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长安城中看到了往日娇生惯养的黄金之躯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城之后的凄惨遭遇。

　　诗中情感十分复杂，既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的庸俗忠君思想，又有对处于特殊历史境况下“但道困苦乞为奴”的弱者的悲悯之情。联系杜甫平常对锦衣玉食的纨挎子弟的厌恶情绪看，此际应是出于一种人道的同情。

　　原来居住在华堂高殿中的王孙贵族们已经纷纷逃出长安，“走避胡”，一路逃亡出去。“金鞭断折九马死”，慌忙的逃命，以至于把金子装饰的马鞭都打断了、打死了九匹马，这是一种夸张，说明奔逃时候的惶恐之状，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因为特别急、特别快，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能够完全带走，所以就有一些“可怜王孙泣路隅”，因为失去了父母，被父母遗弃在长安城中，在路边哭泣。杜甫问这些王孙们，“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怕被胡兵知道被抓去做俘虏，只是告诉诗人他现在是困苦交加，哪怕做别人家的奴仆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够活命。再看他身上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这个孩子已经在荆棘中躲藏了好多天了，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到处都是伤。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要安慰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善保千金躯，相信唐兵一定会打回来的。长安城里的王气依然存在，国家不会亡。那种昔日的繁华一定会再回来。可见杜甫虽然身处乱中，身作长安，仍然心系国家，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诗人在长安城里虽然被封锁在长安城中，但是诗人仍然通过不同的渠道很多关系关心着当时战争的时局。

　　作者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也无法遮顾，可悲可叹。

　　全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写景写情，皆诗人所目睹耳闻，亲身感受，因而情真意切。荡人胸怀，叙事明净利索，语气真实亲切。写同情处见其神，写对话处见其情，写议论处见其真，写希望处见其切。杜诗之所以称“诗史”者，盖在于此也。

　　在诗中，诗人并不打算普及打鱼的要诀，或以赢得一位渔民的钦佩为写作初衷，他有办法绕开难缠的习俗，而及时应邀出席诗神的宴会。这是他第二次观看打鱼的场景，其中的情境，包括鱼水情、主客关系，都有较大程度的相似，但是什么缘故令他再写一首观看打鱼的诗？这首诗旨在弥补上一次观打鱼之作的某个纰漏吗？

　　既然渔夫可以一而再地打鱼，而不担心两次打鱼造成生活或审美的不当，那么，为何其他诗人会徒生烦恼：考虑两首性质相似的诗中的重复色彩，进而质疑诗的可信度？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的写作戒律之一在于避免同一性，准确地说，就是避免予人一种同一性印象。然而，如果诗人看重的并不是对这种同一性的避免，而是力求其他意趣的立足，他就有理由游离牢固的老主顾，去他处谋生。

　　当他身处一次打鱼的热闹场合中，他有不少于三种视角来组织所见所闻的材料：其一，叙述渔民的命运，尤其是涉足其中一位渔夫的家庭现况，缩小网眼，捕捉情感的渔利；其二，侧重于渔民捕鱼技艺的描写，细说每一个步骤，将人与鱼的关系条分缕析；其三，以这场打鱼的活动为背景，观察失鱼之后水塘的失色，以及由此及彼，波及家国的命运感。而第四种策略是大团圆、大杂烩：将上述三种写作思路扭结在一起，再顺势推出那最动人心弦的主旋律。

　　介于清晨与日暮之间的那些光阴似乎仅仅是为了凸显两个端点而甘愿消遁，这个判断的含义不妨理解为，这首诗虽然依赖时间的先后关系来设置内在运行秩序，但是，也就是在读者所熟悉的两个计时符号出现后，时间就失效了、凝固了，不见任何作用。甚至，出现在较后位置上的“日暮”也极有可能是他的虚造，作为观打鱼的游客，他根本不曾挨到天黑才离开现场，日暮之际，那遭受洗礼的苍江将为蛟龙提供怎样的河床，或者蛟龙作为诗意的后援是否属实，都不是值得细察深究的环节。蛟龙的处境之设想，实际上和上一次观打鱼的感慨——咫尺波涛永相失——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无鱼的后苍江时期，人的处境与孤旅将遭受怎样的顾虑？

