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在仕途辉煌时，曾官至淮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诗名远播。一些优秀的边塞诗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充满了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高适的为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但是他在少年时，相当落魄，其诗歌大多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这首诗则写于未入仕途之时。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这两句歌咏历史上范睢的一段故事。诗中的“尚有”，还有；“绨袍”，用一种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做成的袍子。“范叔”，指范睢。范睢字叔，故称。《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战国时范睢事魏大夫须贾，因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赐他金十金和牛酒。须贾怀疑范睢通齐，告诉魏相。魏相派人凌辱范睢，几欲置之死地。范睢装死得以逃到秦国，游说秦昭王获得成功，被拜为相，封于应（今河南省宝丰西南），称“应侯”。“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后须贾知范睢已为秦相，前往谢罪，范睢没有处死他，说：“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放须贾回魏国。诗中的“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寒冷，而应有贫寒、穷困潦倒的意思；“尚有”与“应怜”相连接，说明须贾虽然曾得罪于范睢，差一点置范睢于死地，但他对故人还有一点同情、怜悯之心，这是非常可贵的。也就是这样的同情、怜悯之情，救了他的命。这说明，为人不可太势利，太刻薄，要宽容，要大度。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这两句写须贾并不知道范睢已贵为秦相，还把他当成平民看待。诗人在这里是在借题发挥，意在讽刺须贾徒有怜寒之意而无识才之眼，竟然把身为秦相，把天下所重的范睢看成是布衣寒士，实在可悲可叹。诗中的“天下士”，即国士，杰出的人才。“布衣”，代指平民。古时一般平民穿布衣。平心而论，这两句议论与须贾不识范睢为宰相相衔接，有些牵强附会。范睢被魏相羞辱、鞭挞后，世人都以为魂归地府了；须贾使齐，要拜见的是秦相张禄，不可能知道范睢改名换姓。范睢布衣往见须贾，装作一副穷酸相，没有人会把他与威风八面的秦相张禄联系在一起。因此，说须贾不识国士，不以国士待之，是有些强人所难；而须贾在那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他吃饭，赠以衣服，应当说是做得不错的，说明他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这与他当初向魏相报告范睢受齐人之金，范睢受到凌辱，奄奄一息，而他不加丝毫劝阻相比，不知要胜过多少倍。也正因为如此，范睢才留他性命，让他回国。但是，诗人是有感而发，向诗人这两句中所说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比比皆是，诗人少年落魄，晚年才发迹，少年时虽然没有范睢那样的遭受奇耻大辱，但也没有少遭达官贵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没有人在他没有发迹的时候把他当作人才来看。因此诗人借范睢之事批判了这种糟蹋人才、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间接地表明，自己要做一个“天下士”，要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让世人刮目相看。

　　这首诗叙事和议论结合，充满情感。诗人在诗中发古之幽情，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诗中几个连接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上两句的“尚有”、“应怜”，写出须贾赠袍时的那种怜悯心态，并不以为范睢能够发迹，更没有看出范睢已经发迹，看出须贾只是一个平庸之人；下两句的“不知”、“犹作”，看上去是心平气和借事说事，而实际上是充满激情，对这种把人不当人看待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同时心高气傲，让世人为之瞻目。

　　全诗可分为四段，前两段各八句，后两段各六句。从开头到“名垂万古知何用”这八句是第一段。

　　第一段前四句用“诸公”的显达地位和奢靡生活来和郑虔的位卑穷窘对比。“衮衮”，相继不绝之意。“台省”，指中枢显要之职。“诸公”未必都是英才，却一个个相继飞黄腾达，而广文先生，“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那些侯门显贵之家，精粮美肉已觉厌腻了，而广文先生连饭也吃不饱。这四句，一正一衬，排比式的对比鲜明而强烈，突出了“官独冷”和“饭不足”。后四句诗人以无限惋惜的心情为广文先生鸣不平。论道德，广文先生远出羲皇。论才学，广文先生抗行屈宋。然而，道德被举世推尊，仕途却总是坎坷；辞采虽能流芳百世，也解决不了生前的饥寒。

