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三我是在小镇的中学上的，初一初二在我们村不远的一所附中。中学的地理位置前面我说过，就不罗嗦了。中学坐北朝南，分两大块，前面是教室和教师宿舍。宿舍后面，一溜子土墙隔开，后面是大操场，操场的东南角是厕所。我们初三的教室在进校门的第一排，从我们教室出来，去上趟厕所，来回要走好一阵，六七分钟。加上老师拖堂，所以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紧张，一下课，我们像脱缰野兽一般穿过教室和操场，钻进了厕所，上毕，又疯跑着回到教室。气还没调顺，十分钟的课间休息就结束了。
就这样上厕所，夏天，还好些，冬天，那么远，实在是受罪。
我们校门口，就是马路，过马路，是个大场。场是平整过的大土场子，六月天碾麦，平时堆放麦草，也放一些麻杆、玉米杆之类的柴草，有时，晾晒东西用。场大多数时候是空闲的，四周码着一楼高的麦草。一家一垛，一家一垛，沿着场的四周摆开，显得密密实实。
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一下课，男同学出校门，钻进麦草垛后面，鸡鸡一端，撒起了尿。女同学自然是不敢的。这样，下课上厕所，省事了不少。后来，我也跟上大家一起去麦草垛后面撒尿。十几个男生排一排，端着家伙，齐刷刷朝麦草上撒尿，那气势，也是相当壮观的。天长日久，靠路边的几垛麦草底部开始发霉腐朽，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这麦草，码在场里，是留着冬天铡了给牛驴吃的。这么一尿，肯定就没法吃了。
有一次，上午第三节课后，我们几个男同学出门钻到麦草背后开始撒尿。我迟了一点，他们刚撒完，我才解裤子。突然发现麦草垛后面冲出来一个人，举着水担，咒骂着，凶神恶煞一般朝我们冲了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家一哄而散，我正要跑时，那人扬起水担，砸了过来，水担的一头打到我后脑勺，我被打翻在地，由于心里害怕，又拾起身，跑了。
到教室后，并未觉得头上有异常。上课时，后脑勺才有点隐痛。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头皮留下来，钻进了脖子。我一摸，血。便用手擦了，没有在意。流了一阵，血凝结了，没有再流。
正好我背后坐着我们村的一个女生，我后脑勺上流血，被她看到了。下午放学后，她骑自行车回家取馍馍，给我家人说了我头烂的事。
那时，我在离镇子十里外的姑姑家暂住。晚上，吃毕饭，写作业。十点多，天已黑透了。我父母突然来了姑姑家，他们走了十几里山路，顶着满头星辰来看我了，走的满头冒汗，气喘吁吁。因为那个女生描述的比较夸张，当时没有电话，父母还以为受了很严重的伤，特别操心，没顾上吃晚饭，就一路小跑着来了。我当时吃惊不已，觉得一点小伤，他们连夜竟然赶来了。母亲扳着我的头，看伤情。发现没有大碍后，才安了心。父亲坐在炕边，抽着烟，骂着那个打我的人：一堆草能值多少钱，你把我家娃打个三长两短，你能赔得起吗，再说，还是孩子，不知道嘴上教育几句，就直接下手，心真狠！
因为天太黑，父母就在姑姑家留了宿，第二天回的家。
我平时是一个很乖的人，不惹是生非，不打架斗殴。那次被水担打，也算是这么多年吃得最严重的一次亏。被水担打过的地方，头皮擦没了，到现在，后脑勺有指肚大的一块，不长头发。每次摸后脑勺，我就想起我的初三，我那挨的一水担。
镇子上的戏楼，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上面唱大戏。六一时，全学区的学校在上面汇报演出，我们在下面看。
当时我在附中上学，有一年六一，是不是香港回归那年，我记不起了，反正学校很重视，阵势很大。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练了。排练分两种，一种是全校的队列队形和团体操，一种是各班的节目。那时候觉得真好，整个下午不用上课，就在操场练走齐步。一班一个方阵，来回走，走的那个操场尘土飞扬，虚土一寸。汗流下来，把脖子上落满的土冲出了一道又一道的渠。