　　但是，第二回踏入类似的河边，他把顾虑的基调起得更为高亢，无鱼之状况被打鱼之场面所形成的雷同“干戈兵革斗未止”的印象所遮蔽，成为上一首诗的寄托，而无法在这一次觅得容身之所：他把寻觅意图的脚步往前挪了一步——打鱼是一次搏杀，涉及生死，相当于干戈兵革之争，但相比于后者，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乐趣，而一旦意识到这种乐趣的存在，以及置身其中沾染到这份乐趣，他就察觉到了罪孽，此刻，他所关切的不再是无鱼的后果，而是“凤凰麒麟安在”。这也许就是他再写打鱼情况的内在需要，或可说，他心目中的“凤凰麒麟”确有所指，在此次观打鱼的时期，变得更为重要。不过，以“暴殄天物”作为自省的休止符，有一点过分，差一点成为佛家的信条，但读者应该了解到这不是在批评渔民，或者有关买卖鲜鱼的贸易，或是为了改善伙食的厨娘，他是在进行一次自责，为一首诗寻找最初的心跳，并通过树立起自责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来嘲讽鱼肉百姓的尸位素餐之辈，也即，这首诗在最后几步，不是醉后才吐真言，而是按照既定计划，有效地实现了纪行诗向反讽诗的切换，到头来，读者才接受其中原本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惨烈游戏。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如苍狗。
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
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
丈夫正色动引经，酆城客子王季友。
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
贫穷老瘦家卖屐，好事就之为携酒。
豫章太守高帝孙，引为宾客敬颇久。
闻道三年未曾语，小心恐惧闭其口。
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丑。
明月无瑕岂容易，紫气郁郁犹冲斗。
时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侧否。
太守顷者领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
王生早曾拜颜色，高山之外皆培塿。
用为羲和天为成，用平水土地为厚。
王也论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旷前后。
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
吾辈碌碌饱饭行，风后力牧长回首。

　　《可叹》，其实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全唐诗》中这样介绍他：“王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甚敬之，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王季友在贫困孤苦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离弃他的柳氏后来又回到他身边。这样跌宕起落的人生，使杜甫大为感叹。《可叹》一诗中，对王季友的故事作了生动描述。

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
倒衣还命驾，高枕乃吾庐。
花妥莺捎蝶，溪喧獭趁鱼。
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
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
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
向来幽兴极，步屣过东篱。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
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

颇怪朝参懒，应耽野趣长。
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
手自移蒲柳，家才足稻粱。
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到此应常宿，相留可判年。
蹉跎暮容色，怅望好林泉。
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
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唐代饮茶风气日炽，上自权贵，下至百姓，皆崇尚茶当酒。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狂饮，而是以茶代酒，所以能聚首畅谈，洗净尘心，在蝉呜声中谈到夕阳西下。钱起为记此盛事，写下这一首《与赵莒茶宴》诗。

　　全诗采用白描的手法，写作者与赵莒在翠竹下之下举行茶宴，一道饮紫笋茶，并一致认为茶的味道比流霞仙酒还好。饮过之后，已浑然忘我，自我感觉脱离尘世，红尘杂念全无，一心清静了无痕。俗念虽全消，茶兴却更浓，直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而散。
　
　　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境啜茗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蝉与竹一样是古人用以象征峻洁高志的意象之一，蝉与竹、松等自然之物构成的自然意境是许多文人穷其一生追求的目标，人们试图在自然山水的幽静清雅中拂去心灵的尘土，舍弃一切尘世的浮华，与清风明月、浮云流水、静野幽林相伴，求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

　　诗题名曰《山店》，实际上那行人尚未见到“山店”的屋宇茅舍，更没有下榻在“山店”，“山店”与行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尽管这样，它在行人的心中已经点燃了希望之光，激起了难以抑制的向往之情。

