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

　　诗开头是以“低花树映小妆楼”来暗示是青年女子，并且交代了地点，其余都是对女子的刻画，通过“两点愁”、“斜倚栏杆”、“背鹦鹉”、“不回头”等一系列的静态描绘，展现出一幅静态的画面，一幅始终处在低气压中的画面。低低的花和绿树掩映下的小楼，将愁带入了少女的眉心，点点的愁一下就进入了主题的表达层面。写出了这个女子心中的不快和幽怨。但后二句，也是少女在此情此景对愁思的回应，最妙是“思量何事不回头”这句，给全诗带来了重重叠叠的神秘感。结尾没有说明其“愁”的原因，只是点出一句“思量何事”，引得读者自去联想，这虽然是出自于艺术方面的考虑，但也正因其“愁”才更容易惹人去联想，因为关于女性悲愁的经典语境早已确立并成为了传统。至于究竟为了何事，作者没有明说，这正是供读者体味的地方。但聪明的读者已可以猜到是伤春伤别，之所以背向鹦鹉，怕的是鸟儿学舌，勾起伤心之事。此诗虽然显得比较纤巧，但也说明了作者观察人物的细致。
 
　　这首诗既写春愁，又刺春愁，对只会冥想不会寻求解脱春愁办法的人进行讽刺。另外，全诗不仅表现了封建社会妇女对女性自由幸福快乐的渴望与追求，而且也表现了诗人对这种渴望与追求为何不能出现的隐性思考。全诗虽篇幅短小，但人物刻画生动，语约意远，诗意别出心裁，堪称佳作。

　　诗的开头“欲别”二字，紧扣题中“别离”，同时也为以下人物的言行点明背景。“牵郎衣”的主语自然是诗中的女主人公，她之所以要“牵郎衣”，主要是为了使“欲别”将行的丈夫能暂停片刻，听一听她诉说自己的心里话；另外，从这急切、娇憨的动作中，也流露出女主人公对丈夫的依恋亲密之情。

　　女主人公一边牵着郎衣，一边娇憨地问：“郎今到何处”？在一般情况下，千言万语都该在临行之前说过了，至少也不会等到“欲别”之际才问“到何处”，这似乎不合常规。但是，联系第四句来看，便可知道使她忐忑不安的并不是不知“到何处”的问题，而是担心他去 “临邛”，那才是她真正急于要说而又一直难于启齿的话。“郎今到何处”，问得多余，却又问得巧妙。

　　第三句宕开一笔，转到归期，按照常情，该是盼郎早归，然而她却偏说“不恨”。这个“不恨”，联系到第四句中诗人引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便可知她是怕男主人公去觅新欢。可见“不恨归来迟”，隐含着女子痛苦的真情，“不恨”，不是反语，也不是矫情，而是真情，是愿以两地相思的痛苦赢得彼此永远相爱的真情，她先如此真诚地让一步，献上一颗深情诚挚的心，最后再道出那难以启齿的希望和请求 “莫向临邛去”。其用心之良苦，可谓“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苏轼《读孟东野诗》）。

　　诗的前三句拐弯抹角，都是为了引出第四句，第四句才是“谜底”，才是全诗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抓住它才能真正地领会前三句，咀嚼出全诗的情韵。

　　诗人用这种回环婉曲、欲进先退、摇曳生情的笔触，熟练而又细腻地刻画出女主人公在希求美满爱情生活的同时又隐含着忧虑不安的心理，并从这个矛盾之中显示了她的坚贞诚挚、隐忍克制的品格。全诗言简意丰，隽永深厚，耐人寻味。

　　此诗借惜花而表达自怜、自伤之情。至于判断诗中“秦女”的身份，关键在于对“蜂争粉蕊蝶分香，不似垂杨惜金缕”二句如何理解。结合诗题“惜春”看，把这二句只当作一般性景物描写当然是很符合题意的。然而这两句中将花、柳对比意图非常明显，且相对而言花是正面的、大方的，柳则是负面的、小气的。若纯是景物描写，将花、柳都描绘成美好的意象就好了，这样的作品也很多，而飞卿此处也不必非“扬花讥柳”不可。况且如此写法又与“惜春”的主旨无关，颇惹人生疑。联想敦煌曲子词《望江南·君莫攀》中有“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句，与“蜂争粉蕊蝶分香”的句意颇相似，或许可做飞卿这句诗的注脚。因此诗中女子的身份应为妓女一类的人物。再观“秦女含颦向烟月”句，秦女应指秦穆公之女弄玉，此处用其与箫史乘凤升天之事，大概是想表达诗中女子向往爱情、乞求摆脱尘世烦扰的意思，而这个她想摆脱的尘世则正是青楼。

