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是以“推敲”两字出名的苦吟诗人。一般认为他只是在用字方面下功夫，其实他的“推敲”不仅着眼于锤字炼句，在谋篇构思方面也是同样煞费苦心的。此诗就是一个例证。

　　全诗只有二十字，作为抒情诗，却有环境，有人物，有情节，内容极丰富，其奥秘在于独出心裁地运用了问答体。不是一问一答，而是几问几答，并且寓问于答。 第一句省略了主语“我”。“我”来到“松下”问“童子”， 见得“松下”是“隐者”的住处，而“隐者”外出。“寻隐者不遇”的题目已经交待清楚。“隐者” 外出而问其“童子”，必有所问，而这里把问话省略了，而写出“童子”的答语：“师采药去。”从这四个字而可想见当时松下所问是“师往何处去”。“我” 专程来“寻隐者”，“隐者”“采药去”了，自然很想把他找回来。因而又问童子：“采药在何处？”这一问诗人也没有明写，而以“只在此山中”的童子答辞，把问句隐括在内。最后一句“云深不知处”，又是童子答复对方采药究竟在山前、山后、山顶、山脚的问题。明明三番问答，至少须六句方能表达的，贾岛采用了以答句包赅问句的手法，精简为二十字。这种“推敲”就不在一字一句间了。

　　然而，这首诗的成功，不仅在于简炼；单言繁简，还不足以说明它的妙处。诗贵善于抒情。这首诗的抒情特色是在平淡中见深沉。一般访友，问知他出，也就自然扫兴而返了。但这首诗中，一问之后并不罢休，又继之以二问三问，其言甚繁，而其笔则简，以简笔写繁情，益见其情深与情切。而且这三番答问，逐层深入，表达感情有起有伏。“松下问童子”时，心情轻快，满怀希望；“言师采药去”，答非所想，一坠而为失望；“只在此山中”，在失望中又萌生了一线希望；及至最后一答：“云深不知处”，就惘然若失，无可奈何了。

　　然而诗的抒情要凭借艺术形象，要讲究色调。从表面看，这首诗似乎不着一色，白描无华，是淡妆而非浓抹。其实它的造型自然，色彩鲜明，浓淡相宜。郁郁青松，悠悠白云，这青与白，这松与云，它的形象与色调恰和云山深处的隐者身份相符。而且未见隐者先见其画，青翠挺立中隐含无限生机；而后却见茫茫白云，深邃杳霭，捉摸无从，令人起秋水伊人无处可寻的浮想。从造型的递变，色调的先后中也映衬出作者感情的与物转移。

　　诗中隐者采药为生，济世活人，是一个真隐士。所以贾岛对他有高山仰止的钦慕之情。诗中白云显其高洁，苍松赞其风骨，写景中也含有比兴之义。惟其如此，钦慕而不遇，就更突出其怅惘之情了。另外，作者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离开繁华的都市，跑到这超尘绝俗的青松白云之间来“寻隐者”，其原因也是耐人寻味，引人遐想的。

　　这首诗以少女怀春之幽怨苦闷，喻少年才士渴求仕进遇合之心情。这位少女八岁犹存爱美之心。古以长眉为美，所谓“青黛点眉眉细长”，犹为唐人入时装扮。十岁时就有了高洁的情操，郊外春游，知道缝缀荷花制成下裳。作者化用了屈原《离骚》语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是说，裁剪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十二岁学艺刻苦，学弹秦筝，所用的银爪从不曾取下。十四岁怀春羞涩，藏于深阁，回避关系最亲的男性戚属，“悬知”，表现了女子半是希望半是担忧的待嫁心理。十五岁无处说相思，古时女子十五岁许嫁，诗中女主人公前途未卜，忧伤烦闷，又无处说相思，更无心为秋千之戏，这还不够，作者善作情语，让少女独自对面春风而泣，何等情思。

　　从此诗的描述看，这位诗中的姑娘也许是诗人初恋对象，因为只有青梅竹马的异性，才可能有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才写得出如此动人心弦的诗。可惜父母未能如其愿，姑娘在“泣春风”，也是诗人在叹息。“十五泣春风”正是写出了诗人与姑娘的这段恋爱，没有结果，从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