　　走在平原上，视野开阔，目力所及，远近距离心中亦大致有数。如若有翻山越岭的经历，就知道那情景、那感受完全不一样。走近山脚，迎面是山，再往前走，前后左右皆是山，看上去似乎很近，可是走起来，山回路转，崎岖曲折，绕了半天，还在那座山里，再回头一看，似乎也并没走多远，这样反复几次，人也累了，心也急了，于是乎心中不由地冒一个问题：何处是尽头，何时到尽头？诗的第一句：“登登山路何时尽？”便非常简洁地写出了这种心境。登登，这种声音有种艰难疲惫、单调沉闷之感，而这正是旅人此时的感觉和心情。诗的第二句承第一句而来，“决决”二字摹声又兼写形，表现了诗人选词造句的精巧。由于山峦叠嶂，泉水多，溪流长，所以“决决溪泉到处闻”。山间溪流水位落差大，流速急，才有“决决”之声。如果溪水流出了山，泄入平地，也就变得缓慢而无声息，因而那“决决”之声，仿佛也在告诉行人山路未尽。

　　路未尽，仍须行。诗的二、三两句之间有一处省略，那就是行人在曲折难尽的山路上走了一程又一程。正在夜色苍茫，匆匆低头赶路之际，忽然听到几声犬吠，不觉停下了脚步，仔细倾听，可又别无动静，只听得山风阵阵，木叶萧萧。行人不觉顿悟，原来就是这“风动叶声”使得山犬惊吠，可见山林是多么的寂静，不过既有犬吠，也该有人或人家，于是他又迈开脚步，走着，走着，果然发现了“几家松火隔秋云” 的景象。走了一整天，旅人早已疲倦不堪，亟盼住店，此刻，那闪耀的松火虽然还隔着秋山雾霭，要走近也并非容易，但毕竟是看见了希望之所，盼到了歇宿的“山店”。只有历尽山路的艰辛，才知道此刻的快乐。旅人的欣喜之情不言而喻。

　　这首诗没有用什么比兴手法，它主要描写山间行人的所见所闻，同时采取或虚或实的手法，将人物的行动贯串其间，通过人物行动和颇具特色的景物的结合，巧妙地刻画出人物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富有艺术感染力。

素丝带金地，窗间掬飞尘。
偷得凤凰钗，门前乞行人。

新长青丝发，哑哑言语黠。
随人敲铜镜，街头救明月。

东家新长儿，与妾同时生。
并长两心熟，到大相呼名。

　　从李白《长干行》等诗中可以知道，唐时江南的商业城市，市井风俗是开化而淳朴的，男女孩童可以一同玩耍，不必设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于鹄这首《古词·东家新长儿》，也反映着这样一种生活现实。

　　这首诗未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而取第一人称的“代言”体裁。一位少女提起她的东家少年，似乎全是没紧要的话语，却语语饱含热情，说来十分天真动人。

　　少女首先提到双方同岁的事实，“东家新长儿，与妾同时生”。通常看来，这不过是寻常巧合而已。

　　但这寻常巧合由少女津津道来，却包含一种字面所无的意味。每当强调两个人之间牢不可破的情谊时，人们常说“虽然不能同生，也要共死。”似乎两人情同手足而不同生，乃是一种遗憾。而男女同岁，似乎还暗示着某种天缘奇遇。

　　其次，她又提到“并长——两心熟”。“并长”二字是高度概括的，其中含有足以让人终生回忆的事实：两家关系良好，彼此长期共同游戏，形影相随，有时恼了，一会儿又好了。童年的回忆对任何人都是美好的，童年的伙伴感情也特别亲密，尤其是一男一女之间。“两心熟”，就不光是形影相随而已，而是知心体己，知疼着热。在少时是两小无猜，长成就容易萌生出爱峦。所谓“天涯海角觅知音”“两心熟”是很重要的条件。

　　最后一句提到的事实更平常，也更微妙：“到大相呼名。”因为自幼以名相呼，沿以成习，长大仍然这样称呼，本是平常不过的事，改称倒恰恰是引人注意的变化。另一方面，人际间的称呼，又暗示着双方的亲疏关系，大有考究。越是文明礼貌的称呼，越适合于陌生的人；关系密切，称呼反倒随便。至于“相呼名”，更是别有一层亲昵的感觉。

　　短短四句只说着不打紧的话，却处处溢泄出一种青梅竹马之情。此外，诗中两次提到年龄的增长，即“新长”和“到大”，也不容轻易放过。男“新长”而女已大，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属于生理的。男女孩童的友爱，和少男少女的感情，其间有质的区别。

