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郭主簿》第二首主要写秋色。写秋色而能独辟溪径，一反前人肃杀凄凉的悲秋传统，却赞赏它的清澈秀雅、灿烂奇绝，乃是此诗具有开创性的一大特征。古诗赋中，写秋景肃杀悲凉，以宋玉《九辩》首肇其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往后秋景与悲愁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汉代《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曹丕的《燕歌行》、祢衡的《鹦鹉赋》、曹植的《赠丁仪》、《赠白马王彪》、《幽思赋》、王粲的《登楼赋》、阮籍《咏怀·开秋兆凉气》、潘岳的《秋兴赋》、张协的《杂诗·秋夜凉风起》等等，或触秋色而生悲感，或借秋景以抒愁怀，大抵皆未跳出宋玉悲秋的窠臼。而陶渊明此诗的秋景却与众迥异，别开生面。首句不写秋景，却写春雨之多，说今春调合的雨水（和泽）不断，遍及了整个春季三月。这一方面是《诗经》中“兴”的手法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把多雨的春和肃爽的秋作一对比，令人觉得下文描绘的清秀奇绝的秋色，大有胜过春光之意。往下即具体写秋景的清凉素雅：露水凝结为一片洁白的霜华，天空中没有一丝阴霾的雾气（游氛），因而益觉天高气爽，格外清新澄澈。远望起伏的山陵高岗，群峰飞逸高耸，无不挺秀奇绝；近看林中满地盛开的菊花，灿烂耀眼，幽香四溢；山岩之上苍翠的青松，排列成行，巍然挺立。凛冽的秋气使百卉纷谢凋零，然而菊花却迎霜怒放，独呈异采；肃杀的秋风使万木摇落变衰，唯有苍松却经寒弥茂，青翠长在。难怪诗人要情不自禁地怀想这松菊坚贞秀美的英姿，赞叹其卓尔不群的风貌，誉之为霜下之杰了。

　　善于在景物的写实中兼用比兴象征手法，寄寓强烈的主体情感，是此诗的又一显著特征。诗人对菊举杯饮酒（衔觞），由逸峰的奇绝，松菊的贞秀，自然联想、怀念起那些与逸峰、松菊颇相类似的孤高傲世、守节自厉的古代高人隐士（幽人），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坚持着（抚）松菊（尔）那种傲然特立的秘诀要道，其高风亮节真是可钦可敬。这里，赞美企慕“幽人”的节操，也寓有诗人内在品格的自喻和自厉。然而这只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宏图壮志。《杂诗》之二已作于五十岁左右，但仍感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晚年所作《读山海经》中，还义愤填膺地大呼：“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赞扬“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咏荆轲》中又歌颂：“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一切都说明诗人终其一生，也未忘情现实；在向往“幽人”隐逸的同时，内心始终潜藏着一股壮志未酬而悲愤不平的激流。这种出处行藏的矛盾心情，反映在此诗中，便逼出结尾二句：诗人检查平素有志而不获施展，在清秋明月之下，也不由得老是厌厌无绪了。

　　由此可见，写秋景的清凉澄澈，象征着幽人和诗人清廉纯洁的品质；写陵岑逸峰的奇绝，象征着诗人和幽人傲岸不屈的精神；写芳菊、青松的贞秀，象征着幽人和诗人卓异于流俗的节操。从外在联系看，以秋景起兴怀念幽人，又从幽人而反省自身，完全顺理成章；从内在联系看，露凝、景澈、陵岑、逸峰、芳菊、青松等意象，又无不象征着“幽人”的种种品质节操，无不寄寓着诗人审美的主体意识，真是物我融一，妙合无痕。而在幽人的精神品质中，又体现了诗人的精神品质；但“有怀莫展”之叹，又与那种浑身静穆的“幽人”不同。

　　以松菊为喻写人或以松菊为象状景，前人早已有之。《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但这只是单纯取喻说理。屈原《离骚》有“夕餐秋菊之落英”，虽有象征，但只是抒情中的想像借喻，并非景物写实。曹植《洛神赋》中“荣耀秋菊，华茂春松。”是用菊松喻洛神的容光焕发，所比仅在外貌而非内在品质，且仍非写实景。左思《招隐》有“秋菊兼餱粮，幽兰间重襟。”是化用《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和“纫秋兰以为佩”二句，性质亦同。其《咏史·郁郁涧底松》中喻寒门才士受抑，亦非写实。至于钟会、孙楚的《菊花赋》虽是写景，却并无深刻的象征意义。真正把景物写实与比兴象征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的，当自渊明始。苏轼评陶云：“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选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冷斋诗话》引）读这首诗，深知苏评确非溢美。

