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绿水环绕，清幽静雅的画面。这幅画面是由小桥、曲水、村落、岸阁、绿萍、荷花、人家、院门等景物，有机组合构成的。

　　“桥西一曲水通村”，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景色，同时也自远渐近，显现出范成大别墅的方位。湖上烟波浩渺，湖岸林荫繁茂，湖水和溪流相接的岸边滞留着浮萍那绿色的痕迹，作者正是凭借这一点来找到通向村落的道路。这种情形如同武陵渔人发现水上漂流的桃花而寻到桃花源一样，主人所住的地方正是一个深邃的所在。

　　“岸阁浮萍绿有痕”，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声名早已被风吹散，让水涤尽；不变的是那岸边的楼阁亭榭，水中的浮萍野鸭，还有那推不开的满眼满怀的绿。即使这一切都已失落，“信脚自能知旧路”，那双在这山青绿水之间走过千百遍的脚，也是识得路的。

　　“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处别开门。”“石湖”，就如陶潜的桃花源。它既是指范成大实在的石湖别墅，更指范成大的精神家园，是其历尽世事后的疲惫身心的修养之所，但是，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外人亦无迹可寻，只有他的知己姜白石寻“痕”而来，穿过“藕花”深处，深扣门扉，吱呀一声，别有洞天，原来门是虚掩着的。同道中人自是轻车熟路，如回家一样，而那趋炎附势的俗人，纵然踏破铁鞋也不得其门而入。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姜白石这样清俊雅洁的人才能悟得。

　　第三句写范成大的别墅远离尘世的喧嚣，实际上也是对主人品格的称颂。范成大以廊庙之才，归隐江湖之上。他在朝时，希望能为恢复中原而竭智尽忠，但不得孝宗的信任，御史便挟私憾攻击，于是他落职退隐江湖。他视富贵如浮云，惟恐再染尘世的污秽，所以“家在石湖人不到”。这里的“人”便是指那些趋炎附势的世俗之人。主人能做到“人不到”，足见他的操守之高。因而他能在退隐中怡然自乐，沉醉于自然美景中。“藕花多处别开门”，专开门户在荷花繁盛的地方，体现了主人高雅的志趣。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情俊雅洁的人能悟得。

　　三四两句，写景实即写人，此诗赞誉石湖美景，赞扬了主人非同一般的品格和情趣。有人说第三句中的的“人”是指趋炎附势的人，这些人在范氏去职归隐后不再与他来往，范氏却不以为意，反而享受田园之乐，这与作者终生不仕的人生态度相契合。但有的人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人“只是泛指，无人相烦正是幽静的要素，不是写范氏失势后的世态炎凉。

　　这首诗开头两句，写林逋生长的环境。开首即称他们生长在湖山深曲处，山水清澄。后两句讲那里的人物，世外的隐君子是高尚的，就是佣工贩妇也都是冰清玉洁的人。还没有写到林逋，却已经树立了高洁形象。

　　接下去写林逋高风亮节，源于天性。“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林逋不是与世俗隔绝的人，上文写那个环境里除了“隐君子”外，还有“佣儿贩妇”，正说明他不是与世隔绝的。“神清骨冷”是从《晋书·卫玠传》“叔宝（卫玠字叔宝）神清骨冷”来的。当时所谓骨，指气质品格而言，从神情到品格都清冷。接着，作者写他对林逋的钦仰，这种钦仰在梦中得到反映。他在梦中见到的林逋“瞳子瞭然光可烛”。《孟子·离娄上》：“胸中正，则眸之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瞳仁明亮，说明胸中正，跟神清有关；瞳仁昏暗，说明胸中不正。林逋既是“神清骨冷”，在梦里看到他，那就是“瞳子瞭然”，再夸张一下，便成为“光可烛”，可以照见一切了。这样写，正显示出诗人对林逋的仰慕已经形于梦寐了。这样写，概括了林逋为人的特点。林逋写湖上风光的七言近体诗中，有的反映隐居生活和情思，写得“神清骨冷”。如《湖山小隐》二首之一：“道着权名便绝交，一峰青翠湿蘅芳。”如《湖上晚归》：“卧枕船舷归思清，望中浑恐是蓬瀛。”跟权和名绝交，向往的是仙山，正反映他无意功名。作者赞美林逋，是跟林逋的这五首七言近体诗相结合的。

