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此诗四句，截取了一个生动的场面，有人物、有环境、 有情节、有对话，完全可以作为一篇小小说来看。环境背景，是第一句的交代，州桥，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因为其南北是御路，作者经过此地，不直写自己内心的亡国之痛，而是从对面写来，写中原父老的感情。丧国的痛楚，沦为异邦蹂躏的凄惨，令中原父老苦不欲生。这里，“父老”是宋金两个时期的人，他们对故国的怀念远比青年人深切，所以让其出场很典型；同时，这也是实情。他们盼啊盼，盼了几十年，忽然见到宋朝使者，一时间该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泪欲流啊！可他们强行忍住，因为屈辱的遭遇虽然难堪，盼望官军的情绪最是激烈。接下来，两句忍泪失声的询问，是这个场面的高潮，然突然收结。从内容上看，这样更深刻地表现了中原人民盼望北伐的心情；从艺术上说， 在感情的顶点收结是诗歌创作的妙法， 往往起到语尽不尽的效果。此诗正是如此，诗在到达顶点时戛然而止，可是并非语意都尽，而是余音袅袅。诗人没有以使者身份回答“父老”的问题，也没有以作者口吻发表议论；但他的感情已经与诗笔叙说的事实、描绘的形象融合为一了。如果一定要作想象的话，那范成大可能只是无言以对，因为南宋统治者的既定政策根本不想收复失地，这是十分可悲的。因此此诗对南宋王朝的投降政策也有一定的批判。

　　诗歌的创作多用比、兴，然而“赋”──直接叙述或描写也是不可少的。尤其是直接叙述，往往比描写更难驾御，这就要求诗人要有敏锐的目光，能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细节，将感情倾注于其中。这首诗的特色就在于此。诗中的典型细节在于两个字──“等”和“询”。父老岁岁年年在等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几乎到了望穿双眼，几乎要化作“望驾石”，其强烈的愿望和痛苦的心情自然就融于“等”字中。而含泪失声的“询”则惟妙惟肖地描绘出父老的神情，那颤颤巍巍的身影，如在眼前，那哽哽咽咽的声调，尤在耳旁，真是“沉痛不可多读”。而“几时真有”更是意味深长，早也盼，晚也盼，朝思暮想，朝朝暮暮州桥畔，伫立凝眸，企首悬望，父老们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他们的弦外之音，因为他们的热切盼望一次又一次地变成失望。而诗人的无言以对，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所以，虽说是有如口语的句子，其实写得很讲究。全诗的关系，也是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唐人律诗多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力图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节奏，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

　　这首《戏答元珍》是欧阳修的律诗名作，此诗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此年欧阳修因事左迁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字元珍）交好。丁曾有诗赠欧阳修，欧阳修乃于此年作诗以答。此诗首联写山城荒僻冷落；颔联承前细写山城荒凉之景，写出残雪累累、寒雷殷殷中蕴孕的生机一片。后两联抒情。颈联写作者多病之身在时光变迁、万物更迭中产生的客子之悲；尾联写自己早年作客洛阳，稔熟洛阳牡丹，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自己全不在意。欧阳修在这样一首普通的诗中表达了决不屈服的昂扬之志，道出了作者哲理性的人生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这首诗体现了宋诗注重理趣的革新特征。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

　　这首歌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使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月亮照耀着中华大地，同在一片蓝天下，有的家庭欢乐生活，而广大人民愁容满面，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苦日子。

　　诗人从月照人间写起，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像是同人间的悲欢离合连在一起，因为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联系在一起，是古人的一种心理倾向。但是诗人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人间的忧伤和痛苦是由人自己导致的，同月亮的变化没有任何干系，要摆脱这些烦扰人心的事，还要善于宽容。诗人非常积极地看待人生的欢乐喜忧，认为只有把自己的心态放宽，才会有磊落豁达的人生境界。

　　李白《春思》诗说：“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这里说南风是我的老朋友，是反用其意。唐人薛能《老圃堂》诗道：“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一本正经地埋怨春风吹落他正在阅读的书，这里的构思与薛诗相近，但称南风为老朋友，说它招呼不打一声，推门而入又翻书，比薛诗更见机趣活泼。又，宋释显忠《闲居》诗：“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贺铸《题定林寺》诗：“蜡屐旧痕寻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句意也相近，可比读。

　　第一句正好和王安石“茅檐长扫静无苔”相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青苔满地”，比起刘禹锡“苔痕上阶绿”来，这“苔”要多得多。同样描写幽静的境界，无苔，有苔，多苔之差是巨大的，王安石用无苔以表现“净”，刘禹锡用上阶绿之苔写独处陋室之“静”，这首诗满地之苔则因久雨初晴，其中差异不能不辨，这是提高鉴赏能力的有效方法。

　　第二句写午梦醒来之后，虽然只见到“一树碧无情”，但宁静恬适的心境却是非常好。经过长时间雨洗之后，树更是绿油油的，多么令人惬意！诸葛亮高卧隆中，一觉醒来，不是还高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吗？想到这，诗人会心地笑了。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后两句。诗人把南风写成是一个十分诙谐而又善于戏谑的老朋友，他偷偷地推开了门，闯了进来，还装作爱读书的样子，正不停地翻着书。诗人为读者种了一株诗苑“惹笑树”，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发出爽朗的笑声。其实，这样写并非诗人首创，发明权当属唐人，薛能的《老圃堂》有“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李白的《春思》有“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诗人融薛、李诗句于一炉，经过锤炼锻造，又添上绝妙的“偷”字，表达效果远远超过了原作。这绝不是“偷”，而是创新。