　　《九歌·东皇太一》作为《九歌》的开首篇，在全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太一”在屈原时代并不是神，它在“东皇太一”中不可能充当神的称谓；而“东皇”，由于先秦时代的东——春对应等关系，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称。在没有更确凿材料发现之前，“东皇太一”应是春神的说法可以成立。至于“太一”，在这里的含义是始而又始，象征起始与开端。

　　诗一开首，先交待祭祀的时日——因是祭春神，故时日当在春天。选择春日的吉良时辰，人们准备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东皇太一，让其愉悦地降临人世，给人间带来万物复苏、生命繁衍、生机勃发的新气象。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抚摸长剑上的玉珥，整饬好服饰，恭候春神降临。开头四句，简洁而又明了地写出了祭祀的时间与祭祀者们对春神的恭敬与虔诚。

　　继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备的祭品：瑶席，玉瑱，欢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这一切，配合着繁音急鼓、曼舞浩唱，告诉人们，春神将要降临了。整个祭祀气氛开始进入高潮。

　　末尾四句，是全诗的尾声，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于此时降临了。“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动人的舞姿与外表，“芳菲菲兮满堂”——是春神带来的春的气息与氛围。欢迎祈盼的人们于是钟鼓齐奏、笙箫齐鸣，使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末句“君欣欣兮乐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态的直接描绘，也是祭祀的人们对春神降临所表露的欣喜心态。

　　全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气氛热烈，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欢快的感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春神的敬重、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

　　春雨总是惹人愁，这样的天气里，也怪不得纳兰写出这样的词句。斜风细雨斜织着，迷蒙一片。 “淅淅”是象声词，形容风声。总觉得象声词也是有感情的，像“淅淅”两字，同样是风，却有种柔弱迷惘的情绪在里面。唐朝李咸用《闻泉》诗中有一句： “淅淅梦初惊，幽窗枕簟清。”似乎是约定俗成，“淅淅”的风总与大喜大悲无关，多是愁绪，即便有些欢乐，也是似有还无的那么一丁点。“纤纤”两字转而描画春雨的形态，这两个字本是用来描画女子双手柔细之态的，《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就有：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用这里描摹雨丝，倒也有种婉约雅致的风情。细雨如丝，依然朦朦胧胧地笼罩着一方天地，又慢慢地浸入心底。秋雨愁，是不能愁过这连绵的春雨。雨打芭蕉，春雨愁结，于是乎凄凄惨惨切切。春雨的细腻和夏雨的豪情截然不同，只有春天才会有这连绵的细雨。空气中布满浓浓的湿气，阴阴的灰色，映在眼底，隐在心里，胸口被堵得紧紧的，似磐石般压得使人透不出气来，所有的委屈苦恼全部喷涌而出，伤感瞬间在心底最潮湿的角落里发芽。

　　因此纳兰才说，“难怪春愁细细添。”风雨凄迷中最是容易自怜。尤其是一人独处，怀思之情便难免。而南这浓重的愁情而致似梦非梦的幻觉生起了。词人喃喃自语着，那过去了的事已记不分明了。庄子曾经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此言一出，便成就了千百年文人墨客心中的一个结。真实是什么，是眼睛看到的，还是手指触碰到的，如果梦足够真实，人没有什么能力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如今眼前的这一切，或许一朝梦醒皆成幻影。但纳兰随即苦笑摇头，即使在梦中，也隔着一层厚厚的帘，看不清楚。这种愁绪就像一场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跑步，因为起点便是终点。也像是梦，醒来时分明觉得梦是真的，而再真实的梦也不过只是场梦罢了，与现实永远隔着一重甚至多重的帘。帘里帘外，有的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朦胧恍惚的境界，也从中流露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

　　纳兰的词总是意深而情婉，就如这首小令，语句中有“花间”风韵，却更湿得清丽自然。寥寥几笔，景致情感都在其中。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诗人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之后，回到了偏僻的乡村，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所以他非常轻松地说：“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正因为没有俗事俗人的打扰，所以“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诗人的身心俱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荆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

　　不过，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他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桑麻。然而，在诗人看来，与纯朴的农人披草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人事”；一起谈论桑麻生长的情况，绝对不同于计较官场浮沉，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所以，不管是“披草共来往”，还是“但话桑麻长”，诗人与乡邻的关系显得那么友好淳厚。与充满了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它的喜惧。“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庄稼一天天生长，开辟的荒土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毁于一旦，心怀恐惧。然而，这里的一喜一惧，并非“尘想”杂念；相反，这单纯的喜惧，正反映着经历过乡居劳作的洗涤，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淳朴了。——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及自己心境的恬静。而在这一片“静”的境界中，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