　　接下来就谈林逋的诗和书法。“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这里赞美林逋诗善于用字，尤其是咏西湖之作，更为湖上风光传神。“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里用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来比林逋，作者《读孟郊诗》：“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认为孟郊的诗可以跟贾岛（贾岛曾做僧人，名无本）诗比清，不过豪放不及韩愈。作者《祭柳子玉文》称“郊寒岛瘦”，认为贾岛诗的缺点是寒苦。这里指出林逋诗有贾岛之清而无其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句指林逋的书法像李建中，瘦硬有骨力。称赞林逋兼有二人之长而无其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见名家评价）中一方面指出苏轼极为推重林逋的诗和书法，一方面又指出苏轼的评论，像董狐记事的直笔，不作虚美，不推重过分。这样讲是恰当的。

　　下面再结合他的诗来讲他的高风亮节。“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作者自注：“逋临终诗云：‘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初无封禅书。’”（《宋诗钞初集·和靖诗钞》作：“《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汉武帝的陵园称茂陵。《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相如临死前还在讨好武帝，劝武帝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地，告成功。林逋不肯这样做，正显出他的高节。“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白头曲”原为卓文君因其夫司马相如对爱情不忠诚而作，后人多有以此曲为叹老嗟卑、自伤不遇之辞。此处当指后一义。林逋是高士，连《封禅书》也不屑作，更不会悲吟《白头吟》，以自伤不遇。

　　一结转到杭人对林逋的纪念。“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王世贞称：“始，钱塘人即孤山故庐，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吴人指杭县人，将林逋故居作祠堂，显得低下狭小。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即认为林逋应该和水仙王相配，在水仙王庙里受到祭祀，用一杯寒泉和秋菊来祭。王世贞又称：“因长公诗后有‘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与长公配。”因为水仙王祠早已不存，所以后来改在白香山祠内祭祀林逋，把他跟苏轼相配。

　　这首诗是赞美林逋，“平生高节”点明主旨在赞他的高风亮节。一开头从湖光到山绿，写环境的美好，从隐君子到佣人贩妇，写人物的“皆冰玉”，这是陪衬。未写到林逋，已光彩照人。结尾变化有力，故称“夭矫”，即另出新意。用“修竹”、“秋菊”来作陪衬，也是取高洁相配。写到林逋本人时，点明“神清骨冷”，显示他的高洁源于天性。又用梦见瞳子瞭然来写他的正直，显出钦仰之情。再评论他的诗和书法。又用司马相如来比，更突出他的高节。这一比又归到他的诗上，回到《书林逋诗后》之题。

　　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诗的首句“折冲儒墨阵堂堂”说苏轼用堂堂之阵来平息儒墨之争，学术不偏激，能得其平。赞扬苏轼的学识渊博，又以“折冲”的驰骋之意表现他洋溢的才气。“书入颜杨鸿雁行”，这里不是说苏轼的书法像颜真卿、杨凝式，而是说他和颜、杨两人一样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这句称赞他的书法高妙，是从运笔使墨、技艺不凡而言，又已经暗含着“师心使气”而写形传神的命意。第三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是全诗之眼。不仅是说苏轼落笔之前胸中已有成像，更强调了综合学识、才艺、经历等诸多因素在其内心积蓄的丰富涵养。即唯有这样的内涵，胸中才会有这样的成像。“故作老木蟠风霜”，这历尽“风霜”的“蟠曲”“老木”，岸然苍劲，既是高明笔墨的表现，也是画家胸襟的写照。“胸中丘壑”原是东晋谢鲲形容自己的隐逸情趣，被诗人借来表现画家的外观与内力的融合。这幅枯木，是苏轼胸中的郁结自然吐露的。跟凡庸之辈不同，所以落笔作画，有“老木蟠风霜”之态。至于称赞书法，当是画上有题字的原故。最后两句巧妙地把评画和品人结合到了一起。热情地赞扬了苏轼的艺术造诣，高度评价了苏轼的人格，两者结合，自然而贴切。

