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叙事诗，描绘了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情景，抒发了这一老兵的情感，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开篇便不同凡响：“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两句，直言老兵“十五”岁从军，“八十”岁方回，看似平淡无奇，像不经意间道来，实却耐人寻味，颇见功力。他“十五从军征”，奔赴何处，诗中未作说明；其军旅生活如何，战况怎样，诗中也均未交代。这就给读者留下众多想象的空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从军征”，系出于战事，而且这一去就是数十年！“八十”与“十五”相对照，突出其“从军征”时间之久；“始得归”与“从军征”相呼应，则表明他中途一直未能回来。

　　《十五从军征》，是一首暴露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汉代乐府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黑暗的兵役制度下的不平和痛苦。作品真实、深刻、令人感愤，催人泣下。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主人公的思想脉络由六十五年的征战生活进入邈邈旷野、漫漫古道，对亲人家园的现状由茫然无际的想象到急切地、盼知又怕知地询问，读者由开头两句诗展开的遐想的翅翼也在主人公焦急的劈头问话声中收束。，一句“家中有阿谁”的追问，推出了作品的聚光点——家。六十五年了，岂敢奢望家人安然无恙、亲人健在？能有一二幸存者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所以他只问，家中还有谁侥幸苟活人世呢？可是，“乡里人”的回答却如站在雪地里浇下的一盆冰水：“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在这动乱的年月，我的亲人们竟无一幸存者？多少年来积压心底的感情，向谁倾诉、向谁表达啊？唯有那青青松柏、垒垒坟冢吗？那，就是我的家吗？不，不，不可能！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由遥看到近见，满眼更加荒凉凄楚的景象。作者没说室空无人，而是抓住野兔见人钻进家畜窝中自以为得所，野鸡惊飞落到屋内梁上自以为安的情景；作者没有直书庭园荒芜杂乱，只摄取了井边、中庭随意生长的葵菜和谷物两个“镜头”，人去屋空，人亡园荒，更其形象，倍伤人心神。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站在曾经炊火融融、庭园整洁的“家”的面前，站在盼望了六十五年可又无一亲人相迎的家的面前，竟然比想象的还不堪十倍、百倍……这是怎样一种情境，将掀起读者怎样的感情波澜呢？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他走出年久失修的破门，向东方看去，他也许还抱着希望，他看到了谁？看到了什么呢？他也许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也许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茫然地从幻想中走出来，低声哭了起来 “泪落沾我衣”五个字，饱和了多么丰富、多么深厚、多么沉痛的感情内涵啊！ 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

　　诗的最后两句于对老兵的动作描绘中进一步抒发老兵心中的悲哀。这里，突出老兵出门张望（“出门东向看”）与老泪纵横（“泪落沾我衣”）这一细节，将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的老兵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将其悲痛欲绝的茫然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试想，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家中已了无亲人，而只有荒凉的景象，怎能不悲从中来？以后的生活，又当如何呢？他又怎能不感到茫然呢？他向远方望去，难道自己的祖国里，只有自己一家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其悲惨的遭遇是谁造成的，尽管诗中未明言直说，但我们只要联系到此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则不难看出这一点。根据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说法，此诗晋时已谱入乐府，当可视之为汉魏战乱之际的作品。正是当时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与无休无止的战争，造成了该老兵的悲惨遭遇。反映该老兵的悲惨遭遇，也就反映了当时在沉重的徭役压迫之下的平民百姓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此诗围绕老兵的返乡经历及其情感变化谋篇结构，巧妙自然。其返乡经历是：始得归→归途中→返回家中→“出门东向看”；情感变化为：急想回家，急想知道“家中有阿谁？”，充满与亲人团聚的希望（归途中）→希望落空→彻底失望（返回家中，景象荒凉，了无一人）→悲哀流泪，心茫然（“出门东向看”）。这些又归结为表现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诗之主题。全诗运用白描手法绘景写人，层次分明，语言质朴，且以哀景写哀情，情真意切，颇具特色，也颇能体现汉乐府即景抒情的艺术特点。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蒿里行》可以说是《薤露行》的姐妹篇，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说明了此诗与《薤露行》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不同。《蒿里》也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说过：“《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因此，如果说《薤露行》主要是写汉朝王室的倾覆，那么，《蒿里行》则主要是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鸣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诗人感叹道：在战乱中幸存的人百不馀一，自己想到这些惨痛的事实，简直肝肠欲裂，悲痛万分。诗人的感情达到高潮，全诗便在悲怆愤懑的情调中戛然而止。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正因为此诗实录当时事实并由诗人直抒胸臆，故全诗用了简洁明了的白描手法，无意于词句的雕凿粉饰，而以明快有力的语言出之，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四句，明白如话，一气直下，将关东之师初起时的声势与正义刻画殆尽，自己的爱憎也于此鲜明地表现出来。又如“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等语描写联军将领的各怀私心，逡巡不前，可谓入木三分。对于袁绍等军阀的讥刺与抨击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步表现的，起先称之为“义士”，并指出“乃心在咸阳”，意在恢复汉祚，然自“踌躇而雁行”已逗出其军心不齐和怯懦畏战的弊端。然后写其各为势利而争、发展到自相残杀,最后点明其称帝野心，可谓如层层剥笋，步步深入。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语言写来，令人感到诗人抑捺不住的真实感情，而军阀懦弱而丑恶的嘴脸已跃然纸上。至于诗人感情的强烈，也完全由明畅的语言冲口而出，如写白骨蔽野，千里无人，都以直陈其事的方式说出，最后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直出胸臆，无一丝造作之意，可视为诗人心声的自然表露。

