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丁督护歌》又作《丁都护歌》，是《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旧题。语出《宋书· 乐志》：彭城内史徐逵为鲁轨所杀，宋高祖派都护丁旿收敛殡埋。逵的妻子（高祖长女），呼旿至阁下，亲自问殡送之事，每次问就叹息说：“丁都护”，声音很哀惋凄切。后人依其声制了《都护歌》曲。《唐书· 乐志》也云：“《丁督护歌》者，晋宋间曲也。”按《乐府诗集》所存《丁督护歌》都是咏叹戎马生活的辛苦和思妇的怨叹。李白用旧题别创新意，与旧题毫无牵涉。只取其声调之哀怨。此诗描写民夫拖船的痛苦，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关于此诗，过去有人以为是咏历史题材，寻绎语意，是不合的。王琦说“考芒砀诸山，实产文石，或者是时官司取石于此山，僦舟搬运，适当天旱水涸牵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劳苦，太白悯之，而作此诗。”运石劳苦，太白悯之而作是对的；但有些教科书注释和原诗首句也有扞格。教科书注者把“云阳上征去”释为李白“自云阳乘舟沿运河北上”。既是能行舟，就不能说“水涸”需“牵挽而行”。社会科学院所编《唐诗选》为圆王说，认为是船工从云阳向上水拖船走去。如从有些教科书所注云，运石之船固然是向上游拖去，但这都是作者乘舟之所见，唯其乘舟溯江而上，沿河向上游拖船之状以及“两岸饶商贾”才能可见。“云阳上征去”是观察点。从“两岸”起至“无由”句都是从这观察点写所见所闻所感。作者对商贾之描写不多，只一句，一句中只着了一个“饶”字，就写出了两岸商业之繁荣，商贾之多，富人生活之富。“饶”者多也，但“多”字替代不得。下面大量的笔墨而是写船工生活。“吴牛”两句形容活之累。《世说新语·言语》：“（满）奋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吴牛即用此典。此典既写出了天气的异常炎热，又含蓄地告诉人们，船工也像吴牛一样在累死累活地干，因此用典之后，诗人满怀感叹地说“拖船一何苦”，“一何”二字下得好，既体现了拖船之苦，又饱含了诗人的无限同情心。五、六句写船工所吃，活累天气热。可连一口清水都喝不上。“不可饮”却得饮，“半成土”也得装壶中。与首二句联系起来，作者用了对比法，商贾的生活与劳工之生活判若泾渭。“一唱”二句写所闻，看到的已使人十分伤心了，可偏偏那哀切的“都护歌”又传入耳中，这位“平生不下泪”的旷达诗人到此也不能不“心摧泪如雨”了。“万人”两句又写所见，这两句是说：石头大且多，从事开凿者数以万计，运送到江边更是一件困难的事。作者由拖船之苦进而想到从石山运送巨石到江边之苦了。末两句说：磐石广大，采之不尽，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会让人民千古掩泪悲叹。作者以“掩泪”作结，加深了全诗的沉痛感。

　　这首诗作者怀着沉痛的心情，以朴质的语言给读者描绘了一幅辛酸的河工拉纤图，透过诗句读者仿佛看见了当时两岸冶游的富商，豪门子弟，瘦骨伶仃的船工；仿佛听到了河工的劳动号子，伤心的歌声，催人泪下的呻吟。透过诗句，读者也仿佛听到了正站在行舟上的年青诗人的发出肺腑的悲叹。此诗的语调是沉郁的，与他平常明快、洒脱的诗句不同。这又代表李诗另一种风格。世称杜工部诗多“沉郁顿挫”之作，此诗即使放入杜集中，也难分出雌雄的。因此，大凡一个集大成的作者，风格总是多样的，不可一概而论之。明胡应麟所撰《诗薮》云：“李杜才气格调，古体歌行，大概相埒。”言之成理。

　　作者以当时胡虏之事为题，以小说般的叙事结构，勾绘了一幅生动的画卷：胡人桀骜，横侵塞北，北征之将帅平荡单于，擒其君长，使其种落奔散，凯旋归于咸阳，使朝廷永无北顾之虞。这首诗在歌颂反击匈奴贵族侵扰战争的同时，也描绘了远征将士的艰苦生活。

　　全诗分为四段。前六句写胡人兴兵，战事骤起。首二句胡人兴兵北荒，胡星闪耀，渲染出大战来临之前紧张压抑的氛围。“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羽书、烽火报警，前线告急的羽书疾驰如电，报警的狼烟烽火昼夜不息，充分表达出前线战事吃紧的紧张状态，表现出匈奴敌军来势汹汹的场面，为下文写汉军将士英勇奋战做伏笔。三四两句写汉军驰救，救边的将领率军出征，兵车森严列队前进。表现出军队的临危不惧，反映出将士们的坚定意志。

