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后曾在农庄闲居一段时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诗，较有社会意义。这首《庄居野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首。

　　《庄居野行》诗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由于唐朝政府重商轻农，导致农民都弃农经商，造成“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严重局面，因此作者大力呼吁，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此诗和刘驾的《反贾客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

　　这首诗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诗人落笔便直敷诗人“野行”之其事，突现了农村“比屋皆闭户”的萧条荒凉的现实。接着，诗人便挖掘、剖析了农民“闭户”从商的社会原因，说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四方的根本症结，在于“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接下去，诗人又展示了农民被迫采玉撷珠的苦辛和边兵敲诈勒索农民的生活画面，并从古今遥迢辽阔的时间领域上对“官家”逼农经商的昏庸举动进行了鞭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形势动荡的忧恨。结尾“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二句的愤怒质问，更寄寓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之情。

　　赋的表现手法在于体物写志，在记叙性诗歌中用得较多。这首诗几乎通篇用赋，诗人从开头“比屋皆闭户”的社会现状入手，层层展开场景，拓展画面，从“田间”至“比屋”，从“屋中”至“垄亩”，从“山颠”至“水府”，从“古来”到“如今”，从“仓”廪到“田”畴..都达到“随物赋形”的地步，而环境的每一推移，又总带情韵以行，让读者透过“皆”、“尽”、“犹”、“常”等充满感情色彩的时间、程度副词而看到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后果，虽属平铺直叙，却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首诗语言通俗，对仗工整。如“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等句是。“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等句，则对比鲜明，讽指深入。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
翠茁凤生尾，丹脸莲含跗。
高阁倚天半，章江联碧虚。
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
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
吴娃起引赞，低回映长裾。
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
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
繁弦迸关纽，塞管裂圆芦。
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衢。
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殊。
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
龙沙看秋浪，明月游东湖。
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
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
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
旌旆忽东下，笙歌随舳舻。
霜凋谢楼树，沙暖句溪蒲。
身外任尘土，樽前且欢娱。
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
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
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
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
洛城重相见，婥婥为当垆。
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
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
门馆恸哭后，水云愁景初。
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
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

　　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自嘲的杜牧，其实是位颇富同情心的诗人。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路过金陵，曾为“穷且老”的昔日歌女杜秋，写了悲慨的《杜秋娘诗》；两年后，诗人任东都监察御史，在洛阳重逢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乐妓张好好，又为她沦为“当垆”卖酒之女，而“洒尽满襟”清泪——这就是此诗的由来。

　　风尘女子的沦落生涯，在开初往往表现为人生命运的惊人跃升。此诗开篇一节，正以浓笔重彩，追忆了张好好六年前初吐清韵、名声震座的美好一幕：“翠茁（zá，生长）凤生尾，丹叶莲含跗（花萼的基部）”——这位年方“十三”有余的歌女，当时身穿翠绿衣裙，袅袅婷婷，就像飘曳着鲜亮尾羽的凤鸟；那红扑扑的脸盘，更如一朵摇曳清波的红莲，含葩欲放。诗人安排她的出场非同一般，那是在一碧如染的赣江之畔、高倚入云的滕王阁中——正适合美妙歌韵的飞扬、回荡。为了这一次试唱，人们特为准备了铺张的“华筵”，高朋满座。而处于这一切中心的，便是张好好。

　　此刻，她正如群星拱卫的新月，只在现身的刹那间，便把这“高阁”的“华筵”照亮了。为着表现张好好的惊人之美，诗人还不忘从旁追加一笔：“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主公，即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当时诗人正充当他的幕僚）；“来踟蹰”，则化用《陌上桑》“使君从东来，五马立踟蹰”之意，描写沈传师在座中初睹张好好风姿的惊讶失态的情景，深得侧面烘托之妙。

