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从外间移来了一株小小杨柳，将它栽种后院，从此它就脱离了横遭攀折飘零之苦，言下之意颇为自得。杨柳垂条轻盈袅娜，诗词中常与美人纤腰互为比喻。此处“学舞宫腰”就将杨柳拟人化，开篇便宛然有一个歌女兼舞女的形象。“学舞”云云，可见其年尚小，不特“二月青犹短”的形容而然。这样，移柳之事似乎暗示着一个小歌女脱离风尘，进了人家宅院，于是境遇大变：“不比灞陵多送远，残丝乱絮东西岸。”灞陵自汉唐以来均为折柳送别之地，“残丝乱絮”抛置之多，不言自明。这二句暗示歌女脱离为人随意作践的境地，有了一个好心的主人扶持。

　　下片词意忽生转折。“寒不展”的叶儿，是皱眉的样子，看得出是情绪低落。以杨柳嫩叶比美人之眉，仍是继续前面的拟人，连下句依旧是描述那年少歌女的样貌。“莫唱《阳关》”，这一句点出离愁别绪，因为《阳关》乃是送别曲，而自然是与上文中的好心人离别了。主人将外出，故伊人依依难舍。“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白居易《杨柳枝词》）可见“真个肠先断”中的“肠”与“眉”均是借喻柳。末二句则是更清楚地说明了肠断的缘由，兼寄词人的感慨，其中代用了唐人雍陶《题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的名句，似乎那柳丝也不是柳丝，条条尽是离人怨苦之具象了。

　　此词将人柳合一，若粘若脱，畅而不拘，收放随心，末句点明题意，尤贵于深有寄托。将柳叶、柳枝比作纤腰、美目、愁肠，这在词人之前便已有之，然而妙于运用，以此造成一个浑然天成的艺术人物，展示出一段曲折哀婉的特殊情事，则是独创。词先写佳人于坊间饱受折磨，移入人家后有所改变，但仍有不美满者。词人将此种旷怨之情融入柳寄离情的比兴境界中来表现，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首为友人写的伤离之作，写得秀不在句而在神，浓在情而不在墨。

　　“翠绡心事，红楼欢宴，深夜沉沉无暑”——在初秋日，天凉暑退，夜色沉沉。在她的小楼中，在七夕的宴席上，她偷偷地赠给他一条碧色的丝巾，表述她内心的情意。依内容次序，三句应当逆读，词中这样安排，即使句子顿挫有味，亦能突出“翠绡”一语。翠绡是疏而轻软的碧绿色的丝巾，古代女子多以馈赠情人。翠绡传情，故夜宴亦倍添欢乐，天气也仿佛格外清爽。总之，那天晚上他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一切都完整地、甜蜜地保留在他心上。“欢宴”二字，写场面、气氛，烘托出恋人，当时的欢乐与幸福。“欢宴”与“翠绡”句对照，说明：她在“欢宴”的大庭广众之中偷偷赠物传情，她爱得是那样深，那样急切，简直有点忘乎所以。这一句寥寥数字勾勒出情事的美好：节日、时间、地点、天气到人物，无不美好，让人难以忘怀。

　　“竹边荷外再相逢”——这是暗通情愫之后的一次幽会，地点在荷塘附近的丛竹旁边——一个美丽而幽僻的处所。前者席上初逢，只能借物传情，这回则可以尽情地互诉衷曲了。但是，作者的笔峰一转，传达的情意变了。如果说前一句是美好的幸福，这一句则是美好的惆怅，因为在苦苦盼望之后的相会是那么匆匆逝去，就像“碧云飞去”一样，怎能不令人无奈、愁苦呢？这两句对往昔的回忆，自然引出下片的千缕闲愁，万种情思。

　　“锦笺”二句，睹物怀人，叹惋无尽。锦笺，精致华美的信纸，是她捎来的信笺。珠，珍珠镶嵌的首饰，是“再相逢”时的赠物。二句写欢聚已逝只能面对她情意绵绵的信和尚带余香的赠物空自追念，低回不已。一“尚”、一“未”，写记忆犹新，前情在目，上承情事，下启愁怀。锦笺墨迹未干，珠饰还散发着她的香气，而往事浮云，旧情难续。万种愁怀，由“空惹”一句道出。为什么说“空惹”？或许是信物尚存，难成眷属，或许是旧情未泯，人已杳然吧！总之，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爱情的悲剧。悲剧已成，“锦笺”“珠香”，于事无补：“闲愁千缕”，也是自寻烦恼罢了。但是，惹出“闲愁千缕”的，不仅是她的所赠，还有七夕这个敏感的夜晚以及跟它有关的神话传说。

