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
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
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城南、郭北，互文见义，是说城南城北，到处都在进行战争，到处都有流血和死亡。抒写一场激烈的战事，起句刚叙及“战”，便径接以“死”，而对士卒杀敌的悲壮场景，不作一语描述。战争过后，大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成群的乌鸦，“呀呀”地叫着，争啄着这些无人掩埋的战士。面对这样的惨状，谁都不能不惊心动魄。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这些惨死的战士大声恸哭；也可以理解为死去的战士为自己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他们悲鸣几声。

　　“水深激激，薄苇冥冥”两句，通过景物描写，进一步渲染战场荒凉悲惨的气氛。清凉的河水流淌着，茫茫的蒲苇瑟瑟着，似乎在向人们哭诉着战争的灾难。“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突然，一声战马的长嘶，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它身受重伤，已经不中用了，但仍然徘徊在死去的勇士身旁，悲鸣着不肯离去。表面上，是对战场上的景物作客观叙写，但这些景物，却是经过诗人严格挑选了的典型画面，无一不寄托着诗人深沉的感情在内。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这里，不只是对眼前战场的情景进行描述，而是把眼光移向了整个社会：战争不仅驻把无数的兵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且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四句，诗人抒发了对死难士卒的哀悼之情。“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子”和“良臣”在这里是同位语，指那些牺牲了的战士。诗人饱含感情，用一个“诚”字，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悲痛。“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感叹战士一去不复返，语句极其沉痛，引起人莫大的悲哀。结尾两句同开头勇士战死遥相呼应，使全诗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但诗中运用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歌辞中死人居然说话了，这就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例证。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人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人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侧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人赠给我—把“金错刀”的佩刀，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人所赠及诗人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人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人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人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人的阻挡，诗人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人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人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人常来攻略，掳掠人马，诗人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人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人比理想中的贤人，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人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侧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人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人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霑濡。
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
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
苍龙蚴虯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騑。
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後车。
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休息虖昆仑之墟。
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虖神明。
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
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
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
临中国之众人兮，讬回飙乎尚羊。
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
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
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
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黄鹄後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
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
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
寿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
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
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
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
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謣。
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
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
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
梅伯数谏而至醢兮，来革顺志而用国。
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
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
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

已矣哉！
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
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後下。
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
使麒麟可得羁而係兮，又何以异虖犬羊？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氏。
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诗的前四句，先从位于齐城（今山东淄博）东南荡阴里（一名阴阳里）之三壮士冢写起。“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步出”与“遥望”相呼应，人未到而两眼视野先到，表明了对三坟之专注。“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这是已经来到冢前，看清了三坟相连，形状相似。这三坟相似，也象征着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于君，皆使气好胜，皆被谗不悟。接下去六句转而写坟中三人的遭遇。

　　“问是谁家墓”，明知故问，是为了突出所咏对象。答曰：“田疆古冶子”，这是以两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孙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紧承上句，盛赞三人勇力绝伦。排南山，推倒南山（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剑篇》：“此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里指折断地脉。这样的勇士，结局却又如何呢？“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一朝，既言时间之速，也表明此阴谋之轻易得行。“谗言”二字，倾向性极明，既是对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对主谋者的有力谴责。二句写得斩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个力能推倒南山、折断地纪的勇士来，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实现杀掉三士的目的。诗句所构成的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诗至此，似可结又实未结，因为还留下一个疑问，这就是“谁能为此谋”？答曰“国相齐晏子”。结尾再一次用问答句式，波澜突起，把做国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二句看似客观叙述，不着议论，不含感情，实则皮里阳秋，有深意在。一问，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设此不寻常之谋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为谋之人。

　　“国相”，字面上是点明其身份，实际上是谴责这个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肩负沟通上下、协调文武之责的“国相”，人当以至此。这样的行为与“国相”的地位、气度、职责该是多么的不相称。“齐晏子”，是直点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远展出示众，使人们知道，这个善机变、巧谋划的“名相”，竟干出了这样的事。关于此诗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说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应该有晏婴这样的能臣。

　　从诗的主题和语言看，这首古辞当是出于文人之手。在汉乐府诗作中，此诗显得朴拙了一些，但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人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人。层层推进，语语相衔。诗中两用问答句式，都处在诗的关键处，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气免于平实。语言虽质朴而少文彩，但句句简洁，文雅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俗，可见是经过一番锤炼之功的。

　　《悲愁歌》，一作《乌孙公主歌》。原载于《汉书·西域传下》和 《玉台新咏》卷九。《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以为刘细君作，属“杂歌谣辞。”诗歌以第一人称的自诉，表现了公主远嫁异国、思念故土的孤独和忧伤。