　　然后便是张好好的“试唱”，诗中描述她在“吴娃”的扶引下羞怯登场，低头不语地摆弄着长长的前襟；一双发鬟高下相宜，缕缕发辫才曳过短襦——寥寥数笔，画出了这位少女的无限柔美羞怯之态。令人不禁要怀疑如此小儿女家，竟有声震梁尘的妙喉。然而，“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当她像贞元（785-805）间名妓关盼盼那样乍一摔袖，席间便顿时响彻小凤凰一般清润圆美的歌鸣。这歌声嘹亮清丽，竟使伴奏的器乐都有难以为继之感，以至于琴弦快要迸散关钮、芦管即将为之破裂。而张好好的袅袅歌韵，却还压过“众音”，穿透高阁，直上云衢。白居易《琵琶行》表现商女奏乐之妙，全借助于连翩的比喻描摹；此诗则运用高度的夸张，从伴奏器乐的不胜竞逐中，反衬少女歌喉的清亮遏云，堪称别开蹊径。

　　一位初登歌场的少女，一鸣惊人，赢得了观察使大人的青睐。她从此被编入乐籍，成了一位为官家卖唱的歌妓。未更人事的张好好，自然不懂得，这失去自由的乐妓生涯，对于她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她大约到是满心喜悦地以为，一扇富丽繁华的生活之门，已向她砰然打开——那伴着“主公”在彩霞满天的秋日，登上“龙沙”山（南昌城北）观浪，或是明月初上的夜晚，与幕僚们游宴“东湖”的生活，该有无限乐趣。最令诗人惊叹的，还是张好好那日愈变化的风韵：“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不知不觉中，这位少女已长成风姿殊绝的美人。当沈传师“旌旆”东下、调任宣歙观察使时，自然没忘记把她也“笙歌随舳舻”地载了去。于是每遇霜秋、暖春，宣城的谢朓楼，或城东的“句溪”，就有了张好好那清亮歌韵的飞扬。这就是诗之二节所描述的张好好那貌似快乐的乐妓生活——诗人当然明白，这种“身外（功业、名声）任尘土，樽前极欢娱”的“欢娱”，对于一位歌妓来说，终竟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长久。但他当时怎么也没预料，那悲惨命运之神的叩门，对张好好竟来得如此突然。而这一节之所以极力铺陈张好好美好欢乐的往昔，也正是为了在后文造成巨大的逆转，以反衬女主人公令人惊心的悲惨结局。

　　这结局在开始依然带有喜剧色彩：“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仙人所乘）”。

　　那风度翩翩、长于“讽赋”的聘娶者，就是曾任“集仙殿”校理的沈传师。诗序称他“以双鬟（一千万钱）纳之”，可见颇花费了一笔钱财，故诗中以“碧瑶佩”、“紫云车”等夸张之语，将这出“纳妾”喜剧着力渲染了一番。张好好呢，大约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归宿，生活拘检起来，正如传说中的天台仙女一般，关闭“洞门”，不再与往日熟知的幕僚交往。“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二句，叙女主人公为妾景象，虽语带诙谐，字里行间毕竟透露着一种孤清幽寂之感，它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身为侍妾，生活过得其实并不如意。

　　诗情的逆转，是数年后的一次意外相逢：“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当年那绰约风姿的张好好，才不过几年，竟已沦为卖酒东城的“当垆”之女。这令诗人十分震惊。奇特的是，当诗人揭开张好好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时，全不顾及读者急于了解沦落真相，反而转述起女主人公对诗人的关切询问来：“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此四句当作一气读，因为它们在表现女主人公的酸苦心境上，简直妙绝——与旧日朋友的相逢，竟是在如此尴尬的场合；张好好纵有千般痛楚，教她也无法向友人诉说。沉沦的羞惭，须得强加压制，最好的法子，便只有用这连串的问语来岔开了。深情的诗人不会不懂得这一点。纵有千种疑问，也不忍心再启齿相问。诗之结尾所展示的，正是诗人默然无语，在“凉风生座隅”的悲哀中，凝望着衰柳、斜阳，扑簌簌流下满襟的清泪——使得诗人落泪不止的，便是曾经以那样美好的歌喉，惊动“高阁”“华筵”，而后又出落得“玉质”、“绛唇”、“云步”“艳态”的张好好的不幸遭际；便是眼前这位年方十九，却已饱尝人间酸楚，终于沦为卖酒之女、名震一时的名妓。

