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四句开门见山亮出矛盾，将龌龊小人与高怀旷士分列两句，形成对照。“小人自龌龊”构成全诗主脑，是后文穷形极相描绘的张本。在这两句写实诗前用“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两句来起兴，既有含义，又增添了文学情趣。蓼虫习惯了辛辣苦味，不喜欢堇葵的甘甜。这两句不仅是兴，而且也是比。其比的含义，前人或谓是指小人不知旷士之怀，犹如蓼虫不知葵堇之美；或谓是指旷士习惯于辛苦生涯，不以辛苦为非。细绎诗意，当以后说为是，因为“避”、“不言非”等语，并无贬义，而以苦为乐，从来就是豁达放旷之士的本色；只有小人，才是趋甘避苦之徒。

　　从“鸡鸣洛城里”至“钟鸣犹未归”八句是此诗第二层，写“小人”的龌龊行为。“鸡鸣”“平旦”“日中”“钟鸣”是贯串八句的时间线索。其人物则是“冠盖”，他们的一天，从“平旦”起，天子的“禁门”刚刚打开，就蜂拥而至了。“纵横至”、“四方来”，来势汹涌如潮水，笔端带有揶揄调侃之意。乘他们车马驰骤之际，诗人迅速为他们的风尘尊容勾勒了一幅生动无比的漫画：“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这些颇有身分的人，他们的素带在急驰的大风中乱飘，华丽的帽缨上结聚了远道而来的尘埃。这幅画有色彩，有动态，有细节，形象传神，耐人品味。句中未著一字褒贬，却“写尽富贵人尘俗之状”（沈德潜《古诗源》），把角逐名利场者的丑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不愧为神来之笔。他们到处奔竞，“日中”不可能会停止钻营。就连夜深“钟鸣”后他们犹未回家。一个“犹”字，有多少惊讶、感叹、挖苦之意。后汉安帝《禁夜行诏》云：“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这里说“钟鸣未归”，可见奔竞日盛，古风荡然无存。

　　“夷世不可逢”以下是此诗第三层，记录了奔竞小人对道旁旷士的谈话，他们对旷士说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君王也是真正爱才的贤君。他英明的考虑出于自己的判断，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猜疑动摇。这些正经话出自小人之口，就显得肉麻阿谀与不伦不类，因而具有极大的讽刺性。接着，小人们又向旷士津津乐道地夸说起了进入仕途的容易和当官的好处。这四句是说才能之士只要有一言之美，片善之长，就会受贤君青睐，被封官赐爵，辞别田野，登上朝堂。而贤君爱才，岂但只赏赐白璧，还将仿效燕昭王筑黄金台来重金招聘你们呢。这四句虽是小人们的劝诱、夸说之辞，但也是他们一心只想升官发财的灵魂大曝光，写得真是笔锋辛辣，利如刀锥。“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最后，小人以嘲弄的口吻诘问旷士：你到底有什么毛病，竟面对阳关大道还独自徘徊不前？全诗至此顿住。对于无耻小人的挑衅，诗人没有也不屑回答，但不回答并不等于没有答案。读者若试着掩卷思索，就会发现，答案已在开头“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之中了。这一结回应开头，使通篇皆活，旷士形象虽未著墨，但在对照中自显出其迥异小人的品格。这个结尾让应受嘲弄的人去厚颜嘲弄别人，真是幽默滑稽而有波澜，可谓味蕴言外，冷峻隽永。

　　《代放歌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歌录》曰：“《孤生子行》，亦曰《放歌行》。”《孤生子行》，又题作《孤儿行》，在乐府古辞中写的是孤儿备受兄嫂折磨，难与久居的内容。鲍照的拟作，旧瓶装新酒，用以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大大拓宽和加深了这一乐府旧题的表现力。在这个方面，也同样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勇气和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

　　“东武”，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武吟”和“泰山吟”、“梁甫吟”同类，是齐地的土风。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

　　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他南征北战，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如今不得不“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屯”。他喟然长叹：“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

　　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仍思报国的精神。在诗的结尾，他以“弃席”、“疲马”自比，向君主表白心迹，希望老有所用，辞恳情切，令人感动。显然，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

