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咏怀石头城，表面看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抒情。诗人写了山、水、明月和城墙等荒凉景色，写景之中，深寓著诗人对六朝兴亡和人事变迁的慨叹，悲凉之气笼罩全诗。

　　诗一开始，就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

　　开头两句写江山如旧，而城已荒废。山围故国周遭在，首句写山。山围故国，故国即旧城，就是石头城，城外有山耸立江边，围绕如垣墙，所以说山围故国。周遭，环绕的意思。潮打空城寂寞回，这句写水。潮打空城，石头城西北有长江流过，江潮拍打石墙，但是，城已荒废，成了古迹，所以说潮打空城。这两句总写江山如旧，而石头城已荒芜，情调悲凉，感慨极深。

　　后两句写月照空城。淮水东边旧时月，旧时月，诗人特意标明旧时，是包含深意的。淮水，即秦淮河，横贯石头城，是六朝时代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所，这里曾经是彻夜笙歌、纸醉金迷、欢乐无尽的不夜城，那临照过六朝豪华之都的旧时月即是见证。然而曾几何时，富贵风流，转眼成空。如今只有那旧时月仍然从秦淮河东边升起，来照著这座空城，在夜深的时候，还过女墙来，依恋不舍地西落，这真是多情了。然而此情此景，却显得更加寂寞了。一个还字，意味深长。

　　李白《苏台览古》有句云：“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谓苏台已废，繁华已歇，惟有江月不改。其得力处在“只今惟有”四字。刘禹锡此诗也写江月，却并无“只今惟有”的限制词的强调，也无对怀古内容的明点。一切都被包含在“旧时月”、“还过”的含蓄语言之中，溶铸在具体意象之中，而诗境更浑厚、深远。

　　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

　　诗人在朝廷昏暗、权贵荒淫、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机四伏的中唐时期，写下这首怀古之作，慨叹六朝之兴亡，显然是寓有引古鉴今的现实意义的。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诗人怀古抒情，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杜塞天下人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诗歌不是历史小说，绝句又不同于长篇古诗，所以诗人只能选取这一历史事件中他感受得最深的某一部分来写。他选取的不是这场斗争的漫长过程中的某一片断，而是在吴败越胜，越王班师回国以后的两个镜头。首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二、三两句分写战士还家、勾践还宫的情况。消灭了敌人，雪了耻，战士都凯旋了；由于战事已经结束，大家都受到了赏赐，所以不穿铁甲，而穿锦衣。只“尽锦衣”三字，就将越王及其战士得意归来，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和骄傲的神情烘托了出来。越王回国以后，踌躇满志，不但耀武扬威，而且荒淫逸乐起来，于是，花朵儿一般的美人，就站满了宫殿，拥簇着他，侍候着他。“春殿”的“春”字，应上“如花”，并描摹美好的时光和景象，不一定是指春天。只写这一点，就把越王将卧薪尝胆的往事丢得干干净净的情形表现得非常充分了。都城中到处是锦衣战士，宫殿上站满了如花宫女。这种场景十分繁盛、美好、热闹、欢乐，然而结句突然一转，将上面所写的一切一笔勾销。过去曾经存在过的胜利、威武、富贵、荣华，现在所剩下的，只是几只鹧鸪在王城故址上飞来飞去罢了。这一句写人事的变化，盛衰的无常，以慨叹来表达。过去的统治者莫不希望他们的富贵荣华是子孙万世之业，而诗篇却如实地指出了这种希望的破灭，这就是它的积极意义。

　　诗人将昔时的繁盛和眼前的凄凉，通过具体的景物，作了鲜明的对比，使读者感受特别深切。一般地说，直接描写某种环境，是比较难于突出的，而通过对比，则效果往往能够大大地加强。所以，通过热闹的场面来描写凄凉，就使读者更觉得凄凉的可叹。如此诗前面所写过去的繁华与后面所写后来的冷落，对照极为强烈，前面写得愈着力，后面转得也就愈有力。为了充分地表达主题思想，诗人对这篇诗的艺术结构也作出了不同于一般七绝的安排。一般的七绝，转折点都安排在第三句里，而它的前三句却一气直下，直到第四句才突然转到反面，就显得格外有力量，有神采。这种写法，不是笔力雄健的诗人，是难以挥洒自如的。