　　这首诗正以如此动人的描述，再现了张好好升浮沉沦的悲剧生涯，抒发了诗人对这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难女子的深切同情。作为一首叙事诗，诗人把描述的重点，全放在回忆张好好昔日的美好风貌上；并用浓笔重彩，表现她生平最光彩照人的跃现。只是到了结尾处，才揭开她沦为酒家“当垆”女的悲惨结局。这在结构上似乎颇不平衡。然而，正是这种不平衡，便在读者心中，刻下了张好好最动人美丽的形象；从而对她的悲惨处境，激发起最深切的同情。

　　解释二：孤灯残月伴闲愁，

　　几度凄然几度秋；

　　哪得哀情酬旧约，

　　从今而后谢风流。

　　这是杜牧的爱人张好好写给他的诗，诗里有爱，爱重含愁，愁中又透着决然。

　　杜牧和湖州名妓张好好是在南昌沈传师的府上认识的。当时的的杜牧尚未成家，风流倜傥，而张好好美貌聪慧，琴棋书画皆通。参加宴会时两人经常见面，张好好倾慕杜牧的才情，杜牧爱上张好好的色艺双绝。他们湖中泛舟，执手落日，才子佳人，自是无限美好。本应该留下一段佳话，让人没想到的是，沈传师的弟弟也看上了张好好，很快纳她为妾。张好好作为沈传师家中的一名家妓，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杜牧亦官位低微，只好一认落花流水空余恨，就此互相别过。

　　张好好出嫁时留下此诗，从此一入侯门。后杜牧在长安抑郁而死，张好好闻之悲痛欲绝，瞒了家人到长安祭拜，想起相爱与别离的万般凄楚，竟自尽于杜牧坟前。

　　所以不是什么同情，是爱情诗篇。

　　这首诗以会昌初年回鹘南侵为背景，写诗人在灞岸远眺时的心情，通过想望中东都一带兵士应征、北方边地百姓号哭的情景与盛对帝王东巡的对比，寓今昔盛衰之感，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

　　首句和二句都是遥想景象，诗人想象山东一带频频征丁的悲惨境况，突出“山东”，是搪征兵遍及内地，“频”表明征兵次数多人数多，可见百姓遭受兵役之苦，此句又和四句成对比。冤魂“哭”虏尘则是为边地牺牲的无数战士哀伤。三、四句由倚华表想起唐代兴盛时期皇帝的巡游。诗人倚着溺桥边的华表眺望，想到升平年代山东地区此时应是在准备皇帝的东巡，岂能有频频征发和一处处百姓在虏尘中号哭之事。唐朝安史之乱前，皇帝在东西都之间往来频繁，一膏霸桥为车驾所必经，可以说是当年升平的见证。安史乱后，巡幸东都之事久废。

　　结构上，诗人先从眺望中想象到的今日情景写起，再联想昔日东巡，结尾戛然而止，余味深远，令人深思。而且这种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倒装，起到了更好的衬跌效果，能突出侵扰与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种结构安排未必是作者有意为之，诗人的思路本来就是由现实出发而联想开去的，遵循的是思维自身的逻辑。

　　以四句为一绝，这一首诗分为三绝。

　　第一绝一开头就交代了丝织女工所处的地理环境：“蜀山攒黛留晴雪，簝笋蕨芽萦九折。”