　　“明主”四句，天子按剑警觉，不安席坐，飞扬的内心也愿驰骋疆场，率军杀敌。天子选将出征，勇猛的将士率军前进，连山的旌旗布满战场，写出了君臣一心，公御外辱的坚定信念。

　　后“兵威”八句，从侧面描写战争。首先是汉兵气势雄伟，其声势震慑绝域沙漠，杀气直冲云霄，表现出将士们浩荡的御敌气势。其次是列阵开营，在大漠搭起营帐，克服艰难条件，充分修整，以迎接最后的决战。随后四句描写是沙场苦况，风沙紧，旗凋伤，画角哀，衣卷霜。立冬时节天气寒冷，狂风卷集着风沙向战士们袭来，旌旗飒飒，飘荡在万物凋伤的边塞。“画角”二句极妙，愁语亦壮。在边地的月光之下，号角吹响，更显示出战争的凄凉之意。战士们的铁衣之上凝聚起层层寒霜，反映出军旅生活的条件之艰苦，而战士们不惧艰辛，舍命保国，反衬出战士们浓浓的爱国情怀。

　　末六句写战胜强敌，凯旋归来。斩楼兰，射贤王，挥利刃直斩楼兰王，弯雕弓直射左右将领，是指擒贼先擒王，表现出军队高昂的斗志。“斩楼兰”深深表明此次战争已经取得战争的胜利。平荡单于，种落奔亡，说的是清除边患，平荡匈奴所属部落。最终凯歌回京，百姓相迎，报功天子，表现出了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全诗描绘了一幅激烈的战争场面，将士们奋力抗击匈奴，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虽描写胜利，但给人更多的并非喜悦之情，而是充满了悲怆凄凉之感。

　　《自君之出矣》是乐府旧题，题名取自东汉末年徐干《室思》诗句，《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自六朝至唐代，拟作者不少，如南朝宋时的刘裕、刘义恭、颜师伯，陈朝陈后主，隋代陈叔达等，均有拟作，唐代作者尤多，见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这些拟作，不仅题名取自徐干的诗，技法也仿照徐干的诗。雍裕之这首诗（《吟窗杂录》载辛弘智《自君之出矣》与此诗相同，并收入《全唐诗》），模仿的痕迹尤为明显。这首诗表现了思妇对外出未归的丈夫的深切怀念，其手法高明之处在于立意委婉，设喻巧妙，所以含蓄有味。

　　自从夫君外出，思妇独守空闺，整日相思怀念；平日梳妆打扮，都是为了让他看了满意，而今他走了，便不必再去对镜簪花了，她想：“这宝镜为谁明呢？”意思是宝镜既不为谁明，也就自然不明了，是“明镜暗不治”的进一层说法，比李咸用《自君之出矣》“鸾镜空尘生”说得更为委婉。这种表达方式，不只是徐干《室思》的继承和发展，其源可上溯到《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意思是：“妆扮美容，只是为丈夫；丈夫不在，何必梳妆？”这就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的“女为悦己者容”，正表现了女子对于丈夫的忠贞。

　　思念夫君，就像陇头的流水，长流无极；听到陇水呜咽的流声，让人肝肠断绝，感伤悲泣。在徐干《室思》中，只是说“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是一般化的说法；雍裕之则将“流水”具体化为陇水，这就如同北朝无名氏的《陇头歌辞》中的句子：“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四野。”以及“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这首歌刻画了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的形象。“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因为暗用了《陇头歌辞》，便使所思念的夫君在外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内容，即在外过着凄凉漂泊的生活；这个“思”字，便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主人公简直要声泪俱下了。除了“陇头流水”的联想之外，这里还保存着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这一巧妙的比喻。这种比喻是将感情物化，即以有形的物体的形象来比喻无形的内心的情思。以流水喻思君之情，可以兼含多种意思：第一，以水流不断，比喻日夜思君，如“无有穷已时”即取此义；第二，以水流无限，比喻思妇情长。如李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以流水之长比喻情意之长，即取此义；第三，以流水呜咽，比喻情意凄切。如果说前二义可以在流不断与思不断、水无限与情无限之间直接找到“相似点”，那么水流呜咽与情意凄切便很难直接找到“相似点”，必须加以联想，由流水联想到水声，由水声联想到呜咽哭泣之声，由呜咽声再联想到感情的凄切。这是超越“相似点”的比喻，是“不似之似”，修辞学上称为“曲喻”。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即属于此类比喻。由于《自君之出矣》后两句的比喻十分巧妙，不仅化无形为有形，增加了诗的形象性，而且具有多种含意，这就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联想天地，使读者读了感到余味无穷。