　　《平陵东》属汉乐府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这首诗写一个善良的人平白无故被人绑架去敲诈勒索，被逼无奈，只好叫家人卖掉小黄牛凑线来赎身的故事。

　　全诗每三句为一节。第一节写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经过。在平陵东侧一片阴森浓密的树林中，一位善良的平民义公遭到了绑架。事情发生得突然，义公心中充满了惊疑恐惧之情。这绑架良民的行径是何人所为？“不知”句提起疑问，含煳得极好。联系下文的“高堂”“追吏”，可知这是官吏捕人。不言其“捕”而斥为“劫”，意在表现出官吏行事的粗暴凶狠。观其行迹，真如盗匪，使人不能相信这是官吏行径。直来到高堂之下，才敢确定这劫义公的竟是官府所为。以“不知”故作疑惑，含讽刺之意于言外，掲露出“官府即盗匪，官府甚于盗匪”的黑暗现实。笫二、三节就直写官吏敲榨勒索财物的强盗行径。高堂之上，本应是主持正义、惩办强暴的所在，现在却要义公“交钱百万两走马”，贪暴官吏公然逼迫善良百姓，义公在猝然之间遭此厄运，如此惊人的巨额赎资不可能交纳得出来。

　　“两走马，亦诚难”，义公为此悲愁交加，百般煎迫。可稍有迟疑，摧辱即至，逼得他一看到追逼的官吏，就不由得心惊色变。“心中恻，血出漉”极写出义公内心痛愁恐惧的惨烈。在贪官暴吏敲骨榨髓的勒索之不，他感到仿佛心中的血都要流尽了。透过这极端痛苦的心 情，不难想象出义公在官府遭受到的摧辱与折磨该有多么严酷。在此绝望之中，他已经无路可走，只好忍痛“归告我家卖黄犊”。一个善良的平民在虎狼之吏的逼迫下，就这样倾家荡产了。这悲惨的结局中又凝结着多少痛苦和悲愤！即便如此，可黄犊所值有限，以这点微薄的赎资能满足那贪狠恶吏的无厌之欲，使义公逃脱这场厄运吗？诗歌最终引发出对人的永久关切。

　　这首诗和两汉其他乐府民歌一样，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义公”被劫持、被勒索、被逼卖黄犊几个细节，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穷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然，“义公”一家的遭遇即是一证。

　　《平陵东》篇幅短小，情节也不复杂，但含意非常深刻。它反映了在黑暗残暴的社会中人民生活的艰难苦痛。在简洁的叙事中融入抒情，表达人民痛楚、悲愤的感情，格调凝重。在语句上，毎节的第一句重复上一节的最后三个字，运用了民歌中常见的“顶针续麻”的修辞手法，以文字上的复迭，造成迂回往复、反复吟咏的效果，使语意更加连贯，加强了诗歌的抒情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