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献帝建安到魏文帝黄初年间?196-226?，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一批身经乱离，目击苦难而又肯正视现实的诗人，不但把社会真象摄入笔底，而且注入自己的真切感情。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除了那些反映战乱和人民苦难的篇什外，就是抒发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的篇章。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曹操的《龟虽寿》和曹植的《白马篇》。如果说《龟虽寿》是一位"幽燕老将"的"壮士之歌"的话，那么《白马篇》则是一位英雄少年的"理想之歌"。诗中塑造了一位武艺精绝、忠心报国的白马英雄的形象。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生于乱世，自幼即随父四方征战，"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以来，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而献身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时代的这种召唤，加上为国家统一而南征北战的曹操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的熏陶，培养了曹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理想，铸成了他心中的既有爱国之德又有爱国之才的英雄形象。金代作家元好问说过，真实的诗篇应该是诗人的"心画心声"。可以说，《白马篇》就是曹植的"心画心声"，寄托了诗人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

　　全诗共28句，我们不妨把它分为四层来理解。

　　开篇两句是第一层。"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白色的战马，饰着金黄的笼头，直向西北飞驰而去。首句不写人而人却在其中。这里用的是借代和烘托的手法，以马指代人，以马的雄骏烘托人的英武。白马，在古人眼里，除具有能战善战，堪负重任的品格外，还象征着坚定、忠诚、奉献、牺牲。"生乎乱，长乎军"的曹植，"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以白马来指代他理想中的少年英雄，是再贴切不过的了。"连翩西北驰"，显示了军情的紧急，创造出浓郁的战争气氛。

　　"借问谁家子"以下12句，是第二层。如上所述，诗一开头即写军情紧急，可是接下来却以"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的问答宕开，缓笔插入对这位白马英雄的描述，造成诗篇节奏上的一张一弛。幽并，指幽州和并州，是燕、赵故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诗中写这位白马英雄是"幽并游侠儿"，以见其根基不浅。古人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这位"少小去乡邑"的白马英雄却能久经征战而扬名边塞。何以如此？接着诗人便以饱蘸热忱的笔触描述英雄的精绝武艺：