　　有专家研究此诗是自喻少负才华、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又忧虑前途，证据是诗人在《樊南甲集序》中曾自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近人韦然超认为，这是诗人在十六岁时因初恋对象之父母未能同意他们这段婚姻，而写下的这首诗，不能明题，故称“无题”。而且在其后的众多“无题”诗中有相当数量还是在写他的这段无果初恋。可见这位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尽管此后诗人结婚生子，与夫人感情深笃，但这段初恋却深深地埋藏心底，时时以“无题”作诗念之。

　　这首小诗情趣盎然，诗人以淡逸清和的笔墨构画出一幅令人迷醉的山水晨景，并从中透露了他深沉热烈的内心世界。

　　这首诗取题渔翁，渔翁是贯串全诗首尾的核心形象。但是，诗人并非孤立地为渔翁画像，作品的意趣也不唯落在渔翁的形象之上。完整地看，构成诗篇全境的，除了辛劳不息的渔翁以外，还有渔翁置身于其中的山水天地，这两者在诗中留下了按各自的规律特点而发展变幻的形迹。但同时，诗人又把两者浑然融化，渔翁和自然景象结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共同显示着生活的节奏和内在的机趣。由夜而晨，是人类活动最丰富的时刻，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时刻，本诗即以此为景色发展的线索。因此，渔翁不断变换的举止行动和自然景色的无穷变幻便有了共同的时间依据，取得极为和谐的统一。

　　全诗共六句，按时间顺序，分三个层次。“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这是从夜到拂晓的景象。渔翁是这两句中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夜宿山边，晨起汲水燃竹，以忙碌的身影形象地显示着时间的流转。伴随着渔翁的活动，诗人的笔触又自然而然地延及西岩、清湘、楚竹，西岩即永州西山，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一文中曾极言探得西山的欢悦，并描述了西山的高峻：居于西山之巅，“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而流经山下的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湘中记》，见《太平御览》卷六十五）。诗中的“清”字正显示了湘水的这一特点。再加以永州一带（今湖南零陵等地）盛产湘竹，于是，山、水、竹这些仿佛不经意地出现在诗句中的零星物象，却分明在读者脑海中构成了清新而完整的画面：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着高山、流水、湘竹……司空图在《诗品》中有言：“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正可概括此诗首二句的艺术表现特点。这两句既设制了一个秀丽悦目的空间画面，又以夜幕初启、晨曦微露这样流动的时间感引出了下面对日出的描述，可以说在时空两方面奠定了全诗活跃而又清逸的基调。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这是最见诗人功力的妙句，也是全诗的精华所在，若从内容上给予整理，这两句描写的是以下情景：一方面是自然景色：烟销日出，山水顿绿；一方面是渔翁的行踪：渔船离岸而行，空间传来一声橹响。然而，诗人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活逻辑来组织诗句，却从自我感受出发，交错展现两种景象，更清晰地表现了发生于自然界的微妙变异。前一句中“烟销日出”和“不见人”，一是清晨常见之景，一是不知渔船何时悄然离去的突发意识，两者本无必然的联系，但如今同集一句，却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仿佛在日出的一刹那，天色暗而忽明，万物从朦胧中忽而显豁，这才使人猛然发觉渔船已无踪影。“不见人”这一骤生的感受成为一个标志，划开了日出前后的界限，真实生活中的日出过程得到艺术的强化，以一种夸张的节奏出现在读者眼前。紧接着的“欸乃一声”和“山水绿”更使耳中所闻之声与目中所见之景发生了奇特的依存关系。清晨，山水随着天色的变化，色彩由黯而明，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在诗中，随着划破静空的一下声响，万象皆绿，这一“绿”字不仅呈现出色彩的功能，而且给人一种动态感。这不禁使人想起王安石的著名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借春风的飘拂赋“绿”字以动态，而柳宗元则借声响的骤起，不仅赋之以动态，而且赋以顷刻转换的疾速感，生动地显现了日出的景象，令人更觉神奇。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指出诗与画的区别时曾说：“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物体也持续，在它的持续期内的每一顷刻都可以现出不同的样子，并且和其它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诗在它的持续性的摹仿里，也只能运用物体的某一个属性，而所选择的就应该是，从诗要运用它那个观点去看，能够引起该物体的最生动的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拉奥孔》）柳宗元没有静止地去表现日出的壮丽辉煌，或去描摹日出后的光明世界，他正是充分发挥语言艺术的特长，抓住最有活力，最富生气的日出瞬间，把生活中常见的自然景象表现得比真实更为美好，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苏东坡论此诗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冷斋诗话》）这是恰如其分的评语。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日出以后，画面更为开阔。此时渔船已进入中流，而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正浮动着片片白云，好似无心无虑地前后相逐，诗境极是悠逸恬淡。对这一结尾苏东坡认为“虽不必亦可”，因而还引起一场争论，一时间，宋严羽、刘辰翁，明胡应麟、王世贞，清王士禛、沈德潜等人各呈己见，众说纷纭，但是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艺术趣味上，却没有深入体会柳宗元作此诗的处境和心情。柳宗元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绪，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负和冷酷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他“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隟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以图寻得慰藉。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叹的那样：“谪弃非隐沧，登陟非远郊”，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有时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胜怅惘感慨，有时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显露出不平和抗争，正因为如此，他更强烈地希求摆脱这种精神的压抑。所以，与其说《渔翁》以充满奇趣的景色表现出淡逸的情调，不如说更袒露了隐于其后的一颗火热不安的心。这是热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诗中显示的自由安适的生活情趣对于处在禁锢状态的诗人来说，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于是，在写下日出奇句之后，诗人不欲甘休，以更显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为快，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的句子，宕开诗境，作了这样的收尾。只有真正体会柳宗元的现实处境，才能理解他结句的用心。诗人自始至终表现渔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这也说明，要深入领会一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常常离不开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准确把握。