　　这首诗的重点在于明写昔日的繁华，以四分之三的篇幅竭力渲染，而以结句写后来的荒凉，由此加以抹杀，转而引出主旨，充分体现了诗人变化多端的艺术技巧。

　　这首诗托“古意”，实抒今情。它的题材、用语与萧纲的《乌栖曲》等齐梁宫体诗非常接近，但思想感情却大不相同。它的词采虽然富丽华赡，但终不伤于浮艳。诗的写法近似汉赋，对描写对象极力铺陈泻染， 并且略带“劝百讽一”之意。《唐诗镜》中说：“端丽不乏风华，当在骆宾王《帝京篇》上。”《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敬语：“通篇格局雄远，句法奇古，一结更绕神韵。盖当武后朝，淫乱骄奢，风化败坏极矣。照邻是诗一篇刺体，曲折尽情，转诵间令人起惩时痛世之想。”　《批点唐音》中说：“此片铺叙长安帝都繁华，宫室之美，人物之盛，极于将相而止，然而盛衰相代，唯子云安贫乐道，乃久垂令名耳。但词语浮艳，骨力较轻，所以为初唐之音也。”　闻一多先生将《长安古意》称为“宫体诗的自赎”。

　　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长安大道连狭斜”到“娼妇盘龙金屈膝”）铺陈长安豪门贵族争竞豪奢、追逐享乐的生活。首句就极有气势地展开大长安的平面图，四通八达的大道与密如蛛网的小巷交织着。次句即入街景，那是无数的香车宝马，川流不息。这样简劲地总提纲领，以后则洒开笔墨，恣肆汪洋地加以描写：玉辇纵横、金鞭络绎、龙衔宝盖、凤吐流苏……如文漪落霞，舒卷绚烂。这些执“金鞭”、乘“玉辇”，车饰华贵，出入于公主第宅、王侯之家的，都不是等闲人物。“纵横”可见其人数之多，“络绎”不绝，那追欢逐乐的生活节奏是旋风般疾速的。这种景象从“朝日”初升到“晚霞”将合，没有一刻停止过。在长安，不但人是忙碌的，连景物也繁富而热闹：写“游丝”是“百尺”，写“娇鸟”则成群，“争”字“共”字，俱显闹市之闹意。写景俱有陪衬之功用。以下写长安的建筑，而由“花”带出蜂蝶，乘蜂蝶游踪带出常人无由见到的宫禁景物，笔致灵活。作者并不对宫室结构全面铺写，只展现出几个特写镜头：宫门，五颜六色的楼台，雕刻精工的合欢花图案的窗棂，饰有金凤的双阙的宝顶……使人通过这些接连闪过的金碧辉煌的局部，概见壮丽的宫殿的全景。写到豪门第宅，笔调更为简括：“梁家画阁中天起。”其势巍峨可比汉宫铜柱。这文彩飞动的笔墨，纷至沓来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于是，在通衢大道与小街曲巷的平面上，矗立起画栋飞檐的华美建筑，成为立体的大“舞台”，这是上层社会的极乐世界。这部分花不少笔墨写出的市景，也构成全诗的背景，下一部分的各色人物仍是在这背景上活动的。