练完各班的，就全校统一练。由大到小，我们班好像在前面。第一排，是校旗手，挑个子高的，长的挺拔的男学生。后面是举校牌的，胳膊伸老直，高抬腿走，是全校长的最端庄的女学生。接着，是大战鼓，这个得是壮实肥大的男生来，一般的，会被鼓压趴下。跟在大鼓后面的，是清一色的小鼓，好几排。然后就是号手。后面，四五年级，便是打五颜六色彩旗的，打旗需要自备旗杆，好多人砍了胳膊腕粗的白杨，当旗杆，白杨轻，剥了皮，也光滑，白皙。最后面，就是一二三年级，拿花环，举着手喊口号：庆祝六一儿童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学苦练，立志成才！花环使用红绿黄三种颜色的彩纸剪成条，越细越好，再一圈圈粘上去，有的学生家长剪的特别细、匀，举起来一晃，像彩虹，像波浪，像张宝家骟马的鬃，好看极了。
当时我是号手。打鼓轮不上我，太小。打旗，觉得降低自己的能力，没技术含量。拿花环就更不用说了。我是怎么争取到吹号的？可能是我学习好吧，我个子低，本是打旗的，老师网开一面。吹号，得有技巧，用嘴唇，用匀气。否则吹不响，要么吹响，也跟放屁一样，吱吱吱，吹不出嘟嘟嘟的节奏。我一开始也不会，搭上嘴，使命吹，结果第二天，嘴肿了。两张嘴皮打过气一样，翻撅着，笑晕了同学。不过后来练着练着，掌握了技巧，就好了。
我们班上的节目是唱歌，班主任挑选了好几个歌曲，但都太难，最后选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切合主题，又旋律简单，积极向上。我是班上嗓子最亮的一个，唱起来，虽不是百灵鸟，但也很清脆动听，跟夏天的蚂蚱一样。不比班上其他男生，一张嘴，简直一群驴叫。于是班主任很看好我，让我站在第一排中间，当主唱。
自从担任了号手和主唱，我放下号就唱歌，唱完歌就练号，这张嘴，实在是忙啊，连个吃饭的时间都没。反正没作业，晚上，我站在村里后梁上，又吹又唱，直到北斗七星一闪一闪亮成了一串，像挂在夜空的项链时，我才回家。我的吹唱吓得满村的驴和狗不得安宁，都叫了起来，最后跟我合成了一曲雄壮的交响乐。
六一很快就到了。
我们穿上藏蓝色的线衣线裤，系上红领巾，收拾的精精干干，来到了镇子上。那时候过六一，要么穿白衬衣、蓝裤子、白运动鞋，要么就是一身蓝线衣。这个看学校情况。衬衣和裤子都是在集上缝的，线衣只能买了。有些孩子家里困难，缝不起衣服，天天哭闹，把两只眼睛哭成了核桃。最后实在没办法，当母亲的满村子借了二十元，给孩子在集上扯了布，缝了一身。有些买不起线衣，就把村里人当内衣穿的借来，一遍一遍洗，蓝线衣洗成了灰白色，穿在身上，站进队伍，格格不入。衣服有了，鞋子大多是将就的。那时候，没几家能买起运动鞋，都是白色的胶鞋，几块钱一双。有时候，几块钱，也拿不出，难心死人啊。我们村一个，没白鞋，连夜让她母亲给他在黑布鞋上蒙了一层白洋布，结果第二天，被老师狠狠骂了一顿，说你这哪是运动鞋，明明是死了人穿的丧鞋吗（我们这里去世人后亲人要在鞋尖上逢一块白布），撕了去。最后，我们村的这个同学没有参加六一。还有其他村里一个，没白鞋，晚上搞了半桶白漆，把鞋刷成了白色。结果第二天六一走齐步，白漆全掉了，露出了他破了几层的烂布鞋。
六一当天，全学区各学校的师生穿戴一新，举旗打鼓，都来了。上午，在镇子上游行。打鼓，吹号，摇花环，喊口号。街道两边挤满了四里八乡赶来看热闹的人。我们竭力给大人们展示着我们的风采，我们也要把其它学校比下去。我们不光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我们学校的精神面貌。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六一游行往往是大人们最直接的判断标准。我作为我们学校的领号手，在大人们面前，昂首挺胸，走三五十步，就领吹一串。听到大人们唧唧喳喳说好，我就越来精神了。像只小马驹一样，差点活蹦乱跳起来。看着彩旗飘荡，人潮涌动，听着口号连天，鼓声隆隆。初夏的风从人群缝隙里挤进来，吹荡着我的红领巾和蓝线衣，我感觉整个上午都在漂浮着。
中午，我在马路边吃了一碗凉粉。由于上午太卖力，吹得口干舌燥，要了两根冰棍吃了。
下午，全学区的文艺汇演。按照顺序，一一上戏楼表演。好多节目现在都忘了，只记得有歌伴舞《采蘑菇的小姑娘》，那首歌是我第一次听。还有歌曲《闪闪的红星》，因为表演节目的学生都戴了一顶红军帽，馋死我们这些爱打枪仗的男生了。我们在戏台下站着看，我们班一个同学说，谁谁的爷爷是主席，在台子下坐着看节目呢。那时候我只知道毛主席。突然听说他爷爷是主席，天啦，那该是多大的官啊，是不是从北京来的，那简直厉害死了。我开始用不一样的眼神寻找着主席的孙子某某人，一下子就觉得他好攒劲，甚至身上都发着毛毛的光。后来我才知道他爷爷是乡人大主席，不是毛主席的那个级别。当我被他爷爷的官震住，开始胡思乱想时，轮到我们表演了。
