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写梅道士邀饮过程，抒发隐逸情趣。诗人以隐士身份而宴于梅道士山房，因而借用了“金灶”、“仙桃”、“驻颜”、“流霞”等仙道术语和运用“青鸟”、“赤松子”等典故，描述了道士山房的景物，赋予游仙韵味，流露了向道之意。

　　首联“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点题。诗人把长安的宫殿和“烟霞”联系起来，形容它巍峨壮丽，高耸入云。用“紫泉”代替长安，也是为了选取有色彩的字面与“烟霞”相映衬，从而烘托长安宫殿的雄伟壮丽，可是，如此巍峨的宫殿，空锁于烟霞之中，而皇帝更愿意住在芜城。上句着一“锁”字，也突出了长安宫殿的雄伟。经此一垫，下句顺势而来。不居长安，另取江都，隋炀帝贪图享乐、为所欲为的本性已隐隐揭出。一写景，一叙事，一暗写，一明说，写法虽异，但都是围绕批判亡国之君这一主皆而驱使笔墨的。

　　三、四句“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诗人以虚拟的语气说：如果不是由于皇帝的玉印落到了李渊的手中，杨广不会以游幸江都为满足，他的锦帆，大概一直要飘到天边去吧。据史书记载：杨广不仅开凿了二千余里的通济渠，多次到江都去玩；还开凿了八百余里的江南河，“又拟通龙舟，置驿宫”，准备到杭州去玩，只是未成行罢了。诗人从隋炀帝贪图游乐的众多史实中，信笔拈取他耽于乘舟出游这一典型事例，予以讽刺。用笔亦实亦虚，虚实结合。说它“实”，是因为它是以历史故实和隋场帝贪图逸游的性格特征为依据的，所以尽管夸大其事，而终不失史实和人物性格之真；说它“虚”，是因为它揉入了诗人的艺术想象，是通过幻觉而产生出来的最高真实的假象。实际生活中，锦帆之游是绝不会远及天涯的。艺术创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玉玺”一联是深得此道的佳句。在修辞上，此联采用了上下蝉联、一气奔腾的流水对，使诗句呈现出圆熟流美的动态。

　　颈联“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涉及有关杨广逸游的两个故实。一个是放萤：杨广曾在洛阳景华宫征求萤火虫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在江都也放萤取乐，还修了个“放萤院”。另一个是栽柳：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写道：“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树映龙舟。”把“萤火”和“腐草”、“垂杨”和“暮鸦”联系起来，于一“有”一“无”的鲜明对比中感慨今昔，深寓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于今腐草无萤火”，这不仅是说当年放萤的地方此时已成废墟，只有“腐草”而已；更深一层的含意是，杨广为了放萤夜游，穷搜极捕，弄得萤火虫绝种。“终古垂杨有暮鸦”，渲染了亡国后的凄凉景象。

　　上句说“于今”“无”，自然暗示昔日“有”；下句说“终古”“有”，自然暗示当日“无”。从前杨广“乘兴南游”，千帆万马，水陆并进，鼓乐喧天，旌旗蔽空；隋堤垂杨，暮鸦自然不敢栖息。只有在杨广被杀，南游已成陈迹之后，日暮归鸦才敢飞到隋堤垂杨上过夜。这两句今昔对比，但在艺术表现上，却只表现对比的一个方面，既感慨淋漓，又含蓄蕴藉。

　　尾联“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用杨广与陈叔宝梦中相遇的故实，以假设、反诘的语气，把批判荒淫亡国的主题深刻地揭示出来，陈叔宝因荒淫亡国，投降隋朝，和当时隋朝的太子杨广很相熟。杨广当了天子，乘龙舟游江都的时候，梦中与死去的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相遇，请张丽华舞了一曲《玉树后庭花》。这首舞曲是陈叔宝所作。被后人斥为“亡国之音”。诗人在这里特意提到它，意为杨广目睹了陈叔宝荒淫亡国之事，却不吸取教训，既纵情龙舟之游，又迷恋亡国之音，终于重蹈陈叔宝的覆辙，身死国灭，为天下笑。诗在最后发问：他如果在地下遇见陈叔宝的话，难道还好意思再请张丽华舞一曲《后庭花》吗？问而不答，余味无穷。

　　此诗取材于前朝亡国故实，以诗的语言，批判亡国之君，晓喻晚唐皇上，立意高远。篇中以实词撑住全诗，以虚词斡旋其间，取得了既整饬工严又流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首句开门见山，点明“牛渚夜泊”。次句写牛渚夜景，大处落墨，展现出一片碧海青天、万里无云的境界。寥廓空明的天宇，和苍茫浩渺的西江，在夜色中融为一体，越显出境界的空阔渺远，而诗人置身其间时那种悠然神远的感受也就自然融合在里面了。