　　长安是一片人海，人之众多竟至于“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这里“豪贵骄奢，狭邪艳冶，无所不有”，写来够瞧的。作者对豪贵的生活也没有全面铺写，却用大段文字写豪门的歌儿舞女，通过她们的情感、生活以概见豪门生活之一斑。这里有人一见钟情，打听得那仙子弄玉（“吹箫向紫烟”）般美貌的女子是贵家舞女，引起他的热恋：“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那舞女也是心领神会：“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借问”四句与“比目”四句，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是一唱一和，男有心女有意。“比目”、“鸳鸯”、“双燕”一连串作双成对的事物与“孤鸾”的对比，“何辞死”、“不羡仙”、“真可羡”、“好取”、“生憎”的果决反复的表态，极写出爱恋的狂热与痛苦。这些专写“男女”的诗句，正如闻一多赞叹的，比起“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简文帝《乌栖曲》）一类“病态的无耻”、“虚弱的感情”，“如今这是什么气魄”，“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宫体诗的自赎》）。通过对舞女心思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长安人们对于情爱的渴望。以下以双燕为引，写到贵家歌姬舞女的闺房（“罗帷翠被郁金香”），是那样香艳；写到她们的梳妆（“片片行云着蝉翼，纤纤初月上鸦黄”），是那样妖娆，“含娇含态情非一”。打扮好了，于是载入香车宝马，随高贵的主人出游了。这一部分结束的二句“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刻龙纹的阖叶，车饰；‘屈膝’同‘屈戌’）。”与篇首“青牛白马七香车”回应，标志对长安白昼闹热的描写告一段落。下一部分写长安之夜，不再涉及豪门情事，是为让更多种类的人物登场“表演”，同时，从这些人的享乐生活也可以推知豪门的情况。可见用笔繁简之妙。

　　第二部分（从“御史府中乌夜啼”到“燕歌赵舞为君开”）主要以市井娼家为中心，写形形色色人物的夜生活。《汉书·朱博传》说长安御史府中柏树上有乌鸦栖息数以千计，《史记·汲郑列传》说翟公为廷尉罢官后门可罗雀，这部分开始二句即活用典故。“乌夜啼”与“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写出黄昏景象，表明时间进入暮夜。“雀欲栖”则暗示御史、廷尉一类执法官门庭冷落，没有权力。夜长安遂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有挟弹飞鹰的浪荡公子，有暗算公吏的不法少年（汉代长安少年有谋杀官吏为人报仇的组织，行动前设赤白黑三种弹丸，摸取以分派任务，故称“探丸借客”），有仗剑行游的侠客……这些白天各在一方的人气味相投，似乎邀约好一样，夜来都在娼家聚会了。用“桃李蹊”指娼家，不特因桃李可喻艳色，而且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成语，暗示那也是人来人往、别有一种闹热的去处。人们在这里迷恋歌舞，陶醉于氛氲的口香，拜倒在紫罗裙下。娼门内“北堂夜夜人如月”，表面上看青春可以永葆；娼门外“南陌朝朝骑似云”，表面上看门庭不会冷落。这里点出从“夜”到“朝”，与前一部分“龙含”二句点出从“朝”到“晚”，时间上彼此连续，可见长安人的享乐是夜以继日，周而复始。长安街道纵横，市面繁荣，而娼家特多（“南陌北堂连北里”），几成“社交中心”。除了上述几种逍遥人物，还有大批禁军军官（“金吾”）玩忽职守来此饮酒取乐。这里是各种“货色”的大展览。《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芗（香）泽”，这里“罗襦宝带为君解”，即用其一二字暗示同样场面。古时燕赵二国歌舞发达且多佳人，故又以“燕歌赵舞”极写其声色娱乐。这部分里，长安各色人物摇镜头式地一幕幕出现，闻一多曾说：“通过‘五剧三条’的‘弱柳青槐’来‘共宿娼家桃李蹊’。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这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决非贫血而萎靡的宫体诗所可比拟。

　　第三部分（从“别有豪华称将相”至“即今惟见青松在”）写长安上层社会除追逐难于满足的情欲而外，别有一种权力欲，驱使着文武权臣互相倾轧。这些被称为将相的豪华人物，权倾天子（“转日回天”）、互不相让。灌夫是汉武帝时的将军，萧望之为汉元帝时的重臣，都曾受人排挤和陷害。“意气”二句用此二典泛指文臣与武将之间的互相排斥、倾轧。其得意者骄横一时，而自谓富贵千载。这节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二句又与前两部分中关于车马、歌舞的描写呼应。所以虽写别一内容，而彼此关联钩锁，并不游离。“自言”而又“自谓”，讽刺的意味十足。以下趁势转折，如天骥下坡：“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指墓田）。”这四句不惟就“豪华将相”而言，实一举扫空前两部分提到的各类角色，恰如沈德潜所说：“长安大道，豪贵骄奢，狭邪艳冶，无所不有。自嬖宠而侠客，而金吾，而权臣，皆向娼家游宿，自谓可永保富贵矣。然转瞬沧桑，徒存墟墓。”（《唐诗别裁》）四句不但内容上与前面的长篇铺叙形成对比，形式上也尽洗藻绘，语言转为素朴了。因而词采亦有浓淡对比，更突出了那扫空一切的悲剧效果。闻一多指出这种新的演变说，这里似有“劝百讽一”之嫌。而宫体诗中讲讽刺，那却是十分生疏、很少被人用到的手法。