我们按顺序排上队，班主任又安顿了半天，老是盯着我，好像在给我一个人说。报完幕，我们上了戏台。我站第一排中间，一个老师把有支架的话筒摆到了我嘴跟前。我第一次站在这个戏台上，朝下看，黑乎乎的脑袋，密匝匝的铺在台下，发出了嗡嗡的声音。我有些紧张，使劲捏着线裤的白道子，汗在手心里打滚。音乐响了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张圆了嘴，却发现我嗓子哑了，发不出任何一点声音。我憋红了脸，有点发抖。我嘴前的话筒里只有两侧同学的声音，没有我的领唱，大家像一群羊，四分五裂的走开了，走了成一团麻。我捏紧两只拳头，汗都快从指缝里渗出来了。我使劲往出吼，我发出了声音，但很遗憾，是那种沙哑的驴叫声。戏台下满场子的人被我断断续续的驴叫声吓着了，他们齐刷刷盯着我，像一万支箭射向了我，我快要死掉了。
我不知道那个合唱是怎么结束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失声的原因是早上用嗓过度，中午用冰棍冰了一下，声带受损，加之紧张，就发不出声音了。
回去的路上，看着人家学校的学生都抱着大大的奖牌，我难受极了，我恨不得把我杀掉，剁成肉丁，喂了半路上的狗。
回到家，我晚饭也没吃，就蒙着头睡了。一晚上，全做的是合唱的梦，一会是我的嗓子好了，在我的领唱下得了第一名，我们抱着奖状哈哈大笑。一会又梦见我的嗓子还是哑的，急得我不行，差点快尿裤子了，最后我那削笔刀把喉咙割开，取出了几颗砂子。我的脖子在冒血，像泉眼一样，我被惊醒了，一抹，脖子上缠着一个冰凉的哨子。
望着窗外辽远的夜空和夜空里闪闪烁烁的星星，我又轻轻唱了一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的嗓子好了，是那么清脆，像极了月光下独奏的蟋蟀声。
二
我上初三那年，学习还可以。考试基本保持在全级第四名。
第一名，我等会说。第二名，是补习生。第三，是一个女生。第四，基本就轮到我了。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聪明人，学习也不用功，但学习还凑和，这真让人不可思议。
第一名，叫张鹏飞。我从附中过去时，他一直就是第一名，从初一到初三，霸占了好多年。他个子不高，人很瘦弱，话少，腼腆。上课时，很乖的坐着，像只兔子，两只眼睛有点红。下课，也是很乖的样子，像只兔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据说他是很用功的。每天晚上，学到半夜一点多。如果没干扰，估计就学一晚上。他父亲半夜醒来撒尿，看见西房灯还亮着，过去一看，发现儿子还在学习，就偷偷把电闸捣了（关掉），没有电，儿子只好睡觉。他跟我一样，早上六点要起，然后和村里的学生走四十分钟山路，才到学校。
他就这么一直占据着第一名的宝座，从未有人撼动过。
初三那年，中考，他也报了师范学校。其实很多农村家长的想法是一致的。上个师范，四年毕业，就能分配工作，挣钱养家糊口。而上高中，三年花费就一疙瘩，加上大学四年学费，更是不敢想象，再说，上高中，能不能考上大学也是个未知。加上，师范有补贴，学费便宜。所以很多农村的尖子生绝大部分都上了师范。
后来，成绩下来，他依旧是我们学校第一，620多分（当时满分750），比我高出20分。师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几个月后，我们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他没有，等，一直等。等到快开学了，再不能等了。再等娃就没学上了。他父亲在城里拉架子车，去学校打问。人家说你家孩子有肝炎，不能上学，所以没有被录取。憨厚、无知的父亲没有多问一句，就回了家，把这个五雷轰顶的消息告诉了儿子。儿子还算能沉住气，只是在家天天窝着，不出门。过了一半天，他带儿子去城里看病，做了检查，一切正常，没有肝炎。
