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巴锡是土尔扈特部的第七代首领，这一时期的局面尤为混乱和紧张。特别是后来大量沙俄居民的涌入，占据了土尔扈特部的大片的牧场，更加剧了两国的矛盾和冲突。1763年，渥巴锡针对这一丑恶行径向沙俄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紧接着，沙俄当局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权又开始向土尔扈特部大批征兵，并且在战斗中让土尔扈特士兵打头阵、当先锋，从战场上归来的土尔扈特士兵只占原来数量的十之一二，使土尔扈特部损失了大量的青壮年人力资源。 在沙俄种种的剥削压榨下，渥巴锡所领导的土尔扈特部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甘心受摆布，直到被沙俄最终灭族；另一条路就是拿起武器反抗，回归祖国的怀抱。其实长期以来，土尔扈特部一直没有中断同祖国的密切联系，经常遣使入国交流，而清政府也曾在1714年派遣使者图理琛一行远赴土尔扈特部表达慰问。所以，他们虽然远离故土，却时刻思念着故土和亲人。在外敌的长期侵袭下，摆脱沙俄的压迫，重返祖国故土就成了土尔扈特人民心里的夙愿。 公元1768-1769年，渥巴锡忍辱负重，亲自率两万蒙古兵参与了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目的是转移沙俄的视线，为回归祖国暗中做准备。1770年秋渥巴锡从土耳其回来后，即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确定了行动的具体时间。同年十一月，渥巴锡集结军队，完成了武装起义之前的最后准备。 1771年春，渥巴锡正式发动武装起义，分三路浩浩荡荡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一路上，他们袭击了俄国的驻军、歼灭了俄国的增援部队、摧毁了俄国要塞、穿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将追击的俄军远远抛在了后面。 公元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是一个会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渥巴锡所率领的土尔扈特部起义军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八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在这一天与前来迎接他们回家的清军相遇。不久，渥巴锡还受到了清军总管伊昌阿??索通的会见。至此，民族英雄渥巴锡终于完成了领导土尔扈特部武装起义、东返故土的历史任务，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他的名字和他所创造的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将永远光耀史册。 1775年1月9日，渥巴锡病逝，终年33岁。长子策凌那木扎勒袭位。 归国后安置安置地点 在天山北部的斋尔等地暂行安置及其经过 乾隆三十六年(1771) 三月,署理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奏报俄方派人来告土尔扈特举部东归这一消息后,清廷就开始考虑指地安置问题。起初由于不知道东归人数的多寡,伊犁将军伊勒图提出如果来的人数在数千之内,即在伊犁附近地方安置;如果人数较多,则将其首领遣往朝觐,然后留在京城,其部众或安置在所辖察哈尔地方,或安置在内扎萨克蒙古地方。乾隆帝认为伊勒图极其不明事理,只想躲避了事,指出应安置土尔扈特人众于额尔齐斯河一带,而让土尔扈特首领朝觐,只是意在开导晓谕,命其严加管束部众。不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得知要将来归人众安置于其所辖地方,也以塔尔巴哈台地方储备之粮无多,且靠近俄罗斯边界,提出安置于天山迤南或伊犁地区。安泰这种逃避责任的态度,同样遭到了乾隆帝的严厉训斥。乾隆帝认为,既不能安置于天山南部,也不能安置于伊犁附近地方。因为伊犁地方控扼天山南北,此前业已移住满洲、锡伯、索伦、厄鲁特官兵,已无更多闲地可供安置,况且伊犁地方靠近哈萨克、布鲁特,不便防范逃窜。可以说,如此限定的结果,也只有天山北部离伊犁稍远的某个地方可以安置。随着土尔扈特部众的陆续来归,及至六月十八日,乾隆帝在颁降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上谕中讲:“若此辈一齐前来,我等尚需略加考虑,将伊等分散安置。今此辈各自行走,相继而来,我等办理之际,无需费力。此辈之中,若有杜尔伯特、乌梁海之人,除即安置于杜尔伯特、乌梁海地方外,土尔扈特、绰罗斯等人,理应另行指地安置之。指地安置时,若安插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则与西界较近,易于伊等逃窜;乌鲁木齐附近之地,又临近我巴里坤驿道,均不得安置伊等。朕惟,若将伊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地,方善。”1从这道上谕中不难看出,清廷对西迁百余年后回归的土尔扈特部落是抱有一定戒心的,由于担心土尔扈特人再次迁走,故而不敢安置于靠近边界的地方;同时又担心土尔扈特人对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也不敢安置于通往内地的乌鲁木齐、巴里坤这些军事重镇附近。