　　韩鄂《岁华记丽》卷三引《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古人七夕词，无不提到牛郎织女，感慨他们一年才一见的刻骨相思，但秦观却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有新意也有深意。赵以夫此词也是更进一步地写。认为自已和情人还不如牛郎织女，他们尚能一年一见，而自己和情人的再见却杳杳无期啊！

　　总之，上片写欢情，下片写离恨，中间用“又还”句过渡，铺排得体，结构紧密。上下互相映衬，中心十分突出。全词笔淡而情浓，是篇较有特色的作品。

　　上片“莫唱阳关，风流公子方终宴”，先点出了饯别的题旨。而“莫唱阳关”，以“莫唱”词语渲染出与友人分手时的眷眷难舍，显出二人情谊之深厚；词人歌唱着离情别绪的《阳关曲》，更增浓了胶着难分的心绪。接着，“风流公子”是昵称，表明二人的亲密无间，更表现出东坡对友人钱公永的了解和赞美。“风流”二字在此恰切生动，是说钱公永才学超众，英俊杰出，倜傥不羁而不拘礼法，正与自己的个性意趣相投合。下文“秦山禹甸，缥缈真奇观。”用笔愈加奇巧，这两句词显然是意外所见，可能是词人在送友的“终宴”之际，由于分别在即，眼睛已经为之潮润了，他不忍心再去看友人的眼睛和面容，而有意把视线转向了窗外；煞时间，却又在隐隐约约间睹见了杭州会稽山名山大川的秀丽奇观，竟是情寓景中，透露出留友莫去的意愿，可谓意在言外。

　　下片集中描写景物，在景中深入刻画依依难舍的离别愁绪：“北望平原，落日山衔半，孤帆远。”北面的大平原，也许正是友人离去将要行至的地方。在茫茫的天空中，太阳要落山了，但还迟迟不下，好象被远山衔住一半而行步不前一般。再看那辽阔湖面上，正有一只帆船孤孤单单地驶向远方。一个“远”字，预示出友人启身的茫茫旅程，而且是孤独远去，更加令人难分难舍。“我歌君乱，一送西飞雁。”我默默唱着《阳关三叠》曲，君合着末章乐曲，一句话也没有，只有共同目送着天际的西飞之雁。“君乱”的“乱”宇，原指歌曲之末章，在这里却成了双关语：一是说友人高唱着《阳关曲》的末章，因为宴席已终，人将去；二是说词人唱着《阳关三叠》，已把友人的心绪唱乱了。二人难以道出内心的苦涩，只是凝神地眼望着空中西飞大雁缓缓地消逝在茫茫天际之中。“一送”二字，强调出二人的亲密无间和知己与共，终将难舍难分的送友之情和盘托出。

　　全词将离情别意赋于自然景物之中，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又感人至深，耐人寻味。

　　这首词上片说聚首的欢愉，下片写离别的痛苦。上下片内容不是同时。欢聚或在春晚、夏初。离散似是冬季。

　　白石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自从“当初不合种相思”，这种刻骨铭心的思恋便成为白石心灵深处一个拆解不开的“情结”，终白石之一生，虽九死而不悔，真是天地至性，人间至情。

　　首句“金谷人归”，金谷除普通以代指园中多美人以外，还有三种可能：（一）或暗示琵琶女姓梁。《岭表录异》上云：“石崇以明珠三斛换绿珠于容州，本姓梁氏。”（二）或赞美其人妙解音律。干宝《晋纪》云：“石崇有伎人绿珠，美而工笛。”与此词下句“吹笙”疑有连系。白石他词中写合肥情事时，也多写到乐器。（三）或意在引起一极美好的宜于美人的环境的想象。庾信《春赋》云：“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白石《凄凉犯》词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但合肥当日不过一荒凉边城。“出城四顾，则荒野烟草，不胜凄黯。”（《凄凉犯》词序）“巷陌凄凉，与江左异。”（《淡黄柳》词序）。如此城郭，岂宜为美人居止？幸其多柳，故不惜重笔渲染，比于金谷，亦略为伊人居处增色。

　　白石写情，不在于情事本身，故对情人的容妆和行动很少着笔，而重在对情事的独特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故以下三句，都只写景。