　　若把诗中女子看作妓女，则全诗似是在写一位“年老”的妓女的伤春之情。为了更好的理解此诗，不妨在此设想一下这位妓女伤情的背景：她的美好青春全都奉献给了“寻花客”们，然而时光荏苒，随着青春逐渐撇下她远去，那些“寻花客”们也都开始抛弃她了。此时，她既不能像良女那样拥有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又面临着逐渐在青楼失宠的问题，因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她自以为对社会奉献了很多，却得不到良女那样美满的结果，因此心中既有对良女的嫉妒，也有对自己不堪命运的自伤。青春已逝，对于渺茫的前途她全然没有主意，不知何去何从，也不知如何生存下去，或许这便是惹她伤春的真正缘由。

　　首二句写花默默含恨，而所恨则缘自雨打花落、青春凋零。三四句有趣，虽然表面上称赞妓女“大方”，而讽刺良女（即“垂杨”所指）“小气”，但细味诗意，不难看出这只是妓女对坎坷、悲惨、无奈之人生的自我慰藉而已，这与鲁迅笔下的所谓的“阿Q精神（即自我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五六句虽然表面上写这位妓女希望花能长保青春妖娆而不被东风摧落，实际上她却是在自言自语，花就是她自己的象征，她是在借花自怜、借花伤春。末二句写她蹙着眉对月惆怅，哀伤自己的青春渐渐远逝。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
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
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大艑珂峨头，何处发扬州。
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

初发扬州时，船出平津泊。
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数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唐代选入宫中宜春院的歌舞妓称“内人”。她们一入深宫内院，就与外界隔绝，被剥夺了自由和人生幸福。这首诗题为“赠内人”，其实并不可能真向她们投赠诗篇，不过借此题目来驰骋诗人的遐想和遥念而已。这是一首宫怨诗，但诗人匠心独运，不落窠臼，既不正面描写她们的凄凉寂寞的生活，也不直接道出她们的愁肠万转的怨情，只从她们中间一个人在月下、灯畔的两个颇为微妙的动作，折射出她的遭遇、处境和心情。

　　诗的首句“禁门宫树月痕过”，乍看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写景句子，而诗人在用字遣词上却是费了一番斟酌的。“禁门宫树”，点明地点，但门而曰“禁门”，树而曰“宫树”，就烘托出了宫禁森严、重门深闭的环境气氛。“月痕过”，点明时间，但月而曰“月痕”，就给人以暗淡朦胧之感，而接以一个“过”字，更有深意存乎其间，既暗示即将出场的月下之人在百无聊赖之中伫立凝望已久，又从光阴的流逝中暗示此人青春的虚度。

　　第二句“媚眼惟看宿鹭窠”，紧承上句所写的禁门边月过树梢之景，引出了地面上仰首望景之人。“媚眼”两字，说明望景之人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美貌的少女，《诗经·卫风·硕人》就曾以“美目盼兮”四个字传神地点出了庄姜之美。但可怜这位美貌的少女，空有明媚的双目，却看不到禁门外的世界。此刻在月光掩映下，她正在看宿鹭的窠巢，不仅是看，而且是“惟看”。这是因为，在如同牢狱的宫禁中，环境单调得实在没有东西可看，她无可奈何地惟有把目光投向那高高在宫树之上的鹭窠；也可能因为，周围可看的景物虽多，而惟有树梢的鹭窠富有生活气息，所以吸引住了她的视线。这里，诗人没有进一步揭示她在“惟看宿鹭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留待读者去想象的。不妨假设，此时月过宫树，飞鸟早已投林，她在凝望鹭窠时会想：飞鸟还有归宿，还有“家庭”，它们还可以飞出禁门，在广大的天地中游翔，而自己不知何时才能飞出牢笼，重回人间。一双媚眼所注，是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幸福的憧憬的。

　　诗的下半首又变换了一个场景，把镜头从户外转向户内，从宫院的树梢头移到室内的灯光下，现出了一个斜拔玉钗、拨救飞蛾的近景。前一句“斜拔玉钗灯影畔”，是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画出了诗中人的一个极其优美的女性动作，显示了这位少女的风姿。后一句“剔开红焰救飞蛾”，是说明“斜拔玉钗”的意向所在，显示了这位少女的善良心愿。这里，诗人也没有进一步揭示她的内心活动，而读者自会这样设想：如果说她看到飞鸟归巢会感伤自己还不如飞鸟，那么，当她看到飞蛾投火会感伤自己的命运好似飞蛾，而剔开红焰，救出飞蛾，既是对飞蛾的一腔同情，也是出于自我哀怜。

