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此诗含义为何，佳处为何，要理解正确，关键在于对篇末“荣名”二字的解诂。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又一说则谓荣名为荣禄和声名。由前说，结二句之意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由后说，则其意变为：人生苦短，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二说之境界高下，颇有不同。今按荣名一词，古籍屡见。如《战国策·齐策》：“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淮南子·修务训》：“死有遗业，生有荣名。”其均为令誉美名之义甚明。

　　疑义既释，则诗意及结构自明。诗以景物起兴，抒人生感喟。回车远行，长路漫漫，回望但见旷野茫茫，阵阵东风吹动百草。这情景，使行旅无已，不知税驾何处的诗人思绪万千，故以下作句，二句一层，反复剀陈而转转入深。“所遇”二句由景入情，是一篇枢纽。因见百草凄凄，遂感冬去春来，往岁的“故物”已触目尽非，那么新年的自我，就不能不匆匆向老。这是第一层感触。人生固已如同草木，那么一生又应该如何度过呢？“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立身”，应上句“盛衰”观之，其义甚广，当指生计、名位、道德、事业，一切卓然自立的凭借而言。诗人说，在短促的人生途中，应不失时机地产身显荣。这是诗人的进一层思考。但是转而又想：“人和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即使及早立身，也不能如金石之永固，立身云云，也属虚妄。这是诗人的第三层想头。那么什么才是起初的呢？只有荣名——令誉美名，当人的身躯归化于自然之时，如果能留下一点美名为人们所怀念，那末也许就不虚此生了吧。终于诗人从反复的思考中，得出了这一条参悟。

　　当汉末社会的风风雨雨，将下层的士子们恣意播弄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生命的真谛进行思索。有的高唱“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今日良宴会》），表现出争竞人世的奋亢；有的则低吟“服食求神仙，多为民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显示为及时行乐的颓唐。而这位愿以荣名为宝的诗人，则发而为洁身自好的操修。虽然他同样摆脱不了为生命之谜而苦恼的世纪性的烦愁，然而相比之下，其思致要深刻一些，格调也似乎更高一点。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此诗写出作者虽怀报国壮志而白发催人的悲愤。古今诗人感叹岁月不居、人生易老者颇多，但大都从个人遭际出发，境界不高。陆游则不同。他感叹双鬓斑白、不能再青为的是报国之志未酬。因而其悲哀就含有深广的内容，具有崇高壮烈的色彩。此联为“流水对”但其后关连，不是互为因果，而是形成矛盾。读者正是从强烈的矛盾中感到内容的深刻，产生对诗人的崇敬。陆游类似的诗句尚有“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作于山阴奉祠，时作者已家居九年。 山阴是江南水乡，作者常乘小舟出游近村的山水，夜泊水村为即景之作。首联写退居乡野、久离疆场、无缘抗敌的落寞怅惘。“羽箭久凋零”，足见其闲居的郁闷。“燕然未勒铭”，典出《后汉书·窦宪传》：窦宪北伐匈奴，追逐单于，登燕然山（即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燕然未勒，意谓虏敌未灭，大功未成。这一联用层递手法，“久凋零”，乃言被弃置已久，本就失落、抑郁；“未勒名”，是说壮志难酬，则更愤懑不平。起首就奠定了一种失意、悲愁的感情基调。

　　颔联抒发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愿，表达了对那些面临外寇侵凌却不抵抗、无作为的达官贵人的指斥。上句是说大丈夫在神州陆沉之际，本应“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才对，怎么可以安然老死呢？一个“犹”字道出他不甘示弱的心态。“绝大漠”，典出《汉书·卫将军骠骑列传》，是汉武帝表彰霍去病之语。两鬓萧萧，仍然豪气干云，朝思梦想着驰骋大漠、浴血沙场；这就反照出朝廷中的那些面对强虏只知俯首称臣割地求和而不思奋起抵争的文官武将的奴相。（另一说是取老子（李耳）骑青牛出关，绝于大漠之中而悟道的传说）“诸君何至泣新亭”，典出《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同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作者借此典，表达了他对那些高居庙堂的衮衮诸公在国家山河破碎之际要么醉生梦死，要么束手垂泪的懦弱昏庸的精神面貌的不满。