　　第二段从“广文先生”转到“杜陵野客”，写诗人和郑广文的忘年之交，二人像涸泉里的鱼，相濡以沫，交往频繁。“时赴郑老同襟期”和“得钱即相觅”，仇兆鳌注说，前句是杜甫去，后句是郑虔来。他们推心置腹、共叙怀抱，开怀畅饮，聊以解愁。

　　第三段六句是这首诗的高潮，前四句樽前放歌，悲慨突起，是神来之笔。后二句似宽慰，实愤激。司马相如是一代逸才，却曾亲自卖酒、洗涤食器；才气横溢的扬雄就更倒霉了，因刘棻获罪而被株连，逼得跳楼自杀。诗人似乎是用才士薄命的事例来安慰朋友，然而读者只要把才士的蹭蹬饥寒和首句“诸公衮衮登台省”连起来看，就可以感到诗笔的针砭力量。

　　末段六句，愤激中含有无可奈何之情。既然仕路坎坷，怀才不遇，那么儒术拿来也没有用了，孔丘和盗跖也可以等量齐观了。诗人像这样说，既是在评儒术，暗讽时政，又好像是在茫茫世路中的自解自慰，一笔而两面俱到。末联以“痛饮”作结，孔丘非师，聊依杜康，以旷达为愤激。

　　诸家评论这首诗，或者说悲壮，或者说豪宕，其实悲慨与豪放是兼而有之的，而以悲慨为主。普通的诗，要么是豪放易尽（一滚而下，没有含蓄），要么是悲慨不广（流于偏激）。杜甫的诗豪放而不失蕴藉，悲慨而无伤雅正，这首诗就是一个例子。

　　首段以对比起句，不但挠直为曲，而且造成排句气势，运笔如风。后四句两句一转，愈转感情愈烈，“浩歌弥激烈”。第二段接以缓调。前四句为七言诗句，后四句突然转为五言诗句，免去了板滞之感。而且短句促调，渐变轩昂，把诗情推向高潮。第三段先用四句描写痛饮情的场景，韵脚换为促、沉的入声字，所谓“弦急知柱促”，“慷慨有余哀”。而诗中杂有豪放的语句，所以没有衰飒气味。诗评家对这首诗推崇备至，说“清夜以下，神来气来，千古独绝。”“清夜四句，惊天动地。”（见《唐宋诗举要》引）但他们忽略了“相如逸才”、“子云识字”一联的警策、广大。这一联妙在以对句锁住奔流之势，而承上启下，连环双绾，过到下段使读者不觉。这一联与首段联系起来，便显得“衮衮诸公”可耻。实际上就是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说这首赠诗不是一般的叹老嗟卑、牢骚怨谤，而是伤时钦贤之作，诗人将激烈的郁结情绪用蕴藉的手法表现了出来。

　　末段又换平声韵，除“不须”一句外，句句用韵，慷慨高歌，显示出放逸傲岸的风度，使读者读起来，能沉浸其中而精神振荡。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长安城中看到了往日娇生惯养的黄金之躯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城之后的凄惨遭遇。

　　诗中情感十分复杂，既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的庸俗忠君思想，又有对处于特殊历史境况下“但道困苦乞为奴”的弱者的悲悯之情。联系杜甫平常对锦衣玉食的纨挎子弟的厌恶情绪看，此际应是出于一种人道的同情。

　　原来居住在华堂高殿中的王孙贵族们已经纷纷逃出长安，“走避胡”，一路逃亡出去。“金鞭断折九马死”，慌忙的逃命，以至于把金子装饰的马鞭都打断了、打死了九匹马，这是一种夸张，说明奔逃时候的惶恐之状，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因为特别急、特别快，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能够完全带走，所以就有一些“可怜王孙泣路隅”，因为失去了父母，被父母遗弃在长安城中，在路边哭泣。杜甫问这些王孙们，“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怕被胡兵知道被抓去做俘虏，只是告诉诗人他现在是困苦交加，哪怕做别人家的奴仆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够活命。再看他身上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这个孩子已经在荆棘中躲藏了好多天了，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到处都是伤。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要安慰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善保千金躯，相信唐兵一定会打回来的。长安城里的王气依然存在，国家不会亡。那种昔日的繁华一定会再回来。可见杜甫虽然身处乱中，身作长安，仍然心系国家，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诗人在长安城里虽然被封锁在长安城中，但是诗人仍然通过不同的渠道很多关系关心着当时战争的时局。

