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只身北去，对广陵的亲故怀着极为深沉的感情。但这种感情，表现得颇为含蓄。读者从诗中感觉到的，诗人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只是摄取了眼前景物，淡墨点染，构成一种凄迷的气氛，烘托出一种执着的情感。

　　诗的前两句画出暮色中空荡荡的淮河，诗人欲行而踟蹰的情态，描绘一种空旷孤寂之感。接下去，茫茫楚天挂上了霏霏雨幕，远处山寺又传来一声接一声悠长的暮钟，寂寞变成了凄怆，羁旅之情更为深重。有了这样浓郁饱满的感情积蓄，五六两句才轻轻点出“离思”二字，像凄风偶然吹开帷幕的一角，露出了诗人憔悴的面容。按说诗写到这里，应直接抒写离思之情了，然而没有。诗人还是隐到帷幕后面，他只在迷蒙雨幕上添一只疾飞的伶仃小鸟。这小鸟，从“独”字看，是失群的；从“下”字看，是归巢的；从“东南”二字看，是飞往广陵方向去的。既是失群的小鸟，睹物及人；既是归巢的小鸟，它尚且有一个温暖的窠巢，读者很容易为诗人兴“断肠人在天涯”之叹。既是飞往广陵方向的小鸟，诗人的心也在跟着它飞翔。而且，鸟归东南，离巢愈近；人往西北，去亲愈远。此情此境，诗人难堪，读者也为之凄恻。因此，读者自然而然地与诗人同时发出深沉的一问：“广陵何处在？”这一问，怅然长呼，四野回响，传出了期望回答而显然得不到回答的曲曲苦情，写出了想再一次看见亲故而终于无法看见的心理状态。而正在此时，声声暮钟，不断地、更深沉更晌亮地传到耳边，敲到心里；迷蒙雨雾，更浓密更凄迷地笼罩大地，笼罩心头。于是，天色更暗淡了，心情也更暗淡了。

　　这诗写离别之情，全用景物烘托，气氛渲染。诗中景物凄迷，色彩黯淡，钟声哀远，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藏在轻纱帷幕后面，触之不能及，味之又宛在。且这种感情不仅从一景一物中闪现，而是弥漫全诗，无时不在，却又无处实有，无时实在，使诗具有一种深远的意境，深沉的韵致。

　　这是一首讽刺地方官员以进贡方物为名，行市恩买宠之实的诗，词微义显，言正行方，全诗可分为两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意思是说，远方贡物，不该强取。首二句由怀古领起。“铜柱”、“朱崖”，暗指杜侍御出使的地点，这个地方正是当年伏波将军（马援）、横海将军（韩说）拜将坛、征讨东越之地。言外之意，历史上的两位战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才到了那里，功彪千载，名垂青史，如今杜侍御为了攫取贡物，取悦皇帝，也到了那里，孰公孰私、孰尊孰卑，两相对照，泾渭分明。若说一二句是侧面讽谏的话，三四句就是从正面进言。意思是说汉唐国力强盛、为其威望所折服，南越人自会心甘情愿向朝廷进献像珊瑚树那样的珍贵礼物，又何必劳驾杜侍御不辞辛劳、万里迢迢前去亲自索要。

