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这首诗既是杜甫晚年悲苦生活和忧国优民思想的体现，又是诗人对自己的诗作充满自信和自负的自我鉴定。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是写诗人南征途中所见的秀丽风光。这里“桃花水”对“枫树林”，为借对。春天，春水奔流，桃花夹岸，极目远眺，风帆如方阵一般，而枫树也已成林，这是幅美丽的自然风景画。

　　“偷生长避地，适达更沾襟。”表现诗人晚年颠沛流离，浪迹天涯的悲辛生活。为了苟全性命，诗人常常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里，四处逃难，而今又要远去衡湘，使诗人泪满衣襟。杜甫善于用反衬的手法在情与景的对立中，深化他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加强诗的艺术效果。诗一起首就描写了绮丽的景色，按理说看到这样好的景色本该分外愉悦才是。但是由于乱离漂泊，又想到自己老病跋跄，面对美景，诗人反而潸然泪下了。

　　“老病南征口，君恩北望心。”道出了诗人虽身处逆境，但报效朝廷的热忱未减的情怀。诗人老了，病了，照理应该还乡才是，而现在却更往南走，可悲。尽管如此，诗人报国热情不减，心一刻也未尝忘怀朝廷。杜甫在成都时，代宗曾召他赴京兆功曹，杜甫没接受，后因严武表荐，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他对代宗还是有着一定好感，存有一线希望的。这里“南征日”对“北望心”，为流水对，且前后两句在内容上对比鲜明，更加衬托出了诗人一生奔波无定，但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怀。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正是诗人晚年对自己一生思想及悲剧命运的总结。诗人一生抱负远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仕途坎坷，个中甘苦，只有自己一人独享，而纵然有绝世才华，却未见有一个能理解他的知音。在当时社会里，文章上的知音，也就是事业上的援手。这两句感慨很深，很大，自视也很高。不能不使杜甫伤感：对于同时代的人诗人或较有成就的诗人，他本着“乐道人之善”的态度儿乎都评论到，全都给以相应的评价，他成了他们的知音。然而很少有人谈论到他的诗，他自己也没有知音。天宝末，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高适、岑参、薛据等还有一些实在不高明的作家都入了选，独杜甫“名落孙山”。但杜甫并不急于求人知，也并不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自信：他知道将来总会有他的知音的。但这不能不说是杜甫一生的悲剧。三、四两联，正是杜甫晚年生活与思想的自我写照。

　　诗以明媚的自然春景开头，但由于诗人晚年浪迹天涯，光景无多，前途渺茫，只得作诗自苦，慨叹当时没有知己，这样就使前面所描写的欢快、轻松的气氛消逝的无影无踪。这样对照写来，景与情似乎极不相称，但却显得深刻悲痛，更具艺术感染力。

　　首联，写闻柝见星之感。，“北城击柝”与“东方明星”，本不相属，但却有时问上的联系：“击柝”，是报更之声；“启明”，是报晓之象。“复欲罢”，言朝朝闻柝，今日之柝声又将停止，这就点明夜之已去，晓之将来。“亦不迟”，言启明现于拂晓之东方，亦与柝声同时隐没而不肯稍迟。此联感流光之易逝。

　　颔联，亦闻见而有感。“邻鸡野哭如昨日”，写闻时之感。既闻“邻鸡”，又闻“野哭”，人民苦难，尽在此声中。“野哭”是战争强加于人民的灾祸的反映，所谓“野哭初闻战”（《刈稻了咏怀》）。“如昨日”，足见日日如此，尤为惨痛。“物色生态能几时”，写见时之感。时值暮冬，见百物之零落，感人事之凋丧，所以发出“能几时”之叹。

　　此两联写晓景，点明题上“晓”字。

　　颈联，写题上的“发”字，也就是乘晓出发。“舟楫眇然自此去”，言乘舟而去。“去”上加“自此”，就含有一去不还之意；又加“眇然”二字，便笼上迷茫的气氛。“江湖远适无前期’’，言漂泊于江湖之止，不知何处是岸，何日底止。“江湖”之下，缀以“远适”与“无前期"，把漂泊江湖的生活扩展到无限空间与无限时间。可见这一“发”字，不是正常出发，而是不得不发，至于发往何处，亦非计划中事。也就是从此一迷惘，发向另一迷惘。

　　末联，写题上“公安”，即离开公安漂泊他往。“出门转眄已陈迹”，杜公晚年，处境日趋穷困，时时好作回顾。他在《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中曾说：“转眄拂宜都”，同时又说： “回首黎元病”。他之所以频频“转眄”‘与“回首”，是缅怀盛世、忧叹衰时的情态。“药饵捷吾随所之”，言老病漂泊的苦况，与《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绝笔诗中“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的境况已完全相同。“药饵扶吾”，是全赖药饵维持生命，这较“多病所须惟药物”（《江村》）的病情更为沉重。

　　此诗写漂泊公安时的心境，反照过去，预示未来，杜公晚景，于此写尽。

　　在古典诗词中，以渔父为题材的作品，从楚辞《渔父》起，多不胜数。古代诗人常把渔夫视为隐者形象。一般写渔夫的作品多客观描绘其飘然物外、自得其乐，而钱起这首五古却写了“与渔者宿”，别出蹊径，饶有新趣。