　　颈联以工稳的对仗，揭示了岁月蹉跎与夙愿难偿的矛盾。“一身报国有万死”，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尽管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为了拯救国难，“我”却甘愿死一万次。“一”与“万”的强烈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与殷殷报国情，诚可谓掷地有声。“双鬓向人无再青”，这一句是说，岁月不饶人，满鬓飞霜，无法重获青黑之色，抒发了对华年空掷、青春难再的感伤与悲愤。即便我抱定了“为国牺牲敢惜身”的志向，可是又谁能了解我的苦心我的喟叹呢？这两句直抒胸臆，是全诗之眼。

　　尾联点破诗歌题面，回笔写眼前自己闲泊水村的寂寥景象。你想，一个老翁，处江湖之远，眼看着干戈寥落了，铁马逝去了，战鼓静灭了，大宋江山是任人宰割了，他的心怎不会如刀割一般的苦痛！“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是梦醒之后呢，所看到的是荒寒的汀州上寻寻觅觅的新雁，哪里有可以安栖的居所！这怎不教人潸然落泪呢？这两句是借象表意，间接抒情。

　　全诗以夜泊水村所见的景象而写怀遣闷，而落笔却跳转到报国之志上，寄慨遥深。“壮士凄凉闲处老”（陆游《病起》），有心报国却无路请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这是这首诗慷慨悲歌的一个根本原因。用典贴切，出语自然，感情充沛，“浑灏流转”（赵翼 语），使本诗在悲歌中又显出沉雄的气象。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北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是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当不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在道家经典中，“人生如寄”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返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道家生化说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

　　这里，诗人很细致地论说了人生免不了一死的自然规律，而且无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样，为进一步说明那些“服食求神仙”想长生而不可得奠定了基础。

　　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在当时，很盛行炼丹问药而求不死的风气。对此，诗人却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四句是说，服丹药，求神仙，也没法长生不死的。既然如此，还不如饮美酒，穿绸缎，图个眼前快活，快快乐乐走过短暂的一生。这里，表面看来，诗人对生命的短促产生了怅惘之情。其实，诗人对人生如寄的悲叹，除了表现当时知识分子颓废的思想，以及悲凉心态外，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是一种激愤，也是一种无奈。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
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
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
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
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
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
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
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这是一首独具特色的游宴诗。它通过歌舞酒宴上乐极悲来的感情变化，深 刻地展示了建安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人生短促的苦闷和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求交织成这首诗的主题，表现出“雅好慷慨”的时代风格。

　　这首诗的章法巧妙，很见匠心。诗歌在以较多的笔墨描写美酒丰膳、轻歌曼舞、主客相酬的情景之后，笔锋一转，吐露出欲求亲友忧患相济、共成大业的心愿，再转为对人生短促的喟叹，清醒地指出“盛时不再来”。至此，酒宴的欢乐气氛已扫荡一尽，乐极而悲来的心理历程完整地表达出来了，引人回忆起开篇的浓艳之笔、富贵之景，更添几分悲怆之情。如此立意谋篇，称得上是思健功圆了。

　　诗中两个意蕴含蓄的设问句：“谦谦君子德，磐折欲何求”、“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是展示心理波澜的关键，透露了诗人对于人生意义、生死大关的思考。“欲何求”，“复何忧”，寓答干问，大有意在言外之妙。

　　关于这首诗，所传甚少，独在《全唐诗》方见之，对作者的介绍是“如意中女子”，其真名实姓、生卒年月、何地之人等皆无从考证，唯能全凭《全唐诗》注解了。《全唐诗》写道：“女子南海人”，“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由此大致能推断，诗人是南海人，此诗出自唐武则天时代。