　　第四部分即末四句，在上文今昔纵向对比的基础上，再作横向的对比，以穷愁著书的扬雄比喻作者自己，与长安豪华人物对照作结，可以看出左思“济济京城内”一诗的影响。但左思诗中八句写豪华者，八句写扬雄。而此诗以六十四句篇幅写豪华者，其内容之丰富，画面之宏伟，细节之生动都远非左诗可比；末了以四句写扬雄，这里的对比在分量上以不对称而效果更为显著。前面是长安市上，轰轰烈烈；而这里是终南山内，“寂寂寥寥”。前面是任情纵欲倚仗权势，这里是清心寡欲、不慕荣利（“年年岁岁一床书”）。而前者声名俱灭，后者却以文名流芳百世（“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虽以四句对六十四句，却有“秤锤虽小压千斤”之感。这个结尾不但在迥然不同的生活情趣中寄寓着对骄奢庸俗生活的批判，而且带有不遇于时者的愤慨寂寥之感和自我宽解的意味。它是此诗归趣所在。

　　七古中出现这样洋洋洒洒的巨制，为初唐前所未见。而且更好在感情充沛，力量雄厚。它主要采用赋法，但并非平均使力、铺陈始终；而是有重点、有细节的描写，回环照应，详略得宜；而结尾又颇具兴义，耐人含咏。它一般以四句一换景或一转意，诗韵更迭转换，形成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同时，在转意换景处多用连珠格（如“……好取门帘帖双燕。双燕……”，“……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或前分后总的复沓层递句式（如“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使意换辞联，形成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这样，就结束了陈隋“音响时乖，节奏未谐”的现象，“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谐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内编卷三）；所以，胡应麟极口赞叹道：“七言长体，极于此矣！”（同上）虽然，此诗词彩的华艳富赡，犹有六朝余习，但大体上能服从新的内容需要；前几部分铺陈豪华故多丽句，结尾纵、横对比则转清词，所以不伤于浮艳。在宫体余风尚炽的初唐诗坛，卢照邻“放开粗豪而圆润的嗓子”，唱出如此歌声，压倒那“四面细弱的虫吟”，在七古发展史上是可喜的新声，而就此诗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论，也能使他被誉为“不废江河万古流”。

　　从此诗题目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意图在于把歌咏赤壁和送别友人这两个内容艺术地统一起来，并突出前者。

