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墙头诗，题在作者所住村舍的墙上，意在叫大家看，所以写得很通俗。某些前人和今人以“鄙俚近俗”贬斥杜苟鹤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孰不知既反映民间疾苦，又力图写得通俗易懂，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正是杜苟鹤的难能可贵之处。

　　离乱之后，诗人寄居在一个被战争蹂躏的满目疮痍的村庄里，他见到许多农舍，空无人居，由于赖以蚕织的桑树竟被砍伐，充作修营寨的材料，所有耕牛也都被杀掉犒劳了士兵，使得蚕没法养，帛不能织，大片田地也遭到了荒芜，人们缺衣少食，只能凑合着过，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农家所负担的赋税一分也不能少，催缴赋税官吏的呼喊声仍然非常急迫，实在惨不忍听，作者最后指出，遭到兵燹之害得并不只这一个村庄，而是许多州县。官府怎么一点也不予理会，减免赋税呢，原来这些地方官吏都是一群不顾人民死活的家伙，老百姓都被杀害完了，他们还在多收税向上面邀功请赏。

　　诗题中的金陵，指润州，即今江苏省镇江市，非指南京。唐人喜称镇江为丹徒或金陵。如李德裕曾出任浙西观察使（治所润州），其《鼓吹赋·序》云：“余往岁剖符金陵。”府相，对东道主周宝的敬称，其时周宝为镇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堂，大厅。此诗是诗人参加周宝的盛大宴会，有感而作。

　　起二句连用三个“满”字，笔酣意深。满耳的笙箫吹奏，满眼的花容月貌，满楼的红粉佳丽，佩戴着炫目的珠宝翡翠，真比吴娃还美，若非仙宫似的富贵人家，不可能如此。

　　颔联“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正以此意承接首联歌舞喧阗、花团锦簇的豪华场面。可诗人匠心独运，以倒说出之，便觉语新意奇。本来神话中的仙境，人间再美也是比不上的。而诗人却倒过来说，即使“海上神仙窟”，也只能象这样的“人间富贵家”。淡淡一语，衬托出周宝府中惊人的豪奢。沈德潜评此诗时说：“只是说人间富贵，几如海上神仙，一用倒说，顿然换境。”

　　颈联“攒”、“曳”二字丝丝入扣。雕饰精美的门庭，灯烛辉煌，像是红烛夜市一般。歌女们翩翩起舞，彩衣像牵曳着碧空云霞。轻歌曼舞，轻盈摇曳之姿毕现。“夜攒”益显其满堂灯火，“晴曳”更衬出锦绣华灿。“夜”和“晴”又把周宝夜以继日、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的场面写了出来。

　　诗吟至此，已把争妍斗艳、溢彩流光的相府夜宴写到绝顶了，收笔几乎难以为继。而诗人别具心裁，毫锋陡然转到了宴会场外的静夜遥天：“却愁宴罢青娥散，扬子江头月半斜。”一个“愁”字，点出了清醒的诗人并未被迷人的声色所眩惑，而是别抱深沉的情怀。酒阑人散，月已半斜，徘徊扬子江头，西望长安，北顾中原，兵戈满天地，山河残破，人何以堪。伤时，怀乡，忧国，忧民，尽在一个“愁”字中含蕴了。

　　“月半斜”之“半”，既是实景，又寓微言。这时黄巢起义军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地方藩镇如李克用等也拥兵叛唐，僖宗迭次出奔，唐王朝摇摇欲坠。只有东南半壁暂得喘息，然而握有重兵的周宝却整日沉湎酒色。这样一个局面，正是残月将落，良宵几何。

　　全诗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重笔浓墨极写阀阅之家穷奢极欲、歌舞夜宴的富贵气象，而主旨却在尾联，诗眼又浓重地点在一个“愁”字上。一“愁”三“满”，首尾相应，产生强烈的对比作用。三“满”正是为了衬托出深“愁”。“愁”，是这首诗通前彻后的中心轴线。