　　这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收录《鹧鸪词》三首，有李益的这首和李涉的两首。李涉诗云：“湘江烟水深，沙岸隔枫林。何处鹧鸪飞，日斜斑竹阴。二女虚垂泪，三闾枉自沉。惟有鹧鸪鸟，独伤行客心。”李益与李涉在诗中都用了湘江、斑竹、鹧鸪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为所要表现的主题服务。可见《鹧鸪词》在内容上均是表现愁苦之情的，而且都须用“鹧鸪”的飞鸣来托物起兴。也就是说，《鹧鸪词》中少不了鹧鸪，此外鹧鸪在诗中还有切题、破题的作用。

　　两首诗不同之点是：李涉的《鹧鸪词》由怀古兼及游子行客之情。他充分运用联想：看到湘江水深，想到屈原的沉江自杀；看到斑竹阴阴，想到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听到鹧鸪的啼叫，触动自己羁旅的愁怀。所抒之情，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泛咏愁情。李益的《鹧鸪词》，写一位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抒情较强烈，也更集中。

　　李益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湘江一带的女子。诗的开头写她怀远的愁情，不是用直陈其事的方法来正面描写，而是用“兴”的手法烘托和渲染，使愁情表现得更加含蓄而有韵致。

　　如前两句都是用兴的手法。首句“湘江斑竹枝”又兼用典。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舜南巡而死，泪下沾竹。这种染上斑斑泪痕的竹子，称为“湘妃竹”，又称“斑竹”。诗中人看到湘江两岸的斑竹，自然会想到这个优美而动人的爱情传说，连类而及，勾起自己怀念情郎的愁绪。正在这时，诗中人又看到引动她愁绪的另一景物，那长着锦色羽毛的鹧鸪，振翅而飞，且飞且鸣，其声凄清愁苦，听到鹧鸪的啼叫，更加重了她的愁绪。鹧鸪喜欢相对而啼，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大凡游子、思妇，都怕听鹧鸪的啼叫。看到听到鹧鸪的飞鸣，自然会使这位思妇的愁怀，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着诗句自然地过渡到“处处湘云合”一句，以笼罩在湘江之上的阴云，来比喻女主人公郁闷的心情。以阴云喻愁怀，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手法。《文镜秘府论·地·六志》引《赠别诗》曰：“离情弦上急，别曲雁边嘶，低云百种郁，垂露千行啼。”释曰：“……上见低云之郁，托愁气以合词。”《鹧鸪词》的“处处湘云合”，既是对实景的描写，又巧妙地比喻女子愁闷的心情。

　　诗的前三句，诗人用湘江、湘云、斑竹、鹧鸪这些景物构造出一幅有静有动的图面，把气氛烘托、渲染得相当浓烈，末句突然一转，向苍天发出“郎从何处归”的问语，使诗情显得跌宕多姿而不呆板。它写出了主人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们仿佛看到她伫立湘江岸边翘首凝望的身影，感觉到她盼郎归来的急切心情，人物与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一致，绘出了一幅湘江女子怀远图来。

　　这首诗清新含蓄，善用比兴，具有民歌风味。抒情手法全靠气氛的渲染与烘托，很有特点。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一树衰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
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

　　这首诗形式上为乐府民歌，语言自然朴素，寓意也十分浅显明白。以种瓜摘瓜作比喻，讽谏生母武则天切勿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伤残骨肉，伤害亲子。

　　开始两句描写种瓜黄台下，果实累累。诗人者使用“离离”这一叠词，简括而又形象鲜明地点染出瓜熟时长长悬挂在藤蔓上的一派丰收景象。接着写出“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的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一个“好”一个“稀”，言简意赅，形象鲜明，对比强烈，深刻地揭示出事物生长变化的辩证规律，于轻描淡写中寄托了诗人的深远用意。“三摘犹自可”使用让步修辞手法，以突出“摘绝抱蔓归”的可悲结局。诗人的原意是借以对武后起到讽喻规劝作用，希望她做事留有余地，切勿对亲子一味猜忌、过度杀戮。否则，犹如摘瓜，一摘、再摘，采摘不已，最后必然是无瓜可摘，抱着一束藤蔓回来。

　　这首诗在格调上比较类似于曹植的那首“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诗》）但曹植用豆和豆萁比喻兄弟相煎的情形，而李贤这首诗却是用藤和瓜比喻母子“相煎”。所以，相比于曹诗“相煎何太急”这样激烈的言辞来，李贤的这首《黄台瓜辞》更多的是一种哀惋。他在诗句中也没有办法进行指责，因为“敌人”是自己的母亲。李贤的诗中，并没有太抱怨自己的厄运，而是奉劝母后“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不要对亲生儿女们赶尽杀绝。

