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不自炫，世人知者稀，来倾阮氏酒，去著老莱衣——夫子：指崔全。自炫：自我夸耀以求仕进。阮氏酒：西晋阮籍避祸全身，远离司马氏政权，以嗜酒为由，求为步兵校尉，终日酩酊，遗落世情。此处指崔全不以干君、谄媚官宦为务，故而被放。老莱衣：指春秋时的隐者老莱子。老莱子行年五十，父母犹存，着五彩斑斓衣以娱双亲。后常以“老莱衣”表示孝养父母至老不衰，见《初学记》卷十七《孝悌篇》。此处暗合诗题“觐省”意。此四句写崔全因其洁身自好，不务谄媚，不矜夸以干人君，故而知音者少，名声不外达。虽微官暂寄，然遗落世情，终被再放归省。诗人表达对崔全人格的赞赏，也对其不被重用表示同情和惋惜。

　　渭北草新出，关东花欲飞，楚王犹自惑，片玉且将归——渭北：指渭水流域，在陕西一带，渭水流经长安。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此处指崔全回归的洛阳。楚千旬：用《韩非子》卷四《和氏》典。将：持。此处用楚王自惑喻崔全不得君臣遇合。片玉将归：喻崔全为怀瑾握瑜之才而不得重用，被放回乡。此四句写长安春草新发季，东都洛阳也值繁花烂漫时。诗人想象崔全将去的洛阳，以春之盎然生意抚慰友人远行被放的孤寂苦闷。结句用典故暗喻友人的磊落胸襟、良玉之器不得重用，如璞玉之真价难以被人赏识。

　　首二句作者以慧眼独识英才为好友叹息。出笔即开门见山，诗人义愤填膺、仗义伸屈之情溢于言表。五、六句以写景点示季节，用语平淡中有新奇，自然中有新巧，已现岑参后期追求“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殷瑶《河岳英灵集》）的诗歌艺术风格之端倪。诗中典故的运用显得深沉含蓄，耐人咀嚼。

　　这首诗中菊花意象应是诗人自况。

　　诗先写“叹”的原因是“移时晚”。花草树木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菊花应在深秋开放，重阳节是赏菊的好时候。檐前的菊花因为移植的时间晚了，没能赶上在重阳佳节引万千人瞩目的环境中绽放。

　　其后，“明日萧条醉尽醒”，没有了重阳佳节其乐融融的氛围，赏花人的兴致由浓转薄直至曲终人散，你开的再绚烂多姿也没有什么用。

　　再写“众芳”被采撷，反衬甘菊不被用，更可叹。篱边的野花被精心采摘，甘菊因为生不逢时，即使花蕾缀满枝头，非但不再会有人驻足欣赏，而且将敌不过要与残酷风霜抗争的命运。诗人在诗作中叹息庭前的甘菊生不逢时，实为叹息自己没有机会为国家平定叛乱尽一份绵薄之力。杜甫饱读诗书，有着高涨的爱国热情，却始终壮志难酬。诗人丰富的生命体验与磅礴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纵横交错，抽象的情感经验凝聚成菊花意象。“甘菊”有着极佳的药用价值，却不被人们所采摘，诗人满腹经纶，却得不到君王重用，落得“移时晚”的结局，诗人与菊花有着相似的命运，菊花内蕴为诗人心内之象的写照。

　　这首诗的尾联“念兹空长大枝叶，结根失所缠风霜。”看似在嗟叹菊花长的枝繁叶茂，却不能避免风雪寒霜的打击，实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菊花傲煞霜雪的气概，衬托出了菊花高层次、高品味的风格美。不论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社会多么凋敝，杜甫决不在它面前闭上眼睛，而是大胆地予以揭露，表示自己的态度，指出解决的途径。

　　菊花的文化寓意与诗人的高尚情操相得益彰，菊花的顽强执著精神与诗人永不磨灭的意志交相辉映，而菊花的审美意蕴也正与诗人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相映成辉。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死”而来。郑虔已是“垂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