应当说,这道上谕是乾隆帝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想法。在时隔数日之后,乾隆帝再次谕令伊勒图,强调务使土尔扈特部众住于博罗塔拉、额尔齐斯、斋尔这些远离重要城镇,不妨碍台站交通,且与哈萨克、喀尔喀蒙古等换取牛羊近便的地方。 分散安置 除了在具体地点上考虑安全之外,针对土尔扈特部众的安置问题,清廷有一贯的策略,就是要分散安置,互不统属,各管其众。这一方面是出于接济方便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其目的是“以分其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本是汗王之后,乾隆帝打算等他们到木兰朝觐之后,均皆分封,各管其众,互不兼辖。因此要求伊勒图等在办理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务使土尔扈特人分地而居,各个游牧地之间须有一定距离,使之互不相干。伊勒图等遵照乾隆的旨意拟定了安置方案并具折奏称:“新旧土尔扈特人众由和布克赛尔、斋尔直至额尔齐斯挨次安置,和硕特人众安置于额林哈毕尔噶之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除此之外,又有绰罗斯、辉特人众及跟随喇嘛等、因无台吉而兼附于现归台吉等之人众,彼等均为小股,各自人数原本无多,倘兼附土尔扈特安置,或兼附和硕特安置,则土尔扈特、和硕特二部人口众多,久而久之,以此等小股人等为彼等所带回,必为彼等所兼并,于事无益。经奴才等商议,将此人众,均令暂住伊犁,遣派侍卫、员弁照料,供应口粮,候旨办理。”2 就是说,除了留在伊犁的一部分人和遣往额林哈毕尔噶之古尔班济尔噶朗的和硕特人以外,其余土尔扈特人众要挨次安置在自和布克赛尔、斋尔至额尔齐斯一带地方。这一安置方案,因符合乾隆帝的意图获准实施。 物质支持 乾隆帝考虑到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办事经验不多,且不懂蒙古语,故命办事经验丰富、又略懂蒙古语的钦差大臣舒赫德署理伊犁将军,而将伊勒图调任乌什参赞大臣,后又调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同时,对陆续到来的土尔扈特部众,随到随接济,随到随安置。东归队伍出发时,“土尔扈特人众约为三万数千户、十五万余口,和硕特人众二千余户、一万余口,又绰罗斯、辉特及跟随喇嘛等二千户、近一万口”, 3共计17 万人,回归途中折损过半,最后渡过伊犁河的有15 793户、66 073人。其中,渥巴锡部众在伏尔加河时,“其部众原为二万余户、十一万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八千二百五十一户、三万五千九百零九口”。4 如此众多的人口,要顺利移往斋尔等地亦非易事。据当时的统计,对陆续抵达伊犁地区的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众,动用当地从哈萨克易获之羊10 000余只、仓存粮食10 000石,每10 人给羊1 只,每人给粮1斗,以作路途口粮。委派满洲协领巴虎、前锋协领胡图克、防御八十四,厄鲁特额外副总管博罗胡尔噶、佐领萨音讷木库、额外佐领巴图锡等员,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 六月十七日开始,督率土尔扈特部众渡过伊犁河,陆续迁往斋尔地方。又委派满洲佐领胡图可、厄鲁特额外佐领博罗辉等员,督率和硕特部众渡过伊犁河,迁往乌鲁木齐所属古尔班济尔噶朗地方。 当土尔扈特部众尚在前往安置地途中时,伊勒图考虑到分别安置各指定地点后接济粮食较为困难,于是奏称:“现遣往和布克赛尔、斋尔、济尔噶朗等地人等,复由塔勒齐散给口食羊只。惟看得,彼等极为疲惫者众,有牲畜者寡,况又赢瘦。奴才等适才所奏由和布克赛尔至额尔齐斯依次安置地方,距斋尔较远,倘若务将彼等送至指定地方,难免路途又复受损。斋尔地方尚属宽敞,彼等之牲畜无多,尚可暂行居住,况距塔尔巴哈台又近,便于接济彼等口粮。倘若塔尔巴哈台粮石不敷,由伊犁、乌鲁木齐接济亦为近便。此等人众,倘准暂住斋尔过冬,明春再行遣往,则便利多多。适才舒赫德在途察看其行走情形后,咨行奴才者亦与此同。故奴才当即札饬安泰,俟土尔扈特部众抵达斋尔,即将彼等暂行尽数安置于彼,接济口粮过冬。”6 乾隆帝从实际考虑,也赞同伊勒图的这一建议,认为土尔扈特部众经过长途跋涉,备显窘迫,当务之急,应是解决口粮问题,而调运口粮,还需考虑近便,应在斋尔地方暂行集中安置,以便安全越冬。这样,除和硕特部众仍移往古尔班济尔噶朗地方和土尔扈特部众内老弱病残者暂留伊犁调养外,其余人众全部遣往“位于绰尔东北五十里,逾山而至,东北至额敏三百里,地广绕水草”7 的斋尔地方过冬,其暂住地基本分布情况为渥巴锡部众在博湖图,策伯克多尔济、舍楞部众在纳穆,巴木巴尔、旺丹、博罗、默们图部众分别在楚尔、多罗诺图、乌兰霍托、舒鲁岱等地。 永久居住 将所有回归人众安顿于暂住地之后,清廷始得从容考虑这些人的永久居住地问题。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 十月至三十七年(1772) 正月,经反复斟酌,清廷最后确定来归人众的居住地最终安排:策伯克多尔济部众,移住和布克赛尔;巴木巴尔部众,移住济尔噶朗;默们图部众,移住精河;舍楞部众,移住科布多所属青吉勒等地;和硕特部 众,移住珠尔都斯。惟有渥巴锡部众继续留居斋尔地方,而且一部分老弱病残者仍住伊犁调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