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还是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一名年轻外国人。当时我在跟随位于街口的语言学院里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老师埃米尔学习土耳其语，我莽撞地选中的第一本读物，后来证明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书里最难懂的一本。这本小说的第一个句子似乎采用了倒装的语序，但是，经过埃米尔的费心指点，我终于意识到作者想向我展示什么：一束铅灰色的冬日之光照射着一位熟睡的女子，她的脖颈弯成一个略显怪异的斜坡;这一幕沉浸在屋外传来的街头噪音之中，小吃摊主的罐子摩擦人行道发出响动，迷你巴士站台上的指挥员吹着哨子。
我们在读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故事就发生在几百英里以外的伊斯坦布尔。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卡利普的男子的故事，为了寻找失踪的妻子，他在漫游过程中逐渐占据了另外一个男子，也就是与妻子同父异母的哥哥耶拉的身份与人格。这个故事比我在这个城市里感受到的一切都更让我不安——当然也更有趣。就连博斯普鲁斯，堪称世界最有名望的海峡，在《黑书》里也变成了一个恐怖之源。海峡的水位下降，暴露出沉船的残骸和饮料瓶，而路过此处的乘客会用报纸堵住车窗的缝隙，以隔绝“腐尸和污泥散发的恶臭”，同时凝视着“下面这个被火光照亮的可怕的黑色大裂口”。
对于一名坐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精心营造的首都安卡拉的读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发现自己渴望进入这个我正吃力地阅读着的破败而布满车轮痕迹的城市。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埃米尔。
数年后，当我已移居伊斯坦布尔良久，帕慕克写了一本关于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书名就叫《伊斯坦布尔》。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意识到这是一本解读他所有小说的未曾明言的参考书，但尤其适用于《黑书》。卡利普这个孤独的漫游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帕慕克本人的化身，被暗中取代的耶拉也和帕慕克一样，是伊斯坦布尔历史上那些已被遗忘的稀奇古怪之物的收集者。这样一来，就有一条贯穿帕慕克写作的线索，也就是说，身份或许只是暂时性的。“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伊斯坦布尔》的开头就说，“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伊斯坦布尔》出版于2005年，距埃尔多安代表的“正义与发展党”组建起作风平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府刚刚三年，这个政府力图消除1920-1930年代由凯末尔发起的实证主义革命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帕慕克当时与父母生活在安塔斯的尼斯区，伊斯坦布尔的高端地段。他的家庭正是革命试图催生的那种具有现代意识的土耳其人的典型。然而，从来没有一位土耳其作家像帕慕克这样揭示过革命的代价——先是通过《雪》，一本关于土耳其东端伊斯兰极端主义氛围的小说，接下来是在《伊斯坦布尔》中。
他对1950和1960年代家庭公寓的回忆呈现出一种缺乏深度的生活状态。钢琴从来没有人去弹，瓷器被锁在橱柜里，日本屏风也没什么可遮挡的。造就现代土耳其的那场革命创造出它世俗化的一代，表面上被欧洲风尚打磨一新，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漂泊不定的。像帕慕克家这样的家庭受到的训导是抛开宗教，但是没了宗教，他们却必须“以令人颤栗的困惑和痛苦的孤独”去面对存在的基本问题。在《伊斯坦布尔》中，所有这一切都被放置在一幅泛黄、衰败的背景幕布前加以描绘。奥斯曼时期的宅邸一个接一个被焚毁——夜间最好的景致莫过于一场大火——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聚居区被多次发生的屠杀清空。那些旧日宅邸矗立的地方如今冒出一些肮脏的住宅，山脚下的地区则被非法建造的棚屋所占据，这种棚屋在土耳其语中叫做“gecekondu”，或者叫“一夜之间建成(的房子)”。前帝国首都现在已变得如此与世隔绝，以至于到访的西方人会受到当地媒体的采访。通过那些有可能构成了他对这座城市看法的远足，帕慕克在那些拜占庭和奥斯曼时期的废墟中寻找到一种忧伤的愉悦，古老的城墙蜿蜒在坟墓之间，废弃的木屋和意外遭遇的尸体——这个地方“是如此贫穷和混乱，它再也不可能梦想重新达到它在财富、权力和文化方面曾经具有的高度”。
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似乎布满了拉斯金所谓的“时间的金色颜料”——这里的建筑是痛苦的见证，这里的石柱都竖立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帕慕克从德国画家安东尼-依格纳斯·梅林那里吸收了观察城市的视角，后者所呈现的开阔的城市地平线景观有着加纳莱托式的风范，其中坚固的细节又有着法国人奈瓦尔和戈蒂耶的影子，这两位都曾在19世纪中期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区逡巡。在土耳其文学中同样也能找到帕慕克的先辈，那是“四位孤独而忧伤的作家”。帝国走向终结，一个刻意模仿却缺乏资金的共和国随即创立。当此之时，出于获得文化自信的渴望，共和国的一切几乎都借自西方。正是包括帕慕克在内的一批作家，通过向邻邦汲取那些能够证明自身尊严与坚忍的东西，最终克制住了急落直下的民族绝望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