　　全诗全用虚写，通过虚拟的情景来展示崔漪在贬谪生活中的落拓不偶，愁苦孤寂，从而表达了诗人对这位朋友的思念和关切。

　　首句点题：“苦忆荆州醉司马”。既是说“苦忆”，则就决非一般的思念。志同道合、交谊深厚的朋友，总希望能经常见面，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那也希望能经常通信以慰离怀；假如山长水远，天各一方，连通信都不可能，那就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反复地思念，即所谓“苦忆”了。作者这时大约正听到崔漪由吏部贬谪为荆州司马的消息，所以称“荆州醉司马”。“司马”而说“醉”，可见这位崔漪平时是极爱喝酒的。第二句，“谪官樽酒定常开”，是对上句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谪官”与“荆州司马”相应，“樽酒”和“醉”相应。 “醉”而因“谪官”，可见他的饮酒是有其难言的苦衷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许多贤能之士常常是壮志难酬，遭遇坎坷，在这种情况下，借酒浇愁便成了他们排遣怀才不遇的优愤和抒发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是借酒浇愁的名句。这种对统治阶级表示不满转而向“醉乡”中逃避的态度，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种消极的态度，又显示了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崔漪的所谓“醉”，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定常开”当然是诗人的想象之词。不写自己对友人遭贬谪深表同情，而只写想象中友人在贬谪后借酒浇愁的情景，这就获得了意在言外的效果。 “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梁廷楠《曲话》），通过这两句，可以体会到诗人对友人思念的厚重，而且感到他对友人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颔联紧承第二句，描写崔漪“樽酒”常开的醉态：“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九江”，“一柱观”，都是切“荆州”，崔漪的所在地。“醒何处”，“眠几回”，都是写其沉醉的状态，语言都极形象生动，它和作者《饮中八仙歌》写李白酒后狂放的形象：“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谓异曲同工。其实，崔漪之所以沉醉于酒，向“醉乡”中逃遁，正是对统治阶级压抑人才的不满与反抗，是他心情苦闷和激愤的表现。这两句笔致洒脱，情态逼真，宋朝大词人柳永也许从这里受到启发，写出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两句千古传诵的名句来。当然，柳词是借凄清寂静的气氛，来渲染主人公的孤零之感，和此篇的主旨不尽相同，但却可借助这种情况，来进一步挖掘此篇这两句诗所蕴藏的感情和意境。

　　“可怜怀抱向人尽，欲何平安无使来。”颈联由虚到实，直接点出“苦忆”的因由。关于前一句，过去有不同的理解。如杨伦认为这一句是就崔漪说的，意思是说崔漪以前曾向诗人尽情地倾诉过他的怀抱，他说：“此‘人’字，当即指自家（指诗人）。”王嗣奭则认为这一句是就诗人说的，“因忆之苦，故终逢人便抒怀寄讯，终不得达，故‘可怜’。”王嗣奭的理解当然是有毛病的，因为下句已明明点出“欲向平安”，如果上句“抒怀寄讯”，下句又“欲问平安”，这样一来，上下两句意思就完全相同了。而上下两句意思重复乃是唐人律诗的大忌，杜甫当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杨伦的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指出这一句是指崔漪，这是正确的，但说“向人尽”就是“向我尽”，就缺乏有力的根据了。这两句实际是“彼此互言”，上句是说崔漪性格豪放，壮怀大志，虽向人倾诉无遗，但却无人理解，无人同情，所以说“可怜”；下句说自己虽然十分理解他，关心他，但山长水阔却又无信使往来。两句之中真有无限凄凉，无限同情。全诗至此由豪放而转为凄侧，从而为下联苦忆泪零、欲借江水以通情思埋下伏笔。

　　“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尾联直接抒发强烈的感情。人隔两地，信使不通，伤怀念远，只有靠锦江的流水带着自己相思的双泪，滚滚滔滔，经过瞿塘峡口，一直流到荆州去。这两句化景物为情思。将一种无可奈何的思念之情表达得十分具体形象。杨伦说：“二句即太白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之意。”这是很对的。“苦忆”之情，无可告诉，无人理解，惟有托之流水。通过诗人的丰富想象，本来无知无情的锦江之水，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同情自己的知心人，它愿意绕过艰险的滟滪堆，将自己的相思泪，送往遥远的荆州，带给那位不幸遭贬的朋友，这是非常感人的艺术形象。