　　李洞生活的晚唐时代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国势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而僖宗荒淫嬉戏，贪残昏朽，更甚于玄宗；这首诗表面是写唐玄宗的荒政误国，实是针对时政而发的。《唐才子传》说李洞写诗“逼真于岛（贾岛），新奇或过之”。此诗的新颖在于：诗人写李唐的衰朽，不着一字，而以“绣岭”小景出之。

　　骊山是长安著名风景区，山上有华清宫，山脚有华清池。骊山两侧，为东西绣岭，广栽林木花卉，并置高台飞阁，是专供唐明皇及其后妃游幸玩乐之所。“春日迟迟春草绿”，迟迟，描写阳春的舒缓，可推测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这句写游绣岭宫的季节、天气以及满眼新绿的景色。在一般情况下，“春草绿”应是一种宜人之色，但用于此刻的登绣岭宫，便给人以“草遮回磴绝鸣鸾”之感，写的却是荒草萋萋的荒凉之境。如果说这句还只是通过对背景的联想才透出了“春草绿”的时代气息，那么，这“野棠开尽飘香玉”的时代气息就更其明显了。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遂成开元盛世，后期迷于声色狗马，讨厌政事，酿成安史之乱。但这些具体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是无法写到一首小诗中去的，诗人便抓住了绣岭野棠来叙述，使读者思而得之，手法新奇。唐玄宗精通音律，曾在京城“梨园”培训乐队（“梨园”因广栽梨树而得名）。玄宗临幸华清宫，乐队居绣岭，也曾想于此广栽梨树，但梨树必须由棠梨（俗名杜梨）嫁接方成；棠梨栽后，未及嫁接，安史之乱起；这些准备嫁接的母本，此后便到处漫生。“野棠”的“野”字，包含了诗人的无限感叹。“开尽”的“尽”字，道出了无限“芳树无人花自落”之慨。“飘香玉”的“飘”字，蕴藏着诗人无限惋惜之情。原为御地之树，变为无主之林；原为笙管之地，变为无人之境；弟子散尽，香玉（棠梨花瓣）惊风；野、尽、飘三字，写出了无限令人感慨的意境。只迷声色，不理国政，梨未成，梦已绝，君主的荒淫享乐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国灾民难。

　　尾联写出一位白发老人的举动：“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自玄宗的开元盛日，至僖宗的衰朽之朝，时历一个半世纪有余，活动在开元时代的人，自然一个也没有了。“犹唱”二字，表面似讥老人爱翻陈年老历，唱得不合时宜，实则感慨深远。通过鹤发老人对太平盛世的缅怀，诗人寄寓自己对时政的深沉叹息。诗四句全是写景，但字字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无限关心的真挚感情。这种寄真情于字背，寓深义于眼前的艺术手法，含蓄蕴藉，颇得游刃骚雅之妙。

　　此诗语言清浅，讽旨颇深。诗人仅仅抓住富室女子首饰之华美珍贵这样一个典型事物进行渲染，深刻地揭露出贵戚显宦、地主富室生活的奢靡浮华。

　　不仅如此，含蓄也当是此诗的一个艺术特色。诗写一个富室女子的两片云髻就花费了“数乡”农民所缴纳的赋税，这就说明，她们所挥霍的并非他物，而是广大农民的血汗钱，从而以诗的语言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赋税的剥削本质，对农民的苦难寄寓了深刻的同情。

　　《平陵东》属汉乐府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这首诗写一个善良的人平白无故被人绑架去敲诈勒索，被逼无奈，只好叫家人卖掉小黄牛凑线来赎身的故事。