　　作者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也无法遮顾，可悲可叹。

　　全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写景写情，皆诗人所目睹耳闻，亲身感受，因而情真意切。荡人胸怀，叙事明净利索，语气真实亲切。写同情处见其神，写对话处见其情，写议论处见其真，写希望处见其切。杜诗之所以称“诗史”者，盖在于此也。

　　在诗中，诗人并不打算普及打鱼的要诀，或以赢得一位渔民的钦佩为写作初衷，他有办法绕开难缠的习俗，而及时应邀出席诗神的宴会。这是他第二次观看打鱼的场景，其中的情境，包括鱼水情、主客关系，都有较大程度的相似，但是什么缘故令他再写一首观看打鱼的诗？这首诗旨在弥补上一次观打鱼之作的某个纰漏吗？

　　既然渔夫可以一而再地打鱼，而不担心两次打鱼造成生活或审美的不当，那么，为何其他诗人会徒生烦恼：考虑两首性质相似的诗中的重复色彩，进而质疑诗的可信度？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的写作戒律之一在于避免同一性，准确地说，就是避免予人一种同一性印象。然而，如果诗人看重的并不是对这种同一性的避免，而是力求其他意趣的立足，他就有理由游离牢固的老主顾，去他处谋生。

　　当他身处一次打鱼的热闹场合中，他有不少于三种视角来组织所见所闻的材料：其一，叙述渔民的命运，尤其是涉足其中一位渔夫的家庭现况，缩小网眼，捕捉情感的渔利；其二，侧重于渔民捕鱼技艺的描写，细说每一个步骤，将人与鱼的关系条分缕析；其三，以这场打鱼的活动为背景，观察失鱼之后水塘的失色，以及由此及彼，波及家国的命运感。而第四种策略是大团圆、大杂烩：将上述三种写作思路扭结在一起，再顺势推出那最动人心弦的主旋律。

　　介于清晨与日暮之间的那些光阴似乎仅仅是为了凸显两个端点而甘愿消遁，这个判断的含义不妨理解为，这首诗虽然依赖时间的先后关系来设置内在运行秩序，但是，也就是在读者所熟悉的两个计时符号出现后，时间就失效了、凝固了，不见任何作用。甚至，出现在较后位置上的“日暮”也极有可能是他的虚造，作为观打鱼的游客，他根本不曾挨到天黑才离开现场，日暮之际，那遭受洗礼的苍江将为蛟龙提供怎样的河床，或者蛟龙作为诗意的后援是否属实，都不是值得细察深究的环节。蛟龙的处境之设想，实际上和上一次观打鱼的感慨——咫尺波涛永相失——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无鱼的后苍江时期，人的处境与孤旅将遭受怎样的顾虑？