　　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写杜侍御冒险而夺取贡物，未必能取悦皇上。五六句承首句，突出“道路难”三字。马精疲力尽，还要爬山涉水，唯恐太阳下山赶不及路程；船，孤帆无伴，还要冲波鼓浪、冒着春寒艰难行驶。两句将杜侍御为逢迎，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人及其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七八句，以反言若正的笔法，表面上为粉饰朝廷、为君王开脱，实则寓含更深刻的讽刺。从“多恐”二字里透露了这一消息，可谓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此诗紧扣御史的职责和其卑鄙行为，构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起到辛辣讽刺的效果。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高适在仕途辉煌时，曾官至淮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诗名远播。一些优秀的边塞诗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充满了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高适的为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但是他在少年时，相当落魄，其诗歌大多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这首诗则写于未入仕途之时。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这两句歌咏历史上范睢的一段故事。诗中的“尚有”，还有；“绨袍”，用一种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做成的袍子。“范叔”，指范睢。范睢字叔，故称。《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战国时范睢事魏大夫须贾，因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赐他金十金和牛酒。须贾怀疑范睢通齐，告诉魏相。魏相派人凌辱范睢，几欲置之死地。范睢装死得以逃到秦国，游说秦昭王获得成功，被拜为相，封于应（今河南省宝丰西南），称“应侯”。“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后须贾知范睢已为秦相，前往谢罪，范睢没有处死他，说：“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放须贾回魏国。诗中的“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寒冷，而应有贫寒、穷困潦倒的意思；“尚有”与“应怜”相连接，说明须贾虽然曾得罪于范睢，差一点置范睢于死地，但他对故人还有一点同情、怜悯之心，这是非常可贵的。也就是这样的同情、怜悯之情，救了他的命。这说明，为人不可太势利，太刻薄，要宽容，要大度。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这两句写须贾并不知道范睢已贵为秦相，还把他当成平民看待。诗人在这里是在借题发挥，意在讽刺须贾徒有怜寒之意而无识才之眼，竟然把身为秦相，把天下所重的范睢看成是布衣寒士，实在可悲可叹。诗中的“天下士”，即国士，杰出的人才。“布衣”，代指平民。古时一般平民穿布衣。平心而论，这两句议论与须贾不识范睢为宰相相衔接，有些牵强附会。范睢被魏相羞辱、鞭挞后，世人都以为魂归地府了；须贾使齐，要拜见的是秦相张禄，不可能知道范睢改名换姓。范睢布衣往见须贾，装作一副穷酸相，没有人会把他与威风八面的秦相张禄联系在一起。因此，说须贾不识国士，不以国士待之，是有些强人所难；而须贾在那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他吃饭，赠以衣服，应当说是做得不错的，说明他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这与他当初向魏相报告范睢受齐人之金，范睢受到凌辱，奄奄一息，而他不加丝毫劝阻相比，不知要胜过多少倍。也正因为如此，范睢才留他性命，让他回国。但是，诗人是有感而发，向诗人这两句中所说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比比皆是，诗人少年落魄，晚年才发迹，少年时虽然没有范睢那样的遭受奇耻大辱，但也没有少遭达官贵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没有人在他没有发迹的时候把他当作人才来看。因此诗人借范睢之事批判了这种糟蹋人才、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间接地表明，自己要做一个“天下士”，要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让世人刮目相看。

　　这首诗叙事和议论结合，充满情感。诗人在诗中发古之幽情，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诗中几个连接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上两句的“尚有”、“应怜”，写出须贾赠袍时的那种怜悯心态，并不以为范睢能够发迹，更没有看出范睢已经发迹，看出须贾只是一个平庸之人；下两句的“不知”、“犹作”，看上去是心平气和借事说事，而实际上是充满激情，对这种把人不当人看待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同时心高气傲，让世人为之瞻目。

　　全诗可分为四段，前两段各八句，后两段各六句。从开头到“名垂万古知何用”这八句是第一段。

　　第一段前四句用“诸公”的显达地位和奢靡生活来和郑虔的位卑穷窘对比。“衮衮”，相继不绝之意。“台省”，指中枢显要之职。“诸公”未必都是英才，却一个个相继飞黄腾达，而广文先生，“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那些侯门显贵之家，精粮美肉已觉厌腻了，而广文先生连饭也吃不饱。这四句，一正一衬，排比式的对比鲜明而强烈，突出了“官独冷”和“饭不足”。后四句诗人以无限惋惜的心情为广文先生鸣不平。论道德，广文先生远出羲皇。论才学，广文先生抗行屈宋。然而，道德被举世推尊，仕途却总是坎坷；辞采虽能流芳百世，也解决不了生前的饥寒。

　　第二段从“广文先生”转到“杜陵野客”，写诗人和郑广文的忘年之交，二人像涸泉里的鱼，相濡以沫，交往频繁。“时赴郑老同襟期”和“得钱即相觅”，仇兆鳌注说，前句是杜甫去，后句是郑虔来。他们推心置腹、共叙怀抱，开怀畅饮，聊以解愁。

　　第三段六句是这首诗的高潮，前四句樽前放歌，悲慨突起，是神来之笔。后二句似宽慰，实愤激。司马相如是一代逸才，却曾亲自卖酒、洗涤食器；才气横溢的扬雄就更倒霉了，因刘棻获罪而被株连，逼得跳楼自杀。诗人似乎是用才士薄命的事例来安慰朋友，然而读者只要把才士的蹭蹬饥寒和首句“诸公衮衮登台省”连起来看，就可以感到诗笔的针砭力量。

