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诗题目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意图在于把歌咏赤壁和送别友人这两个内容艺术地统一起来，并突出前者。

　　全诗八句，前四句讲的是赤壁之战的事迹，后四句则是送别时的有感而发，形式上组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使人惊异的是，李白在前半短短四句中，就成功地完成了咏史的任务。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赤壁之战，曹操用大量军队，深入东吴国土，一心要同周瑜“决”战，“争”雌雄。周瑜虽处于劣势，但能化不利为有利，以火攻取胜，曹操只落得全军溃败的下场。上述内容在这两句诗里艺术地得到表现。上句化用《周易》里“龙战于野”的典故。“二龙争战”是魏吴相持的象征。下句以突如其来之笔，直接写出了赤壁之战曹操水师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楼船扫地空”五字颇见妙思。曹军楼船云集江面，构成庞大的水上阵地，自谓坚如金城。不料这阵“地”顷刻间就被横“扫”一“空”。诗人不说楼船在水上安营，而说在“地”上扎寨，这既是对曹操水师在吴地彻底完蛋的如实刻画，也是对他吞并东吴土地梦想落空的含蓄讽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前面诗人用“楼船扫地空”五字预示了战争的结局。这两句才把造成这结局的缘由具体说出。但“烈火”句绝不仅仅是对“楼船扫地空”的原因的说明，更重要的是对古战场上赤焰烧天，煮水蒸云，一片火海的景象的真实写照。上句“张”“照”二字，极大地渲染了吴军的攻势。诗人把因果关系颠倒处理，既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也显示了诗人对稳操胜券者的辉煌战果的深情赞许。赤壁之战的胜败，成因固然是吴方采用火攻法，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两军统帅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下句诗人以凝重之笔指出：善于决战决胜的周瑜，就是这样从容不迫地在赤壁山下击破曹操几十万大军的。这句虽然加入了议论成分，但周瑜的儒将风度，却朴实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后半的送别，是在咏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字数虽与前半相等，实则等于前半的附庸。“君去沧江望澄碧”，这位友人就要离他而去，望着清澄碧绿的江波，少不了要兴起南浦送别的感伤。但古战场上“二龙争战”的“馀迹”还在脑际留存。“鲸鲵唐突留馀迹。”“鲸鲵”，是由《左传》上的典故引起的联想。“鲸鲵”是“大鱼名”，以喻那“吞食小国”的“不义之人”。“唐突”义同触犯。这里李白大约是喻指曹操倚仗权势，想吞食东吴。李白在送别的诗行中，并没有完全割裂咏史的情感线索。但诗人又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一一书来报故人”，希望友人走后经常来信报告佳音。这友人想必是一位有功业抱负的人物。所以诗人在结尾写道：“我欲因之壮心魄。”诗人能从友人那里得到鼓舞人心的信息，可以因之而大“壮”自己的“心”胆与气“魄”。

　　李白早年就有“大定”“寰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抱负，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壮年时代济世救民的思想感情。此诗把咏史与送别结合起来并特别突出前者，原因就在这里。

　　此诗韵脚“平仄相半”，在形式上与王勃《滕王阁诗》一类“初唐短歌”相似。但避用律体，变婉丽和平之调为慷慨雄壮之声，这又是与王勃异趣的。

　　关于此词的写作，宋人傅榦的《注坡词》所叙甚详。傅云：“《本事集》云：陈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数日，宴僚佐于有美堂。侵夜月色如练，前望浙江，后顾西湖，沙河塘正出其下，陈公慨然，请贰车苏子瞻赋之，即席而就。

　　上片前两句极写有美堂的形胜，也即湖山满眼、一望千里的壮观。此二句从远处着想，大处落墨，境界阔大，气派不凡。

　　“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这两句反映了词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使君此去，何时方能重来？何时方能置酒高会？他的惜别深情是由于他们志同道合。据《宋史·陈襄传》，陈襄因批评王安石和“论青苗法不便”，被贬出知陈州、杭州。然而他不以迁谪为意，“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而苏轼亦因同样的原因离开朝廷到杭州，他自言“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们共事的两年多过程中，能协调一致，组织治蝗，赈济饥民，浚治钱塘六井，奖掖文学后进。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此时即将天隔南北，心情岂能平静？