　　诗的前六句写爱渔者的居住地。诗人漂游在外，到了蓝田溪渔者的住处，觉得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理想境地。本来就是“独游屡忘归”的，何况此时到了一个隐者栖息的地方，则更感到得其所哉。这里有清泉明月，有隐逸高士，境合于心，人合于情，自然更是心惬神怡了。诗人描写对蓝田溪的喜好，层层推进，“况此隐沦处”，意为更加“忘归”，继而以水清可以濯发，月明使人留恋，进一步说明隐沦处的美好。

　　最后以“更怜垂纶叟”，更爱那老渔翁，归结到愿和渔者同宿的期望上。隐处的好，就在于这里“清”、“明”、“静”，作者将这些意念以特有的景物予以编织，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好图景。

　　诗的中间四句写与渔者宿的乐趣。诗人与渔者宿，并不是因为旅途无处可栖，而是清夜长谈，得到了知音。谈论之中，渔者飘然物外的情怀，千里沧洲的乐趣，使自己心向往之。“白云心”，用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意，就如柳宗元《渔翁》中写“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喻隐者之意一样。“沧洲趣”，即隐居水边之趣。沧洲，滨水的地方。古代常作为隐士的居处。诗人与渔者同宿，纵谈隐居之道，遁世之乐，不觉野火烧尽，东方破晓。可见两人通宵煮水烹茗，畅谈不休，其乐融融。

　　最后两句写与渔者不忍分别之情。诗人为此时分手如飞禽各栖其枝而叹息，不知何时再得相遇，惆怅不已。由此又将与渔者宿的感情推进一层。

　　古代诗词中写隐士多写不遇。隐士隐姓埋名，遁世避居，要写时往往“以影写竿”，如唐代贾岛的《访隐者不遇》，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陆畅的《送李山人归山》，宋代魏野的《寻隐者不遇》等等。

　　如要写相遇之人，多写渔者、樵者、耕者，而很少如钱起这样写与隐居的渔者同宿的。钱起这样写，增强了人们对隐者的生活与情志的真实感，同时从诗人吐露的与渔者同宿的投契、眷念上，表现了他的胸襟。

　　此诗开头四句由傍晚登临纵目所见，引起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慨。人们在登高临远的时候，面对寥廓江天，往往会勾起对时间长河的联想，从而产生古今茫茫之感。这首诗写登楼对景，开篇便写河中百尺危樯，与“蜂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等写法异曲同工。以“高标出苍穹”（杜甫）的景物，形成一种居高临下、先声夺人之感，起得气势不凡。此句写站得高，下句则写看得远：“汀洲云树共茫茫。”苍茫大地遂引起登览者“谁主沉浮”之叹。遥想汉武帝刘彻“行幸河东，祀后土”，曾作《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汉武故事》）所祭后土祠在汾阴县，唐代即属河中府。上溯到更远的战国，河中府属魏国地界，靠近魏都安邑。诗人面对汀洲云树，夕阳流水，怀古之幽情如洪波涌起。“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一联，将黄昏落日景色和遐想沉思溶铸一体，精警含蓄。李益生经战乱，时逢藩镇割据，唐王朝出现日薄西山的衰败景象，“今日山川对垂泪”（李益《上汝州郡楼》），不单因怀古而兴，其中亦应有几分伤时之情。

　　后四句由抚今追昔，转入归思。其前后过渡脉络，为金圣叹所拈出：“当时何等汉魏，已剩流水夕阳，人生世间，大抵如斯，迟迟不归我为何事耶？”“事去千年犹恨速”一句挽结前两句，一弹指间，已成古今，站在历史高度看，千年也是短暂的，然而就个人而言，则又不然，应是“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犹速”、“一日为长”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于人的心理感觉，此联因而成为精警名言。北宋词人贺铸名作《小梅花》末云：“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就将其隐括入词。至此，倦游思归之意已水到渠成。“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非春已可伤，何况春至。无怪乎满目风烟，俱是归思。盖“人见是春色，我见是风烟，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金圣叹语）。

　　这首诗从其夜景着笔，可说从一个重要侧面表现了扬州的繁华，连同诗人的感慨。

　　前两句实写扬州夜景。首句写其静景。“千灯”，说明灯之多。诗人在地面“千灯”和距离地面遥远的“碧云"之问只用一个“照”字，就将夜晚扬州灯光的光亮程度真实表现了出来。次句则写动景，整个扬州市，酒楼多，歌妓多，乘兴吃酒玩乐的商客多；而这“三多”合为一体，就使扬州市的夜晚成为一个喧嚣的、旋转的世界。

　　三、四句写诗人的感慨。看到眼前繁盛景象，诗人不禁联想到扬州以外广大地区的萧条败落。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唐帝国整体机制日见衰朽，外患频仍，内忧不绝，所以诗人感慨“如今”时局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安定太平了。可是这种国势日衰景况在扬州好像还没有被感知到，人们仍然由着自己的心性，踏着乐器吹奏出的节拍，载歌载舞，通宵达旦。这中间虽有辛辣的嘲讽，但更多的还是对人们感觉迟钝而表现出的深深忧虑。