　　全诗八句，前四句讲的是赤壁之战的事迹，后四句则是送别时的有感而发，形式上组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使人惊异的是，李白在前半短短四句中，就成功地完成了咏史的任务。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赤壁之战，曹操用大量军队，深入东吴国土，一心要同周瑜“决”战，“争”雌雄。周瑜虽处于劣势，但能化不利为有利，以火攻取胜，曹操只落得全军溃败的下场。上述内容在这两句诗里艺术地得到表现。上句化用《周易》里“龙战于野”的典故。“二龙争战”是魏吴相持的象征。下句以突如其来之笔，直接写出了赤壁之战曹操水师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楼船扫地空”五字颇见妙思。曹军楼船云集江面，构成庞大的水上阵地，自谓坚如金城。不料这阵“地”顷刻间就被横“扫”一“空”。诗人不说楼船在水上安营，而说在“地”上扎寨，这既是对曹操水师在吴地彻底完蛋的如实刻画，也是对他吞并东吴土地梦想落空的含蓄讽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前面诗人用“楼船扫地空”五字预示了战争的结局。这两句才把造成这结局的缘由具体说出。但“烈火”句绝不仅仅是对“楼船扫地空”的原因的说明，更重要的是对古战场上赤焰烧天，煮水蒸云，一片火海的景象的真实写照。上句“张”“照”二字，极大地渲染了吴军的攻势。诗人把因果关系颠倒处理，既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也显示了诗人对稳操胜券者的辉煌战果的深情赞许。赤壁之战的胜败，成因固然是吴方采用火攻法，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两军统帅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下句诗人以凝重之笔指出：善于决战决胜的周瑜，就是这样从容不迫地在赤壁山下击破曹操几十万大军的。这句虽然加入了议论成分，但周瑜的儒将风度，却朴实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后半的送别，是在咏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字数虽与前半相等，实则等于前半的附庸。“君去沧江望澄碧”，这位友人就要离他而去，望着清澄碧绿的江波，少不了要兴起南浦送别的感伤。但古战场上“二龙争战”的“馀迹”还在脑际留存。“鲸鲵唐突留馀迹。”“鲸鲵”，是由《左传》上的典故引起的联想。“鲸鲵”是“大鱼名”，以喻那“吞食小国”的“不义之人”。“唐突”义同触犯。这里李白大约是喻指曹操倚仗权势，想吞食东吴。李白在送别的诗行中，并没有完全割裂咏史的情感线索。但诗人又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一一书来报故人”，希望友人走后经常来信报告佳音。这友人想必是一位有功业抱负的人物。所以诗人在结尾写道：“我欲因之壮心魄。”诗人能从友人那里得到鼓舞人心的信息，可以因之而大“壮”自己的“心”胆与气“魄”。

　　李白早年就有“大定”“寰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抱负，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壮年时代济世救民的思想感情。此诗把咏史与送别结合起来并特别突出前者，原因就在这里。

　　此诗韵脚“平仄相半”，在形式上与王勃《滕王阁诗》一类“初唐短歌”相似。但避用律体，变婉丽和平之调为慷慨雄壮之声，这又是与王勃异趣的。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如果说，颔联主要是颂扬刘备的功业，那么，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尾联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全诗措词精警凝炼，沉着超迈，并以形象的感染力，垂戒无穷。这也许就是它千百年来一直传诵不息的原因。

　　这是一首题画之作，诗人看了六幅描写南朝史事的彩绘，有感于心，挥笔题下了这首诗。

　　画家是什么人，已不可考。他画的是南朝六代（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故事，因为六代均建都于金陵。这位画家并没有为南朝统治者粉饰升平，而是写出它的凄凉衰败。他在画面绘出许多老木寒云，绘出危城破堞，使人看到三百年间的金陵，并非什么郁郁葱葱的帝王之州，倒是使人产生伤感的古城。这真是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组画。

　　比韦庄略早些时的诗人高蟾写过一首《金陵晚望》：

　　“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结尾两句，感慨深沉。高蟾预感到唐王朝危机四伏，无可挽回地正在走向总崩溃的末日，他为此感到苦恼，而又无能为力。他把这种潜在的危机归结为“一片伤心”；而这“一片伤心”，在一般画家笔下是无法表达出来的。

　　韦庄显然是读过高蟾这首《金陵晚望》的。当他看了这六幅南朝故事的彩绘之后，高蟾“一片伤心画不成”的诗句，似乎又从记忆中浮现。“真个是画不成么？”你看这六幅南朝故事，不是已把“一片伤心”画出来了吗！于是他就提起笔来，好象针对高蟾反驳道：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为什么就画不成社会的“一片伤心”呢？只是因为一般的画家只想迎合世人的庸俗心理，专去画些粉饰升平的东西，而不愿意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罢了。

　　诗人在否定了“伤心画不成”的说法后，举出了一个出色的例证来：“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请看这幅《金陵图》吧，画面上古木枯凋，寒云笼罩，一片凄清荒凉。南朝六个小朝廷，哪一个不是昏庸无道，最后向敌人投降而结束了它们的短命历史的？这就是三百年间金陵惨淡现实的真实写照。

　　将高蟾的《金陵晚望》和本篇作一比较，颇耐人寻味。一个感叹“一片伤心画不成”，一个反驳说，现在不是画出来了么！其实，二人都是借六朝旧事抒发对晚唐现实的深忧，在艺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诗就秦末动乱的局面，对秦始皇焚书的暴虐行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谴责。