　　过片描写华灯初上时杭州的繁华景象，由江上传来的流行曲调而想到杜牧的扬州，并把它与杭州景物联系起来。想当年，隋炀帝于开汴河时令制此曲，制者取材于河工之劳歌，因而声韵悲切。传至唐代，唐玄宗听后伤时悼往，凄然泣下。而杜牧他的著名的《扬州》诗中写道：“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直到宋代，此曲仍风行民间。这种悲歌，此时更增添离怀别思。离思是一种抽象的思绪，能感觉到，却看不见，摸不着，对它本身作具体描摹很困难。词人借助灯火和悲歌，既写出环境，又写出心境，极见功力之深。

　　结尾两句，词人借“碧琉璃”喻指江水的碧绿清澈，生动形象地形容了有美堂前水月交辉、碧光如镜的夜景。走笔至此，词人的感情同满江明月、万顷碧光凝成一片，仿佛暂时忘掉了适才的宴饮和世间的纷扰，而进入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妙境界。这里，明澈如镜、温婉静谧的江月，象征友人为人高洁耿介，也象征他们友情的纯洁深挚。写有美堂上所观夜景。

　　此词以美的意象，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词中美好蕴藉的意象，是作者的感情与外界景物发生交流而形成的，是词人自我情感的象征。那千里湖山，那一江明月，是作者心灵深处缕缕情思的闪现。

　　这是一首题画之作，诗人看了六幅描写南朝史事的彩绘，有感于心，挥笔题下了这首诗。

　　画家是什么人，已不可考。他画的是南朝六代（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故事，因为六代均建都于金陵。这位画家并没有为南朝统治者粉饰升平，而是写出它的凄凉衰败。他在画面绘出许多老木寒云，绘出危城破堞，使人看到三百年间的金陵，并非什么郁郁葱葱的帝王之州，倒是使人产生伤感的古城。这真是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组画。

　　比韦庄略早些时的诗人高蟾写过一首《金陵晚望》：

　　“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结尾两句，感慨深沉。高蟾预感到唐王朝危机四伏，无可挽回地正在走向总崩溃的末日，他为此感到苦恼，而又无能为力。他把这种潜在的危机归结为“一片伤心”；而这“一片伤心”，在一般画家笔下是无法表达出来的。

　　韦庄显然是读过高蟾这首《金陵晚望》的。当他看了这六幅南朝故事的彩绘之后，高蟾“一片伤心画不成”的诗句，似乎又从记忆中浮现。“真个是画不成么？”你看这六幅南朝故事，不是已把“一片伤心”画出来了吗！于是他就提起笔来，好象针对高蟾反驳道：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为什么就画不成社会的“一片伤心”呢？只是因为一般的画家只想迎合世人的庸俗心理，专去画些粉饰升平的东西，而不愿意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罢了。

　　诗人在否定了“伤心画不成”的说法后，举出了一个出色的例证来：“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请看这幅《金陵图》吧，画面上古木枯凋，寒云笼罩，一片凄清荒凉。南朝六个小朝廷，哪一个不是昏庸无道，最后向敌人投降而结束了它们的短命历史的？这就是三百年间金陵惨淡现实的真实写照。

　　将高蟾的《金陵晚望》和本篇作一比较，颇耐人寻味。一个感叹“一片伤心画不成”，一个反驳说，现在不是画出来了么！其实，二人都是借六朝旧事抒发对晚唐现实的深忧，在艺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这是张籍游成都时写的一首七绝，诗通过描写成都市郊的风物人情和市井繁华景况，表现了诗人对太平生活的向往。因为这诗不拘平仄，所以用标乐府体的“曲”字示之。