　　这首诗前二句说苏轼在学术上有集大成的特点，书法可与颜杨并驾并驱。后二句说正是这些深厚的艺术修养、人生体验，使苏轼画出格高韵古的枯木图，达到诗、书、画三者相互圆融的艺术的化境。诗以议论开端，仍以议论承转，通篇阐述画理，到尾句才扣到枯木图上。全诗构思特点是，不光写“老木蟠风霜”，还写出了苏轼的为人，写出了他的“折冲儒墨”，写出了他的“胸中丘壑”，构思奇特。

　　此诗开头第一句就写出“酒浇胸次不能平”，这是借三国魏阮籍的故事说明黄斌老画竹是有所谓而作，是在“酒浇胸次不能平”的心情下画的，同时又是诗人以此自道。当时政局为章惇、蔡京搅乱，黄庭坚和黄斌老二人都很不满。画家本来就有“喜画兰、怒画竹”的说法，因此这句诗既表达了斌老，同时也表达了黄庭坚自己的郁愤不满的心情。

　　“吐出苍竹岁峥嵘”的“吐”字下得极好，说明这幅横竹画创作动机非凡，是把“胸次不能平”的心中块垒呕心沥血地吐出来，所以才画得如此头角峥嵘，不同凡响。它在凛冽的岁暮也是高昂挺拔的；它像卧龙一样硬朗，在风雷之下硬着腰身，不为它所惊，不为它所屈。这正象征了他们两人都能顶受住当时的政治旋风，忠于自己的理想。第四句“公与此君俱忘形”，是解释上句“卧龙偃蹇雷不惊”的，竹之所以能不为风雷所惊，是因为斌老画竹时把自己的品格、精神全都灌注渗透在他所画的竹上，与竹融化为一。人有高尚的品格，才画得出高尚的画，这和作诗一样，“诗之等级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诗出”，“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见徐增《而庵诗话》）。因此这句诗也是双关，既歌颂了斌老艺术胸襟的阔大，也透露出了作者自己的创作思想和他的人品，竹不为雷霆所惊，正如他们处变不惊。下面两句是叙斌老作画的情景，石松即石砚，在明朗的窗下，斌老用兔毫笔饱蘸松烟墨，画出了这幅优雅的横竹图，除画了横竹之外，还画了几块石头，让竹子盘根于其上，像这样处理，是考虑到竹子像龙一样夭矫、灵气，如果没有几块石头，把这些像龙一样夭矫的竹子蟠曲起来，它会像张僧繇画的龙一样，有朝一日把眼点了，就会乘雷霆破壁飞去。这样便歌颂了斌老画技的高超。古人多以龙比况竹子，这是用了费长房的故事，见《神仙传·壶公》，壶公以竹杖使费长房骑之到家，后弃于山坡上，竹杖化为青龙。章惇诗：“种竹期龙至，栽桐待凤来。”黄庭坚咏竹多爱用此典故，如《从斌老乞苦笋》：“南园苦笋味胜肉，箨龙称冤莫采录。”《和师厚栽竹》：“葛化龙陂去，风吹阿阁鸣。”用卧龙去描写横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首诗是古体诗，前四句用庚韵和青韵，平声；后四句用御韵和遇韵，仄韵；平仄交替，增强了诗的音节美。黄庭坚的诗以炼句著名，像“吐出苍竹岁峥嵘”的“吐”字，“卧龙偃蹇雷不惊”的“偃”字，“晴窗影落石泓处”的“落”字，“松煤浅染饱霜兔”的“饱”字，“中安三石使屈蟠”的“屈”字，都下得异常突兀，使人读起来有挺拔瘦劲之感，末尾说三石屈蟠，怕横竹飞去，尤为隽永有味。