　　山是密聚的，这些阴森得形成青黑色的大山，不仅像竹笋那样攒簇在一起，而且都高得出奇，以至在这些群峰的顶尖上，闪耀着长年积雪的寒光。若站在这山巅上，还可以看到浮在云端的峨嵋、青城，都不过是和一簇簇的青黛色的蕨芽相似，它们聚在四周，多得如九曲萦回，迤逦得不着边际。诗人一开头就把在这样一个又高又险又无边际的蜀山的形势，以慑人心魄的面貌，推到了读者的眼前。山高险峻，对于游人来说，也许是美的，然而对于远离家乡而又在此受苦受难的弱女子们来说，这就无异是无法逾越的重重封锁。而这也就正是为了拘禁她们而特地选此环境的。以如此险恶的巨大环境，来专门对付这一群弱女子，则她们之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弱女子，她们禁锢在这里，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她们的耕地上去了。所以，她们所从事这种织丝之手工职业，就不能称之为“副业”，这也就决定她们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条件。其实，中国工业的发展，在一开始就带有封建制甚至奴隶制的色彩的。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工人阶级的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变。中国工人阶级就是这样走了一千多年的历程。所以直到在中国推翻了帝制，夏衍在写《包身工》时，和温庭筠的这首诗，还是有惊人的相象。

　　温庭筠不愧是杰出的诗人，他一重山色，几多深情。诗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直白地说出来，如“满街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那样，虽然明白，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地再现生活的艺术手法，他只是努力地如实写出锦城这个丝织工所生活的典型环境，让读者也一同顺从丝织女工忧伤的眼光去看禁锢她们的大山。这样，他虽什么也没有说，也不因主观感情而去改变客观的真实，他只如实地当然不是自然主义地画出自然。这是因为他相信只要读者理解了丝织女工的感情，也就会读懂他的诗的。因此，要读懂像温庭筠这样的作家的诗词，就一定要设法进入到他为读者设置的特定的感情世界中去，如同诗中的主人公那样设身处地地去读，切不可采取无关疼痒的旁观态度，一看到作品中自然景物的色彩斑斓，就大呼他是唯美主义；一看到他用了“文君”、“相思”之类的字眼，就大惊是什么靡靡之音。他实在是一个最不爱空喊政治口号的作家，读读他的作品，倒不失是对于某些作品的一种纠正。

　　诗人在让读者对此地环境有了一个轮廓上的概念之后，就把读者的眼光引向有名的锦江，目的是让诗很快进入主题，让读者看到另一批在江边濯锦的工人的劳动。他含着泪，但却是以赞美劳动的声调唱道：“江风吹巧剪霞绡，花上千枝杜鹃血。”

　　“巧”，当然指的就是所濯之锦了，说明了锦的色泽、花纹，巧夺天工，出奇的美。这是赞美锦，但更是对织锦工人慧心巧手的赞美。江风吹动着这精美的锦，恰似飘动着刚从天上剪下来的彩霞；那上面的花纹，又好像是满山绽开的杜鹃花。从字面上看，写濯锦的劳动和所织出的锦之精美，是非常生动流丽的，诚如苕溪渔隐说的：温庭筠是“工于造语，极为绮靡”的。但绝不能只看到他用词艳丽，就斥之为“无异陈梁宫体”，而要看一看他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例如他的这一联，却是深情地把对工人劳动的高度赞美和对工人命运的深切同情结合在一起来写的。工人的技巧是高超的，成品是精致的，然而命运却是悲惨的。所以他把“花”和“血”有意地联系了起来。锦上的花纹，也许正是蜀地的映山红。而映山红又名杜鹃花，传说此花是由杜鹃鸟的血泪染成的。而杜鹃又是传说中的怨鸟。传说它思乡悲啼，常常泪尽继之以血。这一形象很像集中到这里终身都回不去的女工。这就告诉了人们，这些皇室、豪门、富户们穿的用的艳如霞、美如花的锦缎，正是织女们用年轻的生命和毕生的血泪织成的。这是深刻的揭露。温庭筠当年当然不懂得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剥削，然而由于他忠于现实，而且具有同情女工的进步立场，这就使得他能这样深刻地写出了这样鲜明的阶级对立的本质。他这是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深刻的，因为杜甫仅说出了阶级的对立和不平的悲愤，而“花上千枝杜鹃血”则更道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无异于直接告诉了工人：豪门衣上的鲜花，正是用女工们的血泪织成的。这里有巨大的惊心动魄的煽动力量。他是更为深刻地道出了阶级的实质的。这虽不是醒觉者的呼号，但也已是尸林里怨毒之蛇的蜿蜒了。

