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战刀以锋利著称于世，人们称为“并刀”。它真的“昨夜”铿然有声作“匣中鸣”么？诗人一开章暗用了一个典故：相传楚国剑工铸成的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将要杀敌饮血时常作匣中鸣；《刀剑录》也说，乌孤宝刀“有敌至，必鸣”。近代鉴湖女侠秋瑾也用过这个典故，“昨夜龙泉壁上鸣”。这不明明是借身边佩刀来表达抗敌救国的强烈愿望？“燕赵”是春秋时期的两个诸侯国，包括河北、山西一带地区。诗题中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这里曾出现过荆轲、高渐离这些英雄豪侠！诗人说“悲歌最不平”，意思是：他们热血刚肠，疾恶如仇，面对强敌，敢于拔剑而起，还不是因为心头块垒难平？
《经世编序》里说，陈子龙“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年轻时与夏允彝等缔结“畿社”，企图匡救时弊。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中进士，如今正当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抗敌御侮的决心，匡时济世的夙愿，交织成巨大的精神原动力。今天途经“燕赵”旧地，枨触起荆轲的往事，怎能不使他沸腾起一腔热血，急于投入战斗，效命疆场呢？
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不正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吗？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陈子龙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不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么？
诗人出语犹如悲叹，又绝非无病呻吟，庸人自扰。崇祯以来，后金已先后于1629年（崇祯二年）、1634年（崇祯七年）、1636年（崇祯九年）三次入关犯境，进逼北京郊区，诗人《辽事杂诗》之一的 “十载三逢敌骑来”即指此国难。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的陈子龙，已经预感到不久将会有国破家亡的惨祸了，“可怜”二字下得正好。
昏庸腐朽的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根本不值得为它唱挽歌；可是，诗人为之倡导的大敌当前，敢于英勇赴死的荆轲式英雄主义精神非常值得后来者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