　　《凤池吟》，词牌名，双调九十九字，上片十一句，下片十句各四平韵。

　　“万丈”三句，点庆宴之地。“罘罳”，即屏风。此言朋友们为庆贺梅津从畿漕外任官调入京城任右司郎官，特意在高楼上设宴相贺。宴席摆放在用屏风分隔开的酒楼一角，屏风上绘着野马奔腾的游牧图。“旧文”三句，言酒楼墙上还留着词人过去书写着的诗文，然而世事沧桑，已不知经过了多少变化。这三句也可理解为梅津旧日的官宦生涯坎坷不平。“忽变”两句承上转折。言梅津现在如雨过天晴，官运亨通，并有紫气照临其人，即皇命委他为右司郎官，并奉诏入京。“经年”三句，言年来因国事升平，各衙门如水般平静、清明，京城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换言之，梅津入朝为官，恰逢太平盛世，为官也可以轻松多了。　　

　　“长安”三句，“安”字处一本缺字，此据《全宋词》作“安”字。“冰轮”，月亮的别称，陆游的《月下诗》有“玉钩定谁挂，冰轮了无辙”句可证之。此言京城中老百姓奔走相告，多年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繁荣升平的景象了。“独驾冰轮”，与上片“帝甸阳春”互相呼应，都指升平之景。“又凤鸣”三句，铺叙梅津的入朝为官。“凤鸣”，即鸣凤也，古以凤为灵鸟，世所罕见，所以将“凤鸣”作珍贵之喻。“黄幕”，即皇帝所乘车以黄缯为盖，这里泛指皇帝所在地。“玉霄”，即皇帝所在殿堂。此言梅津现在像“凤鸣”般的受到皇上的器重，他可以直接上殿面君，所以能穿上新制的喜鹊花纹的官服。“画省”四句，“画省”句点明梅津入朝办公之处为中书省，即尚书省。“梅子”、“盐”都为宴席上的调味品。“殿阁”，也指尚书省，宋时尚书省位于大内之南，故又称南省或南阁。此言词人与朋友们一起，在宴席上庆贺梅津入朝在南阁为官，他为了写好这首词，反复吟唱，所以回去时已经很晚了。　　

　　全词紧扣题意，作排比铺叙，赞颂老友尹焕的入朝为官。

　　这首诗采用了咏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写出了竹子潇洒、清荫、耐寒的特点，表现了诗人清高不俗、贞洁不渝的品格。

　　第一、二两句是对竹子的描写。写官舍北窗边数百竿辣立的竹子不知是谁种下的，但如今伴诗人苦吟非常相称。点出“官舍竹”，即为“闲官”。清冷的郡斋，难挨的时光，迁客的意绪，使诗人感到凄凉。他忽推北窗，一阵可餐的翠色迎面扑来。

　　第三、四两句是诗人对竹子所展开的联想。春日，桃李东园争宠，竹子却静静独守坚贞，它要直待冰雪岁寒日，才向人们昭示并证实自己不渝的操守。诗人仿佛不期遇见了可以倾心交谈的知己，全身沉浸在一片碧绿透明的溪流里，这里诗人有形象上的暗示与精神上的契合，是以竹自况，暗寓了自己不愿随势就俗的清高品格。

　　第五、六两句把竹与人的生活联系起来。“拂”和“侵”两个传神动词，让竹叶萧萧的声音和青青的姿影介入诗人的生活。公退之暇，拂琴敲棋，清风徐至，物我同趣，竹声与琴声共生雅趣；竹影与棋局同助清欢。表现出物我同趣的画面，和谐一致，无限清欢。

　　第七、八两句是诗人对今后仕途的设想。即使明年调往别处，今年冬天还能雪里看竹，结为岁寒之友。既具骚人风致，同时照应颔联中“独守孤贞待岁寒。”第二年四月，诗人果真“量移”至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市西南）。

　　此诗以竹自喻，人物融合，自然贴切；语浅意深，情味隽永。表露诗人的牢骚不平和自我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