　　这是一首造意深曲、耐人寻味的宫怨诗，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

　　上片写的是月下美景。“月华如水，波纹似练，几簇淡烟衰柳”，先写月光照耀下的清澄水面，以及水面上粼粼似练的水波，再写水边的淡烟衰柳， “淡”和“衰”字，渲染出一种凄清忧愁的氛围。月影衰柳，淡烟波纹，景致如水，又是勾起纳兰心绪的氛围。纳兰写景，总是恰到好处。遥望天际，塞鸿“尽”南飞，便是情断景荒芜。“谁与问倚楼人瘦”，点出词人形象，由写景过渡到抒情，表达了词人孤寂、落寞的心情。

　　下片转写词人所思之人。首三句盛赞对方才学出众，非庸俗之辈，表现出词人对此女子的欣赏。“韵拈风絮，录成金石，不是舞裙歌袖”，连续用典，风絮代谢道韫，金石代李易安。有道韫之“未若柳絮因风起”，又有易安同明诚共撰之《金石录》。两人同是一代才女，不似爱慕虚华之人。纳兰写史上才女，意为追忆其妻。说她生平，自是如此的女子，能让他痴心、让他留恋，正有意趣相投之因。最后一句“从前负尽扫眉才，又担阁镜囊重绣”，一词“负尽”道尽感伤懊悔之情。过去时光美好，爱妻温婉有才，饱读诗书，尚能相伴之时。却没能长此相伴；已然人去楼空之时，却叹岁月无情。直怪责自己，辜负了那美好旧时光。生活安逸美满的时候，总觉月是圆的，殊不知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幻着样子，终有一天，会被黑夜吞噬。那时才知，见得到圆月之时，认为那是理所应当，都没能记住它的美满。回忆起来，总觉得遗憾。

　　全词哀婉曲折，百转千回，令人动容。

　　这是一首写女子伤春闺怨的词作。首句“东风吹水”形象生动，但新意不强，与李煜同时代稍早些的冯延巳就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名句；而“日衔山”则要好得多。虽然“日衔山”与“青山欲衔半边日”意思相同，同样都是拟人化的手法，但“山衔日”有日升之意，多用于形容山极高之势；而“日衔山”则寓日落之意，有夕阳斜照，余晖映山之感。这里不仅点明了傍晚这一时间的概念，而且还暗从主人公细致的观察和感受中渗透出“闲”的味道。风吹水，日衔山，两个动词很精妙。将风过水皱，日坠山巅的情景描写得十分细腻，形象。这本是每日都在发生的景象， 没有什么特别，女子却观察入微，并如此精准地表达出来，可见其“闲”。因为闲，所以连这每日可见的景色也会细腻入微地观察，借此打发时间。或许，她已经这样观察了一整个春天。落花满地，酒意阑珊，这就是她每日生活的写照。除了观景，醉酒，她没有别的事可做。因此这闲不是悠闲，而是空虚寂寞的“闲”。于是二句“春来常是闲”就有了更深的寓意。女主人公不仅“闲”，而且“常是闲”自然就是一个寄生的形象了。三、四两句是女主人公无聊生活的具体化、形象化，“落花狼藉”不仅是春景，而且是女子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现实的写照，所以说她醉生梦死其实是不过分的。

　　下片写伤春：女子春睡醒来，明知晚妆已残，却懒得装扮，是因为爱人不在身边，青春无人欣赏。开头三字另一版本为“佩声悄”，这是借物写人，说明女子醉意未消、懒动腰肢，自然有慵倦之意。“晚妆残，凭谁整翠鬟”更说明女子无意梳妆、不饰仪容，只因春心无人解，自伤无人知，写出女子的伤春并非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结末两句点明主旨，进一步渲染出女主人公感慨年华逝去，无奈空唤青春的情绪。春光是美好的，朱颜也是，但若无人欣赏，再美也是枉然，其美也就失去了意义。或者说，越是美好，就越是遗憾。春光与朱颜，是美丽的，也是易逝的。等到“一朝春尽红颜老”之时，再来欣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她在独自倚阑远眺，等待着爱人归来。

　　全词由大处着眼，至小处落笔，喻象生动、自然，描写细腻、真实，艺术技巧纯熟。但是全词哀愁太盛，有流于颓废之嫌，格调是不高的。有人分析这首词是李煜的中期作品，表现了作者面对强敌、前途未卜时的抑郁颓丧心情，有一定道理。但是就此说这首词中有对其弟李从善的不满及责备，恐怕有些言过其旨。最好还是将其视为一首虚指较强的闺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