好像他们也再没有去学校质问，也没有到教育局反映情况，就不了了之了，毕竟庄农里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只能听天由命。后来，有人分析，他的成绩被顶替了。
因为快开学了，他只得报了三中，上高中，从头再来。因为学习好，他被三中录到宏志班。全校的重点班，每月还有老板发的奖金。这事，也算是因祸得福。
高中三年，他学习也一直很优秀，名次我就不清楚了。高考时，他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好霸气的学校，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学，在我们那穷山沟里简直是传说，不知羡慕得多少人牙痒痒。他就那样上大学去了，彻底和我们这些上师范的幸运者分道扬镳，我们在本土的三分地里拨拉着未来，他去了首都学习尖端高科技的东西。我们最终不过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终其一生，哄哄孩子，如此而已。可他将在大都市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奔走在尖端技术的前沿，影响着我们这些西北山窝里人的生活，他无疑是一个成功者，把我们远远甩在屁股背后。
后来，我们就失联了。我上着师范，他上着航空航天大学。再后来，毕业，我陷入了生活的泥潭，难以自拔。我也忘了我们曾经的第一名。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听人说，你一个同学，叫张鹏飞，在一个远乡里的乡政府上班，他问到了你。我当时就惊呆了，他那么好的学校毕业，怎么又回来了，怎么会在一个远乡的政府混日子，这些年，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终究还是不知道。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有时想想，人，这一辈子，真是说不清。有时候，命运，就老是拿你开玩笑，挑逗你。你越是一个老实本分、不拘言笑的人，他越是玩你。我曾想着，曾经我们那么努力，想活成不一样的风景，我们甚至各奔东西，去制造风景，但到头来，一切都枉费心机，我们又回到了黄土深处，殊途同归，我们又成了西秦岭深处的田埂地边、荒山野草。
再说第二名吧。他跟我好像同岁，都属兔。姓罗。
我上附中时，他也上，因为他爸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比我高一级。
每天中午，我们是不回家去的，太远，回一趟最少四十分钟，一去一来，光走了路。所以，中午放学，我们就在教室啃馍馍，写作业。完了之后，也不睡觉，就跑到操场打乒乓球。罗同学在学校的灶上也吃毕了饭，嘴上还留着没有擦干净的辣椒油，跟我们一起打。
罗同学因为是教师子弟，家境好，平时穿戴都是新的，脸也白净，不像我们，又黑又红。虽然父母是学校的老师，但他也不算太霸道，常跟我们一样玩。有时候大中午，我们玩，声音大，吵了宿舍的老师，老师会拉着布鞋、满脸愤怒的出来骂我们，但看到罗同学也在，就收了嘴，只说句，声音小点耍，就回了。
打乒乓球，我们玩的是爷爸孙，爷占一侧，爸和孙一侧，二打一。爷赢了，常当爷，输了，下来当孙子。爸赢了，上去当爷，输了，当孙子。孙子，赢了当爸，输了下台换人。就这样，很简单，转圈圈。罗同学乒乓球打得好，总是当爷，有时候输了，会赖着当爷。虽然大家心里不服，但人家是老师的儿子，我们只有默默地接受这样的现实，谁让自己的爸爸是个窝囊废，只会种地呢。
我上初二，他就到小镇上初三了。初三那年，考高中，没考上，就补习了一年。我上初三，便和我同级了。在我们一级，因为学习本来不差，加上是补习生，他就占据了第二把交椅。在初三，学生多了，世事杂了，我们接触不多。我只记得他老爱和女生耍，有时候揪一根她们的头发，有时候背后吓一下，甚至摸一把手。不过人家女生也爱跟他玩，毕竟人家长的攒劲（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帅这个字）。
中考时，他报了一中，天水最好的高中，没上师范，这是他当老师的父亲的意见，毕竟上一中，就基本把大学的敲门砖拿到手了，而大学毕业，有可能进城工作，不像师范，乡里出去，又回到乡里。他的父亲可比我们务农的父亲精明，会算账，懂形势。