　　全诗每三句为一节。第一节写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经过。在平陵东侧一片阴森浓密的树林中，一位善良的平民义公遭到了绑架。事情发生得突然，义公心中充满了惊疑恐惧之情。这绑架良民的行径是何人所为？“不知”句提起疑问，含煳得极好。联系下文的“高堂”“追吏”，可知这是官吏捕人。不言其“捕”而斥为“劫”，意在表现出官吏行事的粗暴凶狠。观其行迹，真如盗匪，使人不能相信这是官吏行径。直来到高堂之下，才敢确定这劫义公的竟是官府所为。以“不知”故作疑惑，含讽刺之意于言外，掲露出“官府即盗匪，官府甚于盗匪”的黑暗现实。笫二、三节就直写官吏敲榨勒索财物的强盗行径。高堂之上，本应是主持正义、惩办强暴的所在，现在却要义公“交钱百万两走马”，贪暴官吏公然逼迫善良百姓，义公在猝然之间遭此厄运，如此惊人的巨额赎资不可能交纳得出来。

　　“两走马，亦诚难”，义公为此悲愁交加，百般煎迫。可稍有迟疑，摧辱即至，逼得他一看到追逼的官吏，就不由得心惊色变。“心中恻，血出漉”极写出义公内心痛愁恐惧的惨烈。在贪官暴吏敲骨榨髓的勒索之不，他感到仿佛心中的血都要流尽了。透过这极端痛苦的心 情，不难想象出义公在官府遭受到的摧辱与折磨该有多么严酷。在此绝望之中，他已经无路可走，只好忍痛“归告我家卖黄犊”。一个善良的平民在虎狼之吏的逼迫下，就这样倾家荡产了。这悲惨的结局中又凝结着多少痛苦和悲愤！即便如此，可黄犊所值有限，以这点微薄的赎资能满足那贪狠恶吏的无厌之欲，使义公逃脱这场厄运吗？诗歌最终引发出对人的永久关切。

　　这首诗和两汉其他乐府民歌一样，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义公”被劫持、被勒索、被逼卖黄犊几个细节，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穷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然，“义公”一家的遭遇即是一证。

　　《平陵东》篇幅短小，情节也不复杂，但含意非常深刻。它反映了在黑暗残暴的社会中人民生活的艰难苦痛。在简洁的叙事中融入抒情，表达人民痛楚、悲愤的感情，格调凝重。在语句上，毎节的第一句重复上一节的最后三个字，运用了民歌中常见的“顶针续麻”的修辞手法，以文字上的复迭，造成迂回往复、反复吟咏的效果，使语意更加连贯，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气氛。

　　此诗歌颂石亨的这一段战迹，诗人的用心在于借怀念石亨以呼唤现实生活中抗敌卫国的英雄。全诗分三部分。

　　开篇四句是全诗的一个引子，诗人自述，当他来到清风店南时，当地父老向他讲述了在上一个己巳年发生在店北的那一场战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锻尚带勤王字”二句，不仅在空间上展开，指明古战场的方位，以及上次战争的遗迹，而且在时间上打通了历史与现实。诗作从第五句起也就顺势折入对己巳年间战争的回忆。

