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公元1091年（宋哲宗元祐六年）春苏轼知杭州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途经杭州的老友钱穆父（名勰）而作。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词的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祐初年，苏轼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谊弥坚，相见欢笑，犹如春日之和煦。更为可喜的是友人与自己都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穆父出守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朝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攻。

　　以上数句，先从时间着笔，回忆前番离别，再就空间落墨，概述仕宦生涯，接下来抒发作者对仕宦失意、久处逆境所持的达观态度，并用对偶连喻的句式，通过对友人纯一道心、保持名节的赞颂，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词的上片既是对友人辅君治国、坚持操守的安慰和支持，也是词人半生经历、松柏节操的自我写照，是词人的自勉自励，寓有强烈的身世之感。明写主，暗寓客；以主慰客，客与主同，表现出作者与友人肝胆相照，志同道合。

　　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一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渲染了作者与友人分别时抑郁无欢的心情。

　　“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这一句，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强抑悲怀、勉为达观这一点上，这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词末二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释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这首送别词中的“一笑作春温”、“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等句，是苏轼这种豪放性格、达观态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这些旷达之语的背后，仍能体察出词人对仕宦浮沉的淡淡惆怅，以及对身世飘零的深沉慨叹。

　　词作当写于宣和三年（1121）秋天，时赵明诚为莱州守，李清照从青州赴莱州途中宿昌乐县驿馆时寄给其家乡姊妹的。它通过词人自青州赴莱州途中的感受，表达她希望姐妹寄书东莱、互相联系的深厚感情。

　　眼泪湿了衣服，脸上胭脂妆容化开。词开头作者便直接表露出了难分难舍的情感。四叠阳关唱了几千遍但是还不足以形容自己内心对妹妹的万种离情。“千千遍”则以夸张手法，极力渲染离别场面之难堪。“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妹妹此行路途遥远，而自己已经到了“山断”之处，离妹妹更加遥远了，加上又有潇潇微雨，自己又是独处孤馆，更是愁上加愁。

　　“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自己在临别之际，由于极度伤感，心绪不宁，以致在饯别宴席上喝了多少杯酒，酒杯的深浅也没有印象。词人以这一细节，真切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难别的心境。“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词人告慰姊妹们，东莱并不象蓬莱那么遥远，只要鱼雁频传，音讯常通，姊妹们还是如同在一起。至此，已不仅仅表现的是离情别绪，更表现了词人深挚感人的骨肉手足之情。

　　李清照是婉约派代表人物，通过这一诗词，看出李清照词细腻生动，而又不乏姿放的特点。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这首词开端的“尊（同“樽”）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两句，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同时其遣辞造句的选择与结构之间，词中又显示出了一种独具的意境。“尊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合，“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尊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尊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乃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隐然见出欧公对美好事物之爱赏与对人世无常之悲慨二种情绪以及两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

　　“归期说”之前，所用的乃是“拟把”两个字；而“春容”、“惨咽”之前，所用的则是“欲语”两个字。此词表面虽似乎是重复，然而其间却实含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拟把”仍只是心中之想，而“欲语”则已是张口欲言之际。二句连言，反而更可见出对于指向离别的“归期”，有多少不忍念及和不忍道出的宛转的深情。

　　至于下面二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是对眼前情事的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所谓“人生自是有情痴”者，古人有云“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我辈”。所以况周颐其《蕙风词话》中就曾说过“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别有动吾心者”。这正是人生之自有情痴，原不关于风月，所以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此二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了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则又正与首二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所以下片开端乃曰“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片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者，殆如白居易《杨柳枝》所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与刘禹锡同题和白氏诗所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欧阳修《采桑子》组词前之《西湖念语》，亦云“因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盖如《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也。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辞写得如此叮咛恳切，正足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

　　末二句却突然扬起，写出了“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的遣玩的豪兴。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结尾写出了如此豪宕的句子。这二句中，他不仅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豪宕之中又实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送别词是词里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惋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词开篇即述离情。
上阕头二句：“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上句言送别。《阳关三叠》是唐人上阕送别歌曲，加上“唱彻”、“泪未干”五字，更觉无限伤感。

　　从作者的性格看，送别绝不会带给他这样的伤感。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发，故有此情状。下句忽然宕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作者和陆游一样，都重视为国家的恢复事业建立功名的。他的《水龙吟》词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水调歌头》词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身外“馀事”，乃是不满朝廷对金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壮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辞：“且加餐”，运用《古诗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愤激之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显得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色，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下阕起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这里的“离合”和“悲欢”是偏义复词。由于题目“送人”与下阕头句“今古恨”，的情景的规定，所以“离合”，就只取“离”字义，“悲欢”就只取“悲”字义。上阕写送别，下阕抒情本应该是以“别恨”为主调的，但是作者笔锋拗转，说今古恨事有几千般，岂只离别一事才是堪悲的？用反问语气，比正面的判断语气更含激情。作词送人而居然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紧接着下文便又似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行人踏上旅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杜甫《梦李白》），但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比它更险恶。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事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禹锡《竹枝词》）其中的滋味，古人已先言之。作者在此并非简单地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有他切身的体会。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多得罪投降派，和豪强富家，所以几次被劾去官。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实被劾为“奸贪凶暴”、“厉害田里”而被罢官。这正是人事上的“风波恶”的明显例证。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已淋漓，语仍含蓄。李白《行路难》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太行路》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正可说明悲愤的原因和实质。

　　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见用之迹而力透纸背，显示辛词的大家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