　　锦江，以江水清澄、濯锦鲜明而著称。它流经成都南郊，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地兼繁华、幽美之胜。诗的前两句展现诗人顺锦江西望时的美景。新雨初霁，在绿水烟波的背景下，山头岭畔，荔枝垂红，四野飘溢清香。那如画的景色十分诱人。这两句写眼前景，景中含情，韵味深长，如跳动的音符，悠扬的旋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上面写郊野景色，后两句则是由于“桥”和“酒家”的跳入眼帘，逗引起人们对市井繁华情况的想象。桥下水入岷江流至宜宾，与金沙江合为长江，东流直达南京，唐时商贾往来，船只很多。“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时酒家多留宿客人。读了这两句，使人由“万里桥”而想到远商近贾，商业兴盛，水陆繁忙；由“多酒家”想到游人往来，生意兴隆。最后说：游人呀，你究竟选择那一酒家留宿更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使人想到处处招待热情、家家朴实诚恳的风土人情和店店别具风味、各有诱人“闻香下马”的好酒。处处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

　　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张籍此诗，句句含景，景景有情，特别是后二句，近似口语，却意味深远，读后感到精警而又自然。诗人既善于抓住富于特征的一般景物，又善于抓住思绪中最闪光的一瞬间——“游人爱向谁家宿？”这样就能使一篇之朴，养一句之神；一句之灵，回一篇之运。这就是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之风格所在，也是诗作具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首词是韦庄在公元九世纪（唐僖宗中和年间）避乱洛阳时的作品。韦庄客居洛阳，正是国家多事之秋，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己则浪迹他乡一事无成。所以词一开头，就以排比偶句写景抒慨。上句写景，洛阳多花，春光确实很好；下句抒慨，洛阳多才子，但他们却因为生不逢时而垂老他乡。洛阳的大好春光未能使之陶醉，反而触发了他的隐忧，可见这位“洛阳才子”此时感慨颇深。这里，“春光好”是淡写，“他乡老”却是重笔，情景两两对举，比照十分鲜明，以情景的反差表现了心理的反差，突出了“春光”却在“他乡”、虽“好”可惜已“老”的矛盾心境。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读到这里说“可怜可怜，使我心恻”（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一），可见“他乡老”一语，既是韦庄一类晚唐士人的慨叹，也是历代失意士人胸中共有的块垒。三四句承上，一句写景，一句写心。魏王堤即魏王池，因“贞观中，以赐魏王泰”而得名，它是东都洛阳的游赏胜景。但安史乱后，东都已失去昔日的魅力，更何况此时游赏，就更有一番今不如昔之感了。句中着一“暗”字，虽是烟笼柳堤的实景描绘，但也确是作者的虚笔映衬，从中透露出一种历史与人生的迷蒙感，所以下句就直接托出“此时心转迷”的心态。眼前所见的是春光缭乱、烟柳迷茫之景，胸中翻腾的是怀才不遇、心志凄迷之情。眼迷心迷，景迷情迷，使他又一次陷入迷惘忧伤之中。这也正是他在《中渡晚眺》一诗中所写的“魏王堤畔柳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的情与景，不过这里情景更为密合，意旨更为蕴藉。

　　过片与首句呼应，具体描绘春光之好：桃花红艳，春水清澈，鸳鸯双双，嬉戏水上，一片明丽的春色，一派盎然的春意。写到这里，作者似乎已从上片心迷之情中解脱出来，陶醉于融洽的春光之中了。其实并不，后面两句说明他又一次以情景的反差来表现自己心理的反差，又一次表达自己的心迷：“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这里，词人面对残晖，一方面是恨意郁结，家国之痛，身世之悲，都化成恨在心头凝结。下一“凝”字，极共沉重。另方面是深切忆念，故国之忆，亲友之忆，都化成怨在心底激荡。下一 “忆”字，格外深挚。“君不知”三字，以怨对方的不知、无情、无动于衷，曲折表达自己的忆念之深、之切、之诚、之纯，真是“无限低徊，可谓语重心长矣”（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吴蘅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韦相清空善转”。这首词，以恨转忆，以景迷转心迷，以情景反差转心理反差，就此一端，也可看出吴蘅照说他“善转”是不错的。