　　宿昔秉良弓，木苦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宿昔秉良弓"，是说他早早晚晚弓箭不离手；"木苦矢何参差"，是形容他射出去的箭络绎不绝，纷纷疾驰。这两句是写他长期坚持不懈地苦练骑射技术的情景，说明他精深的武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下边接着即写他过硬的骑射技术：左右开弓，仰射俯射，或动或静，箭无虚发。敏捷胜过猿猴，勇猛好像虎豹和蛟龙。诗人以高度凝练的笔墨、铺陈描写的手法，生动形象而又集中概括地交待了这位英雄的不凡的来历和出众的本领。这就不仅回答了这位白马英雄是何等人物，他何以能"扬声沙漠垂"，而且为下边写他英雄事迹作了坚实的铺垫。"边城多紧急"以下6句，是第三层。从结构上讲，这里是紧承开头"连翩西北驰"的，这既是"西北驰"的原因，也是"西北驰"的继续。从内容上讲，这是把人物放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来塑造。"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边塞城邑多次报警告急，敌军骑兵频繁犯边。插着羽毛的紧急文告从北方传来，白马英雄立即催马登上防御工事。只用了4句20字，便写出了英雄急国家所急的侠肝义胆。在边塞紧急的关头，国家一声令下，他毫不犹豫,立即奔赴前线。"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两句,是正面描写人物的英勇。"蹈"、"凌"二字有力地表现了他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从结构上讲，这两句是承前启后的过渡句，既是前段描写的自然归结，又是诱发下文议论的引言。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是最后一层。意思是说，投身于刀锋剑刃的战场，岂能不置生死于度外？哪里还顾得上父母妻儿之情？既然编入壮士的名册，参加到军队的行列，心中就不能有什么私念，就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视死如归?这既是诗篇中主人翁的独白，又是诗人对英雄崇高精神世界的揭示和礼赞。就一般叙事诗来说，把诗中主人翁的本末事迹表达清楚也就够了，用不着再加议论。就本诗而言，这段议论是必不可少的。诵读全诗，我们不难感受到，在层层的铺陈描述中，诗人心中的激情步步上升，到最后已是汹涌澎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得不一吐为快。这是诗人心声的自然流露。也正因如此，我们读来不只没有空泛之感，反觉句句真切，震撼心灵。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过："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这说明他是很看重民歌的。《白马篇》就不离"街谈巷说"、"击辕之歌"的质朴，而又文彩斐然，从而形成了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清人方东树评论曹植的这篇诗说："此诗奇警"，又说此篇"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所论极是。此诗不仅节奏张弛有致，篇章波澜起伏，令人奇警，语言也具有奇警的特色。例如，"木苦矢何参差"的"参差"，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词，本意是长短不齐。可是用在这里就平中见奇，普字生辉了，用来形容射出去的箭纷纷疾驰，络绎不绝，是再形象不过了，怕是难以找到比它更贴切的了。所谓"实出屈子《九歌·国殇》"，是指篇末所颂扬的英雄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与屈原《国殇》篇末所歌颂的卫国英雄的"子魂魄兮为鬼雄"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爱国英雄的慷慨礼赞。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过："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意思是说，诗歌以感情为根本，以语言为苗叶，以声音为花朵，以思想为果实。曹植在其笔下的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满腔激情，又能从前人优秀的作品和民歌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因此才创造出"白马英雄"这个历久不衰的艺术形象。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不平现象。“郁郁涧底松”四句，以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中国古典诗歌常以松喻人，在此诗之前，如刘桢的《赠从弟》；在此诗之后，如吴均的《赠王桂阳》，皆以松喻人的高尚品格，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世胄蹑高位”四句，写当时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这种现象就好像“涧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至此，诗歌由隐至显，比较明朗。这里，以形象的语言，有力地揭露了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从历史上看，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已经有所发展，至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对门阀统治起了巩固作用。西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门阀统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弊病也日益明显。段灼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晋书·段灼传》）当时朝廷用人，只据中正品第，结果，上品皆显贵之子弟，寒门贫士仕途堵塞。刘毅的有名的《八损疏》则严厉地谴责中正不公：“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晋书·刘毅传》）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当时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左思此诗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时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金张藉旧业”四句，紧承“由来非一朝”。内容由一般而至个别、更为具体。金，指金日磾家族。据《汉书·金日磾传》载，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七代，金家都有内侍。张，指张汤家族。据《汉书·张汤传》载，自汉宣帝、元帝以来，张家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冯公，即冯唐。他是汉文帝时人，很有才能，可是年老而只做到中郎署长这样的小官。这里以对比的方法，表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具体内容。并且，紧扣《咏史》这一诗题。何焯早就点破，左思《咏史》，实际上是咏怀。诗人只是借历史以抒发自己的怀抱，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而已。

　　这首诗哪里只是“金张藉旧业”四句用对比手法，通首皆用对比，所以表现得十分鲜明生动。加上内容由隐至显，一层比一层具体，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这是交代人物、地点。人物是一个美丽姑娘，她的容貌艳丽，性格娴静。地点是“歧路间”，即岔路口，她在采桑。“歧路间”是来往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就为下文“行徒”、“休者”的倾倒预作铺垫。“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紧接“采桑”，写柔嫩的桑枝轻轻摇动，采下的桑叶翩翩飘落。这里明是写桑树，暗是写美女采桑的优美动作。景物的描写对表现人物起了烘托作用。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休，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飖，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主要写美人的服饰，也写到神情。“攘袖”二句，上承“柔条”二句，美女采桑必然挽袖。挽袖方能见到洁白的手。为了采桑，素手必须高举，这样又可见到带着金手镯的洁白而光泽的手腕。用词精当，次第井然。因为是采桑，所以先写美女的手和腕，然后写到头和腰，头上插着雀形的金钗，腰上挂着翠绿色的玉石。身上佩着明珠，还点缀着碧色宝珠和红色的珊瑚。以上几句写美女身上的装饰品，多为静态的描写。“罗衣”二句，写美女轻薄的丝罗上衣，衣襟随风飘动，是动态的描写。动静结合描写美女的服饰，写出美女婀娜的身姿和轻盈的步态。形象十分鲜明。“顾盼”二句，以精妙的字句，勾勒美女神情。美女的一顾一盼都给人留下迷人的光彩，长啸时呼出的气息，芬芳如幽兰。使人感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不为之倾倒吗？所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行路的人见到美女停车不走了，休息的人见到美女忘了吃饭，从侧面描写美女的美貌。应该指出，曹植的这段描写，显然受了汉乐府《陌上桑》的影响。《陌上桑》描写罗敷的美貌是这样写的：“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怨，但坐观罗敷。”这是描写罗敷的美丽，并不直接描写她的容貌，而是描写她用的器物（“笼系”“笼钩”）和穿戴的服饰（“倭堕髻”“明月珠”“下裙”“上襦”）之美及“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四种人见到罗敷以后的反应，从正面和侧面来烘托罗敷的美丽。这些描写与《美女篇》的描写对比起来，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写法却不尽相同，表现了曹植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交代美女的住处，点明她的高贵门第。美女住在城南大路附近的高楼里。“青楼”“高门”“重关”，说明她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而是大家闺秀。“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美女的容光如同早晨的阳光，谁不爱慕她的美貌呢？上句写美女容貌之美，可与前半首合观；下句说无人不为之倾倒，引起下文。这里写美女高贵的门第和美丽的容颜，是隐喻诗人自己的身份和才能。有才能而没有施展的机会，所为他不能不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媒人都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不及时送来聘礼，订下婚约呢？诗人对媒人的责怪，反映了自己内心的不平。媒人不来行聘，这是客观上的原因。而美女爱慕的是品德高尚的人，要想寻求一个贤德的丈夫实在很困难。这是美女主观上的原因。这是比喻志士有理想，但难于实现。美女的理想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可而吵吵嚷嚷，议论纷纷，他们哪里知道她看得上的是怎样的人。这是比喻一般人不了解志士的理想。“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美女正当青春盛年，而独居闺中，忧愁怨恨，深夜不眠，发出长长的叹息。这是比喻志士怀才不遇的苦闷。