　　诗题名曰《山店》，实际上那行人尚未见到“山店”的屋宇茅舍，更没有下榻在“山店”，“山店”与行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尽管这样，它在行人的心中已经点燃了希望之光，激起了难以抑制的向往之情。

　　走在平原上，视野开阔，目力所及，远近距离心中亦大致有数。如若有翻山越岭的经历，就知道那情景、那感受完全不一样。走近山脚，迎面是山，再往前走，前后左右皆是山，看上去似乎很近，可是走起来，山回路转，崎岖曲折，绕了半天，还在那座山里，再回头一看，似乎也并没走多远，这样反复几次，人也累了，心也急了，于是乎心中不由地冒一个问题：何处是尽头，何时到尽头？诗的第一句：“登登山路何时尽？”便非常简洁地写出了这种心境。登登，这种声音有种艰难疲惫、单调沉闷之感，而这正是旅人此时的感觉和心情。诗的第二句承第一句而来，“决决”二字摹声又兼写形，表现了诗人选词造句的精巧。由于山峦叠嶂，泉水多，溪流长，所以“决决溪泉到处闻”。山间溪流水位落差大，流速急，才有“决决”之声。如果溪水流出了山，泄入平地，也就变得缓慢而无声息，因而那“决决”之声，仿佛也在告诉行人山路未尽。

　　路未尽，仍须行。诗的二、三两句之间有一处省略，那就是行人在曲折难尽的山路上走了一程又一程。正在夜色苍茫，匆匆低头赶路之际，忽然听到几声犬吠，不觉停下了脚步，仔细倾听，可又别无动静，只听得山风阵阵，木叶萧萧。行人不觉顿悟，原来就是这“风动叶声”使得山犬惊吠，可见山林是多么的寂静，不过既有犬吠，也该有人或人家，于是他又迈开脚步，走着，走着，果然发现了“几家松火隔秋云” 的景象。走了一整天，旅人早已疲倦不堪，亟盼住店，此刻，那闪耀的松火虽然还隔着秋山雾霭，要走近也并非容易，但毕竟是看见了希望之所，盼到了歇宿的“山店”。只有历尽山路的艰辛，才知道此刻的快乐。旅人的欣喜之情不言而喻。

　　这首诗没有用什么比兴手法，它主要描写山间行人的所见所闻，同时采取或虚或实的手法，将人物的行动贯串其间，通过人物行动和颇具特色的景物的结合，巧妙地刻画出人物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富有艺术感染力。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本文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2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3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本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诗一落笔，就描绘出了一幅落日余辉中，渔舟唱晚、轻棹击水的耶溪夕照图：“落景余清辉，轻桡弄溪渚”。诗人开始就描绘江南独有的景色：溪水上一只小舟漂浮，舟人轻轻摆动着船桨，在落日余辉中自由自在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一片斜阳照到水面，浮现出烟雨空濛的景象，水面上一层一层的细浪，受了残阳的反照，一时光辉起来，那夕阳金色的浅光，映着洲渚的小草、两岸的绿野，镶出西边天际的一抹绛红、深紫。

　　“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是写诗人临水泛舟看到在明净如镜的溪水中，观赏游鱼追逐嬉戏，三五成群，在水草和细石下钻进钻出。

　　耶溪的水色山光，使诗人乐而忘返，而江南的风土人情、岸边的渔村竹寨，更使诗人如入桃源仙境。“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两句，概括地表现了江南生活的恬静安谧。蓑衣箬笠的老翁，在夕阳中垂钓却悠然自得；梳妆整齐、淡雅的村姑少女，在传说中曾是西施浣的耶溪水边洗衣、谈笑，欢声笑语更衬托出山村的幽静安宁。

　　结尾“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恬静和乐的山村，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非常相似，又与诗人孟浩然失意后的隐逸心情和谐一致。因此，这“似相识”确是诗人的思绪所念，是情之所至，而与那垂钓翁、浣纱女陌路相逢，素不相识，虽则情感相通，却只能脉脉相视而已。

　　诗的前两句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名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表明时间是在深春。“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御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与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友的踽踽长街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

　　诗的后两句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别人送别而攀折杨柳，反映送别的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的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首送别小诗，清淡如水，短小精悍，款款流露出依依惜别的深情。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