　　末段六句，愤激中含有无可奈何之情。既然仕路坎坷，怀才不遇，那么儒术拿来也没有用了，孔丘和盗跖也可以等量齐观了。诗人像这样说，既是在评儒术，暗讽时政，又好像是在茫茫世路中的自解自慰，一笔而两面俱到。末联以“痛饮”作结，孔丘非师，聊依杜康，以旷达为愤激。

　　诸家评论这首诗，或者说悲壮，或者说豪宕，其实悲慨与豪放是兼而有之的，而以悲慨为主。普通的诗，要么是豪放易尽（一滚而下，没有含蓄），要么是悲慨不广（流于偏激）。杜甫的诗豪放而不失蕴藉，悲慨而无伤雅正，这首诗就是一个例子。

　　首段以对比起句，不但挠直为曲，而且造成排句气势，运笔如风。后四句两句一转，愈转感情愈烈，“浩歌弥激烈”。第二段接以缓调。前四句为七言诗句，后四句突然转为五言诗句，免去了板滞之感。而且短句促调，渐变轩昂，把诗情推向高潮。第三段先用四句描写痛饮情的场景，韵脚换为促、沉的入声字，所谓“弦急知柱促”，“慷慨有余哀”。而诗中杂有豪放的语句，所以没有衰飒气味。诗评家对这首诗推崇备至，说“清夜以下，神来气来，千古独绝。”“清夜四句，惊天动地。”（见《唐宋诗举要》引）但他们忽略了“相如逸才”、“子云识字”一联的警策、广大。这一联妙在以对句锁住奔流之势，而承上启下，连环双绾，过到下段使读者不觉。这一联与首段联系起来，便显得“衮衮诸公”可耻。实际上就是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所以说这首赠诗不是一般的叹老嗟卑、牢骚怨谤，而是伤时钦贤之作，诗人将激烈的郁结情绪用蕴藉的手法表现了出来。

　　末段又换平声韵，除“不须”一句外，句句用韵，慷慨高歌，显示出放逸傲岸的风度，使读者读起来，能沉浸其中而精神振荡。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长安城中看到了往日娇生惯养的黄金之躯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城之后的凄惨遭遇。

　　诗中情感十分复杂，既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的庸俗忠君思想，又有对处于特殊历史境况下“但道困苦乞为奴”的弱者的悲悯之情。联系杜甫平常对锦衣玉食的纨挎子弟的厌恶情绪看，此际应是出于一种人道的同情。

　　原来居住在华堂高殿中的王孙贵族们已经纷纷逃出长安，“走避胡”，一路逃亡出去。“金鞭断折九马死”，慌忙的逃命，以至于把金子装饰的马鞭都打断了、打死了九匹马，这是一种夸张，说明奔逃时候的惶恐之状，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因为特别急、特别快，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能够完全带走，所以就有一些“可怜王孙泣路隅”，因为失去了父母，被父母遗弃在长安城中，在路边哭泣。杜甫问这些王孙们，“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怕被胡兵知道被抓去做俘虏，只是告诉诗人他现在是困苦交加，哪怕做别人家的奴仆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够活命。再看他身上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这个孩子已经在荆棘中躲藏了好多天了，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到处都是伤。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要安慰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善保千金躯，相信唐兵一定会打回来的。长安城里的王气依然存在，国家不会亡。那种昔日的繁华一定会再回来。可见杜甫虽然身处乱中，身作长安，仍然心系国家，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诗人在长安城里虽然被封锁在长安城中，但是诗人仍然通过不同的渠道很多关系关心着当时战争的时局。

　　作者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也无法遮顾，可悲可叹。

　　全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写景写情，皆诗人所目睹耳闻，亲身感受，因而情真意切。荡人胸怀，叙事明净利索，语气真实亲切。写同情处见其神，写对话处见其情，写议论处见其真，写希望处见其切。杜诗之所以称“诗史”者，盖在于此也。

