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以调侃的语气写政治讽刺诗，读来虽感幽默风趣，却令人倍为心酸，这首绝句的特色就在于此。

　　诗人没有青衫穿，这样讲当然是到了超越现实的程度，夸张过了头。但是，以不可能存在的现实来反衬极度的愤慨的感情（诗人对朝廷为和戎而用“百万缣”的无比愤怒），这种“超极表至极”的曲达方式在诗词创作中已是屡见不鲜了，比如李觏的《乡思》，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等，用的都是这种手法。

　　青衫是读书人的象征，是与一般平民区别的特征之一，代表了士子们的体面。诗一开始就抓住这件象征物，说如今我这个诗人连想穿一袭青衫都没办法了！极其愤疾的一句话，劈头而来，不啻在说如今斯文已经扫地。言外之意，当然扫地的何止是斯文，刘克庄正以此代指整个朝廷国家的体面都丢尽了。何以会连读书人想一件青衫都得不到？诗第二句立即指出，这是因为做青衫的丝绸都孝敬金虏去了。这两句是倒装，因了和戎，诗人才没绸做衣服，诗把因果关系调转顺序，就突出了胸中的愤愤不平。此外，诗人没有青衫，百姓们为了交纳额外的赋税，穷困的程度就用不着多说了。

　　三、四句忽生奇想：金虏如此欺负我们，朝廷却一味忍让，这些贡银及绸缎从哪儿来呢？我看西子湖边的杨柳桃花不如全都拔掉，种上桑树养蚕织绢，用以填金人的无尽欲坑吧！这两句写得很冷。当然，诗人并不是真的认为在西湖边种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随机而发，加深前两句所述的愤慨而已。把白堤、苏堤、“柳浪闻莺”，这些西湖著名景点上的柳树都砍光拔尽，种上桑树以养蚕，自然也是荒唐至极的想法，但是，这种作法却有合理性，总得让人有衣穿，不养蚕就没有什么能拿来织缣的。“衣”与“食”事关国计民生，西湖没有柳可以，人民没吃没穿可不行。诗人的话虽说得很率直，而表现出来的心思却很曲折，这种表达方式叫做“直中含曲意”，运用这种手法，以小见大，可使作品显得格外委婉含蓄。

　　全诗虽然很短，但紧紧抓住朝廷不顾耻辱向金人贡献大量丝绸这一中心做文章，有激切的鞭斥，有幽默的调侃，讽刺性很强，而诗又不显得直露，读后容易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共鸣。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这首诗用“借古讽今”的写法，把南宋继承北宋，比作东汉继承西汉，把在金人统治者扶持下出现的伪楚、伪齐傀儡政权比作王莽的新室。并且表示，只有东汉继继承的西汉，南宋继承北宋才是正统政权，而对于一切傀儡政权坚决不予承认。对于反对司马氏篡魏的嵇康，给予热情的赞颂。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感情。

　　善于用典一向是李清照的特点，在这首诗里，李清照用王莽的新朝比喻当时的伪齐、伪楚政权。用嵇康与山涛绝交之事来贬低那些苟且偷生之辈。读起来有丈夫之气，当真巾帼不让须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