　　这首诗意蕴深厚，时空跨度很大。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先是慷慨奔放，后是激愤悲怆，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希望君主赐恩，不弃置有功之人。宋文帝在位期间，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对于杜甫《出塞》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此诗《艺文类聚》卷三十作《萧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文选》善注以为丞相即萧嶷。嶷为齐高帝道成之次子，武帝赜之弟，公元492年（永明十年）夏四月薨。善注引蔡邕《独断》：“诸侯嫡子称世子”。世子指嶷长子子廉。廉，字景蔼，官至太子中舍人，前军将军。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卒。“冬节”，冬至之日，为朝臣往还问讯之时，《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即其证。此诗当作于公元492年冬。

　　先帝之子，当今皇弟，身为豫章王的丞相，贵极人臣，可以想见生前府第如何车马填堙，门庭若市，显赫至极！然而一旦谢弃人世，就连冬至这样的大节，也绝无友朋门生故吏前往其门问候慰藉亲属，又何其冷落寂寞。沈约在拜谒萧嶷世子子廉后，于车中作此诗，感叹世态炎凉，讥讽那帮趋炎附势的小人。

　　全诗可分三节。前四句为第一节，援古例今，以世人对待贵贱的态度跌出死生之势。“廉公”，即廉颇。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中秦反间计，免去廉颇长平指挥官之职，其“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得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失权势”，“门馆有虚盈”指此。“贵贱犹如此”，是诗人对廉颇失势得势门客去留的感慨，同时还暗用汉人翟公事：“下邽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汉书·张冯汲郑传》）“曲池平”，指人死之后，善注引《桓子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千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以平。’”一贵一贱，门客盈虚，已见世态炎凉，何况是一生一死呢。此四句从古事说起，从贵贱说起，目的在于引出今事，引出生死，“犹”、“况”两个虚字的运用，使文气较为曲折跌宕。中四句，正写丞相新薨，宾客尽散、府第凄凉。“高车”，刘熙《释名·释车》：“其盖高，立乘载之车也。”“高车尘未灭”，丞相谢世未久，车行恍如犹在眼前。“珠履”，李善注引《史记》：“春申君上客，皆蹑珠履。”“珠履故馀声”，门生故吏造登丞相府第杂沓的步履之声仿佛在耳。以仿佛有声反衬无声，更觉寂寞。照理说，丞相去世未久，吊死问生，做为门生故吏、生前友好，义所不容推辞。然而，“宾阶绿钱满，客位紫苔生”，宾阶客位，到处长满苔藓，宅第萧条荒凉，写出无有造其门者。崔豹《古今注》：“空室无人，则生苔藓，或青或紫。一名绿钱。”结二句，为第三节，由丞相府第转写其人坟茔：府第门庭竟无一宾客，唯有我一人望其松柏郁郁苍苍的坟头而已，有说不尽的感慨。“九原”，春秋时晋卿大夫所葬之地。“佳城”，指坟室，据《西京杂记》，滕公（夏侯婴）掘地三尺，得石椁，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后葬于此。“谁当”，有门客尽去，唯我不忘之意，表现了诗人对逝者的一片深情。

　　这首诗的制题，非常有特色。汉魏古诗多为乐府诗，即以乐府诗题为题；即使不是乐府诗，诗题也较简单，不怎么讲究。到了价争一字之奇的刘宋时代，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以其清丽取胜，诗题也多有标新立异者，例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之类。此诗诗题的制作，不在于对诗情画意的追求，而是在用意上下功夫。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十六说：“此诗为‘诣世子’而作，却无一字及世子者何？缘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凉之感，偶因‘诣世子’而发，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诣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凉之地也。上又着‘冬节后’者何？‘冬节后’朝臣往还拜谒之侯，正验人炎凉之时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旧日丞相所居之地，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无旧日至丞相第之人，乃特为驱车而来者，仅仅休文一人，则休文之外，尽炎凉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操笔，故题下又着‘车中作’三字。”分析颇为精到。

