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此诗“依题立义”，通过叙述陈皇后阿娇由得宠到失宠之事，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妇女以色事人，色衰而爱弛的悲剧命运。

　　这首五言古诗《妾薄命》属乐府杂曲歌辞。李白的这首《妾薄命》通过对汉武帝皇后陈阿娇逃脱不了色衰而爱驰的悲惨终局的描写，表达了一种悲悯，悲悯当中又有一种启示。

　　全诗十六句，每四句基本为一个层次。诗的前四句，先写阿娇的受宠，而从“金屋藏娇”写起，欲抑先扬，以反衬失宠后的冷落。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刘彻数岁时，他的姑母长公主问他：“儿欲得妇否？”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曰：“不用。”最后指其女阿娇问：“阿娇好否？”刘彻笑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刘彻即位后，阿娇做了皇后，也曾宠极一时。诗中用“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两句夸张的诗句，形象地描绘出阿娇受宠时的气焰之盛，真是炙手可热，不可一世。但是，好景不长。从“宠极爱还歇”以下四句，笔锋一转，描写阿娇的失宠，俯仰之间，笔底翻出波澜。娇妒的陈皇后，为了“夺宠”，曾做了种种努力，她重金聘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李白《白头吟》；又曾用女巫楚服的法术，“令上意回”。前者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后者反因此得罪，后来成了“废皇后”，幽居于长门宫内，虽与皇帝相隔一步之远，但咫尺天涯，宫车不肯暂回。“雨落不上天”以下四句，用形象的比喻，极言“令上意回”之不可能，与《白头吟》所谓“东流不作西归水”、“覆水再收岂满杯”词旨相同。最后四句交代其中原因。

　　诗人用比兴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这样一条规律：“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发人深省的诗句，是一篇之警策，它对以色取人者进行了讽刺，同时对“以色事人”而暂时得宠者，也是一个警告。诗人用比喻来说理，用比兴来议论，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和比兴的作用，不去说理，胜似说理，不去议论，而又高于议论，颇得理趣。由此可知靠美色取悦与皇上不能得到多少好处。爱是应该有距离的，不能距离为零，否则物极必反。

　　这首诗语言质朴自然，气韵天成，比喻贴切，对比鲜明，得宠与失宠相比，“芙蓉花”与“断根草”相比，比中见义。全诗半是比拟，从比中得出结论：“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显得自然而又奇警，自然得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奇警处，读之让人惊心动魄。

　　这首“泻水置平地”是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篇，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沈得潜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

　　这首诗讲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感受：合口味的好书，读起来饶有兴味，颇感惬意，但往往很快就读完了，掩卷之际，令人怅然。对脾气的朋友，谈起话来很投机，非常盼望这样的知心朋友多多前来与之交谈，但偏偏不见踪影，久盼之后，令人失望。世界上的事情每每是这样，希望和现实总是发生矛盾，不如意者十居八九，一个人一生中是很难遇到几次真正轻松偷快、开怀大笑的好时光。

　　陈师道作于同年的另一首诗《寄黄充》说：“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两首诗所表达的感受是相同的。作者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和当时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诗人困居徐州，生计维艰，尽管“人不堪其贫”，作者却不以为意，依然“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务，盖其志专欲以文学名后世也”（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诗人以苦吟著称。只有读过万卷书的人，才能如此精炼准确地捕捉到读书人读快书、又意恐读完的共同心理状态，“书当快意读易尽”是作者读书亲身体验的概括，也是他孤独寂寞、唯有书伴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当时诗人的知心朋友尽在远方，黄庭坚被逐斥戎州（今四川宜宾），苏轼被贬谪海外，音信难通；魏衍自徐州移沛州，张耒任职宣州，皆无从相见。而诗人一口气将一本好书读完之后，十分盼望能同这些朋友一起交流读书所得、讨论作诗的甘苦。他思友心切，整日恍惚若有所失，因此发出了“客有可人期不来”的慨叹。怅然、失望之余，诗人又转以旷达，试图自我安慰：世界上的事情每每和主观愿望相违背，人生本来就难得有舒畅愉快之时，何必自寻烦恼呢？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侯，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来。”这首从作者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和感受中概括提炼出来的诗，正好用“朴挚”来说明其风格特点。

　　宋人爱用诗来说理。诗人多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这首诗同苏轼《题西林壁》、朱熹《观书有感》等脍炙人口的理趣诗的上品相比，虽略逊一筹，但仍是一首好诗。诗中所讲的道理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亲身感受，所以读来并无枯涩之感。吴曾认为，这是陈师道的“得意诗也”（《能改斋漫录》），评价是中肯的。

　　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

　　范仲淹是宋朝时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他学问很好，能诗能文。他写的《岳阳楼记》十分著名，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任职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或晋升，大家对他都很满意。

　　这时候，有一个叫苏麟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当他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无论职位比自己高的、低的都一个个得到了升迁，而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来，这就是写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去提醒他：千万别忘了自己！想到这里，苏麟高兴起来，他赶忙拿出纸认真地写了首诗，并将诗句呈给了范仲淹，很虚心地请他赐教。