　　三、四句由牛渚“望月”过渡到“怀古”。谢尚牛渚乘月泛江遇见袁宏月下朗吟这一富于诗意的故事，和诗人眼前所在之地（牛渚西江）、所接之景（青天朗月）的巧合，固然是使诗人由“望月”而“怀古”的主要凭藉，但之所以如此，还由于这种空阔渺远的境界本身就很容易触发对于古今的联想。空间的无垠和时间的永恒之间，在人们的意念活动中往往可以相互引发和转化，陈子昂登幽州台，面对北国苍莽辽阔的大地而涌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感，便是显例。而今古长存的明月，更常常成为由今溯古的桥梁，“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金陵城西月下吟》），正可说明这一点。因此，“望”、“忆”之间，虽有很大跳跃，读来却感到非常自然合理。“望”字当中就含有诗人由今及古的联想和没有明言的意念活动。“空忆”的“空”字,表现了诗人对过去的回忆，也暗示了这份回忆注定没有回应。暗逗下文。

　　如果所谓“怀古”，只是对几百年前发生在此地的“谢尚闻袁宏咏史”情事的泛泛追忆，诗意便不免平庸而落套。诗人别有会心，从这桩历史陈迹中发现了一种令人向往追慕的美好关系—贵贱的悬隔，丝毫没有妨碍心灵的相通；对文学的爱好和对才能的尊重，可以打破身份地位的壁障。而这，正是诗人在当时现实中求之而不可的得。诗人的思绪，由眼前的牛渚秋夜景色联想到往古，又由往古回到现实，情不自禁地发出“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的感慨。尽管自己也象当年的袁宏那样，富于文学才华，而象谢尚那样的人物却不可复遇了。“不可闻”回应“空忆”，寓含着世无知音的深沉感喟。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末联宕开写景，想象明朝挂帆离去的情景。在飒飒秋风中，片帆高挂，客舟即将离开江渚；枫叶纷纷飘落，象是无言地送着寂寞离去的行舟。秋色秋声，进一步烘托出因不遇知音而引起的寂寞凄清情怀。

　　诗意明朗而单纯，并没有什么深刻复杂的内容，但却具有一种令人神远的韵味。这种神韵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文字语言和特定的表现手法。这首诗，写景的疏朗有致，不主刻画，迹近写意；写情的含蓄不露，不道破说尽；用语的自然清新，虚涵概括，力避雕琢；以及寓情于景，以景结情的手法等等，都有助于造成一种悠然不尽的神韵。李白的五律，不以锤炼凝重见长，而以自然明丽为主要特色。此篇行云流水，纯任天然。这本身就构成一种萧散自然、风流自赏的意趣，适合表现抒情主人公那种飘逸不群的性格。诗的富于情韵，与这一点也不无关系。

　　此诗借颂扬名不见经传的青溪，来印证自己的素愿。以青溪之淡泊，喻自身之素愿安闲。

　　这是一首写于归隐之后的山水诗。诗的每一句都可以独立成为一幅优美的画面，溪流随山势蜿蜓，在乱石中奔腾咆哮，在松林里静静流淌，水面微波荡漾，各种水生植物随波浮动，溪边的巨石上，垂钓老翁消闲自在。诗句自然清淡，绘声绘色，静中有动，托物寄情，韵味无穷。

　　诗开头四句对青溪作总的介绍后，接着采用“移步换形”的写法，顺流而下，描绘了溪水一幅幅各具特色的画面。你看，当它在山间乱石中穿过时，水势湍急，潺潺的溪流声忽然变成了一片喧哗。“喧”字造成了强烈的声感，给人以如闻其声的感受。当它流经松林中的平地时，这同一条青溪却又显得那么娴静、安谧，几乎没有一点声息。澄碧的溪水与两岸郁郁葱葱的松色相映，融成一片，色调特别幽美、和谐。这一联中一动一静，以动衬静，声色相通，极富于意境美。再看，当青溪缓缓流出松林，进入开阔地带后，又是另一番景象：水面上浮泛着菱叶、荇菜等水生植物，一片葱绿，水流过处，微波荡漾，摇曳生姿；再向前走去，水面又似明镜般的清澈碧透，岸边浅水中的芦花、苇叶，倒映如画，天然生色。这一联，“漾漾”绘水动貌，“澄澄”状水静貌，也是一动一静，极为传神。诗人笔下的青溪，既喧闹，又沉静，既活泼，又安详，既幽深，又素净，从不断的流动变化中，表现出了鲜明个性和盎然生意。读后令人油然而生爱悦之情。