　　这首诗通篇用比，比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手法，《诗经》、《楚辞》多用之。《美女篇》以绝代美人比喻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以美女不嫁，比喻志士的怀才不遇。含蓄委婉，意味深长。其实美女所喻之志士就是曹植自己。

　　全诗可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两句以比兴发端，出语惊人。《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说卦》）谚曰：“树大招风。”则高树之风，其摧折破坏之力可想而知。“风”前又着一“悲”字，更加强了这自然景观所具的主观感情色彩。大海无边，波涛山立，风吹浪涌，楫摧樯倾，它和首句所描绘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实际是现实政治气侯的象征，曲折地反映了宦海的险恶风涛和政治上的挫折所引起的作者内心的悲愤与忧惧。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在这样一种心情支配下，作者痛定思痛，在百转千回之后，满怀悲愤喊出了“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这一自身痛苦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权势便不必交友，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无论从传统的观念，无论从一般人的生活实际，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儒家一向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从《诗经·伐木》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今天民间流传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都是强调朋友越多越好。然而，正是由于它的不合常情常理，反而有了更加强烈的震撼力量，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悲愤。从曹集中《赠徐干》“亲交义在敦”、《赠丁仪》“亲交义不薄”、《送应氏》“念我平生亲”、《箜篌引》“亲友从我游”等等诗句来看，作者是一个喜交游、重友情的人。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如今却大声呼喊出与自己本性完全格格不入的话来，不但用以自警，而且用以告诫世人，则其内心的悲苦激烈、创巨痛深，正是不言可知。

　　　　“不见篱间雀”以下为全诗第二段。无权无势就不必交友，这当然不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发出的悲愤至极的牢骚。这个观点既无法被读者接受，作者也无法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因此他采用寓言手法，用“不见”二字引出了持剑少年救雀的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是从反面来论证“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不易为人接受的观点，而实际上却是紧承上段，进一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情绪。

　　黄雀是温驯的小鸟，加上“篱间”二字，更可见其并无冲天之志，不过在篱间嬉戏度日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只于人于物都无所害的小鸟，竟也不能见容于世人，设下罗网，放出鹞鹰，必欲驱捕逐得而后快。为罗驱雀的鹞鹰何其凶恶，见鹞投罗的黄雀何其可怜，见雀而喜的罗家何其卑劣。作者虽无一字褒贬，而感情已深融于叙事之中。作者对掌权者的痛恨，对无辜被害的弱小者的同情，均不难于词句外得之。