　　自“忆昔蒙尘实惨怛”至“岂说唐朝郭子仪”共三十句，是全诗的主干部分。这部分用笔的特点在于，不作泛泛的叙述，而是采用绘形绘色的再现，“忆惜”句点出八月间英宗被俘一事，“蒙尘”谓天子被俘。“反覆”句写再次进攻。时间已到十月。“反覆”是一再的意思，十月间的进攻已非首次，所以这样说。“势如风雨至，脱胎于高适《燕歌行》的“胡骑凭陵杂风雨”，铁骑来袭，犹如风雨骤至，极言其迅猛。继而写敌兵一路过关夺隘，直通京师城下：“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关头昼吹角”表明此关已落入敌手，幽州和朔方因之笼罩在浓重的战争气氛之中。彰义门前胡儿饮马。烽火烛天，意味着京城已危在旦夕。在写足敌方以后，转写石亨一面。“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以“若雷电”形象地写出石亨的军队奔进之速与气势之壮，由此不难想见士气之高昂。“天清野旷”四字，本于杜甫《悲陈陶》“野旷天清无战声”句。“天清”言天时，“野旷”说地利。这两句从主客观两方面表明决战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都已具备，似乎只待短兵相接了。出乎意料的是，用笔上忽然荡开，插入对战区百姓情况的描写。据历史记载，在清风店保卫战中，百姓们同仇敌忾，投石助战。诗中写“野人屋上看旌旄”可见对战事的关心；“吾民岂保清风店”，更有毁家纤难的慷慨气概。但描写的侧重点则在于战事带给百姓的恐惧与灾难，“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展天风怒号”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诗句。写百姓的若难，从另一角度加强了对战争氛围的渲染，更为进一步写石亨作好铺垫，见出石亨抗击入侵之敌既是保卫明王朝的需要，也是救民于水火的义举。对石亨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但很有层次感而且写得相当精彩。“挺戈出”，是石亨刚一露面时的英姿；“杀敌不异草与蒿”，写他“有我无敌”，猛勇冲杀；“追北归来血洗刀”，写他杀伤甚多，胜利返回。“白日不动苍天高”，一句相当深入而细致地表现了石亨等人在血战之后突然抬头时的特定感受，也是拟人化了的“白日”“苍天”在见到人间的厮杀场面时感到吃惊以至变得出神的表现。杨慎在《空同诗选》中于此七字旁加圈，见出他对这一神来之笔的句子是颇为欣赏的。“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从敌人一面说石亨的战功；“处处欢声嗓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师”，从百姓一面写克敌制胜引起的广泛而又热烈的反响。主干部分开始时写敌人，表现的是敌入的嚣张；写百姓，侧重于写出战争环境中百姓的痛苦。至这一部分行将结束、再次写到敌人与百姓时，敌人已是溃败之师，百姓已沉爱子欢乐的气氛之中，从而与中间正面有写石亨的主要笔墨互相呼应，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上展示并歌颂了石亨的战功。“休夸汉室嫖姚将，岂说唐朝郭子仪”在前面叙述描写基础上的议沦、抒情。西汉时霍去病六击匈奴，战功卓著；唐朝郭子仪，大破安禄山，有再造唐室之功，引霍、郭作比，且以“休夸”、“岂说”加以比较评价，意谓石亨决不霍之下，可见诗人对己巳年间进行保卫战的石亨评价之高。

　　从“沉吟此事六十春”至诗末共十四句，是全诗的结尾部分。全诗的语气由开篇的第一人称，至中腹改用第三人称，至此重又改为第一人称。写法上，由倒叙历史重又拉回到现实。诗人途经古战场，时间已是六十年后的另一个已巳年，其时正当日暮，“黄云落日”下，“古骨”暴露于野，砂飞石走，景象惨淡。诗人下马折柳，席地而坐，向东北方向的居庸关的所在地遥望，在想像中出现了景泰元年（1450）八月千官迎驾的热烈场面。瓦剌统领也先在己巳年战败后，挟英宗诱和不成，不得已于下一年将英宗送还北京。诗中称英宗为“中兴主”，虽不免夸大，但从歌顷石亨战功的角度写到英宗的回归，还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枭雄”二句，由前之写英宗，仍复转回到石亨身上。以杨石并提，重点在石亨，杨弘为连类而及。此二句意在以汉明帝时的中兴功臣作比，突出石亨力挽狂澜的砥柱作用。诗的结尾落到“安得弄生此辈西备胡”，诗人抚今忆昔，回顾历史，日的正是为了呼唤现实中的英雄。