　　或许真是时势造就，一个七岁女童，大堂之上，面对武后和群臣，应声做诗，且情态如此逼真，字数如此俭约，不得不另后人仰慕。

　　此诗第一层：“别路”、“离亭”，相当于驿站，是古代送别、饯行的处所。点明地点，暗含事件，感情由此铺开。“云初起”，要么是清晨，要么是傍晚，要么是雨后天开。但一切景语亦为情语，一语双关，亦指心中“愁云初起”。“叶正稀”，结合下句中诗人触景生情联想到的“雁”来推断，应该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秋风紧，黄叶飘零，“离亭”前的落叶，为秋风扫荡，渐次稀疏，着实苍凉，着实沉重。

　　第二层：古人送别有折柳相送，寓“留”于“柳”的习俗。此处的叶，可能就是柳叶。前面不断有人送别，使得柳条折尽，渐渐稀少，真是一条柳枝一片心。而现在，尽管柳条稀少，但她还是要再折一枝赠与兄长，此中惆怅叫人难以消受。至此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诗人静静地站立，眼望兄长渐去渐远，马蹄声终于被重叠的山峦阻隔。心中更是生出对于人生、对于命运的自怜叹惋。“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雁的迁徙，总是结队成行，同出同归。可是人迫于环境所限、条件所囿，而不能与兄随行，而兄去妹留，各自孤单，再也不能心心相印了，诚为可叹。并且，这一“归”字可以做两种分析，一者：妹在家，兄启程外出。那么，这里的“归”便是“同出同归”的意义了，诗人大部分的思想放在了兄长身上，是对他一路风尘、外行凶吉的牵挂；一者：两人皆在外，或是寄人篱下，或是流落他乡。此时兄长启程，回返故里，而独留妹一人不与同归，此间便更生出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对身如浮萍、命如蝉翼的慨叹。

　　浓浓情谊，如诉如泣，尽融于字里行间。而全诗寥寥数语，连题目仅二十二字。用字之俭约，另人折服。题目“送兄”，点明主旨，定下全诗的基调，是送别兄长。至于上面推测的种种情况，全无交代，给人很大的想像空间。而与此相比，后来大诗人李白的《送程刘二侍郎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送族弟单父主薄凝摄宋城主薄至郭南月桥却回栖霞留饮赠之》等很多这样的诗标题就大为失色了。此诗前两句表明了地点和大致的时间，大肆渲染了送别的场景。心中的惆怅、离别的情怀跃然纸上，如江如河，翻涌不息，却仅用了十个字；后两句也是十个字，突出了“雁”、“一行”、“归”，使得感情再次升华到一个相当高的层面上，由送行也到了对人生的慨叹，对身世的质问，情长纸短，惜墨如金。

　　南朝江淹在《别赋》中说过，“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从古至今，离别诗一直都在诗篇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表现手法上也是各具风格、各至一家。对这一首也作一简要的分析。“别路”、“离亭”形成对举，一咏三叹。在克俭如金的字数中，这算是泼墨如云、大肆渲染了。为的是以景衬情，为下两句做好铺垫。而且诗人善于选取特景：“别路”、“离亭”、“云”、“叶”等等，暗藏离愁别绪之情。紧接着，笔锋陡转，采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将镜头对准天上的“雁”。当然，这里也许是虚写。由“雁”的特性联想到人，将二者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生发哀情，并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也为读者将全诗刻画成了一幅隽永的画面，印入读者的脑海中。其意境深远，空间开阔，且满目皆萧然，满腔皆哀伤，满腹皆愁绪，实在不能不说是诗人的高妙之处。且诗人时龄七岁，且为女子。在古代轻视女子，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她能如此善用这样的艺术技巧，实在让人费解，惊异。

　　再回到全诗，通篇都是情深意切，而字字珠玑，语言简朴、明白如话，意境高妙。这样的诗篇，在中国古诗词中实在不可多得。难怪有人称她为“神童”、“奇女子”，于情于理，都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