　　这首诗不惟内容深刻，而且构思精奇。诗人巧妙地由写扬州繁华夜景开局，最终却落在将人们视线引向对整个唐帝国命运的思考上，显示出一种讽喻的创作意向。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这两句，紧扣题目中的“再上湘江"四字。此时是春末夏初，湘江水暖，江水碧绿，两岸杂花生树，青山叠翠，柳宗元对众山之会的湘水之流早就醉心过。可是此时此地，他却无心欣赏，只用“好在湘江水”一句带过，便回到他的再度被贬这一令人伤心的事件上来，所以次句诗，便紧接首句，顶前补足，用“今朝又上来”承接，不着议论，不写景物．满腔悲愤，藏而不露。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这两句，转笔写对前途的忧虑。不知此去要经过几度春秋？贬在离京城万里之外的荒远边州，何时才能被召还？瞻望前途，真是不寒而栗啊！柳宗元离开京城长安以后，对京城是眷恋的，那里是政治中心，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地方，而柳州当时是一片开垦很少的荒凉之地，古树参天，杂草丛生，毒蛇猛兽，比比皆是，而且瘴疠之气盛行，中原人士一向把这里视为畏途，从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谪放罪人的地方。想到这些，他自然盼望被召回京。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从“翁仲遗墟草树平”一句看来，他已流露出“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情怀。刘禹锡酬赠诗中的“归目并随回雁尽”，也同样流露出对京城的眷恋和对北归的企望，但是柳宗元此去却再没有回来。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到达柳州；七月十七日，随他同去的同祖弟柳宗直便突然患暴病去世了。柳宗元由于长期被贬远州，精神上受到压抑，已经是未老先衰。元和十四年(819)，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决定在这次大赦中召回柳宗元。然而此时柳宗元已经病人沉疴，诏书未到柳州，宗元便在这年的十一月八日含冤长逝了。 “更遣几年回”的希望，晚年盼望与好友刘禹锡作邻居的心愿，一切都落空了。 “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的诗句，已经成为诗谶，一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只活了四十七岁。读此诗，对他的悲剧生涯，读者会感到痛借的。

　　《再上湘江》是一首五言绝句，语言朴素无华，如对友人说家常话，毫无斧凿痕迹，通俗而又自然。后两句诗用虚拟的手法来表现前途未卜的情景，用一句设问“更遣几年回”来作结，把思维活动表现得很真切，颇有情趣。虽篇幅短小，仍不失为一篇清新隽永的小诗。

　　此诗写诗人与谢山人早晨同到愚池游览时情景，虽飘然有出尘之思，然毕竟身处逆境，聊作羲皇上人，也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

　　诗的首联写道：“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在一个露白风清的早晨，诗人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用清澈的池水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沐浴着习习凉风，惬意极了。这真是一幅无比清静幽雅的图画。天地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愚池边的诗人和相携而至的谢山人。诗句中一个“清”字，既是写眼前景物，同时又点出了诗人心境，情与景交融成一种境界，渲染出诗人的恬淡情趣。初看，上句是叙事，下句是写景。其实，诗人是把自己也当作一景来写了，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景物才会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趣。

　　愚池早晨这种清静幽雅的景致，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的感叹。诗人谪居永州已经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永州奇异的山水之美，使诗人的心灵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他移居愚溪之畔后，过着与农圃为邻的村居生活。这种闲适恬淡的生活，使诗人觉得仿佛就是隐居山林。他在《溪居》一诗中写道：“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所以，当他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置身于这清静幽雅的景致中，浑然觉得自己已超尘出世，俨然就是一位山林客了。诗的首联与颔联，景与情融溶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物我合一、脱俗造化的境界。

　　颈联“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高远寥阔的图景：云霞散去，天朗气清，几只大雁鸣叫着飞过蓝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天际。景因情设，这眼前的景致正是诗人此时胸襟开阔舒坦的具象。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的失意，曾给诗人以沉重打击。流贬永州的头几年，他倍感冤屈，满怀忧愤。他努力为自己辩谤祛诬，希望一朝昭雪，憧憬有朝一日能够“起复”。但在移居愚溪后，他的心情平定多了。“起复”既已无望，驱散心头的云雾，退一步也海阔天空。于是诗的尾联写道：“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此联妙在一个“付”字，从字面上看，“付”是“交付”的意思，其实则包含着诗人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心”极度的轻蔑与鄙视。官场的机变诡诈，诗人向来不屑，更何况此时已远离是非纷争。地处南荒的永州，民风淳朴敦厚，诗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仿佛走进了远古的伏羲时代，所以他说“聊适羲皇情”。而句中的“聊”字，又反映出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并非诗人的真心追求，只是暂时自我安慰而已。

　　王国维把诗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在景物中，写出了一种“无我之境”。写景与抒情相交错，情与景相融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脱俗造化，境界清新高阔，情趣恬淡幽雅，意兴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