　　第二绝承这一思想进一步写女工的悲惨命运：“杜鹃飞入岩下丛，夜叫思归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

　　“杜鹃”两句，是花与鸟两种杜鹃的合写，诗人巧妙地从锦上映山红的花纹，过渡到林中啼血的杜鹃。然后借用杜鹃的传说，来暗喻女工们背井离乡，至死也不能回家的愁苦。从花之红，到鸟之血；从怨鸟的啼血哀鸣，自然地引入女工难眠的思绪。则这“夜叫思归”就包蕴了多种含义。

　　这时如果窗外再传来了杜鹃的那一声声“不如归去”的哀鸣，她们将会十分伤心。可见诗人是非常善于着景设色的。

　　长夜过去了，尽管一夜不能入睡，可白天还是要照常劳动。濯锦的女工们由于思乡愁苦，神情呆滞，濯锦时只是机械地动着，眼前的流水渐渐地变成了思绪，它波动着，变幻着，于是出现了她的“他”，出现了爸爸妈妈，出现了虽然破落，却满是温馨的家。这“情不尽”是有一千个女子就会有一千种思念的。温庭筠可以说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懂得运用蒙太奇手法的艺术大师。

　　濯锦的女工如此，而织锦的女工坐在机子上，思想是不能开岔的。她们只有拚着生命的热力，把青春和心血都织进了锦里，直到她最后倒毙。她们没有作为女人的一切权利，只是老板厂房中的一架机器。元稹《织妇词》说：“东家头白双儿女，为解挑纹嫁不得。”他自己解释说：“予掾荆州，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自由民之贡户尚且如此，因卖身而失去了自由的女工就更甚了。这就是诗人说的“文君织得春机红”。这里他用了卓文君的典故，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卓文君最后终于被遗弃，则司马相如当年的那一曲动听的《凤求凰》，也实在是等于欺骗。这和女工招雇的骗局也十分相像。

　　“文君织得春机红”，“红”，是锦的代指，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是杜鹃花之红，也是杜鹃鸟之血。这个“红”，紧紧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了。它是这样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被骗来的如“文君”的女子，是怎样把自己青春的颜色和毕生的鲜血换成了锦匹。这里“文君织得春机红”是美的，甚至不妨说它是香艳的。因为文君可以使人想到私奔，而“春”和“红”也可以归于色情一类的字眼。殊不知诗人正是要人们懂得社会是复杂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矛盾总体。他要人们懂得透过封建社会的表面那装饰的美去看到它丑恶的内里的本质，于它那上层的锦团花簇之中去嗅到压榨底层的人民的血腥味。他愿意用这艳丽的蔷薇墨去描绘社会，使它恰如社会之五光十色、复杂多变一样，让人多一些认识和回味到其中的苦乐辛酸，得意和失意的悲伤。文君虽有听琴私奔的罗曼史，但也有受骗、遗弃的伤心史。而诗人在这里，正是把“血”与“红”交替使用的，是把“攒黛”与“荒城”，“春机”和“怨魄”比照着写的。这些女工面临着瘐死穷荒的命运，却织出了一机又一机的如花锦缎，她们在上面用心血编织成了那样些吉祥喜庆的图案，然而她们只是落得别人的快乐逍遥，而自己则精疲力竭地倒毙，最后抛骨荒郊，甚至连个掉泪的人都没有。这些工人比之李绅笔下的那虽“粒粒皆辛苦”，但还是一家团聚的农民，命运更为悲惨。当然，中国工人的前身，就是农民，但他们是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的农民。所以写女工的悲惨命运，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的破落。这是比一般泛泛地写农民的辛苦更具有史的意义与认识的价值的。