　　洛阳是词人的第二故乡，因而他对洛阳有着深厚的感情。此词开头，即叠用“洛阳”二字，而且突出地把它放在句首，就是这种感情的具现。“洛阳才子”是词人自指，因为他的成名之作《秦妇吟》就是在洛阳写的，并获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美誉。洛阳的春光好在：一是魏王堤上阴翳的垂柳，上蔽天日，下荫游人；二是桃花水暖，鸳鸯双浴于澄波碧水之中。杨柳依依，更添离别之情；鸳鸯喁喁，益增寂寞之感。这些都是词人在洛阳所习见的景物，因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心底的呼唤。

　　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庾，岭上多生梅花，又名梅岭。古人认为此岭是南北的分界线，因有十月北雁南归至此，不再过岭的传说。宋之问被贬途径大庾岭北驿时，怀乡的忧伤涌上心头，悲切之音脱口而出：“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意谓：阳月（即农历十月）雁南飞至此而北回，而我呢，却像“孤雁独南翔”（曹丕《杂诗》），非但不能滞留，还要翻山越岭，到那荒远的瘴疠之乡；群雁北归有定期，而我呢，何时才能重来大庾岭，再返故乡和亲人团聚！由雁而后及人，诗人用的是比兴手法。两两相形，沉郁、幽怨，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蕴其中。这一鲜明对照，把诗人那忧伤、哀怨、思念、向往等等痛苦复杂的内心情感表现得含蓄委婉而又深切感人。

　　人雁比较以后，五六两句，诗人又点缀了眼前景色：“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黄昏到来了，江潮初落，水面平静得令人寂寞，林间瘴气缭绕，一片迷蒙。这景象又给诗人平添了一段忧伤。因为江潮落去，江水尚有平静的时候，而诗人心潮起伏，却无一刻安宁。丛林迷瞑，瘴气如烟，故乡望眼难寻；前路如何，又难以卜知。失意的痛苦，乡思的烦恼，面对此景就更使他不堪忍受。

　　恼人的景象，愁杀了这位落魄南去的逐臣，昏暗的境界，又恰似他内心的迷离惝恍。因此，这二句写景接上二句的抒情，转承得实在好，以景衬情，渲染了凄凉孤寂的气氛，烘托出悲苦的心情，使抒情又推进一层，更加深刻细腻，更加强烈具体了。

　　最后二句，诗人又从写景转为抒情。他在心中暗暗祈愿：“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意思是说：明晨踏上岭头的时候，再望一望故乡吧！虽然见不到她的踪影，但岭上盛开的梅花该是可以见到的！《荆州记》载，南朝梁时诗人陆凯有这样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诗人暗用了这一典故。虽然家不可归，但他十分希望也能寄一枝梅，安慰家乡的亲人。

　　情致凄婉，绵长不断，诗人怀乡之情已经升发到最高点，然而却收得含吐不露。宋人沈义父说：“以景结情最好”，“含有余不尽之意”。（《乐府指迷》）这一联恰好如此，诗人没有接续上文去写实景，而是拓开一笔，写了想象，虚拟一段情景来关合全诗。这样不但深化了主题，而且情韵醇厚，含悠然不尽之意，令人神驰遐想。

　　全诗写的是“愁”，却未着一“愁”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感到愁绪满怀，凄恻缠绵。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善道景者，绝去形容，略加点缀”，“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陆时雍《诗镜总论》）。这首诗正是在道景言情上别具匠心。全诗情景交融，用词考究，思乡之忧伤与行程之艰难紧密结合，表达了强烈的哀伤与沉痛之意，感人肺腑。