　　苏轼这首《虢国夫人夜游图》和杜甫的《丽人行》在题材和主旨上一脉相承，含有一定的讽谕意义。

　　诗的起四句为第一段，渲染虢国夫人恃宠骄肆。前两句所描绘的形象，正是图中虢国夫人形象的再现。作者写这位佳人，驾驭玉花骢马，淡妆多态。她骑在骏马上，身段轻盈，恍如惊飞的春燕。骏马骄驰在进宫的大道上，宛若游龙。美人名马，相互辉映；神采飞动，容光艳丽。《明皇杂录》记载：虢国夫人出入宫廷，常乘紫骢，使小黄门为御者。画和诗所绘写的都有所据。“金鞭争道”两句，写虢国夫人的骄纵，和杨家炙手可热的气焰。作者用“金鞭争道宝钗落”这句，再现了图中的情景。为了抢先进入明光宫，杨家豪奴，挥动金鞭与公主争道，致使公主惊下马来，宝钗堕地。据史载，某年正月十五日，杨家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争道西市门，结果公主受惊落马。诗所写的，正是画意所在。

　　诗的第二段是“宫中羯鼓催花柳”以下六句，写虢国夫人入宫和宫中的情事。此时宫中正作“羯鼓催花”之戏，贵妃亲自弹拨琵琶，汝阳王李琏在敲击羯鼓。在羯鼓争催的情况下，弦歌并起，舞姿柔曼，柳宠花娇。秦国夫人已经先期艳妆就座，打扮得非常娇贵。虢国夫人乘车缓缓而行，惊尘不动，素妆淡雅。入宫以后马的步子是放慢了。其是珠光宝气，人影衣香，花团锦簇，在不夜的宫廷里，一派欢乐情景，纷呈纸上。诗中叙玉奴和八姨作为衬映，而“自鞚玉花骢”的佳人，才是主体。画图是入神之画，诗是传神之诗，诗情画意，融为一体。作者写诗至此，于欢情笑意中，陡作警醒之笔。作者说：这绝代的佳人，如今又在何处呢？她那明眸皓齿，除了画图之外，谁又曾见到过呢？当年的欢笑，似乎今天在丹青上只留下点点惨痛的泪痕了。陡转两句，笔力千钧。

　　第三段是最后四句，紧承前文，作者在观图感叹之后，更对历史上一些回环往复的旧事，致以深沉的感慨。诗说：“吴公台下雷塘路，人间俯仰成今古。当时亦笑张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历史上的隋炀帝，当年也曾嘲笑过陈叔宝、张丽华一味享乐，不恤国事，不知道韩擒虎已经带领隋兵迫近宫门。可是他后来也步陈叔宝的后尘，俯仰之间，身死人手，国破家亡，繁华成为尘土。言外之意，是说唐明皇、杨玉环、虢国夫人等，又重蹈了隋炀帝的覆辙。“吴公台下雷塘路”，葬埋了隋朝风流天子；“马嵬坡下泥土中”，也不仅仅只是留下杨玉环的血污，她的三姨虢国夫人也在那里被杀掉了。荒淫享乐者的下场，千古以来，如出一辙。昙花一现的恩宠，换来的仅仅是一幅供人凭吊的图画。

　　全诗着意鲜明，前两段十句，全以画意为诗，笔墨酣畅。“明眸皓齿”两句转入主题，作轻微的感叹。末段四句，揭示意图，语意新警，亦讽亦慨，而千古恨事亦在其中，如此题图，大笔淋漓，有如史论，引人深思。

　　凡读过王勃《滕王阁序》的人，都会懂得“徐稚下陈蕃之榻”的典故。祠堂是曾巩修建的，黄庭坚通过凭吊徐稚，抒发高士不得重用的寂寞情怀。这首诗受杜甫《蜀相》的影响颇深，但缺乏杜诗的灵气。

　　这首诗的首联即取“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意境，只是上下句顺序颠倒，增添一个“生刍”的典故。有人称赞黄庭坚这样学杜诗是“变其面貌”，恐怕这样一变就成了东施效颦，而杜诗读起来要顺畅得多。倒是颔联满有趣味，不用考证典故就能理解。藤萝攀树，自鸣得意，居然天也可遮，日也能蔽。不知当年蔡京之流读后，可“怒发冲冠”否。而苏轼诵之，定拍案惊奇也。下句中“何心”问得好，冷落的祠堂，超凡脱俗的高士，谁也没有心思来祭奠他。确实耐人寻味。

　　用韩愈《马说》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来解说颈联，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屈原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杜甫的“志士仁人莫嗟怨，古来材大难为用”，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都是唱不完的中国人才悲歌。