　　作者又进而想象有一手仗利剑的少年，抉开罗网，放走黄雀。黄雀死里逃生，直飞云霄，却又从天空俯冲而下，绕少年盘旋飞鸣，感谢其救命之恩。显然，“拔剑捎罗网”的英俊少年实际是作者想象之中自我形象的化身；黄雀“飞飞摩苍天”所表现的轻快、愉悦，实际是作者在想象中解救了朋友急难之后所感到的轻快和愉悦。诚然，这只是作者的幻想而已。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只好在幻想的虚境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其情亦可悲矣。然而，在这虚幻的想象中，也潜藏着作者对布罗网者的愤怒和反抗。

　　曹植诗歌的特点，钟嵘《诗品》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八个字最为确评，也最常为人引用。但就这首《野田黄雀行》而言，“骨气”（思想内容）确实是高的，而辞采却说不上“华茂”。从总体上看，这首诗更具有汉乐府民歌的质朴风味。首先，拔剑捎网、黄雀谢恩这一情节，就明显受汉乐府民歌中许多带寓言色彩的作品的影响。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有“山出黄雀亦有罗，雀已高飞奈雀何”之句，对此篇构思的启发，更是显然。其次，此诗的词句也多质朴无华。“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这种句式完全是纯粹的口语，“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二句中的叠字及顶真修辞手法也都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这些朴实的词句和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正相适应，如果有意雕琢，其感人的力量也许倒反而会减退了。于此可见曹植这个才高八斗的作家向民歌学习所取得的成就。

　　该篇诗人用周公赤心为国，竭忠尽智辅佐周武王周成王，结果仍遭流言毁谤，并被周成王所疑的历史故事，感叹自己尽心王室，志欲为国立功，不但心愿未遂，反而遭受种种打击迫害的不幸与无奈。诗人客观地吟咏历史，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万千感慨充溢其间。

　　该诗起句由《论语·子路》中的“为君难，为臣不易”化用而出，引出诗人“怨”的真实内涵是：“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这是全篇诗眼之所在。

　　接着，诗人用“周公佐成王”至“成王乃哀叹”十四句诗，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表述诗眼，或者说运用历史事实，即通常说的例证法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天威不可干”的“干”，是冒犯之意。这句是诗人对“皇灵大动变”一事的直抒胸臆的评论：识忠奸颠倒易，教天理违物难。本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成王所疑，周公见毁与皇灵动变，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人事与天道的偶然巧合，却引出了天地人物之间的深刻哲理：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成王昏庸固然可恶，然而“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他能知错认错仍有可取之处，暗讽曹汉集团的当政者竟不及成王。

　　结尾“吾欲竟此曲”四句，又是诗的精彩之处：“竟”，终也。“悲且长”，意思是悲而情长，表示有倾诉不尽之意。本来，这四句是乐府歌辞中的套语，特别是“今日乐相乐”一句，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也有此句。无巧不成书，诗人在写作此诗结篇时，正遇魏明帝曹叡召见，君臣燕享时即景所见，而“别后莫相忘”既似恳求又似讽刺，冀希明帝不要在分手之后又把诗人撇在脑后。在貌似轻松的字句中蕴涵着深沉痛楚的矛盾心理，从而使这首咏史政治诗一下子明显地注入了诗人主观的爱和怨，颇有“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之感。

　　该诗的前四句，“难”、“患”、“刊”押韵，后十二句，“言”、“连”、“寒”、“干”、“端”、“叹”等押韵，声调和谐，韵节响亮，从此诗中，曹植对于五言诗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可见一斑。