　　诗的构想宏大，结构紧凑，熔深沉与悲壮为一炉。感情真挚，抒写真切，六十年前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沉雄蹈厉，振奋人心。诗的意境深沉，情绪激昂，一时如雷如电，一时如火如风，一时如泣如诉，感人甚深。特别是策马古战场，折柳坐望居庸关一节，感怀沉思，哨然长叹，神情声貌跃然纸上，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忧患。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三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是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孙权病亡前后，统治集团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就乱开了。朝官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为废、立太子斗争非常尖锐。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内部矛盾很快表面化，宗室和大臣间彼此屠戮，长期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孙权之后，由孙亮、孙休先后称帝，为时不长。公元264年，由孙皓执政。这个吴国的末代皇帝凶顽残暴，穷奢极侈。他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酷刑杀人。后宫已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还在民间掠夺少女。甚至明令年年上报“将吏家女”的名册，女孩子一到十五、六岁就要“简阅”一番，供其挑选。暴虐的政治，苛酷的剥削，激起人民不断起义，终于将吴国推进覆灭的深渊。

　　在吴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211年，孙权从吴迁都秣陵，并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后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还都建业。很有进取精神的孙权，十分重视这两个军事重镇，通过建都，使两地经济日臻繁荣；尤其是建业，成了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孙皓时代，公元265年，他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也来了一次迁都。什么原因呢？据说“荆州有王气”。而建业宫殿已破旧。这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于是吹吹打打地从建业搬到武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人民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沿江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谬”，加上“公私穷匮”，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可国政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算得是个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凭借旧臣身份，还敢于直言疏。《吴孙皓初童谣》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陆凯在这个奏疏中，痛陈国衰民弱之现状，力劝孙皓“省息百役，罢去苛扰，科出宫女，清选百官。”孙皓当然十分不悦，只是慑于陆凯的“宿望”，才没有加害于他。

　　《吴孙皓初童谣》仅短短四句，却从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难、怨恨和不平。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处。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人民向往建业，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当时为了备战，孙权虽然也曾强赋厚税，然而他个人尚能自持节俭。在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不但赞同陆凯开垦农田的命令，而且主动提出他和儿子们亲自受田耕种，“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公元247年，建业宫年久失修，武昌宫已用了二十八年，这些材料不能再用，建议采伐新材以筑新宫。孙权不许。认为正是战争期间，百姓负担已重，如若再有通伐，就会妨损农桑。坚决让臣下搬来武昌宫材瓦改作太初宫。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人们能不痛恨万分吗？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会现实，控诉了孙皓集团的滔天罪恶，抗议了他们的胡作非为。

　　当时永安山区的农民忍无可忍，在施但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起义。初则数千人，发展到万余人，直杀至建业城里，给孙皓政权以极大威胁，就在这种怨人怒的境况下，孙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还都建业，一方面血腥镇压施但义军，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但是，他的骄奢淫欲并就此收敛。一到建业又耗费数以亿计的资财筑起了一座显明宫，“大开园囿，土山楼观，穷极伎巧。”陆凯也曾强劝，而孙皓至死不悟，终于弄到财竭国亡的地步。

　　这首歌谣为陆凯作为例证引用于奏疏中，但保留着民谣朴实生动的面貌。它用强烈对比的手法，从正反两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题思想。相近的句式，相近的韵脚，成为在民间口相传、不胫而走的有利条件。

　　冀州为古九州之一，地处中原，原本繁华。但经连年战乱和元蒙贵族的残暴统治，早已繁华尽去，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诗人游经此地，感慨今昔之比，不禁满怀激愤，遂成此诗。诗中先写诗人于道中所见所想，现实的凋敝与早先的昌盛形成了不堪的比照，诗人在感受着“寒风袭我襦”的外来痛苦时，心上也自然充满了感慨。与野老的相遇是诗中描写的重点，通过对野老热诚、“意仁”的描写，引出对野老身世的探询，再引出诗人对元统治者摧残、消灭汉文化传统的激愤和感伤，这种伤痛其实要远比在生活和物质上的伤痛来的更加强烈和深邃，于是，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又进一步上升到了企盼民族复兴、文化再续的感奋，发出了“踌蹰向苍天，何时更得甦？”的浩然长叹。

　　整首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