　　词作上阕写景，景是杭州之景；下阕写人，人是镇杭是官，上下合璧，地灵人杰。

　　上阕写杭州之景。开头先从大处落笔，以自然界中的烟霞来渲染气氛：大海映着如火的红霞，远山笼着青色的烟雾。境界阔大，设色艳丽。接下来“故都风景繁华地”一句既点出所写之地——杭州，又是一句总的概括，将“繁华”的杭州置于“海红霞，山烟翠”的大背景中，使人觉得杭州就像镶嵌在这幅美丽画面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接下来数句，是对杭州城美丽、繁华的具体描绘。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宏伟壮观的城门，城门上望楼高高耸立，画戟尽显威仪。然后词人再以城门为立足点自上而下分写了杭州城内、城外的景色。写城内，主要描绘静态的人文景观。“万井”、“金碧楼台相倚”，只用八个字就写出了杭州城内人烟繁阜，市容严整，建筑华美。写城外，物境人事共同构成画面，动静结合，一气呵成。至此，故都的山光水色，已呈现在眼前。

　　词的下阕，转笔颂扬镇杭之官的事功人品。下片五十二字, 仅三处用韵，从内容上看，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征战立功， 二为衣锦还乡，三为政绩卓著，并预祝升迁。写得舒徐有致， 雍容闲雅。

　　此词作为一首投献词，有“贡谀”的成分，但词中所展现的杭州的社会生活图景、自然风光的确是北宋前期“承平气象”的真实写照。再者，从“贡谀”的角度说，上片只是作为背景与陪衬；但若从反映都市生活的角度说，上片正是此词的精华。写景的视角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笔触亦随之由阔大旷远至精细俊美，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谐相映，确是柳永词中极具审美价值的雅词。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的首两句写玄宗“回马长安”时，杨妃死已多时，意谓“重返”长安是以杨妃的死换来的。尽管山河依旧，然而却难忘怀“云雨”之情。“云雨难忘”与“日月新”对举，表达玄宗欣喜与长恨兼有的复杂心理。后两句以南朝陈后主偕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在景阳宫的井中，终为隋兵所虏的事，对比唐玄宗马嵬坡赐杨贵妃自缢的举动，抑扬分明。诗对玄宗有体谅，也有婉讽。玄宗的举动虽胜陈后主，但所胜实在无几。

　　此诗首句的“玄宗回马”，指大乱平定、两京收复之后，成了太上皇的玄宗从蜀中回返长安。其时距“杨妃死”已很久了。两下并提，意谓玄宗能重返长安，正是牺牲杨妃换来的。一存一殁，意味深长。玄宗割舍贵妃固然使局势得到转机，但内心的矛盾痛苦一直贯穿于他的后半生，尽管山河重光（“日月新”），也不能使他忘怀死去的杨妃，这就是所谓“云雨难忘”。“云雨难忘”与“日月新”对举，可喜下长恨相兼，写出了玄宗复杂矛盾的心理。

　　诗的后两句特别耐人玩味。“终是圣明天子事”，有人说这是表彰玄宗在危亡之际识大体，有决断，堪称“圣明”，但从末句“景阳宫井又何人”来看，并非如此。“景阳宫井”用的是陈后主的故事。当隋兵打进金陵，陈后主和他的宠妃张丽华藏在景阳宫井内，一同作了隋兵的俘虏。同是帝妃情事，又同当干戈逼迫之际，可比性极强，取拟精当。玄宗没有落到陈后主这步田地，是值得庆幸的，但要说“圣明”，也仅仅是比陈后主“圣明”一些而已。“圣明天子”扬得很高，却以昏味的陈后主来作陪衬，就颇有几分讽意。只不过话说得微婉，耐人玩味罢了。

　　但就此以为诗人对玄宗毫无同情，也不尽然。唐时人对杨妃之死，颇有深责玄宗无情无义者。郑诗又似为此而发。上联已暗示马嵬赐死，事出不得已，虽时过境迁，玄宗仍未忘怀云雨旧情。所以下联“终是圣明天子事”，“终是”的口吻，似是要人们谅解玄宗当日的处境。

　　此诗对玄宗有所婉讽，亦有所体谅，可谓能“出己意”又“用意隐然”，在咏史诗中不失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