　　最后一绝，声调复从平韵转入了仄韵，而且用的是齿音，使人读来，仿佛听到切齿的恨恨之声：怨魄未归芳草死，江头学种相思子。树成寄与望乡人，白帝荒城五千里。

　　“怨魄”与“芳草”在这里可以说写的是两代丝织女工，也可说是死生交替的世世代代的丝织女工。诗人为了突出女工们无可逃脱的悲惨命运，采用了层层深入的写法：杜鹃已是死者的冤魂，而且又复化为怨鸟，但还是不能自由地飞得回去，仍然只能是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向北哀啼，以至泪尽继之以血；血渍红了草，甚至连草也承受不了它这般的伤心而为之憔悴而死了。这就如“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然而这仍然不能感动那些工厂主，杜鹃还是只能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哀啼。死者徒然为怨鸟，怨鸟徒然泣血，血也徒然使得芳草憔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都不能改变这悲惨的命运于万一。写工人之愁苦以及对于造成这愁苦者的怨恨，可以说是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诗人还不肯休止，他又借古时怨女思念丈夫，哭死于树下化为红豆的故事，一方面借此突出女工思念亲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另一面，又由此而生发开去，写怨魄的醒觉。意思是说，先前来的工人死了，死后化成的相思树也都已长大了，结子了，经过了如此残酷的现实教训，她们终于懂得了无论是自己怎样的哀号、泣血、变鸟、化树，都不能打动这些公私业主们贪婪的心，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得了自己的这种悲惨的命运。于是她这才对后来的这些像她过去一样，仍在苦苦思归的新工人说：“你们再怎么想也是没有指望的。‘白帝荒城五千里’到了这里，你是一辈子也休想出得去的啊！更何况《唐六典·工部》中早已明文规定了‘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到头来，你们也只能是和我们一样，忧伤地死于他乡，只不过使荒冢延长，去增加此地的荒凉罢了！”

　　“白帝城”当然不一定专指夔州，只不过是泛指四川而已。而“五千里”也不过是从弱女子眼中看到的逾越之难。从“蜀山攒黛留晴雪”到“白帝荒城五千里”，首尾照应，从青到白，从生到死，可以说是概括了丝织工人一生的心理变化：刚来时看到的是“蜀山攒黛”，犹不失新奇动人；临到死时的感觉，则是“白帝荒城”，寒心于抛骨荒郊，完成了由幻想经现实到破灭、由生经苦难而死的心理全过程，这其中是浸透了悲哀的。因而它俨然是丝织工的一部小史。而且如此深刻动人，以致在一千多年后的《包身工》中，读者还能处处找得到印证。

　　这里诗人是在揭起这个封建制社会的风花雪月的表面，指给读者以血淋淋的吃人的生活本质。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写的这样一座攒黛萦青的锦都，其实就是建立在织锦工人的白骨之上的荒城。

　　诗的结尾看起来是消极的，然而它表现的却是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那就应当是被统治阶级觉醒的先声了。由于他深刻地写出了女工们时代的悲哀，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农村破落的悲哀，这也就写出了革命的即将到来。温庭筠所处的时代，正是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唐朝已接近灭亡的时代，这就足以说明他的这种无路可走的感觉，却是深刻的时代的烙印。是以他的这首诗，是可以说“是他时代一定的思想的代表”了。当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时，一场新的革命就要爆发了。温庭筠在诗中虽不能这样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因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然而他凭着一个有着良知的进步的艺术家的敏感，已使他在他的诗中拉满了弓，这种引而未发的架势，也已够咄咄逼人的了。