　　公元前213（秦始皇三十四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奏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焚毁儒家《诗》、《书》和百家之书，令下之后三十日不烧者，罚作筑城的苦役，造成中国历史上一场文化浩劫。

　　焚书坑据传是当年焚书的一个洞穴，旧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上。章碣或者到过那里，目之所触，感慨系之，便写了这首诗。

　　诗一开始就接触主题。首句用略带夸张的语言揭示矛盾：竹帛化为灰烟消失了，秦始皇的帝业也就跟着灭亡了，好像当初在焚书坑里焚烧的就是他的嬴氏天下。这一句夹叙夹议，明叙暗议，有实有虚。“竹帛烟销”是实写，有形象可见。“竹帛”是古代写书的材料，这里指书。“帝业虚”是虚写。这种虚实相间的表现手法极富韵致。

　　次句就“帝业虚”之意深进一层，说是虽然有关河的险固，也保卫不住秦始皇在都城中的宫殿。“关河”主要指函谷关与黄河，当然也包括其他关隘、河流，如散关、萧关、泾河、渭河、崤山、华山等。贾谊《过秦论》：“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说“关河”，便概括一切可以倚恃的地理险阻。秦都咸阳四周虽有这许多关山河川包围着，但仍然锁守不住，所以《过秦论》又说：“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再坚固的“篱笆”也挡不住起义军队的长驱直入。诗以“关河空锁祖龙居”一句总括了整个秦末动乱以至秦朝灭亡的史实，言简意深；并且以形象示现，把“帝业虚”这个抽象的概念写得有情有景，带述带评，很有回味。“祖龙”指秦始皇。这里不用“始皇”而用“祖龙”，决非单纯追求用典，而是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项传说：始皇三十六年，有神人对秦使者说：“今年祖龙死。”使者回报始皇，始皇听了，好久不讲话，过后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秦始皇一心要做子孙万代诸“龙”之祖。而此时江山易主，“祖龙”一词正话反用，又添新意成了对秦始皇的绝妙讽刺，而且曲折有文采，合乎诗歌用语韵味。

　　第三句点题，进一步用历史事实对“焚书”一事做出评判。秦始皇和李斯等人把“书”看成是祸乱的根源，以为焚了书就可以消灾弭祸，从此天下太平。结果适得其反，嬴秦王朝很快陷入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未冷”云云是夸张的言辞，旨在突出焚书行为的乖谬，实际上从焚书到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前后相隔整整四年时间。

　　末句抒发议论、感慨。山东之乱持续了一个时期，秦王朝最后亡于刘邦和项羽之手。这两人一个曾长期在市井中厮混，一个出身行伍，都不是读书人。可见“书”未必就是祸乱的根源，“焚书”也未必就是巩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过秦论》）的有效措施。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而能灭亡“焚书”之秦，全句纯然是揶揄调侃的口吻，包含着极为辛辣的讽刺意味。从“竹帛”写起，又以“书”作结，首尾相接如环，显得圆转自然。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如果说这就是“怨而不怒”的表现，那么，它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艺术手法。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李白这首也有“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句，显然是袭用了诸葛亮那首的立意。诗大概写在李白“赐金放还”，刚离开长安之后。诗中抒写遭受挫折以后的痛苦和对理想的期待，气势奔放，感情炽热，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开头两句：“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长啸”是比高歌更为凄厉激越的感情抒发。诗一上来就单刀直入，显示诗人此时心情极不平静，为全诗定下了感情的基调。宋玉《九辩》中有“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之句，故“见阳春”有从埋没中得到重用、从压抑中得以施展抱负的意思。以下诗句，全是由此生发。

　　接着，连用两组“君不见”提出两个历史故事。一是说西周吕望（即姜太公）长期埋没民间，五十岁在棘津当小贩，七十岁在朝歌当屠夫，八十岁时还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十年（每天一钓，十年共三千六百钓），才得遇文王，遂展平生之志。一是说秦末的郦食其，刘邦原把他当作一个平常儒生，看不起他，但这位自称“高阳酒徒”的儒生，不仅凭雄辩使刘邦改变了态度，以后还说服齐王率七十二城降汉，成为楚汉相争中的风云人物。诗人引用这两个历史故事，实际上寄寓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不相信自己会长期沦落，毫无作为。诗人对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所以这里声调高亢昂扬，语言节奏也较爽利明快，中间虽曾换过一次韵，但都押平声韵，语气还是舒展平坦的。

