诗抒发了她满怀雄才大志，却无法与须眉争雄的怅然心情。唐代进士在崇真观南楼高高张贴题名，这是朝野瞩目的盛事，长安人争相前往观看。鱼玄机看得又羡又气，心绪难平：科举以诗取士，她枉自写得锦绣诗篇，也备受文人推崇，根本就不会输给男人，却与功名无缘。

　　鱼玄机的诗在当时和后世都为人盛赞，明代文学家钟惺甚至夸她为“才媛中之诗圣”。此诗就写得非常大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首句以春日放晴来象征放榜，蟾宫折桂；次写看到上榜士子在崇真观壁上题名的盛况。这两句写得气势雄浑，势吞山河，正抒发了她满怀的雄才大志。后两句笔锋一转，写自己有诗才，却因为是女子，不能参与科举考试，空有满腹才情，无法与须眉男子一争长短，羡慕也是徒然。鱼玄机恨自己生为女儿身，不然就可以像那些及第举子一样赢得功名，披红戴锦，一日看遍长安花。此诗流露出争强好胜而又无奈的心情。

　　诗中一个“自恨”和“空羡”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悲凉和无奈，包含了女诗人无限叹息和不满，也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自信和诉求。自古以来，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女子，无论多么有才华，也只能“空羡”，只能空怀怅恨。这首诗是她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和满腔热血的酸楚和激愤，对自己无法像一个男子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叹息和呐喊，表面上是怨恨自己不能像男人一样参加科举，却蕴含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怨恨和不满，不甘埋没、不甘雌伏的勇迈情怀和傲兀精神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鱼玄机是一位有才华，有志向，有追求，有理想的自信的女子。

　　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世人眼里都觉得女子只用在家相夫教子就行，考取功名，建功立业只是男子的事。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位有如此才情和思想的女子实属难得。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 “恶谑、恶趣”之词。

己未八月二十日夜，梦有人以石研屏见饷者。其色如玉，光润可爱。中有一牛，磨角作斗状。云：“湘潭里中有张其姓者，多力善斗，号张难敌。一日，与人搏，偶败，忿赴河而死。居三日，其家人来视之，浮水上，则牛耳。自后并水之山往往有此石，或得之，里中辄不利。”梦中异之，为作诗数百言，大抵皆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觉而忘其言。后三日，赋词以识其异。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沈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
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君看启母愤所激。又俄倾为石。
难敌，最多力。甚一忿沈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间，只合化，梦中蝶。 

　　上片是回顾宋朝屈辱的历史。也许作者出于对前首词所提及的“后死无仇可雪”问题的担忧，这首词开头第一句“离乱从头说”似乎就有意提出人们早已忘却的往事，以引起回忆。“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是追述自宋初以来长期的耻辱外交。早在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时，便以“澶渊之盟”向辽国岁赠白银十万两，绢缯二十万匹，换取中原的暂时和平，首开有宋以来向外族纳贡的先例。其子仁宗赵祯时，向辽国岁贡银绢又各增十万两、匹。此后，辽亡金兴，北宋朝廷又转而向金纳贡，数额有增无减。但是，这种作法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更引起对方的觊觎，得寸进尺。于是河洛尽失，而宋室乃不得不南渡，以求苟安。最令人吃惊的是，南宋统治者竟至把屈辱说成是爱民。如仁宗所宣称的：“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斯物（指银缯）非所惜也。”（见魏泰《东轩笔录》）真是以罪为功，恬不知耻！陈亮在这里说：“爱吾民、金缯不爱”，即刺此事。虽然作品并未罗列上述史实，只用“蔓藤累葛”四字，已足将百余年来宋室历次丧权辱国、妄冀苟安的罪责揭露无遗。

　　下一句“壮气尽消人脆好”进而再揭露统治者多年来在“爱吾民、金缯不爱”的幌子掩护下推行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就全局来看，南宋形势是“壮气尽消人脆好”，以这样温顺脆弱销烁殆尽的民气、士气，去对付对方的进逼，其结果就只有“冠盖阴山观雪”——珠冠华盖的堂堂汉使到金廷求和。可是，他们的交涉不能取得任何胜利，惟有陪侍金主出猎阴山，观赏北国雪景而已。作者想到这里，不禁感叹道：“亏杀我、一星星发！”痛惜自己把头发都等白了，等到的竟是如此耻辱的现实。下面再借用历史故事来批判现实：春秋时，中原大国齐的国君景公畏惧处于南夷之地的吴国，只有流涕送女与之和亲；还有鲁国也曾因遭受强齐欺凌而不予反抗，遂日衰一日。往事可鉴，对照今日宋朝屈服于金，甘受凌辱而不加抵抗这一违反常理的怪事，后果如何，不问而知。这里所谓“问”，并非有疑而问，乃是用肯定语调发出的谴责和质问。

　　写到此，话题和情绪同时一变，以重新振作之态，写出‘丘也幸，由之瑟’六字。《论语·述而》载有孔子语：“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又，孔子的学生子路弹瑟发勇武之音，被认为是不合雅、颂，孔子曾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论语·先进》）作者各取此二语中的前三字为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日幸有如吾二人这样坚毅的志士，虽举国均以举兵北伐为过，但我俩迄今坚持不懈。以此结束了上片，并为下片定下基调。乍一看，这两句话来得突兀，似乎显得生硬，其实不然。这是陈亮一贯的词风。他好为“硬语盘空”，这种风格，恐怕与他在南宋那一片黑暗之中努力焕发起斗争到底的精神密切相关。

　　下片是写设想中的救国行动。《新唐书·李光弼传》曾记大将李光弼代郭子仪统兵之事，云：“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辛弃疾早年曾建立过有名的“飞虎军”，金人为之震慑。作者设想，若由弃疾带兵，定会出现“斩（崭）新换出旗麾别”的新局面。

　　这种设想，也许早在上饶鹅湖之会时二人就商议过，因此，这里所谓“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可能就指的是这件事。“拆开收合”，即解剖分析。基于此，“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扑肢动骨”便是作者想象投奔这支抗金新军后大显身手的兴奋情景。因留恋鹅湖之会、向往二人共同描绘的理想图景而产生上述设想，这是很自然的。继而，语势却忽然一落千丈，接一句“这话霸（即话柄）、只成痴绝”，明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这种语气的跌宕起伏，恰恰说明作者情绪大起大落。他虽然残酷地宣告自己幻想的破灭，却又极其冷静地指出了真实。“只成痴绝”四字虽然饱含作者的失望和痛苦，却又是他理智的反映。“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是发自幻灭之后的感叹。他有感于《庄子·大宗师》中所谓天地是大熔炉的说法，想到人生犹如铁在洪炉之中，扇鞴（鼓风吹火的皮袋）鼓风，火力顿炽，顷刻即将消熔。

　　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势。不过，作者的这种幻灭感，却又并非对理想产生了什么怀疑和失望，而是深为人生有限而感到惋惜。但他又不是单纯留恋人生，而是深憾于不能亲见理想的实现。关于这点，在结尾的“淝水破，关东裂”二句中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作者再一次用了他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中已用过的谢安于淝水之战中大破苻秦八十万大军入犯的典故，但这不是雷同，正说明这个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爱国志士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和对胜利的憧憬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怀的。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好友辛弃疾听的，自然不是只谈他自己的志气与渴望，而是表达了他们两人共同的心声。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苦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