　　范仲淹读着苏麟的诗，很快就会意地笑了。他吟诵着诗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完全懂得了苏麟的言外之意。是呀！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麟得到了提拔。

　　苏麟的这首诗，因为只写了两句，所以称为“断句”。“易为春”，后来演变为“易逢春”、“早逢春”。

　　这首小词从慨叹人生短暂入笔，表现了词人暮年对世情的一种“彻悟”。

　　回首平生，少年的欢情，壮年的襟抱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飞逝的岁月在这位年迈的词人心中留下的只有世态炎凉命途多舛的凄黯记忆。所以词的起首二句“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是饱含辛酸的笔触。这两句属对工畅，集中地、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认识。“短如春梦”、“薄似秋云”的比喻熨帖而自然。接下来，笔锋一转，把世事人情的种种变化与表现归结为“命”（命运）的力量。“原来”二字，透露出一种无可如何的神情，又隐含几分激愤。在强大的命运之神面前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消极地放弃了抗争:“不须计较苦劳心”，语气间含有对自己早年追求的悔意和自嘲。这两句倒装，不只是为了照顾押韵，也有把意思的重点落在下句的因素。情调由沉重到轻松，也反映了他从顿悟中得到解脱的心情。

　　似乎是从宿命的解释中真的得到了解脱，词人转而及时行乐，沉迷于美酒鲜花之中。“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幸遇”、“况逢”等字带来一种亲切感“酒好”、“花新”则是愉悦之情的写照。“三杯”、“一朵”对举，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上下文都是议论，使得这属对工巧的两句尤其显得清新有趣。着墨不多，主人公那种得乐且乐的生活情态活脱脱地展现出来。结语两句，虽以“片时欢笑且相亲”自安自慰，然而至于“明日阴晴未定”，则又是天道无常，陷入更深的叹息中了。“且”是“姑且”、“聊且”的意思。“阴晴未定是感叹世事的翻覆无定，或许还有政治上的寓意。下片末句与上片“万事原来有命”呼应，又回到“命”上去了。作者的生活态度是强作达观而实则颓唐。

　　词人笔下是清雅隽朗的，是以流露出一种闲旷的风致。自然流转，若不经意，全词如骏马注坡，一气直下。通体使用散文化语句，也是比较特别的。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杜塞天下人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浪漫主义诗歌的突出特点是想象奇特。在这首诗中，诗人梦中上天，下望人间，也许是有过这种梦境，也许纯然是浪漫主义的构想。

　　开头四句，描写梦中上天。第一句“老兔寒蟾泣天色”是说，古代传说，月里住着玉兔和蟾蜍。句中的“老兔寒蟾”指的便是月亮。幽冷的月夜，阴云四合，空中飘洒下来一阵冻雨，仿佛是月里玉兔寒蟾在哭泣似的。第二句“云楼半开壁斜白”是说，雨飘洒了一阵，又停住了，云层裂开，幻成了一座高耸的楼阁；月亮从云缝里穿出来，光芒射在云块上，显出了白色的轮廓，有如屋墙受到月光斜射一样。第三句“玉轮轧露湿团光”是说，下雨以后，水气未散，天空充满了很小的水点子。玉轮似的月亮在水汽上面辗过，它所发出的一团光都给打湿了。以上三句，都是诗人梦里漫游天空所见的景色。第四句则写诗人自己进入了月宫。“鸾佩”是雕着鸾凤的玉佩，这里代指仙女。这句是说：在桂花飘香的月宫小路上，诗人和一群仙女遇上了。这四句，开头是看见了月亮；转眼就是云雾四合，细雨飘飘；然后又看到云层裂开，月色皎洁；然后诗人飘然走进了月宫；层次分明，步步深入。

　　下面四句，又可以分作两段。“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是写诗人同仙女的谈话。这两句可能就是仙女说出来的。“黄尘清水”，换句常见的话就是“沧海桑田”：“三山”原来有一段典故。葛洪的《神仙传》记载说：仙女麻姑有一回对王方平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这就是说，人间的沧海桑田，变化很快。“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人往往以为“神仙境界”就是这样，所以诗人以为，人们到了月宫，回过头来看人世，就会看出“千年如走马”的迅速变化了。

　　最后两句，是诗人“回头下望人寰处”所见的景色。“齐州”指中国。中国古代分为九州，所以诗人感觉得大地上的九州犹如九点“烟尘”。“一泓”等于一汪水，这是形容东海之小如同一杯水被打翻了一样。这四句，诗人尽情驰骋幻想，仿佛他真已飞入月宫，看到大地上的时间流逝和景物的渺小。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很浓厚的。