　　本来，世间情人相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直见深心，更不容一语表白，何况文字？这就是写情常寓于景，写景就是写情的心理根据。张玉田《词源》卷下“离情”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近人王国维亦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故所谓写景，不过是词人把自己的感情喷射向外物，与物“一化”，就是庄子所谓“物化”。这也是所说的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这里的绿杨啼鸟，实际是词人对吹笙人的整个灵魂的拥抱。还不仅此，不仅是词人化身为自然来“庄严”自己的情人，而且，尤其是，在词人眼中，她俨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她飘然莅临，成为万物的主宰。中国传统文学中此例颇多，如曹子建的《洛神赋》。当写到人神心通的时候，洛神感动了，于是“屏翳（雨师）收风，川后静波，冯夷（河神）鸣鼓，女娲（这里用为音乐女神）清歌”。洛神就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因为她就是美和爱。但创造的魔杖还是握在诗人（或词人）的手中的。诗人是可以驱遣鬼神，促使万物，创造一个再造世界。韩愈说李白、杜甫“陵暴万象”，当作如是解。

　　此词虽分两片，却非平列。上片是追忆聚首的欢愉，似水的柔情，如梦的深永。下片是词的现实世界，是诀别的痛苦。“月落潮生”，语出元稹《重赠乐天》：“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刘郎”，用入天台山遇仙女的刘晨自比。“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自知无分再见神仙的刘郎呢。同时也暗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意。“淮南好”三句用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芳草兮萋萋。”这和《江梅引》结韵说“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意境相同。此词“陌上生春草”五字截断众流，顿时使上片的“小得团囫”（玉溪句：“小得团囫足怨嗟”），尽成愁绪，正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杜牧之诗：“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题安州浮云寺楼……》），可以题此词。白石词善于后路作结，即歇拍处化情为景，篇终接混茫，无限深情，千般感慨，都在一种迷离凄凉的意境中深化升华，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上片，写词人再次来杭复又离去，在饯行席上产生的依依难舍的心情。第一、二句交代行踪，表白恋情。“旧路”表明东坡重来杭州，“刘郎”词人自指，引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表明人世沧桑，时事速变。不说词人再来杭州，已是踪迹渺然，而只说刘郎来又去成为“应恨”。“来又去”，包涵着词人黄州生活之后的仙道缥缈的生活色彩。“别酒频倾，忍听阳关第四声”，写饯行席上的盛情，酒一杯一杯地倾倒，忍听着别后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之音。字里行间，饱含着词人对杭州的眷恋，对西边的京城朝廷生活的厌倦之情。

　　下片，承上一转，进一层渲染“怀恋”杭州“仙乡”般的生活能否重新获得。“刘郎未老，怀恋仙乡重得到”，写词人第二次来杭州，“仙乡”重现，发现自己青春“未老”的喜悦心情。“重得到”的是词人特别值得“怀恋”的“仙乡”道佛生活。在他经历黄州的大劫之后，再次来到杭州，实是万幸万幸。最后两句。写词人仍心有余悸：怕只怕朝廷“因循”旧路，诬陷忠良，我东坡这次别离杭州，不知能不能“前度刘郎今又来”，能不能再度见到“劝酒人”。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真的应验了。东坡自此以后再没有到过杭州了：“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昔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全词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词人第二次离开杭州前的矛盾心情，意欲复朝而又“怀恋”杭州。尤其引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而隔世的故事，恰到好处，让整个词篇充满了仙道色彩，从中可以窥见词人惊魂未定的矛盾心绪仍未消失。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益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问，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当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为我言曰：“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健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况与夷狄！请以为赠。

　　秘阁修撰韩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无告”劾去。

　　去之日，百姓遮府门愿留者，顷刻合数千人，手持牒以告摄郡事。摄郡事振手止之，辄直前不顾；则受其牒，不敢以闻。

　　明日出府，相与拥车下，道中至不可顿足。则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绝。拜且泣下，至有锁其喉自誓于公之前者。里巷小儿数十百辈罗马前，且泣下。君为之抆泪，告以君命决不应留；辄柴其关如不闻。