　　这首七律作于杜甫客居成都时。诗题为“狂夫”，当以写人为主，诗却先从居住环境写来。

　　成都南门外有座小石桥，相传为诸葛亮送费祎处，名“万里桥”。过桥向东，就来到“百花潭”（即浣花溪），这一带地处水乡，景致幽美。当年杜甫就在这里营建草堂。饱经丧乱之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他的心情舒展乃至旷放了。首联“即沧浪”三字，暗寓《渔夫》“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句意，逗起下文疏狂之意。“即”字表示出知足的意味，“岂其食鱼，必河之鲂”，有此清潭，又何必“沧浪”呢。“万里桥”与“百花潭”，“草堂”与“沧浪”，略相映带，似对非对，有形式天成之美；而一联之中涵四专名，由于它们展现极有次第，使读者目接一路风光，而境中又略有表意（“即沧浪”），便令人不觉痕迹。“万里”、百花”这类字面，使诗篇一开头就不落寒俭之态，为下文写“狂”预作铺垫。

　　这是一个斜风细雨天气，光景别饶情趣：翠竹轻摇，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明净悦目；细雨出落得荷花格外娇艳，而微风吹送，清香可闻。颔联结撰极为精心，写微风细雨全从境界见出。“含”“裛”两个动词运用极细腻生动。“含”比通常写微风的“拂”字感情色彩更浓，有小心爱护意味，则风之微不言而喻。“裛”通“浥”，比洗、洒一类字更轻柔，有“润物细无声”的意味，则雨之细也不言而喻。两句分咏风雨，而第三句风中有雨，这从“净”字可以体味（雨后翠筿如洗，方“净”）；第四句雨中有风，这从“香”字可以会心（没有微风，是嗅不到细香的）。这也就是通常使诗句更为凝炼精警的“互文”之妙了。两句中各有三个形容词：翠、娟娟（美好貌）、净；红、冉冉（娇柔貌）、香，却安置妥贴，无堆砌之感；而“冉冉”、“娟娟”的叠词，又平添音韵之美。要之，此联意蕴丰富，形式精工，充分体现作者的“晚节渐于诗律细”。

　　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令人陶然。然而与此并不那么和谐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初到成都时，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分赠禄米，而一旦这故人音书断绝，他一家子免不了挨饿。“厚禄故人书断绝”即写此事，这就导致“恒饥稚子色凄凉”。“饥而日恒，亏及幼子，至形于颜色，则全家可知”（萧涤非《杜甫诗选》），这是举一反三、举重该轻的手法。颈联句法是“上二下五”，“厚禄”、“恒饥”前置句首显著地位，从声律要求说是为了粘对，从诗意看，则强调“恒饥”的贫困处境，使接下去“欲填沟壑”的夸张说法不至有失实之感。