　　“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出”，“悬璧”指“悬黎璧”，是美玉名。荆山璆，“璆”也是美玉。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得璞玉，世称和氏璧。美玉象征良才，荆山美玉表示绝代良才。《论语·子罕》篇中说：“子贡问孔子：‘现在有块美玉，你是把它藏在盒子里还是等个好价钱卖掉？’孔子说：‘卖掉它！卖掉它！我在等个好价钱。’”这两句诗，内含三层意思：一是赞美卢谌出身名门素有才德。二是暗喻自己和卢谌都是被晋室重用的名门贤才。三是激励卢谌表示我们都是名门出身有盖世奇才的国家栋梁，要联手相惜建功立业，不能让美才荒废。卢谌曾为刘琨的主簿，转从事中郎，后为段匹磾的别驾。刘琨在被段匹磾拘禁后，知道鲜卑人要置他于死地，写诗希望卢谌设法劝说段匹磾，眷念同仇敌忾的知遇之情，饶他一死，共建功业。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姜尚老年在渭水边钓鱼，周文王姬昌出外打猎遇见他，聊得很投缘，姬昌说：“我的先君太公对我说：圣人到西周来时，就是西周强盛之时，你是真正的圣人啊，我的先君盼你好多年了！”姜太公非明主不事，姬昌明主识贤才，他们共建了周王朝的兴盛。这里寓意卢谌转告段匹磾，希望段匹磾能够不杀他，与他共佐王室。“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邓生指东汉邓禹，邓禹十三岁在长安游学，当时刘秀也在长安游学，邓禹看出刘秀是非常之人，便跟随了刘秀，几年后才回到家中。刘玄称帝后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派刘秀到河北镇抚州郡，邓禹闻讯策马北渡黄河，追到邺城与刘秀相见。刘秀留邓禹同宿，彻夜长谈。邓禹劝刘秀说：“守边辅佐刘玄，不如延揽英雄，收买人心，重建高祖之业。”刘秀很欣赏邓禹的建议，每遇大事都要和邓禹商量。后来刘秀即帝位后封邓禹为大将军并说：“邓禹一贯忠孝，和我筹谋帷幄，决胜千里。”刘琨希望卢谌转告段匹磾，他在并州失利后千里投奔段匹磾，也是报着对段匹磾的敬仰和信任而来的，他深信段匹磾明智识才。

　　“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上，七日没有吃饭，后用了曲逆侯陈平的奇计才得以脱险。项羽在鸿门，宴请刘邦，范增指使项庄舞剑谋杀刘邦，全靠留侯张良事先结交项伯，才使得刘邦脱险。刘琨希望卢谌像陈平张良一样设法营救自己。“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重耳流亡时，全凭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犨五人辅佐，才使他复国定霸。小白即齐桓公，管仲本来是辅佐齐桓公的哥哥公子纠的，公子纠与小白争立为君，管仲为了公子纠曾拉弓射小白，幸亏只射中了小白的衣钩，对于这欲以致命的一箭之仇，齐桓公没有计较，用管仲为相，于是才有了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的霸主功业。刘琨希望卢谌以此典劝说段匹磾不要因为私人恩怨误了功业大事，同时也也表明自己不会因为被拘禁而计较段匹磾。

　　刘琨以历代贤臣明主兴王图霸的六个典故，说明自己投身报国兴复晋室的意愿，姜尚和邓禹的故事说明英明的君主都善于用人；陈平和张良的故事说明，明君需要贤臣的辅佐，重耳和小白的故事强调只要有才能的人辅佐明君就能成就霸业。以此激励卢谌劝诫感化段匹磾能够不计前嫌放他一马与他共建大业。

　　“吾衰久矣乎，何其不梦周？”典出《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是鲁国的始封君，周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制礼作乐，对国家的安定强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孔子把周公作为周文化的代表，把梦见周公视为盛世有望的吉兆，同时把梦见周公和个人命运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刘琨在这里以惭愧自省的方式对卢谌说：难道是我经不住打击已经被击垮了吗？为什么不再有梦见周公的兴国之心呢？这里的“衰”明指年纪衰老，暗含着并州失利的挫折和投奔段匹磾寄人篱下的艰难以及被囚禁的心身摧残。诗人在这里正说反问，坚定地说明自己不会被击垮，匡扶晋国复兴之心依然强烈。但他清楚身陷牢狱凶多吉少的现实处境，必将促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周公梦。

