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有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有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有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有声》末章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有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有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有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有“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有“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通观《大雅·假乐》一诗，除了对周王无以复加的赞美之外，也深蕴着殷切的希望。

　　全诗仅四章，表现了周朝宗室，特别是急切希望振兴周王朝的中兴大臣对一个年轻君主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假（嘉）乐”点出诗的主题或用途。“显显令德”，开门见山地赞扬了受冠礼者的德行品格。以下称赞他能尊民意顺民心，皇天授命，赐以福禄。这一章看似平实，但在当时周王朝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表达对宣王的无限期待和信赖，实言近而旨远，语浅而情深。第二章顺势而下，承上歌颂宣王德荫子孙，受禄千亿，落笔于他能“不愆不忘”，一丝不苟地遵循文、武、成、康的典章制度，能够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劝谏。这些话里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教训：夷王、厉王因为违背了这两点使宗周几乎灭亡，其代价不可谓不大。因为此诗是举行冠礼的仪礼用诗，有着它现实的要求，故而第三章便转锋回笔，热烈地歌颂年轻的宣王有着美好的仪容、高尚的品德，能“受福无疆”成为天下臣民、四方诸侯的“纲纪”。末章紧接前文之辞，以写实的手笔勾勒了行冠礼的活动场景。宣王礼待诸侯，宴饮群臣，其情融融，其意洽洽。“百辟卿士”没有一个不爱戴他、不亲近他的。“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使国民能安居乐业，不再流离失所，这就是对一个明君的最主要的要求。短短的一首诗，围绕着“德、章、纲、位”赞美了年轻有为，能为天下纲纪的宣王，于有限的词句内包容了无限的真情，美溢于辞，其味无穷。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这首诗“无非奉上美诗”，“近谀”、“全篇捧场，毫无足观”，似未能弄清诗的主旨和特定的创作背景。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此诗共六章，每章六句，均以“笃公刘”发端，从这赞叹的语气来看，必是周之后人所作，着重记载了公刘迁豳以后开创基业的史实。

　　诗之首章写公刘出发前的准备。他在邰地划分疆界，领导人民勤劳耕作，将丰收的粮食装进仓库，制成干粮，又一袋一袋包装起来。接着又挽弓带箭，拿起干戈斧钺各种武器，然后浩浩荡荡向豳地进发。以下各章写到达豳地以后的各种举措，他先是到原野上进行勘察，有时登上山顶，有时走在平原，有时察看泉水，有时测量土地。然后开始规划哪里种植，哪里建房，哪里养殖，哪里采石……一切安顿好了，便设宴庆贺，推举首领。首领既定，又组织军队，进行防卫。诗篇将公刘开拓疆土、建立邦国的过程，描绘得清清楚楚，仿佛将读者带进远古时代，观看了一幅先民勤劳朴实的生活图景。

　　整篇之中，突出地塑造了公刘这位人物形象。他深谋远虑，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在邰地从事农业本可以安居乐业，但他“匪居匪康”，不敢安居，仍然相土地之宜，率领人民开辟环境更好的豳地。作为部落之长，他很有组织才能，精通领导艺术。出发之前，他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必待兵精粮足而后启行。既到之后，不辞劳苦，勘察地形，规划建设，事无巨细，莫不躬亲。诗云：“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他身上佩带着美玉宝石和闪闪发光的刀鞘，登山涉水，亲临第一线，这样具有光辉形象的领导者，自然得到群众的拥护，也自然会得到后世学者的赞扬。

　　诗中不仅写了作为部落之长的公刘，而且也写了民众，写了公刘与民众之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的关系。诗云：“思辑用光。”又云：“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是说他们思想上团结一致，行动上紧紧相随，人人心情舒畅，没有一个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诗人用了一组排比句，讴歌了人们在定居以后七嘴八舌、谈笑风生的生动场面。

　　看来在公刘的时代，似乎既有一定的组织纪律，也有一定的民主自由。诗云：“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在欢庆的宴会上，人们依次入座，共享丰盛的酒肴。在酒足饭饱之际，人们共同推举首领，这中间似可窥见先民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

　　此诗的特点是在行动中展示当时的社会风貌，在具体场景中刻画人物形象。无论是“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行进行列，无论是“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的勘察情景，都将人与景结合起来描写，因而景中有人，栩栩如生。微感不足的是写勘察的地方较多，二、三、五、六四节虽各有侧重，然重复之处亦在所难免。这大概是由于当时部落的生活还比较单纯，其他无甚可写所致。然而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史诗，确也难能可贵。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

　　《周颂·烈文》对诸侯具有安抚与约束的双重作用。全诗共十三句，不分章，可按安抚与约束之意分为两层：前四句和后九句。前四句是以赞扬诸侯的赫赫功绩来达到安抚的目的。这种赞扬可以说臻于极致：不仅赐予周王福祉，而且使王室世世代代受益无穷。助祭的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功臣，被邀来助祭本身就是一种殊荣，而祭祀时周王肯定其功绩，感谢其为建立、巩固周政权所作的努力，使诸侯在祭坛前如英雄受勋，荣耀非常，对周王室的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但是，周王为君临四海的天子，对诸侯仅有安抚，只让诸侯怀感激之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对诸侯加以约束，使诸侯生敬畏之心。后九句以“无”领起，这个“无”通“毋”，释“不要”，为具强烈感情色彩的祈使词，使文气从赞扬急转为指令，文意则由安抚转为约束。七句中用了两个这样的“无”，以断然的语气，训诫诸侯必须遵从；“百辟其刑之”，更是必须效法先王的明确训令；而“前王不忘”似乎只是训诫诸侯不要忘记先王之德，却又隐含不要忘记先王曾伐灭了不可一世的商纣，成王也在周公的辅佐下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的叛乱，即不要忘记周王室具有扫荡摧毁一切敌对势力的雄威。

　　后九句的指令、训戒，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正名。《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段话中所说的君臣名分，与《周颂·烈文》这首诗所表达的完全一致。后者虽然没有点出“君臣”二字，含义却更加深刻：诸侯的功绩再大，也不过是尽臣子的本分而已，并且仍要一如既往这么做下去；周王的号令诸侯，乃是行君临天下的威权，并将绵延至子孙万代。

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钟鼓喤喤，磬莞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