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起笔四句从“山川与城郭”至“浩浩同一声”，总写此阁的高峻。诗人登临阁上，但觉山川城郭，冥冥漠漠，仿佛同为一个形体。世人纷杂的声音，和鸦鸣鹊噪，浩浩茫茫，混合在一起。这四句起得突兀，写得极为传神。化用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句意，但意象有所扩大，写的是凭高纵目，所见各类形态，旷远微茫，所闻的种种音响，也难以辨别的景况。次四句由阁之高而引起遐想。前两句故作设问：“此阁几何高？何人之所营？”这两句是说：这真兴寺阁，究竟有几多高呢？又是何人所营建的呢？后两句“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用形象化的语言，先回答“几何高”这一设问。作者说：登临此阁，几乎侧着身子，就可以目送太阳落山（这是俯视所感）。伸出手来，竟可以攀摘飞星（这是仰观所觉）。两句用虚写表明实际感受，生动恍惚，极夸张之能事。接着以“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两句，回答了上文另一设问“何人之所营”。作者说：当年王彦超将军，以凤翔节度使加中书令的身份，驻节凤翔府，曾经伐木于州南的赪山，建成此阁。王中令因何建阁，作者并没有提起，但在下面四句：“写真留阁下······与阁相峥嵘。”勾勒出他的形象：此人建阁之后，曾在阁下留有画像，他面色铁黑，眼光有如紫石棱，有将军的气概。他身长八九尺，此像与此阁都峥嵘高峻，给人以威严的感受，使人印象很深。

　　诗的最后，作者以“古人虽暴恣”等六句，写诗人的所感。作者认为有些古人（包括诗里的王中令），其人虽说恣睢暴戾不足称道，但他们所作之事，也使世人为之惊奇。即以此阁而论，登者尚且感到惊讶吁喘，不知道建阁之人，具有何种胆量，能泰然胜任。结尾“曷不观此阁，其人勇且英。”作者更加强语气说：君如不信，何不观看此阁，则知王中令，亦为勇猛英杰之辈，是不能拿一般的武人来看待他的。

　　全诗饶有俊爽高迈之气，写阁写人，都用主动形象的词采。作此诗时，作者年方二十六岁，豪迈英爽，正是壮年作品的特征。

　　全诗借用宋玉《高唐赋》与《神女赋》的典故写出。据《高唐赋》与《神女赋》：楚怀王在游览云梦泽台馆时，曾经梦遇巫山神女。临别时，神女告诉怀王，她“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后人便根据神女的话，用“云雨”来指代男女间的私情。后来宋玉陪侍楚襄王到云梦泽游览，又都曾在梦中会过神女。《赠人》诗开头两句即用宋玉梦遇神女之事。诗人将失恋男子比成宋玉，将他所爱女子比成神女。首句以“衣裳”喻文采，暗示受赠者的文采风流一似宋玉。次句接着说，“惹得”神女动情而入梦。神女因宋玉之文采风流而生向往之情，入梦自荐。然而，美人的心是变化难测的，就说这位巫山神女吧，她先倾心于怀王，后来又钟情于襄王。“惹得”二字很有意味，也很有分寸感，又照顾到了对方的体面。后两句议论，出语真诚，在旷达的劝说中见出对朋友的深情。“云雨无情难管领”的说法尽管偏颇，但对于失恋中的朋友却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失为一剂清热疏滞的良药。

　　这首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典故的运用。写诗向一位失恋的朋友进言，最易直露，也最忌直露。这首诗由于借用典故写出，将对失恋友人的劝慰之情说得十分含蓄，委婉得体，给诗情平添了许多韵味。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同《淮海词》相比，秦观诗中的爱情题材显得太少，百不二三。此诗是其中重要的一首。也许诗人仍信守诗词严分畛域的观点，因此将爱情题材写入词中，而用诗来表现其他的内容。即使在诗中写到爱情，也是格调高雅，风格清新。

　　一二句实写畅道姑的美貌。她眼波清澈，身段窈窕，容貌清俊，这三者能显示一个青年女性的美，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特色；而当诗人为她配置上一幅青布道巾，畅道姑顿时显得别具风韵。“乌纱”是道姑特有的装束，于是其道姑身份就不言自明。而且由“乌纱”“寒玉”这类形象构成的冷色调的意境，表现出这位女道士既和一般粉白黛绿的美女不同，也和韩愈《华山女》所写的“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的风流女道士有异。刻画人物能写出这种不可移易的特点，表现了艺术家的匠心。

　　“飘然自有姑射姿”，其意思颇近于白居易《长恨歌》描写杨贵妃时所说的“天生丽质”，但不说“丽质”而说“姑射姿”，又着以“飘然”二字；所表现的意境便大不相同：一凡俗，而一有仙气。此处为读者展开一片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正切合此女子的道姑身份。这样，畅道姑就不再立身人间，而是超然立于神仙之境了。惟其如此，下句的“回看”就是来自神仙世界的对整个人间的扫视；而所见人间粉黛，是“皆尘俗”的。一个“皆”字表明毫无例外，同时也显示出，只有畅道姑的美，才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地。诗到这里，她的美貌、她的仙气，栩栩如生，作者无须再赞以他词了。