　　自“我欲攀龙见明主”句起，诗人一下子从乐观陷入了痛苦。加上改用了仄声韵，语气拗怒急促，更使人感到犹如一阵凄风急雨劈面打来。这一段写法上很象屈原的《离骚》，诗人使自己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变的神话境界中，通过描写奇特的遭遇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你看，他为了求见“明主”，依附着夭矫的飞龙来到天上。可是，凶恶的雷公擂起天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来恐吓他，他想求见的那位“明主”，也只顾同一班女宠作投壶的游戏。他们高兴得大笑时天上闪现出耀眼的电光，一时恼怒又使天地昏暗，风雨交加。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不顾一切以额叩关，冒死求见。不料竟触怒了守卫天门的阍者。在这段描写中，诗人的感情表现得那么强烈，就象浩荡江水从宽广的河床突然进入峡谷险滩一样，旋涡四起，奔腾湍急，不可抑止。诗人在天国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他借助于幻设的神话境界，尽情倾诉了胸中的忿懑与不平。

　　自“白日不照吾精诚”以下十二句又另作一段，在这段中，诗人通过各种典故或明或暗地抒写了内心的忧虑和痛苦，并激烈地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上皇不能体察我对国家的一片精诚，反说我是“杞人忧天”。权奸们象恶兽猰?那样磨牙厉齿残害人民，而诗人的理想则是以仁政治天下。他自信有足够的才能和勇气去整顿乾坤，就象古代能用左手接飞猱、右手搏雕虎的勇士那样，虽置身于危险的焦原仍不以为苦。诗意象是宕起，可是马上又重重地跌了下来。在现实的生活中，只有庸碌之辈可以趾高气扬，真有才能的人反而只能收起自己的聪明才智，世人就把我看得轻如鸿毛。古代齐国三个力能排山的勇士被相国晏子设计害死，可见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猜疑。明明有剧孟这样的能人而摒弃不用，国家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了。这一段行文的显著特点是句子的排列突破了常规。如果要求意思连贯，那么“手接飞猱”两句之后，应接写“力排南山”两句，“智者可卷”两句之后，应接写“吴楚弄兵”两句。可是诗人却故意把它们作上下错落的排列，避免了平铺直叙。诗人那股汹涌而来的感情激流，至此一波三折，成迂回盘旋之势，更显得恣肆奇横，笔力雄健。这段的语气节奏也随着感情发展而跌宕起伏，忽而急促，忽而舒展，忽而押平声韵，忽而换仄声韵，短短十二句竟三易其韵，极尽变化之能事。

　　最后一段开头，“梁甫吟，声正悲”，直接呼应篇首两句，语气沉痛而悲怆。突然，诗人又笔锋一折，“张公两龙剑”以下四句仍是信心百倍地回答了“何时见阳春”这一设问。诗人确信，正如干将、莫邪二剑不会久没尘土，我同“明主”一时为小人阻隔，终当有会合之时。既然做过屠夫和钓徒的吕望最后仍能际会风云，建立功勋，那自己也就应该安时俟命，等待风云感会的一天到来。饱经挫折的诗人虽然沉浸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却仍在用各种办法自我慰藉，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写长篇歌行最忌呆滞平板，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正在于布局奇特，变化莫测。它通篇用典，但表现手法却不时变换。吕望和郦食其两个故事是正面描写，起“以古为鉴”的作用，接着借助于种种神话故事，寄寓自己的痛苦遭遇，第三段则把几个不相连属的典故交织在一起，正如清人沈德潜说的“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因而诗的意境显得奇幻多姿，错落有致：它时而和风丽日，春意盎然，时而浊浪翻滚，险象纷呈；时而语浅意深，明白如话，时而杳冥惝恍，深不可测。加上语言节奏的不断变化起伏，诗人强烈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