　　“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圣达节”典出《左传》“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知命不忧”典出《易经·系辞》，原意所启示的是天的法则，即懂得自然变化过程中的机遇，就会明白命运演变的必然规律，就能愉快坦然地接受现实不会忧愁。刘琨在经受生死考验的现实磨难中，深深感悟到即使是看透了世界，通达事理的古今圣人也避免不了忧愁。并引证了“西狩获麟”的典故进一步说明，圣人也也免不了心生忧患。“宣尼”即孔子，汉成帝追封孔子“褒成宣尼公”的谥号。“西狩获麟”典出《春秋》：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听说有人在鲁国西部，打猎捕获到麒麟后，认为麒麟此时出没不合时宜，是国家有难的象征。因此孔子痛哭流涕，他摸着眼泪唉声叹气地说：我们无路可走了！刘琨借孔子对鲁国命运的感叹，抒发了自己面对死亡威胁的焦虑，这焦虑并不是常人不明智的怕死，而是对国家风雨飘摇前程未卜命运的眷顾与忧心。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兴复晋室的功业没有完成，自己的生命却像夕阳一样进入倒计时。“夕阳忽西流”明指人到暮年，暗含着随时被杀的危机。“时哉不我与，去乎若浮云”，诗人这里感叹的不只是时不等人的美人迟暮，更是时不再来机不可得的悔悟。一切都晚了，无法退回到从前了。身陷牢笼，想飞也飞不出去，失去自由的人，生命脆弱的像天边的浮云，随时都可能无声无息的消失。刘琨一代名将，在四面楚歌的西晋末年，他盘踞并州十载，抗击匈奴多年，被后人元好问在诗中与曹操、刘备相提并论的盖世英雄，铁骨铮铮而发出这样的悲音，可叹啊！

　　此诗上述对卢谌说的话都是假设期望，既是一种自慰，更是一种绝望的求救，他明知必死无疑，却身不由己的做了最后的活命力争。他力争的是匡扶晋室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苟且偷安的延年益寿。

　　“朱实陨劲风，繁华落素秋。”这里像《离骚》一样渗透着春生秋杀草木零落，生命将尽壮志未酬的悲凉。红熟透香的果实被无情的秋风扫落，浓艳的花儿被严霜打残。一个大有希望功成名就的天下英雄，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毙，人生的无常是多么的可怕。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在神州陆沉，北方沦陷，刘琨独立并州，坚守了北方仅存的一方土地，深得人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失算之灾。当石勒出兵并州，刘琨全军尽出中了埋伏，在无路可退之时，不得不只身投奔鲜卑人段匹磾，偏偏又遇上鲜卑内斗，祸及刘琨。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诸多因素把刘琨逼上车翻马仰的狭路，虽然并州失利在策略上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投奔鲜卑确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选择。刘琨本意是想暂时利用段匹磾，伺机东山再起，重建功业。让他料想不到的是护送段匹磾奔丧的世子刘群，不幸被段匹磾的仇敌从弟段末波利用，惹来灭门祸殃。在这冤家路窄的狭路上，不但断送了他的事业，而且还搭上了自己以及他的儿子侄子四人的性命。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意思是说：为什么久经沙场、叱咤风云的铁骨英雄，变得如此的软弱无能呢？只有经过失路多难的人，才能够有这种切身的感悟。不管有多么强大，在死亡的绝路上委软如泥。声震百兽的老虎一旦掉入陷阱，喘气都是柔弱的。古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哀鸣，是令人心酸的踏上人生绝路的哀鸣。结尾这两句在慷慨激昂的韵调中透出无限凄凉的意绪，将英雄失路的百端感慨表达得感人至深。

此诗极力铺陈，篇目点题，寓意双关，以实带虚，以史咏怀，意旨贴切，语意慷慨，抒情悲凉 。

　　此诗是作者登上庐山最高峰眺望四野山道时抒怀。好山泽之游的谢灵运，来到庐山，并登上“绝顶”，实现了夙愿；放眼四顾，只见“积峡忽复启”、“峦垅有合沓”，这壮丽的自然景色使诗人感奋。

　　这诗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明代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古诗归》，录有谢灵运这首《登庐山绝顶望诸峤》，只有六句：

　　积峡或复启，平涂俄已闭。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他们对这诗很是欣赏。钟云：“六句质奥，是一短记。”谭云：“他人数十句写来，必不能如此朴妙。”可是谢灵运的游览诗，绝没有这样寥寥数语的；《古诗归》所录，实是残缺不全的一个片断。至少，根据《文选》李善注等古籍记载，这诗前面还有六句：

　　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扪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而且，按谢诗的一般习惯，在《古诗归》所录六句的后面，很可能还有许多句，只是不见记载罢了。总之，钟、谭二人拿残诗当完篇来评论，近乎盲人摸象。他们因此受到后人反复讥刺，这事情也变成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有名的笑话。

　　可是，撇开学问不谈，人们是否注意到：这诗究竟是残缺的好，还是比较完整的好？至少，《古诗归》所录六句，作为一首诗看，除开头有些突兀，总体上是不错的，诗意集中，抓住了景物的特征。如果加上另外六句，就显得拖沓、累赘，节奏平缓无力。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