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
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
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
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
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
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
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
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
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
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
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
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
《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
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
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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