　　“填沟壑”，即倒毙路旁无人收葬，意犹饿死。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活现实呢。要在凡夫俗子，早从精神上被摧垮了。然而杜甫却不如此，他是“欲填沟壑唯疏放”，饱经患难，从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压倒，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打击，这就是所谓“疏放”。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不但没有随同岁月流逝而衰退，反而越来越增强了。你看，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他还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赞美“翠筿”、“红蕖”，美丽的自然风光哩！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诗人都不禁哑然“自笑”了：你是怎样一个越来越狂放的老头儿啊！（“自笑狂夫老更狂”）

　　在杜诗中，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闷的名篇。而《狂夫》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一面是“风含翠筿”、“雨裛红蕖”的赏心悦目之景，一面是“凄凉”“恒饥”、“欲填沟壑”的可悲可叹之事，全都由“狂夫”这一形象而统一起来。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不足以表现“狂夫”的贫困不能移的精神；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狂夫”就会失其所以为“狂夫”。两种成分，真是缺一不可。因而，这种处理在艺术上是服从内容需要的，是十分成功的。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开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怀念李白的五律，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开头四句，一气贯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首句称赞他的诗冠绝当代。第二句是对上句的说明，是说他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他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可比。接着赞美李白的诗像庾信那样清新，像鲍照那样俊逸。庾信、鲍照都是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这四句，笔力峻拔，热情洋溢，首联的“也”、“然”两个语助词，既加强了赞美的语气，又加重了“诗无敌”、“思不群”的分量。

　　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真率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的诗作十分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挚友谊。这四句是因忆其人而忆及其诗，赞诗亦即忆人。但作者并不明说此意，而是通过第三联写离情，自然地加以补明。这样处理，不但简洁，还可避免平铺直叙，而使诗意前后勾联，曲折变化。

　　表面看来，第三联两句只是写了作者和李白各自所在之景。“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指李白正在漫游的江浙一带地方。“春天树”和“日暮云”都只是平实叙出，未作任何修饰描绘。分开来看，两句都很一般，并没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作者把它们组织在一联之中，却有了一种奇妙的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之时，也正是李白在江东思念渭北的作者之时；而作者遥望南天，惟见天边的云彩，李白翘首北国，惟见远处的树色，又见出两人的离别之恨，好像“春树”、“暮云”，也带着深重的离情。两句诗，牵连着双方同样的无限情思。回忆在一起时的种种美好时光，悬揣二人分别后的情形和此时的种种情状，这当中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两句，看似平淡，实则每个字都千锤百炼；语言非常朴素，含蕴却极丰富，是历来传颂的名句。《杜臆》引王慎中语誉为“淡中之工”，极为赞赏。

　　上面将离情写得极深极浓，这就引出了末联的热切希望：“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欢聚，像过去那样，把酒论诗啊！”把酒论诗，这是作者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呼应。说“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重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深了对友人的怀念。用“何时”作诘问语气，把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尾余意不尽，回荡着作者的无限思情。

　　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立意。”（《读杜心解》）道出了这首诗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水乳交融。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出神入化，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李白诗名垂于千古，但生前遭遇不幸，漂泊沦落，死后萧条，墓地简陋。斯人而有斯遇，诗人凭吊之际，自是感慨万千。诗中写李白墓地的荒凉，对李白诗文成就表示了由衷的推崇和钦慕，而对其一生潦倒，更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诗的开头两句写李白墓地的简陋和荒凉，通过对李白墓周边环境的描写烘托出了一片萧索悲凉的气氛。“可怜”两句说可怜那躺在荒野黄泉下的寒骨，当他活在人世的时候，曾经写出过惊天动地的诗文。这里通过“可怜”、“曾有”这样富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词语，鲜明地展示出了李白诗文的伟大和一代诗仙死后墓地的凄凉这一矛盾，直接地表现出了诗人的悲愤之情。尽管死后凄凉冷漠，但李白是不朽的，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文永远留在人间，永远为人们所喜爱。最后两句提出诗人多薄命，而李白才愈高则命愈薄的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李白起伏坎坷的一生深切的同情和不平，也从侧面再次赞颂了李白的伟大。结尾言不尽而意亦不尽，耐人寻味。

　　此诗的形式采用七律变体，六句包孕丰富，感慨深沉。全诗用李白杰出的成就，与李白坎坷的命运、死后墓地荒凉和后世文坛的暗淡组成了多重对比，从而赋予了作品惊心动魄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作七绝《赠李白》的当年秋天，李白也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诗云：“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中流露出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与杜诗中的“秋来相顾尚飘蓬”句，可以参照。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幸会于山东之时，由于有相同的坎坷遭遇，因而情志相投。