　　《田翁叹》通过一位植树田翁的感叹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人间的不平与官府徭役的繁重与害人。这位植树的田翁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他本指望这些劳动会给自已与自己的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于社会与后代。这种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连年繁重的徭役使田翁倾家荡产，他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希望的桑林与杏树卖给富家郎。而这位富家郎却砍倒“文杏作中梁”，又段林开池，在池中种上了满池的荷花，以供自己的观赏与享乐。这位富家郎“田业广”，又花钱买了“金章”，步入了官场。他又广为结交，使他家门前的垂杨下满是贵人的车辆。这样的现实，使田翁及田翁的一家感叹嗟伤，又使作者感到不平。

　　这首诗形象鲜明，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田翁的形象是从作者的正面描写中展示出来的。这首诗是以写田翁的所做、所观、所想为主，这位田翁的性格特点是由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手植千树桑”，他家有满室的儿孙，说明他的勤劳，他已经为社会劳动了一生。他对富家郎的怨恨说明他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他对“千树桑”被毁，对他亲手栽的文杏做了中梁，对桑林被开为荷花池感到痛心与惋惜，这说明他一生种桑与种杏不单是为了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包含着为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这中间透出了一定的为社会及后代造福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善良的一面。这位老田翁的形象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而那位富家郎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砍“文杏作中梁”，他“田业广”，他用钱“买金章”，他招来无数贵人的车辆，他毁桑林开水池种荷花，这一切都是从田翁的眼里看出，从田翁的嘴里说出，这种写法省略了不少笔墨，而这位富家郎“为富不仁”的特点又表现得极为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对田翁的同情，对富家郎的厌恶与斥责都是通过这些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诗人对官府徭役繁重的揭露也没有正面阐述，只是在说明田翁把“手植”的“千树桑”卖给富家郎的原因时，顺便交待了一句“频年徭役重”，致使田翁的“千树桑”“尽属富家郎”。这样描写，使这首诗重点突出，情节多变化，这是一首以叙事与扦情二者相结合的作品。另外，这首诗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诗中田翁与富家郎是封建社会两类人的代表，田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富家即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官僚地主。这两者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就在这对比之中展示出来。同时，语言通俗形象，情节跳跃性较大也是这首诗的特点。

　　此诗是作者《正乐府十篇》中的第二首。这首诗大致可分为三段。

　　从“秋深橡子熟”至“用作三冬粮”八句为第一段，写老媪拾橡子的艰辛及用途。前四句寥寥数笔，便点出时令、地点、人物、事件和具体活动时间，勾画了一幅孤凄悲楚的荒山拾橡图。“伛偻黄发”，状出老媪筋骨累断、膏脂枯干的形象；“践晨霜”则说明老媪动身之早，天气之寒。从人物形象和动作方面，读者可以看出统治者给人民所留下的种种创伤。五到八句写橡实的拾取、制作之难和它对老媪的“宝贵”作用。一个时辰方拾一捧，一天才可勉强盈筐，拾取橡实实在很难。榛芜冈上橡树丛生，橡子本来很多，老媪起早贪晚却收效甚微，这一方面说明老媪之年高体衰，另方面则暗示出抢拾橡子的决不只老媪一人，从而能以小显大地表现出饥馑遍天下的悲惨现实。