　　尾联上句议论，其意甚明。值得回味的是下句：潮涨潮落，这是自然规律；兴亡盛衰，这是社会规律。“才如（韩）信（彭）越尤菹醢，安用思他猛士为？”这一“旧痕”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见到。委婉曲折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深刻的讽刺意味，而以景结之，的确妙绝。

　　该诗写诗人登上军事要地丁家洲追思往昔，刻写奸臣无能误国，抒发了山河家国的情怀。

　　诗歌说，当年太师贾似道统领十余万人马，抵抗南侵的元军，煞有介事，而人们似乎也天真地抱持以强烈的希望。然而，惊若沙鸥、畏敌如虎的宋军，一听到元军吹起的号角，即已溃不成军，一溃再溃，直到扬州登岸。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贾似道仍然故技重施，摇旗呐喊，招集残兵。此情此景，还有多少人相信贪生怕死的奸臣还能拯家救国的道理，但见江船里，士兵的咒骂声连成一片。到处弥漫着逃跑、退缩、内讧与败亡的气息。结果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却滑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于是诗歌讥刺与冷嘲的意味，便流溢而出。

　　这是用绝句形式写的读后感兼咏史诗。这类诗最重的是要有创见，富有新意。

　　不少唐人以杨玉环之死写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最为著名，白乐天写这首诗时并不乐天，题目中的“恨”字足可说明一切。李商隐的《马嵬》也很有名，批判的矛头直指李隆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挖苦的味道相当明显。郑畋《马嵬坡》中“景阳宫井又何人”，以陈后主和张丽华比李隆基和杨玉环，隐含讥刺。还有杜甫的“中自诛褒妲”，刘禹锡的“天子舍妖姬”等，含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李靓的这首绝句立意不但新，而且高，可以说超过了前人。

　　诗的前两句是对《长恨歌》中所述的事加以概括，抽取其中的一个片断：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难行程中，“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李隆基“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成《雨霖铃曲》以寄恨。这就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径截辎重，横攻士卒”，官军则“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这一切李隆基想过了吗？

　　后两句议论警策，有春秋笔法。诗人同情的不是“宛转娥眉马前死”，一妃之死，何足道哉，何必为之鸣不平呢？那“尸骸遍野”，“骨暴沙砾”的阵亡将士们，“精魂何依”？那个昏君李隆基却根本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也是一点都不会动心，因为他唯一感到痛心并为之“倍沾襟”的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妃。连六军生死，国家兴亡都不过问，只念念不忘“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亡妃，如此帝王，何许人也，还用诗人多说吗？全诗到此嘎然而止，“含有余不尽之意”在于言外。

　　此诗第一句“初疑夜雨忽朝晴”，写诗人夜宿山寺，听到屋外水声，初疑夜雨，待次日早晨起来，才知夜里根本没有下雨。一个“疑”字，暗示诗人当时未尝实地观察，“夜雨”的判断乃是出于推测，这就为以下“忽朝晴”三字留下余地，显得极有分寸。

　　“夜雨”的错觉来自第二句：“乃是山泉终夜鸣。”原来扰了诗人一夜清梦的原来是急湍而下的山泉。山泉下泻，冲击山石，终夜响个不停。在睡意朦胧中产生某种错觉，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此句是符合生活逻辑的。

　　第三句紧承上句，进而写出山之后的山泉在山中“终夜鸣”，那是因为水道弯曲不平，故而潺潺作响。这一句说山泉“流到前溪无半语”，那是因为河床变得宽阔平坦，故而静寂无声。可见由于所处环境的改变，同一种事物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末句“在山做得许多声”，是诗人针对上述事实所发的议论。冷冷一语，讽刺辛辣有力，有如画龙点睛，全诗的主旨在这句议论中被明白地点了出来。从字面上看，诗人讥讽的对象是山泉，其实弦外有音，别有深意。它讽刺了那些在做官前指点江山，高谈阔论，慷慨激扬，忧国忧民，但是一但掌握了权力，有了一定地位，就和其他昏官一样尸位素餐、了无建树了。此诗说明很多官员一但成了利益既得者，就把自己的抱负和群众利益抛于脑后了。

　　此诗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它采用了传统的“比”的手法，借事寓意，以物比人，构思十分巧妙。第二，叙述与议论有机结合，使议论立足于具体事件的基础上。第三，语言平易浅近，笔调幽默轻快。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已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已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