　　但是，第二回踏入类似的河边，他把顾虑的基调起得更为高亢，无鱼之状况被打鱼之场面所形成的雷同“干戈兵革斗未止”的印象所遮蔽，成为上一首诗的寄托，而无法在这一次觅得容身之所：他把寻觅意图的脚步往前挪了一步——打鱼是一次搏杀，涉及生死，相当于干戈兵革之争，但相比于后者，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乐趣，而一旦意识到这种乐趣的存在，以及置身其中沾染到这份乐趣，他就察觉到了罪孽，此刻，他所关切的不再是无鱼的后果，而是“凤凰麒麟安在”。这也许就是他再写打鱼情况的内在需要，或可说，他心目中的“凤凰麒麟”确有所指，在此次观打鱼的时期，变得更为重要。不过，以“暴殄天物”作为自省的休止符，有一点过分，差一点成为佛家的信条，但读者应该了解到这不是在批评渔民，或者有关买卖鲜鱼的贸易，或是为了改善伙食的厨娘，他是在进行一次自责，为一首诗寻找最初的心跳，并通过树立起自责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来嘲讽鱼肉百姓的尸位素餐之辈，也即，这首诗在最后几步，不是醉后才吐真言，而是按照既定计划，有效地实现了纪行诗向反讽诗的切换，到头来，读者才接受其中原本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惨烈游戏。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如苍狗。
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
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
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
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
豫章太守高帝孙，引为宾客敬颇久。
闻道三年未曾语，小心恐惧闭其口。
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丑。
明月无瑕岂容易，紫气郁郁犹冲斗。
时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侧否。
太守顷者领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
王生早曾拜颜色，高山之外皆培塿。
用为羲和天为成，用平水土地为厚。
王也论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旷前后。
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
吾辈碌碌饱饭行，风后力牧长回首。

　　《可叹》，其实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全唐诗》中这样介绍他：“王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甚敬之，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王季友在贫困孤苦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离弃他的柳氏后来又回到他身边。这样跌宕起落的人生，使杜甫大为感叹。《可叹》一诗中，对王季友的故事作了生动描述。

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
倒衣还命驾，高枕乃吾庐。
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鱼。
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
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
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
向来幽兴极，步屣过东篱。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
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

颇怪朝参懒，应耽野趣长。
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
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
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到此应常宿，相留可判年。
蹉跎暮容色，怅望好林泉。
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
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唐代饮茶风气日炽，上自权贵，下至百姓，皆崇尚茶当酒。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狂饮，而是以茶代酒，所以能聚首畅谈，洗净尘心，在蝉呜声中谈到夕阳西下。钱起为记此盛事，写下这一首《与赵莒茶宴》诗。

　　全诗采用白描的手法，写作者与赵莒在翠竹下之下举行茶宴，一道饮紫笋茶，并一致认为茶的味道比流霞仙酒还好。饮过之后，已浑然忘我，自我感觉脱离尘世，红尘杂念全无，一心清静了无痕。俗念虽全消，茶兴却更浓，直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而散。
　
　　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境啜茗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蝉与竹一样是古人用以象征峻洁高志的意象之一，蝉与竹、松等自然之物构成的自然意境是许多文人穷其一生追求的目标，人们试图在自然山水的幽静清雅中拂去心灵的尘土，舍弃一切尘世的浮华，与清风明月、浮云流水、静野幽林相伴，求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

　　诗题名曰《山店》，实际上那行人尚未见到“山店”的屋宇茅舍，更没有下榻在“山店”，“山店”与行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尽管这样，它在行人的心中已经点燃了希望之光，激起了难以抑制的向往之情。

　　走在平原上，视野开阔，目力所及，远近距离心中亦大致有数。如若有翻山越岭的经历，就知道那情景、那感受完全不一样。走近山脚，迎面是山，再往前走，前后左右皆是山，看上去似乎很近，可是走起来，山回路转，崎岖曲折，绕了半天，还在那座山里，再回头一看，似乎也并没走多远，这样反复几次，人也累了，心也急了，于是乎心中不由地冒一个问题：何处是尽头，何时到尽头？诗的第一句：“登登山路何时尽？”便非常简洁地写出了这种心境。登登，这种声音有种艰难疲惫、单调沉闷之感，而这正是旅人此时的感觉和心情。诗的第二句承第一句而来，“决决”二字摹声又兼写形，表现了诗人选词造句的精巧。由于山峦叠嶂，泉水多，溪流长，所以“决决溪泉到处闻”。山间溪流水位落差大，流速急，才有“决决”之声。如果溪水流出了山，泄入平地，也就变得缓慢而无声息，因而那“决决”之声，仿佛也在告诉行人山路未尽。