　　下半首转向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雾阁云窗人莫窥”，其实只是说她居于深院，别人轻易看不见她，但出之以暗喻，既借此造成一种迷离惝恍的意境，又显得含蓄有味。这一句是从客观环境表现人物不与红尘相接的一面。“门前”句则从其心境超脱上进一步写，她即使身近红尘，亦可心游其外。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秦观化用其意。说“门前”，可见距离之近；说“东西”，可见往返之频。“门前车马”，“东西”往返，其中有许多游春的公子。而这些，恰恰是畅道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至于她的反应，诗中的回答是：“任东西。”“任”字下得有力。喧者自喧，寂者自寂，畅道姑不为所动。这正是“心远地自偏”。

　　畅道姑既如此真心诚意地忘情尘俗，潜心奉道，诗人就按照这一逻辑，点出她“礼晓坛”的细节；但不再展开，而是着一“罢”字，跳了过去，然后集中笔墨描写畅道姑活动的背景——“春日静”。这是别具深意的。

　　这是一个宁静的春日。落红满地，啼鸟鸣啭。而畅道姑不为所动，任其自落自啼，人物与景物的这种关系是很值得寻味的。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说：“花影乱，莺声碎。……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花落鸟啼的暮春景色总易触发流光易逝的悲慨，尤其是青年女子，更易产生青春虚度的痛苦和叹息。但畅道姑却别具一种情怀。她真诚奉道，从未因韶华的凋零而产生过惆怅之情，她坦然，宁静，所以花落鸟啼在她眼里不过是寻常景色，引不起感情的波澜。她照常全神贯注地焚香祭祷。暮春尚且如此，其他季节更不言而喻了。“落红满地乳鸦啼”，以景结情，隽永有味。《桐江诗话》以此道姑为神仙中人，殆不虚也。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从诗中可知，胡逸老此人为人不慕荣利，雅有山水之趣。黄庭坚在敬慕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高雅情怀。

　　诗人先发议论：诗书传家能使后代成才，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祸害。这里用了韦贤的典故。据《汉书·韦贤传》，韦贤号称邹鲁大儒，教育了四个儿子，都很有成就。赞美了胡逸老的诗礼传家，显示其品格的清高，令人仰慕。首联二句劈空而来，气势惊挺。

　　颔联承上，进一步赞美庵主的仁爱之心。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和气必能致祥，后代必得佳子弟。这里用了韦康、韦诞兄弟的典故。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孔融赞扬韦端的两个儿子韦康与韦诞为一双明珠。诗人意谓，胡逸老必能像韦端那样，明珠出于蚌胎，佳子弟出于门庭。

　　颈联转到正面写致虚庵。白天闲坐庵中，眼前的山景如一幅幅图画映出；入夜倚于窗前，只觉风雨飒飒而来。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诗评家认为这两句“奇”。之所以奇，是因为：第一，化静为动。将致虚庵依山傍水的位置，作了动态描写。“出”、“来”二字，将山水写活。第二，化实为虚。什么样的“画图”，尽可让读者去想象；夜来风雨是隔窗听到，并非眼见，也是虚写实事。第三，情景交融。五句写视觉，六句写听觉，整联都有能视能听的主体存在。宴坐的闲适，听雨的从容，都在不言之中。庵主高雅的人格、广阔的胸襟，与前两联一脉相承。只不过前两联是直叙，这里是衬托。

　　尾联总收全诗，照应开头。以闲逸之心观山观水，山水的妙境能常现于心目之前。而山水的清淑之气又能涤荡肠胃，使此心澄清无滓，一尘不染。这里一方面说胡逸老，另一方面也披露了诗人自己的胸襟。

　　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

　　由于这首诗着力写雨中抢插稻秧，所以作者也不怠慢，开篇便动手“插”了起来：“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这分工何等明确，何等精细。拔秧活轻，小儿干，接秧也轻，田妇干；比较起来，抛秧插秧活重，田夫和大儿干。“抛”、“接”、“拔”、“插”，四个动词，准确具体。尤以“抛”字最妙，活画出秧束雨中飞舞的情态。只两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跃然纸上。

　　三、四两句进一步点明雨中抢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从句中不难领会春雨之密、之急、之大，否则，不至于从头上流入脖颈并沾湿肩膀。以“兜鍪”和“甲”分别比喻“笠”和“蓑”，充溢着一股火药味儿，正暗示抢插稻苗无异一场紧张的战斗。

　　五、六两句“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前句是个无主兼语句，“唤”的主语没有写出，按诗意应是位老妪或老翁。后句是个无主连动句，按诗意，主语应是“大儿”，还极可能包括完成了本职活茬的田夫、田妇和小儿。一家人干活绝无唱过一口便袖手看戏的道理。老人来叫他们吃早饭，（抢插何其早，自在其中），让他们歇那么小小一会儿，却无人动作，无人答话，似乎对田埂上的呼唤置若罔闻，连抬头看一眼的工夫也没有。不如此，便写不出抢插的紧张程度。

　　结句“秧根未稳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似乎是田夫对送饭老人的回答：“您瞧这稻苗还不栽稳，再说这块田还没插完，您把饭放这儿，我们呆会儿就吃，您得赶紧回去照看好那帮鸡鸭鹅们，它们要来到田里，可就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