　　前两句写乌孙公主以哀怨的语调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汉朝把我远嫁于在天一方的乌孙国王。看似客观的自我介绍，其实蕴含着无限的伤感和怨愤。此“嫁”，实为和亲，寓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乌孙国与匈奴结盟，匈奴不断骚扰内地，为钳制匈奴，断其右臂，武帝采纳张骞建议，遣江都王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猎骄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少数民族和亲，无疑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各方面的意义。然而，这种于国于家有利的“美人计”，于公主自身却是人格的变异和人性的束缚。“天一方”、“远托”、“异国”等冷漠字眼已透出哀怨之信息，下面着力的值染更见其甚。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远嫁异域，不仅举目无亲，孤苦无依，而且生活环境也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没有崔嵬的宫阙，和暖的春风，没有美味佳肴玉液琼浆，而是以穹庐为室，毛毡作墙，饮以辛酪、食以膻肉。这与内地迥异的生活习俗，对从小过惯汉朝宫廷安逸生活的尊贵王女来说，无疑难以适应。作者以短短十几字高度概栝乌孙国饮食起居的生活习俗， 为以下思矣怀归之情的直接抒发埋下了伏笔。另据《汉书·西域传下》 记载：“乌孙国多雨，寒。昆莫年老，语言不通。”由此可见，公主所以不以审美心态去体味“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国风光，而仅以哀怨叙之，正由于此。

　　远离故国亲人，生活又难如愿，思乡怀归之情于是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直抒胸中郁结已久的忧思，凄婉哀怨，摧人泪下。明知远嫁之意义，回归之无望，又盼展开想象的双翅，化作黄鹄，自由飞回久别的故乡。想象中的满足与事实上的不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汉朝初年，北方少数民族常率众南扰。朝廷有时出兵征伐，有时采用睦邻政策，以求缓和。“和亲”即睦邻的一个手段。汉元帝时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是著名一例。刘细君去乌孙国是大义之举，她思亲人恋故土又是人之常情。《悲愁歌》亦即这矛盾心情中思亲一面的反映。因作者亲身经历，感受倍深，故这首诗写得情切切，意拳拳，真挚动人。在写思乡悲愁的同时，从客观上也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悲愁歌》同汉初的《大风歌》、《秋风辞》一祥深受楚辞的影响，读唱诗时句中加上舒缓语气的“兮”，增强诗的节泰感。诗歌采用白描手法，直抒胸臆。加上质朴无华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押韵，句句合理的推演，使一首虽然短的诗，却将其无比的思念、急切的盼归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用天空的大雁比喻太子刘盈，确立刘盈为太子，是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时的事。刘邦后来发现,刘盈过于“仁弱”，担心他难以继承皇位。他很喜欢赵王刘如意，觉得刘如意很象他。但是，刘盈是“嫡出”，吕雉所生。刘如意是“庶出”，妃子戚夫人所生。废嫡立庶，是件大事；况且，吕雉又是他的元配，曾经患难与共，他一时委决不下，多次征求亲近大臣的意见。但是，大臣中多数是刘邦的故交，和吕雉也有情面；而戚夫人，除了皇帝的恩宠以外，绝没有吕雉那样的“群众基础”。所以，包括留侯张良在内的一班老臣，都劝刘邦不要免去刘盈的太子地位。刘邦看到大臣们拥戴刘盈．认为他象鸿鹊，甚至“一举千里”，那是受了蒙骗。

　　“羽翼已就，横绝四海。”说的还是刘盈，刘邦仍被假象蒙蔽着。吕稚知道刘邦的心思，暗暗心焦，她更知道“母以子贵”的道理，谁的儿子做皇帝，生母就是皇太后，无上尊贵，于是她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求助于大臣，甚至不惜屈尊下跪，求张良帮助。最后，她就按张良的主意，让刘盈去巴结当时的四大名士“商山四皓”。这四个老头儿正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这四位是顶尖的世外高人，人称“四皓”，即四颗明星。张良就让四个老头儿当太子的老师。“四皓”曾拒绝过刘邦的遨请，不肯出山做官，如今却同刘盈同车四游，使刘邦误以为刘盈有才能，孚众望。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刘邦面对戚夫人的哭泣，表达出自己爱莫能助、无可奈何的心情。刘邦病重以后，自知大限不远，曾又一次和大臣们提到接班人问题。大臣们除了陈说利害以外，都对刘盈极口称赞，使刘邦最终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当他把这一情况告知戚夫人时．戚夫人十分悲伤，泣不成声。刘邦宽慰她说：“为我兹舞，吾为若楚歌。”《鸿鹊歌》，就是这样一首忧心忡忡、情意绵绵的歌。

　　刘邦不无忧虑地死去，活着的戚夫人和她的儿子刘如意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双双被狠毒的吕雉害死。得宠的戚夫人一门全让吕雉给收拾了，如意被毒死，戚夫人被砍了手脚，挖眼熏耳，扔到茅房里.看到戚夫人被吕雉变成“人彘”的惨相，连吕雉的亲生儿子刘盈都愤怒地大骂：“此非人所为！”

　　《鸿鹄歌》情真意切，巧用比喻，仍是楚辞遗风，联系史实去读．不乏感人的艺术力量。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
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
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耀，翠盖空踟蹰。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
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旧，贵贱不相逾。
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