　　在诗中，诗人并不打算普及打鱼的要诀，或以赢得一位渔民的钦佩为写作初衷，他有办法绕开难缠的习俗，而及时应邀出席诗神的宴会。这是他第二次观看打鱼的场景，其中的情境，包括鱼水情、主客关系，都有较大程度的相似，但是什么缘故令他再写一首观看打鱼的诗？这首诗旨在弥补上一次观打鱼之作的某个纰漏吗？

　　既然渔夫可以一而再地打鱼，而不担心两次打鱼造成生活或审美的不当，那么，为何其他诗人会徒生烦恼：考虑两首性质相似的诗中的重复色彩，进而质疑诗的可信度？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的写作戒律之一在于避免同一性，准确地说，就是避免予人一种同一性印象。然而，如果诗人看重的并不是对这种同一性的避免，而是力求其他意趣的立足，他就有理由游离牢固的老主顾，去他处谋生。

　　当他身处一次打鱼的热闹场合中，他有不少于三种视角来组织所见所闻的材料：其一，叙述渔民的命运，尤其是涉足其中一位渔夫的家庭现况，缩小网眼，捕捉情感的渔利；其二，侧重于渔民捕鱼技艺的描写，细说每一个步骤，将人与鱼的关系条分缕析；其三，以这场打鱼的活动为背景，观察失鱼之后水塘的失色，以及由此及彼，波及家国的命运感。而第四种策略是大团圆、大杂烩：将上述三种写作思路扭结在一起，再顺势推出那最动人心弦的主旋律。

　　介于清晨与日暮之间的那些光阴似乎仅仅是为了凸显两个端点而甘愿消遁，这个判断的含义不妨理解为，这首诗虽然依赖时间的先后关系来设置内在运行秩序，但是，也就是在读者所熟悉的两个计时符号出现后，时间就失效了、凝固了，不见任何作用。甚至，出现在较后位置上的“日暮”也极有可能是他的虚造，作为观打鱼的游客，他根本不曾挨到天黑才离开现场，日暮之际，那遭受洗礼的苍江将为蛟龙提供怎样的河床，或者蛟龙作为诗意的后援是否属实，都不是值得细察深究的环节。蛟龙的处境之设想，实际上和上一次观打鱼的感慨——咫尺波涛永相失——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无鱼的后苍江时期，人的处境与孤旅将遭受怎样的顾虑？

　　但是，第二回踏入类似的河边，他把顾虑的基调起得更为高亢，无鱼之状况被打鱼之场面所形成的雷同“干戈兵革斗未止”的印象所遮蔽，成为上一首诗的寄托，而无法在这一次觅得容身之所：他把寻觅意图的脚步往前挪了一步——打鱼是一次搏杀，涉及生死，相当于干戈兵革之争，但相比于后者，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乐趣，而一旦意识到这种乐趣的存在，以及置身其中沾染到这份乐趣，他就察觉到了罪孽，此刻，他所关切的不再是无鱼的后果，而是“凤凰麒麟安在”。这也许就是他再写打鱼情况的内在需要，或可说，他心目中的“凤凰麒麟”确有所指，在此次观打鱼的时期，变得更为重要。不过，以“暴殄天物”作为自省的休止符，有一点过分，差一点成为佛家的信条，但读者应该了解到这不是在批评渔民，或者有关买卖鲜鱼的贸易，或是为了改善伙食的厨娘，他是在进行一次自责，为一首诗寻找最初的心跳，并通过树立起自责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来嘲讽鱼肉百姓的尸位素餐之辈，也即，这首诗在最后几步，不是醉后才吐真言，而是按照既定计划，有效地实现了纪行诗向反讽诗的切换，到头来，读者才接受其中原本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惨烈游戏。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如苍狗。
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
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
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
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
豫章太守高帝孙，引为宾客敬颇久。
闻道三年未曾语，小心恐惧闭其口。
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丑。
明月无瑕岂容易，紫气郁郁犹冲斗。
时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侧否。
太守顷者领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
王生早曾拜颜色，高山之外皆培塿。
用为羲和天为成，用平水土地为厚。
王也论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旷前后。
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
吾辈碌碌饱饭行，风后力牧长回首。

　　《可叹》，其实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全唐诗》中这样介绍他：“王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甚敬之，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王季友在贫困孤苦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离弃他的柳氏后来又回到他身边。这样跌宕起落的人生，使杜甫大为感叹。《可叹》一诗中，对王季友的故事作了生动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