　　全诗虽只六句三十个字，却表现出一个完整的主题思想。语言平易晓畅，体现了乐府民歌的特色。全诗运用比喻，寓意蕴藉深婉，能收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首拟古诗，通过描写汉初与匈奴的边境战争，歌颂了当时边防将士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功绩，反映了唐初对外战争的某些现实。

　　诗的首联是严整的对句。“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指出交战的双方，又介绍交战的地理背景。能征善战的单于冒顿，杀父自立，灭东胡，逐月支，征服丁零，侵入秦之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势力强盛。西汉初年，不时进一步南下侵扰，严重影响西汉王朝。这里以“冒顿”对“将军”，冒顿既已如此勇猛，那么“将军”自然也是身手不凡的。这里为下文的酣战作铺垫。“乌贪”与“紫塞”相对，说明是在异域的。“紫塞”是古代人们对长城的习惯称谓。紫色，象征着高贵、庄严，不可侵犯，正与乌相对。“乌”字后再加以“贪”字，更易使人产生鄙薄感。诗歌利用字词的形、义及色彩在人们心中的定势，巧妙地造成一种邪不压正的气势，既为下文作铺垫，又表现必胜的信心。

　　“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照应首句，指出“将军出紫塞”的原因。敌人如此猖狂，汉军自然要奋起抗敌。下句的“阵翼龙城南”也因此有了着落。不但正面迎击，还左右包围，两翼的战阵已达“龙城南”——直捣敌巢。足见汉军之强大，英勇抗击外敌的浩然正气充斥字里行间。

　　“雕弓夜宛转，铁骑晓参驔”，进一步描写抗敌将士的战斗生活。他们严阵以待夜不释弓，晨不离鞍，随时准备飞矢跃马，追奔逐北。比起“枕戈待旦”，“夜抱玉鞍”这样的描写新颖而有气魄。“宛转”“参驔”，既恰当地表现了前方将士紧张而又镇定自若的心情，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里虽没具体说明这次交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白日即将结束，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将士们等待迎接决战的胜利，因此从心底发出了呼唤：“太阳呀！请您留下来，让我们与敌军决一雌雄！”日出日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应须驻白日”的呼唤，表面悖理而近痴，实则生动地表现了将士们高昂的斗志。这是由“安得长绳系白日”诗句变化来的。结尾以“战方酣”三字，并未直说战争的胜负，但孰胜孰负已然明了，因为第二联已表明直捣敌巢——阵翼龙城南了。总体来说，这是一首裁乐府以入律的佳作。

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

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缦绾上青楼。
金章紫绶千馀骑，夫婿朝回初拜侯。

　　《青楼曲二首》的第一首诗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白马金鞍上的将军，正率领着千军万马，在长安大道上行进，越走越远，到后来就只见地上扬起的一线飞尘；一个是长安大道旁边的一角青楼，楼上的少妇正在弹筝，那优美的筝声并没有因楼外的热烈场景而中断，仿佛这一切早就在她意料之中似的。前面的场景热烈、雄伟，给人以壮丽的感觉；后面的场景又显得端庄、平静，给人以优美的感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前后互相映衬，对照鲜明。

　　诗人把这两个不同的场景连接在一个画面上的方法，就是通过楼头少妇的神态，将长安大道上的壮丽场景，从她的眼中反映出来。表面上她似乎无动于衷，实际上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欣羡，情不自禁地一路目送着那马上将军和他身后的队伍，直到飞尘滚滚，人影全无，还没有收回她的视线。

　　这少妇与马上将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此关注他的行动，这可从《青楼曲二首》的第二首诗中找到答案。原来那马上的将军是她的夫婿，他正立功回来，封侯拜爵，就连他部队里许多骑将都受到封赏。他们经过驰道回来时，把满路杨花都吹散到御沟里去了。把这两首诗合起来看，前一首描绘的是一支皇家大军凯旋的场景。因为这次胜利的不平常，连皇帝都亲自出迎了，作为将领的妻子，她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诗人未用一句话直接抒写她内心的激动，而是写她从楼头“遥见”的热烈场景，读者却可想象到她看到这热烈场景时的内心感受。这正如北宋诗人梅尧臣对诗创作所概括的两句话：“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诗人是借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图景反映盛唐时期的现实面貌。这幅描写大军凯旋的历史画卷，使人联想到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一支千军万马的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不能够整齐地在市街上前进，连楼头弹筝少妇都丝毫不受惊动。诗里还再现了唐代都城长安的一片和平景象，不言而喻，这支强大的军队，维护了人民和平美好的生活。从楼头少妇的眼中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尚武风气。唐代前期，接受了西晋以来以及南北朝长期分裂的痛苦教训，整军经武，保持了国家的统一与强盛。在这两首诗中，一种为国立功的光荣感，很自然地从一个征人家属的神态中流露出来，反映出盛唐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