　　这首诗在写作上的特点和《月夜》相同，都是用虚拟的办法来抒写相思之情。开头“苦忆”二字，即通贯全篇，从第二句开始，转入对崔漪贬谪后醉酒情态的描写，完全出于想象。本是虚写，却用“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这样的具体细节来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仿佛实有其事。苦忆泪零，本是实情，却又设想锦江之水能将相思之泪殷勤送去，则又化实为虚，显得十分空灵。这种虚拟的手法，为古代诗人所习用。例如王维的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即是一例。但是把《所思》和《月夜》相比较，由于所怀对象和诗人当时所处环境的不同，因而两首诗所描写的侧重点和表现角度也就不完全相同。诗人写《所思》的时候，正羁旅在西南，天涯漂泊，情怀本已落寞，念及往日友好的政治遭遇，心情自然更加难堪了。诗的主要篇幅是通过想象正面描写“醉司马”崔漪的种种醉态，曲折地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与腐朽，表达诗人对醉司马的深切同情。全诗八句一气呼成，结尾两句更是悠扬跌宕，一唱三叹，将自己对好友的一片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诗的笔调虽诙谐调侃，实际上感情却极愤激沉郁，这种悲戚的感情，由于是用诙谐与旷达的笔调来描写的，因而使人更觉沉重深刻。全诗的风格苍凉感慨，委婉沉郁，这是由于诗人所怀对象乃是一位遭遇坎坷的友人。如果将《所思》和《月夜》两相对读，不但可以从中学习诗人表达感情的不同艺术技巧，而且可以借此了解杜诗的多样风格。

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与？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
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
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
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
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
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

　　此诗对朝廷权贵扼杀人才深表痛疾不平，对他们遭贬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并表达了柳宗元与他们之间相互慰藉、坚贞不屈的知己友情。

　　首四句，为吴武陵这样横遭贬谪的人才而愤激不平。诗意是说，太平世道当然会轻视人才，把他们弃置在边荒的潇湘之边，正如敲石所击出的小小火花，在阳光普照之下毫无用处一样。这是柳宗元满腔愤怒而发出的控诉和辛辣讥讽。在权贵们看来，当时世道太平，阳光普照，根本用不着革新多事，有所作为，这是权贵打击摧残才士的无耻借口。他们竭力掩盖国事的矛盾、弊端和危机，仇视改革，排斥新秀，只知一味地谄谀奉承，沉湎享乐而不以为耻，其腐朽黑暗可想而知，根本没有太平盛世可言，当然也没有阳光普照。其实是权贵们害怕杰出人才参与朝政，有所作为，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所以对那些显露出才华而又不肯屈从的人才，横加指责和挑剔，一开始就进行无情的扼杀和摧残。这四句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反语讥讽，“理”实为乱，“阳光”实为黑暗。其次是隐喻，前二句与后二句构成比喻关系，但没有使用比喻词。

　　中间八句是对那些坚贞不屈而遭贬的人才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诗人将他们比作一群“铩羽”的乌鸦，在寒冷的秋天中饱受风寒的迫害。它们无法逃避是因为乌鸦停集在枯干上，没有遮蔽和凭靠。这里，“穷秋”象征恶劣的时局，“风寒”比喻无情的迫害，而“枯干”比喻才士们没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牵涉到柳宗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所以这儿只好隐晦一些，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可以参看柳宗元的《感遇二首》。同时，由于这些才士能坚持君子的品德，不为所屈，遭受的打击就更为无情，处境悲惨，忧愁日深。

　　最后四句，表达了柳宗元与这些遭贬才士饮酒赋诗，聊以自慰以及所结下的深厚知己之情。为了发泄悲愤，排遣苦闷，遭贬的才士只能以酒消愁，以诗抒怀。放声高歌，权贵们是不会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欣赏理解。吴武陵北归之后，柳宗元感到少了一个知音，深表惋惜。

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
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
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
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
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
子孙日已长，世世还复然。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
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
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
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
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
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
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藉。
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
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

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
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
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
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
行人迷去住，野鸟竞栖宿。
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
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

　　《田家三首》是一组完整的诗篇。第一首诗写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辛勤紧张地在地里劳动，到头来却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都被官府以田赋和徭役的形式搜刮去了。他们不仅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子子孙孙还得把这种悲惨的遭遇延续下去。第二首诗通过具体的事例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为催租逼税而威胁恫吓直至私刑拷打农民的种种罪行，从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封建暴政下的痛苦生活。这首诗前六句写农民在完成夏税的征敛中被封建官府剥削一空的情景，次十句写里胥在催租时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和威胁恫吓的情景，后二句写农民听了里胥的一席威胁话语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第三首诗前八句描绘的是秋收后农村的景象，后六句则是描绘诗人因迷路在农家借宿的经过。这首诗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淳朴可敬的田翁老人形象，反映了诗人和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三首诗体现了一些共同的特色。一是叙事朴实生动，客观真实；二是语言质朴无华，几近口语，体现了田园诗的本色；三是运用生动的形象描写与对话描写，极富艺术感染力，忠实客观地表现了农村悲惨的生活图景，含蓄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诗人对封建官吏的憎恶，对穷苦民众深切同情的民本思想和对自己遭贬永州、前途无望的愤慨。清人毛先舒说这组诗“叙事朴到”，这一评价是精当的。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