　　李贺在这首诗里，通过梦游月宫，描写天上仙境，以排遣个人苦闷。天上众多仙女在清幽的环境中，你来我往，过着一种宁静的生活。而俯视人间，时间是那样短促，空间是那样渺小，寄寓了诗人对人事沧桑的深沉感慨，表现出冷眼看待现实的态度。想象丰富，构思奇妙，用比新颖，体现了李贺诗歌变幻怪谲的艺术特色。

　　依某种文体原有的内容辞句改写成另一种体裁，叫隐括。此词，即隐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一诗。

　　初读一遍，不过觉得它逐句移植原诗，仅仅清畅淡远而已。反复涵咏体会，才发觉意境精神已脱胎换骨。

　　且看杜牧原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笔，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重阳节，杜牧偕友登齐山，良辰美景，使这位平生抱负未展的晚唐诗人感到难得的欢愉。然而当夕阳西下时，又触动了作者人生无常的愁苦。春秋时，齐景公登牛山，北望国都临淄流泪说：“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诗人感慨何必要象齐景公那样独自下泪，因为人生之无常，古往今来尽皆如此，谁能幸免呢！语似旷达，其实抑郁伤感。现在来看此词。一江秋水，天光云影徘徊其中。

　　万里长空鸿雁初飞，正值重阳。“携壶结客何处？”一问。“空翠渺烟霏。”一答。答话不著一动词，纯然景语，给人的感觉是携酒登高的人，溶入了那山色空翠、烟霏缥缈的一片氤氲之中，意境极为空灵。若用原诗“与客携壶上翠微”的“上”字，反嫌质实。平时身居尘世，难逢开口一笑。今日投入大自然怀抱，自是笑逐颜开。更何况满山茱萸紫、菊花黄，好插个满头粲然，尽兴而归呢！“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多少登高伤怀的昔人，早已成为过去（“非”），但美好的大自然却是真实的、恒常的（“是”）。作者这里所积极肯定的，不单是当下（“今朝”）的自然美景，也肯定了景中之人，当下的人生。词中增添此二句，顿时注入一道源泉活水般的新意，词情显然已同诗情泾渭分流了。

　　作者劝勉朋友，酬答佳节美景，尽管酩酊一醉，不要辜负大好辰光。“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人生有限，更应惜取，何苦对斜阳而怨迟暮呢。此二句虽用原诗，却非故作旷达，实为充分肯定当下人生的价值。“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此三句，移植原诗“古往今来只如此”，但全反其意，更发出新意。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尽在于此。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概括绵延无尽的时间与上下无限的空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作者精骛八极，思通千载，但觉无限宇宙之中，永远充满生机，哪有什么危机呢！作者是宋代著名儒家哲人。在儒家看来，宇宙、人生，本体为一，即生生不息的生机。这生机流行体现于天地万物人生，“亘古亘今，未尝有一息之间断。”（朱熹《中庸或问》）人生虽然有限，宇宙生机却是无限的。人生尽其意义，就是生得其所，体现了宇宙的本体，有限的人生便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心知此意，则人生充满乐趣。“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言外正洋溢着这种乐观精神。朱词与杜诗的结笔，仍是语同而意别。

　　杜诗以人生无常然而聊以自慰，语似旷达而实伤感抑郁。朱词却运用对人生的乐观精神，来否定人生无常的伤感情绪。而这种伤感情绪不知曾折磨过多少古代诗人。回头玩味“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意味更显，也更深长。

　　不妨设想一下，作者重阳结伴登高，兴之所至，于是挥洒笔墨，隐括杜牧诗而成此词。江水，云影，鸿雁，空翠，烟霏，紫萸，黄菊，作者眼中之大自然，无往而非“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一片生机旺然之境界。

　　而重阳佳节，结伴登高，返归自然，开口一笑，酩酊一醉，自己性情之舒展，亦皆充满“乐山”“乐水”，“乐以忘忧”的意趣。作者“胸次之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见于言外”《论语集注》。作者词中，已非杜牧诗中一般人生情感的境界，而是这位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这境界实无异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朱熹此词赞美自然，赞美人生，表现出中国儒家哲学精神，宋词的境界，不失为对宋词的一大贡献。

　　此词抒发性情哲思，贵在深入浅出，出以优美高远的意境和清畅豪爽的格调，故深含理趣而不堕庸俗。

　　《历代诗馀》卷一一七引《读书续录》评云：“气骨豪迈，则俯视苏辛；音节谐和，则仆命秦柳。洗尽千古头巾俗态。”可谓知言。此词属隐括体，贵在以故推新，艺术造诣与杜牧原诗各有千秋。它虽几乎逐句移植原诗，但几处贯注新意，全词也处处意蕴翻新，而具一幅全新的面孔。比如读罢全词，再回味上阕“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就见得入山归来岂止是紫萸黄菊满头粲然，并且是满载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生趣而归。举此一例，全篇皆可连类而及脱胎换骨，只在襟怀之高。点铁成金，却在点化之妙。宋词宋诗，都不乏这种以故为新的艺术特色。这，实际上又是善于继承并创新的整个宋代文化精神的一个体现。朱熹此词，隐喻着这一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