　　而诗人在《致斋太常寺以杖画地成》中又用这一意境，写了：“杖藤为笔沙为纸，闲理庭前试草书。无奈春风犹制肘，等闲撩乱入衣裾。”可见，诗人对这一意境和这一手法是情有独钟。但相比较而言，还是“偷开门户又翻书”来得更自然亲切，也更有趣些。

　　清风翻书固然有趣，但也曾翻出莫大的悲剧来，金圣叹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翻出个文字狱来，丢了脑袋。悲乎，秦始皇首创的中国文字狱！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以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诗歌开篇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自身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王安石在三、四两句中进一步阐释“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他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是不会替他卖力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以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一二两句诗人着意写景，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三四两句直抒胸臆，写出了诗人对于友情天长地久，不为风浪所阻的期盼。通首采用对比手法。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使用自然界的“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溪水将桥不复回”与“不管风波去又来”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友情恒久不变，能经得起风浪考验的主旨。

　　诗的前二句“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写立春节气到来时的景象：冰霜渐渐融化，暖气渐渐回生，冬眠的小动物蠢蠢欲动，花草树木都感觉到了春的信息，万物仿佛从沉睡中睁开了朦胧的眼睛，看着时令的更新，考虑着迎接新春的到来。“冰霜少”，透露出立春以后天气逐渐暖和。“草木知”，透露出冬眠的蛰虫将要苏醒，草木将要萌发抽芽。

　　诗的首句写出今年立春的特殊性，在旧岁未尽时已经“律回”，抓住冰霜渐少作为春意萌动的表征，写冰霜显得比往年要少。次句写自然界的变化，以拟人笔法写草木发绿，以代替具体的描写，最先告知了春天到来的消息。

　　后两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写诗人的悠然遐想：诗人不再有残冬寒冷瑟缩的感觉，走出室外，满目清新，似乎看见了萋萋芳草，灼灼红桃，碧烟轻浮，莺歌燕舞，鹅鸭戏水，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致。回到眼前，只见宽广的湖面上，东风轻拂，波纹粼粼，水天一色，远帆点点。这就使人进入了一个现实的立春境界，向往着那万紫千红、充满生意的春天早日到来。“生意满”，让读者从中隐现看到茸茸芳草，碧烟轻浮，千红孕苞，鹅鸭戏于晴江，好鸟翔于佳木，春意盎然，处处生机勃勃的景致。

　　诗的三、四句，诗人借立春来阐发自己的人生哲理，启迪人们要善于发现事物的发展趋势，注意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融情人景，十分形象。末句描绘了春水春风的生动景象，使全诗增色不少，读来如沐春风，有身临其境之感。一个“满”字，把春意写尽，也进而折射出了诗人欣慰的心态。

　　诗人从立春这个节日“阴极阳生”的特点，命意也不过说“一阳复始，万象更新”。但诗人在内容上略加提炼，在表达上以“春才到便觉得生意满”的“夸饰”手法，预示春浓的景象，以显示诗人对春天的渴望，对春天美景的爱好，使人默默地意会到，诗人所热情歌颂的是：只要有积极的因素，便会有积极的反应。

　　此诗形象地描绘了立春时节的所见所感，语言朴质清新，以景句结尾，意味无穷。感情丰富，比喻形象，给读者以生机盎然的感觉。诗人捕捉大地回春景象，眼光敏锐，诗语生动，表达的是一种欣喜的心情。在写法上，对仗工整，用词传神，而又不露斧凿痕迹。

　　全诗以“律回”为契机，律一回，就冰霜少，则春天的温煦可知；“春到人间草木知”，以拟人化的手法：开春草木最先发芽。颇含韵外之致，与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名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结句“东风吹水绿参差”，亦是状物准确生动的好句。以绿波荡漾，把视野引入水天相接的境界，以景结，面余味无穷，给人以开朗畅快的感染，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悠然自得而又有无穷遐思。

　　这是一首清新、明快的田园小诗，虽无深意，却具恬适、自然的情致。

　　“凉”是一种“心境”，很不好表现，所以，必须采用以“物境”来表达“心境”的手法，通俗一点说，就是化无形为有形，构成诗中的“图画”，以渲染气氛。诗人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三幅小画面，第一幅是稻田，从它灌满了水和长得绿油油、齐整整的稻叶中透出凉意。第二幅是树丛，“晓”字自含凉意，低压的雾气也自含凉意，“日”本有热意，因其初升，故也“沧沧凉凉”，何况其穿树而来。第三幅是飞莺，黄莺儿越过田野，飞向晨雾迷蒙的山阴，纳凉去了，诗人的心中仿佛也顿生凉意。把这三幅小画面合起来，便构成了一幅清新、明快的田园山水大图画。

　　由此，“新凉”这一心境，也就从这大图画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里渗透出来。而那黄莺的啼鸣，又为这幅大图画添上画外音，呼唤诗人投身其中，共纳新凉。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一吟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