　　其实，青溪并没有什么奇景，它那素淡的景致，为什么在诗人的眼中、笔下，会具有如此的魅力呢？诚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删稿》）王维也正是从青溪素淡的天然景致中，发现了与他那恬淡的心境、闲逸的情趣高度和谐一致的境界。“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诗人正是有意借青溪来为自己写照，以清川的淡泊来印证自己的素愿，心境、物境在这里已融合为一了。最后，诗人暗用了东汉严子陵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也想以隐居青溪来作为自己的归宿了。这固然说明诗人对青溪的喜爱，更反映了他在仕途失意后自甘淡泊的心情。这一点，写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

　　这首诗，自然、清淡、素雅，写景抒情均不刻意为之，表面上看似不着力，而读来韵味隽永醇厚，平淡而有思致。前人评“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是最恰当不过的。

　　在唐人七绝中，也和在整个古典诗歌中一样，以赋、比二体写成的作品较多，兴而比或全属兴体的较少。杜牧这首诗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称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尽而意有余”的名篇。

　　杜牧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具有政治、军事才能，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时他在京城里任吏部员外郎，投闲置散，无法展其抱负，因此请求出守外郡。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环境，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诗从安于现实写起，反言见意。武宗、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正烈，宦官擅权，中央和藩镇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有战斗，根本算不上“清时”。诗的起句不但称其时为“清时”，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没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这是很有意趣的。次句承上，点明“闲”与“静”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爱孤云之闲见自己之闲，爱和尚之静见自己之静，这就把闲静之味这样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地显示了出来。

　　第三句一转。汉代制度，郡太守一车两幡。幡即旌麾之类。唐时刺史略等于汉之太守。这句是说，由于在京城抑郁无聊，所以想手持旌麾，远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长江，东南是东海，故到湖州可云去江海。）第四句再转。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长安西边醴泉县的九嵏山。古人离开京城，每每多所眷恋，如曹植诗：“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传诵人口之句。但此诗写登乐游原不望皇宫、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独望昭陵，则是别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国，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贤是举，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诗人登高纵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当前国家衰败的局势，自己闲静的处境来，而深感生不逢时之可悲可叹了。诗句虽然只是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戛然而止，不再多写一字，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己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写得既深刻，又简练；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庾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

　　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其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篇用赋，在用词和用典上精警切实，不被格律所拘束。它的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的是律诗这种近体诗，却有古体诗的风味，同时又不失清丽。前人认为这首诗“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上进行批评，未必中肯。

　　这首诗在意境上显得清寂或清峭，情绪上则带着比较重的孤独感。

　　诗题点明是乘舟停宿桐庐江的时候，怀念扬州（即广陵）友人之作。桐庐江为钱塘江流经桐庐县一带的别称。“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首句写日暮、山深、猿啼。诗人伫立而听，感觉猿啼似乎声声都带着愁情。环境的清寥，情绪的黯淡，于一开始就显露了出来。次句沧江夜流，本来已给舟宿之人一种不平静的感受，再加上一个“急”字，这种不平静的感情，便简直要激荡起来了，它似乎无法控制，而像江水一样急于寻找它的归宿。接下去“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语势趋向自然平缓了。但风不是徐吹轻拂，而是吹得木叶发出鸣声，其急也应该是如同江水的。有月，照说也还是一种慰藉，但月光所照，惟沧江中之一叶孤舟，诗人的孤寂感，就更加要被触动得厉害了。如果将后两句和前两句联系起来，则可以进一步想象风声伴着猿声是作用于听觉的，月涌江流不仅作用于视觉，同时还有置身于舟上的动荡不定之感。这就构成了一个深远清峭的意境，而一种孤独感和情绪的动荡不宁，都蕴含其中了。

　　诗人之所以在宿桐庐江时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建德当时为桐庐邻县，这里即指桐庐江流境。维扬，扬州的古称。按照诗人的诉说，一方面是因为此地不是他自己的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士”，有独客异乡的惆怅；另一方面，是怀念扬州的老朋友。这种思乡怀友的情绪，在眼前这特定的环境下，相当强烈，不由得潸然泪下。他幻想凭着沧江夜流，把他的两行热泪带向大海，带给在大海西头的扬州旧友。