　　“到大”之后，再好的男女也须疏远，这是受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并不以会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古词》的女主人公在心中叨念东家少年——往昔的小伙伴——的时候，或许也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吧。他们虽然仍沿袭着以名相呼，却不免经常要以礼相见了。

　　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今昔之感，就没有什么必要对往事津津乐道了。

　　这首诗的语言浅近，著色素淡，但取材巧妙。民谣说：“无郎无姊不成歌”。可见情歌总是很动人的。这首诗并不明言爱情，就此而言可以说是“无郎无姊”，但这种欲言又止、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却风度绝妙。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樵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这是一首叙事诗，描写的是跟随刺史崔敏自郊外回来应邀造访居住在城郊的卢少府一事。诗用白描手法，描写了几个生动场景，形象地描绘了楚南的朴实民风，体现了诗人“民利民自利”的社会观，表达了诗人谪居南荒悲愤而凄凉的心境。

　　诗的开篇便点明郊居的地方是在湘江岸边，孤零零的没有邻居，世俗的尘网难以束缚，人人自珍自重。永州地处偏荒，人口稀少，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记载，永州“元和初仅有户八百九十四”，环境宁静，但也冷清。诗的后六句描绘了卢少府城郊住处的安静祥和的景致：莳芍傍柳，正是夏月；泉回路转，垂藤绿竹，环境清幽。主人十分热忱，设筵开樽，虚室以待。楚南民风有陈年老酒专待贵客的习俗，此风至今犹存。“国老”、“贤人”来了，打开陈年老酒，倾尽家有招待客人。出门碰上的是鹅儿戏客，看到的是鸥鸟相爱相亲。在这幅极具楚南风情的画卷中，既有淙淙的泉水、依依的杨柳、浅浅的卵石、垂挂的藤蔓、深绿的竹林，又有鹅儿的欢鸣、鸥鸟的爱语，还有陈年老酒的芳香，更有主客对饮时的笑语欢声。环境幽静，气氛祥和。

　　柳宗元从“生人之意”为动力的历史发展观出发，曾提出“民利民自利”的政治主张。在《晋问》中曾为封建社会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图画：人们按照常规生活，得到自己需要的物资，人人按照社会的规范规范自己方便自己；社会上的物资可以自由流通；长幼亲戚和乐共处，每个人都把敬老爱幼看作是自己的责任，用不着感恩戴德；没有兵灾刑罚之苦，也没有追税逃役之难。这实在是《礼记·礼运》中设计的“小康”社会的具体化。诗人笔下的郊居生活，人的感情是淳朴真诚，自然景物是清幽活泼，正是这种理想社会的缩影。

　　然而理想与现实是矛盾着的，因而诗中描写得愈和乐，就愈能衬托出诗人谪居南荒的孤凄、心境的悲凉与不平。本诗白描叙事，而意蕴深远。句句祥和，字字清泪。首联“无邻”，幽静中透视着诗人的孤独；“世网”里显出诗人的惶恐与无奈，明是羡慕别人，暗里悲怆自己。颔联一“莳”一“开”，一“延”一“值”，民风淳朴，反衬出官场的险恶。颈联的“回”与“转”，写的是幽清的景物，咏的却是诗人的九折愁肠；“依”与“间”，雅静里寄托诗人的无限希望。最是尾联自然高妙，是写实，更是写意，语意双关。从写实看，上路偏偏被鹅儿们戏弄，诗人调皮的语气中突出了丰足、和乐。但“闻道”又可以作懂得了道义，有了渊博的知识解。懂得了道义，反倒落得个听猿猱哀鸣、众鸟啾号的境遇。鸥鸟尚能相亲，自己却过着“囚拘圜土”的生活，这是怎样的不公？联想到《惩咎赋》“既明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的语意，自然美景忽然化作诗人的诉说，不平的呐喊，抒发了诗人对自由的热烈向往之情。

　　诗平中见奇，乐中怀哀。正如苏轼评柳诗所说：“而其美常在于酸醎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诗人玉屑卷之十五·柳曹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