　　从“山前有熟稻”至“橡实诳饥肠”等十四句为第二段，是老媪的自述，主要写老媪被逼拾橡子的具体原因。“山前有熟稻”等四句，说明老媪以橡实“用作三冬粮”并非懒惰无收，相反，她家的田间所呈现的是稻涌金浪、香气袭人、米粒如玉的一派丰收景象。“持之纳于官”等六句，则写出了导致年丰民不足、老媪拾橡实的主要原因。向官府缴纳赋税犹可，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官府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他们竟用加倍大斗收进赋税。“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是对封建社会吏治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写出了贪官污吏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向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的心理状态和恶迹。“农时作私债”等四句，是对上述原因的概括回答。“农时作私债”，写出了地主富户对农民的巧取；“农毕归官仓”，则写出了官府对农民的剥夺。正由于地主和官府沆瀣一气，巧取豪夺，所以才使得老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以致饿急了只好拿橡实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总之，这一段老媪拾橡子的具体原因的剖露，入木三分，把唐末统治者的凶残、狡诈和所行无忌的豺狼面目给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了。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着重写诗人耳闻目睹这黑暗现实后内心的慨恨，并对老媪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特色。首先，诗歌在思想上颇具锋芒，作者把批判矛头直指上层统治者。诗人描绘老媪霜晨拾橡图并非目的，而借题发挥，暴露封建统治者残酷榨取民脂民膏以肥己的罪恶，才是诗人的本意。皮日休的超群处，正在于他善于踏着客观描写的跳板，凌空飞剑直下，通过“吾闻田成之，诈仁犹自王”二句的主观抒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王”。在最后一段里，作者运用田成子诈仁成就王业的典故与现实作比，在于说明：田成子主观上虽然假仁假义，刁买人心，但客观上老百姓到底还是从其大斗出、小斗入上得到了一点好处，他也因此而成就王业。而当世唐朝皇帝支持贪官狡吏恣意剥夺，是连表面上的假仁假义都做不到。这样的结尾因用典而趋之含蓄。

　　其次，赋的手法的运用也很有特色。“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皮日休在这首诗中落笔便直截了当地写橡媪被逼拾橡子的形象和促其行动的原因，不事假借，不用比兴，没有状物绘景，没有刻意求工，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浸泡在浓烈的诗情中，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充满感情地对事情加以层层敷陈。这里，可以说，事件是骨肉，情感是血液，骨肉血液有机配合，才使诗中的形象能站能行，能歌能泣，从而收到情景逼真、深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另外，语言质朴通俗，刚健有力，叙事明晰，情发有据，用典活泼，形象生动逼真。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

　　唐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激化。广大河淮地区遂成为新旧军阀朱温、时溥、杨行密等进行割据混战的战场。这些军阀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曾以杀人邀取战功，飞黄腾达；在割据混战中又以屠戮生灵来建立武功，以满足各自不可告人的权力欲。《吊万人冢》就是战乱后诗人客游河淮地区时根据所见所感而剪取的一幅社会缩影，控诉了统治者为一己私利而压迫人民的血腥罪恶。

　　这首诗以景托情，以情驭景，情景交融，颇具艺术感染力。首句“兵罢淮边客路通”，落笔便写出诗人客游河淮地区的时间是在“兵罢”之后；“客路通”三字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于战乱暂时结束的欣喜之情。

　　次句“乱鸦来去噪寒空”，承上而来，在刚刚振起的欢悦情感上兜头泼来一盆冷水——一路之上，人烟灭迹，黑鸦聒噪，从而使诗歌画面陡然涂上了一层恐怖荒凉的色调。“乱”字写出了黑鸦遮天蔽日之多；乌鸦以食腐肉为生，万人冢上空乌鸦的狂欢乱舞，愈显出战乱中死人之众，使天空弥漫着一片凄寒之气，给人思绪上增添了悲切感。第三句“可怜白骨攒孤冢”，是以情驭景的妙笔，它以特写式的镜头拍下了“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现实场景，一个“孤”字蕴含了对枉死者离乡背井、惨死他乡的无限同情，令人容易从枉死者联想到战争给幸存者所造成的家庭悲剧和心灵创伤。句首冠之以“可怜”二字，为诗情向高潮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强烈同情心。末句“尽为将军觅战功”是全诗的高潮。可以说，前三句所展示的都主要是事物的现象及结果，而这最后一笔才是探究问题之本质的所在。“尽为”写出了造成生灵涂炭原因的独一性，“觅战功”则点破了朱温之流发动战争的目的性和自私性。这是全诗中关键的飞跃，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认识高度。但这一感情的飞跃，却正是踏着前三句景物描写而达成了水到渠成的升华；没有前三句景的铺陈，第四句的宕出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首诗在思想上与曹松《己亥岁》中“一将功成万骨枯”及杜荀鹤《再经胡城县》中“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它选材典型，构思别具一格，所以，历来为读者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