这一次，他如愿以偿的考上了高中。
有一年，我和一个同学说起他，这个同学说，他今年挣死挣活弄了个三本上去了。我当时就很吃惊，我都学校毕业上班了，他还没上大学。后来才慢慢听说，上高中以后，一进城，满是花花世界，十里洋场，他就受不住了，三天两头不是在酒吧瞎混混，就是在网吧耍西游大话。父母不在身边，他像无缰的马，爱怎么过活怎么过活。当然，成绩也一落千丈，在全市最好的学校，成了垫底的，连续三年，次次落榜，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父亲就让他上了个三本。
再后来，听说他毕业了，在城里以打麻将为主，以参加考试为借口，天天混着日子。我们也从来没有联系过，毕竟多年以后，都不是一个道上的了，何况当初也不是多要好的朋友。现在，不知道他考上了没？
偶尔想，这人啊，没法说。一个人最后的活法是什么样的，根本想不来的，什么测算占卜之类的，也就是自己哄哄自己罢了。曾经以为会长成一棵栋梁的树，没人修理，几年后，长着长着，就歪了，甚至被虫蛀空了。
还有第三名，我们邻村一个女的。她和我的经历很相似。
我们学前班到四年级，都是在各自村里上的，五年级到初二，一起上的附中，初三，又一起在小镇上，一起考上了师范，一起毕业，沉浮于社会。
上附中时，她是第一名，我是第二，我偶尔超过一次她，但始终败多胜少。在我们班上，学习方面，她是女生的核心，我是男生的头。女生抄她的作业，男生抄我的。我们是对手，也是敌人。我暗暗发誓，要超过她。好几年，她都是作为我的死对头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也或许是她刺激着我要好好学习，不能给我们男生丢脸。当然，这种敌对，只是内心的一种想法，没有公开，也不会公开。我们照样会说话，只是少一点罢了。
直到上了初三，我们才消除了对彼此的“敌意”，毕竟我们都是从附中过去的，要懂团结，要抱团取暖。
因为我们是邻村，两家有的地虽没有挨着，但都在一个湾子里，割麦耕地、播种拔草啥的总是会遇见。每次遇见，我就很尴尬，也很恐慌。自然，我的父母跟她的父母认识。尤其是我祖父，在小镇工作时，她父亲在小镇的粮站当验粮员，互相认识，关系还不错。后来也不知真假，他们常说，把那谁谁的女儿给你说个媳妇，我当时还小，一听媳妇，脸一红，说，要娶媳妇就给你娶，不要给我说，羞死了。然后匆忙跑开了。
在我的童年和前青春期，我到底喜欢过她没有，我也不知道。说喜欢吧，那时还不懂什么喜欢不喜欢，只是有没有好感而已。我记得她梳一个麻花辫，垂在脑后，穿一件暗红带黄色碎花的绒上衣，一条合身的青裤，有点短，盖不住脚面。说有好感，可我不喜欢她比我学习好，老压着我，再说她的小圆脸，有点黑，说话还声音大，有点娇声娇气。说没好感，可她算是我们班女同学里长得最标准最聪明的一个了。反正，十四岁的我，迷迷糊糊，不知所以。放暑假，有时候，假想着，在放牛的路上遇见她（当然路上再无他人），跟她说说话，送她我当时仅有的一个小挂件——光头一休。有时候，一点都不喜欢她那种样子，觉得太矫情，跟个妖怪似的，让人反感。
上初三，我们没有多大的交往，反正就那么过去了。
上师范，学生多了，圈子更大了，我们只在老乡会上一起坐过，说了说班上的事情，平时遇见，也只是点点头，当初上初中时的那种“敌意”和难为情早已没有踪迹。曾以为长得标致的姑娘，在几千人里，也只是平平了。当初所有的好与不好的设想，都变成了擦肩而过，变成了青春期木栅栏里吹过的一阵透明的风。后来，她跟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谈恋爱，毕业后，分手了。
再后来，我们走向了社会，一两年后，她参加考试，分到一个乡镇，当了老师，在那里有了男人，生了儿子。她结婚，在电话那头，还是那种声音，有点嗲，笑嘻嘻的请我参加，顺便问我几时结婚，我说还早呢。然后送上几句祝福，挂了电话，就此而已。
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相似的人生轨迹，九年同在一起的日子，就成了过去。九年以后，一切都风轻云淡了，谁也不是谁的梦。只是偶尔想起，在那草长莺飞的岁月里，时光是那么单纯，透明，那么美好，让人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