　　这种凄恻的感情，如果说只是为了思乡和怀友，那是不够的。孟浩然出游吴越，是他四十岁去长安应试失败后，为了排遣苦闷而作长途跋涉的。“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自洛之越》），这种漫游，就被罩上一种悒悒不欢的情绪。然而在诗中，诗人只淡淡地把“愁”说成是怀友之愁，而没有往更深处去揭示。这可以看作孟浩然写诗“淡”的地方。孟浩然作诗，原是“遇思入咏”，不习惯于攻苦着力的。然而，这样淡一点着笔，对于这首诗却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对于他的老朋友，只要点到这个地步，朋友自会了解。另一方面，如果把那种求仕失败的心情，说得过于刻露，反而会带来尘俗乃至寒伧的气息，破坏诗所给人的清远的印象。

　　除了感情的表达值得读者注意以外，诗人在用笔上也有轻而淡的一面。全诗读起来只有开头两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中的“愁”、“急”二字给人以经营锤炼的感觉，其余即不见有这样的痕迹。特别是后半抒情，更像是脱口而出，跟朋友谈心。但即使是开头的经营，也不是追求强刺激，而是为了让后面发展得更自然一些，减少文字上的用力。因为这首诗，根据诗题“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不好可能使上下分离，前面是“宿”，下面是“寄”，前后容易失去自然的过渡和联系。而如果在开头不顾及后面，单靠后面来弥补这种联系，会分外显得吃力。现在头一句着一个“愁”字，便为下面作了张本。第二句写沧江夜流，着一“急”字，就暗含“客心悲未央”的感情，并给传泪到扬州的想法提供了根据。同时，从环境写起，写到第四句，出现了“月照一孤舟”，这舟上作客的诗人所面临的环境既然是那样孤寂和清峭，从而生出“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的想法便非常自然了。因此，可以说这首诗后面用笔的轻和淡，跟开头稍稍用了一点力气，是有关系的。没有开头这点代价，后面说不定就要失去浑成和自然。

　　孟浩然写诗，“遇思入咏”，是在真正有所感时才下笔的。诗兴到时，他也不屑于去深深挖掘，只是用淡淡的笔调把它表现出来。那种不过分冲动的感情，和浑然而就的淡淡诗笔，正好吻合，韵味弥长。这首诗也表现了这一特色。

　　此诗在构思上的特点，是用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诗中并没具体描写战争，而是通过对塞外景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描绘，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开头四句是从军士饮马渡河的所见所感，描绘了塞外枯旷苦寒景象。诗人把描写的时间选在深秋的黄昏，这样更有利于表现所写的内容。写苦寒，只选择了水和风这两种最能表现环境特征的景物，笔墨简洁，又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句的“饮马”者就是军士。诗中的“水”指洮水，临洮城就在洮水畔。“饮马”须牵马入水，所以感觉“水寒”，看似不经意，实则工于匠心。中原或中原以南地区，秋风只使人感到凉爽，但塞外的秋风，却已然“似刀”。足见其风不但猛烈，而且寒冷，仅用十字，就把地域的特点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三四两句写远望临洮的景象。“平沙”谓沙漠之地。临洮，古县名，因县城临洮水而得名。即今甘肃东部的岷县，是长城的起点，唐代为陇右道岷州的治所，这里常常发生战争。暮色苍茫，广袤的沙漠望不到边，天边挂着一轮金黄的落日，临洮城远远地隐现在暮色中。境界阔大，气势恢宏。

　　临洮一带是历代经常征战的战场。据新旧《唐书·王晙列传》和《吐蕃传》等书载：公元714年（开元二年）旧历十月，吐蕃以精兵十万寇临洮，朔方军总管王晙与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等合兵拒之，先后在大来谷口、武阶、长子等处大败吐蕃，前后杀获数万，获马羊二十万，吐蕃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诗中所说的“长城战”，指的就是这次战争。“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这是众人的说法。对此，诗人不是直接从正面进行辩驳或加以评论，而是以这里的景物和战争遗迹来作回答：“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足”是充满的意思。“白骨”是战死者的尸骨。“今古”贯通两句，上下句都包括在内；不仅指从古到今，还包括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意思是说，临洮这一带沙漠地区，一年四季，黄尘弥漫，战死者的白骨，杂乱地弃在蓬蒿间，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这次“长城战”战死的战士，及这以前战死的战士。这里没有一个议论字眼，却将战争的残酷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这里是议论，是说理，但这种议论、说理，却完全是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手法极其高妙。

　　这首诗着重表现军旅生活的艰辛及战争的残酷，其中蕴含了诗人对黩武战争的反对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