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在中国，“情人”二字在部分人心目中依然暧昧。回朔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恋人不管心里有多火热，只要在公众场合见面，彼此都显得很拘谨，表面上，很难看出谁和谁是一对恋人。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扣上“低级趣味”、“资产阶级小情调”之类的帽子。
记得上小学时，一次学校组织上山开荒，由一位男老师和一位女老师当领队。平常在学校难得见他们说话，可那天他们虽位居队列的一前一后，却是“哎”一声来，“喂”一声去，说得不亦乐乎。懵懂的我们觉得这“哎”“喂”之声挺有意思，也跟着“哎”来“喂”去。两位年轻老师——以我们现在的目光看是一对“情人”，每当听到我们戏谑的“哎”“喂”之声，脸上不由自主便飞出一片绯红。
到80年代初，恋爱中人依然不敢显山露水，见面时，依然象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以“同志”或战友相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住我隔壁单身宿舍一位叫清明的男老师，和另一位叫如茵的女同事好上了，她一上完课就到他那儿洗手，总听见她敲着他的房门叫道：“清明同志，在吗？”一听到她甜美的声音，门就开了，清明一本正经地说：“如茵同志，是你啊，有事进来吧。”明明是一对恋人，可每天总是“同志、同志”地喊着，我觉得怪有意思，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直到她嫁给他的那一天，校长主持婚礼还说：“今天，是清明同志和如茵同志结为连理的大喜日子，我衷心祝愿这一对志同道合的同志永远幸福。”我在心里说：“切，明明是夫妻，一对老情人了，还是什么同志同志的，不地道嘛。”
进入九十年代，过“情人节”已经很时尚了，相爱的人大概没有谁弄不清一支玫瑰、两支玫瑰、三支玫瑰的含意的。在那一天，大肆张扬的“情人”不在少数，“情人节”被过得花样迭出：有大把花钱空运鲜花的，有举办烛光舞会的，有吃着西餐听着萨克斯说情话的......当然，手头拮据的人自然只能小打小闹了。
千禧之年“情人节”那天，我路过一家时尚发屋，见店门口有对搂抱着的男女。可我怎么也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他们不配啊！远看时，那男青年头顶上有一大块疤痕。走拢去，才知道搞错了，原来那疤块是染在发上的一个“情”字，女孩的发辫在头顶绞结成一个“人”字。我了悟，原来“情人”关系在年轻人心中，是可以如此充满创意、充满光亮地摆在明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