　　此诗表面看来，似乎杜甫在规劝李白：要像道家葛洪那样潜心于炼丹求仙，不要痛饮狂歌、虚度时日，何必飞扬跋扈、人前称雄。实际上，杜诗有言外之意：李白藐视权贵，拂袖而去，沦落飘泊，虽尽日痛饮狂歌，然终不为统治者赏识；虽心雄万夫，而难以称雄，虽有济世之才，然不能施展。杜甫在赞叹之余，感慨万千，扼腕之情，油然而生。遂将自己的愤懑之情，诉之笔端，乃至于运用反诘的语气，发出似在埋怨、实则不平的询问。他的感慨既是为李白而发，也是为自己而发的。

　　此诗突现了一个狂字，显示出一个傲字。傲骨嶙峋，狂荡不羁，这就是杜甫对于李白的写照。在这首《赠李白》中，正突现出狂与傲的风采、骨力、气度，显示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这正是此诗的诗眼和精髓。它不仅同杜甫歌咏李白的其他诗篇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形象地揭示了李白的性格和气质特征。

　　这首七绝，沉郁有致，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末句用反诘口吻，把全诗推向了最高潮。清初钱谦益在评注此诗时，独注“飞扬跋扈”句，其余一概略而不论，可谓独具慧眼，也表明它在全诗中的重要价值：“按太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手刃数人，故公以飞扬跋扈目之。犹云平生飞动意也。旧注俱大谬。”（《钱注杜诗》卷九）是说从新的角度和侧面颂扬了李白的豪侠精神，并突出“飞扬跋扈”的飞动性。仇兆鳌注云：“飞扬，浮动之貌。跋扈，强梁之意。考《说文》：扈，尾也。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杜诗详注》卷之一）此虽就字注字，就词注词，但在《赠李白》中，却是用来象征李白豪放不羁的精神。

　　此诗言简意赅，韵味无穷。为了强化全诗流转的节奏、气势，则以“痛饮”对“狂歌”，“飞扬”对“跋扈”；且“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空度日”与“为谁雄”又两两相对。这就形成了一个飞动的氛围，进一步突现了李白的傲岸与狂放。

　　这首诗以写景起端：“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看隘若耶”，人人争餐秀色，使宽阔的若耶溪变得狭隘了，这一“隘”字传神，那种人潮汹涌、人舟填溪满岸的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读者眼前，将王维的“艳色天下重”的虚写，变成了轰动当地的如实描绘。这里又戛然而止，不再在西施身上着墨，而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以合理的想象来补足：勾践早已确定使用美人计来对付吴国，而西施的美艳倾倒众生，轰动当地，那么越国的君臣也不用去费力探访了，有了这位不二的美女人选之后，才“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较之王维的“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语异而意同，王维的诗多了一重曲折，略去了勾践君臣实施美人计的过程；李白的诗实施了“截割”，割去了选作吴宫妃子的结果，同样地表现了“艳色天下重”的意义。这种截割，多了一些含蓄和暗示：既然是“归向越王家”，勾践同样也能留下这个美人，但他在“报吴”、“复仇”的目标下克制住了；而西施的入吴，却成为亡吴的原因之一。这等于是提醒读者：“到底是因为吴王夫差好色之过，还是由于西施成了亡吴的关键？如果西施是灭亡吴国的关键，那么越国在后来的灭亡又是因为什么？”李白没有对后续的发展着墨，并不是他写不出，而是他有意不写。这样做，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合情理；至于泛舟三百镜湖之中，则是作者的想象了。但这一想象却有更改事实之嫌，因为如果是借镜湖湖水的清澈来表现西施“自鉴其美”，或者是借三百里的水程来表现拜倒西施的人的众多，那么下句“人看隘若耶”就显得多余了，这可能是李白百密一疏的笔误。

　　这一首，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揉合，融为一体：首句写名花与倾国相融；二句写君王的欢愉，“带笑看”三字，贯穿了三者，把牡丹、贵妃、明皇三位一体化了。三、四句写君王在沉香亭依偎贵妃赏花，所有胸中忧恨全然消释。人倚阑干、花在栏外，多么优雅，多么风流！全诗语言艳丽，句句金玉，字字流葩，人花交映，迷离恍惚。无怪乎深为玄欣赏，贵妃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