　　路未尽，仍须行。诗的二、三两句之间有一处省略，那就是行人在曲折难尽的山路上走了一程又一程。正在夜色苍茫，匆匆低头赶路之际，忽然听到几声犬吠，不觉停下了脚步，仔细倾听，可又别无动静，只听得山风阵阵，木叶萧萧。行人不觉顿悟，原来就是这“风动叶声”使得山犬惊吠，可见山林是多么的寂静，不过既有犬吠，也该有人或人家，于是他又迈开脚步，走着，走着，果然发现了“几家松火隔秋云” 的景象。走了一整天，旅人早已疲倦不堪，亟盼住店，此刻，那闪耀的松火虽然还隔着秋山雾霭，要走近也并非容易，但毕竟是看见了希望之所，盼到了歇宿的“山店”。只有历尽山路的艰辛，才知道此刻的快乐。旅人的欣喜之情不言而喻。

　　这首诗没有用什么比兴手法，它主要描写山间行人的所见所闻，同时采取或虚或实的手法，将人物的行动贯串其间，通过人物行动和颇具特色的景物的结合，巧妙地刻画出人物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富有艺术感染力。

素丝带金地，窗间掬飞尘。
偷得凤凰钗，门前乞行人。

新长青丝发，哑哑言语黠。
随人敲铜镜，街头救明月。

东家新长儿，与妾同时生。
并长两心熟，到大相呼名。

　　从李白《长干行》等诗中可以知道，唐时江南的商业城市，市井风俗是开化而淳朴的，男女孩童可以一同玩耍，不必设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于鹄这首《古词·东家新长儿》，也反映着这样一种生活现实。

　　这首诗未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而取第一人称的“代言”体裁。一位少女提起她的东家少年，似乎全是没紧要的话语，却语语饱含热情，说来十分天真动人。

　　少女首先提到双方同岁的事实，“东家新长儿，与妾同时生”。通常看来，这不过是寻常巧合而已。

　　但这寻常巧合由少女津津道来，却包含一种字面所无的意味。每当强调两个人之间牢不可破的情谊时，人们常说“虽然不能同生，也要共死。”似乎两人情同手足而不同生，乃是一种遗憾。而男女同岁，似乎还暗示着某种天缘奇遇。

　　其次，她又提到“并长——两心熟”。“并长”二字是高度概括的，其中含有足以让人终生回忆的事实：两家关系良好，彼此长期共同游戏，形影相随，有时恼了，一会儿又好了。童年的回忆对任何人都是美好的，童年的伙伴感情也特别亲密，尤其是一男一女之间。“两心熟”，就不光是形影相随而已，而是知心体己，知疼着热。在少时是两小无猜，长成就容易萌生出爱峦。所谓“天涯海角觅知音”“两心熟”是很重要的条件。

　　最后一句提到的事实更平常，也更微妙：“到大相呼名。”因为自幼以名相呼，沿以成习，长大仍然这样称呼，本是平常不过的事，改称倒恰恰是引人注意的变化。另一方面，人际间的称呼，又暗示着双方的亲疏关系，大有考究。越是文明礼貌的称呼，越适合于陌生的人；关系密切，称呼反倒随便。至于“相呼名”，更是别有一层亲昵的感觉。

　　短短四句只说着不打紧的话，却处处溢泄出一种青梅竹马之情。此外，诗中两次提到年龄的增长，即“新长”和“到大”，也不容轻易放过。男“新长”而女已大，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属于生理的。男女孩童的友爱，和少男少女的感情，其间有质的区别。

　　“到大”之后，再好的男女也须疏远，这是受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并不以会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古词》的女主人公在心中叨念东家少年——往昔的小伙伴——的时候，或许也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吧。他们虽然仍沿袭着以名相呼，却不免经常要以礼相见了。

　　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今昔之感，就没有什么必要对往事津津乐道了。

　　这首诗的语言浅近，著色素淡，但取材巧妙。民谣说：“无郎无姊不成歌”。可见情歌总是很动人的。这首诗并不明言爱情，就此而言可以说是“无郎无姊”，但这种欲言又止、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却风度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