　　日且暮，度不可止，则夺剌史车置道旁，以民间小舆舁至梵严精舍，燃火风雪中围守之。其挟舟走行阙告丞相御史者，盖千数百人而未止。

　　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间欲以舟去，百姓又相与拥之不置，溪流亦复堰断不可通。乡士大夫惧蚁蝼之微不足以回天听，委曲谕之，且却且行。久乃曰：“愿公徐行，天子且有诏矣。”公首肯之。道稍开，公疾驰径去。后来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责诮怒骂，不啻仇敌。

　　呜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将从智者而问之。

　　这篇序文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序韩子师走之由，只用了一小自然段；第二段却用了四个自然段来写韩走时的情景；第三段仍然只用了一小自然段，是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尽管格式上非常合乎序文的体裁，然而他写来却不落俗套。短短的三百来字，写得精光照人，使人读后，四顾踌躇，百感交集。

　　作者在第一大段里，把被序者的官职、姓氏、作官的地方以及时间，甚至被劾而去的“八个字的由头”，仅用22个字交待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个闲字，也无法容纳带感情的字眼，几乎是一板一眼的官样文章。无任何修饰，看似与艺术绝缘，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让这不动声色的刻板文字，为下面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作了极好的铺垫。于密不容针处，却又做到了宽能走马，显示了作者的巨大文字才能。这里“八个字的由头”是重笔，因为韩子师是因此而去的，没有了它就没有了这一篇序。他之所以要有意地挑出这“八个字的由头”，正如枭首示众那样，为的就是要通过这大量的事实，让大家看清这个封建制度貌似威严公正的面孔，是何等的卑怯虚伪，从而赋予以正义的鞭挞。字面上丝毫不露感情的色彩，然而骨子里却充斥着强烈的愤慨。比较起来，波澜壮阔虽说壮观，然而这不动声色的旋流，却似乎更动人心魄。

　　第二大段用了四个自然段来充分的展现矛盾，详细地写出了韩子师走时三天的情况，针对那八个字的由头，写出了大量的真实地表达人民感情的细节。在短短的不到280个字中，他写下了人民对韩子师爱慕之情的20多种行动，诸如遮门的、持牒的、直前不顾的、拥车的、冒禁行城上的、拜且泣的、锁其喉以自誓的、罗于马前的、感其抆泪的、柴其关如不闻的、夺车的、抬轿的、燃火的、于风雪中围守的、挟舟上访的、拥舟不去的、使溪流都阻断了的、且却且前的、要公缓行的、责诮怒骂的……这样糟杂而乱哄哄的场面，他举重若轻，文字不仅精炼，而且每一个细节，都不忘抓住其中又特别动人的精彩部分突出出来，使形象更为生动。“顷刻合数千人”，可以想象那倾城空巷、人涌如潮的盛况；“辄直前不顾”，简直坚决到放蛮了；“道中至不可顿足，则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绝”，“累累”非常形象，不仅平地无可顿足，而且从城墙根一直到城墙上，顺着坡都站满了人，“累累”地好像叠着似的；“不绝”，过也过不尽，这里刚被挤走，那里马上又有人补上来了。平面的、立体的、流动的，场面十分壮观。着一“禁”字，则不仅写出了人民，连官兵也写了进去。之所以允许冒禁，固然写出了人之多，挤的，但也是官兵们也因同情而有意的放纵。可见军民人等，都是一个心眼，要留住好官。一笔渲染，两层着色。其中特别突出人民过火的行为以强调情感之强烈，如：“辄直前不顾”、“冒禁”、“柴其关如不耳”、“夺剌史车”、“围守之”、“拥之不置”，这还不算，最后因放韩公走了而人民之间竟至“责诮怒骂，不啻仇敌”。则人民的感情，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甚至就是连他们要挽留的剌史的话也不听，反而要强制起剌史来了。作家就是这样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恣行酷政，民冤无告”。他不需要什么样的辩白，没有什么样的语言能比得上这些事实对于无耻的诬罔揭露得更为深刻。刘熙载说得好：“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艺概》卷一第4页）陈亮就是这样巧妙地歌颂了一位为人民所热爱的好官而揭露了朝政的黑暗腐败。这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胆量。

　　更妙的是作者始终装糊涂，文章直到了这里，这两段还是各打各的官司，他仿佛搞不清到底是第一段说的“恣行酷政，民冤无告”对，还是这些“民”在这里的表现对。他甚至到了文章的结尾，都还在糊涂着：“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将从智者而问之。”而让奇峰之根，始终隐于雾的境界里。

　　结尾用了41个字，且全部都是苦于难得糊涂之语，而以一个大大的问号来结束他在这儿提出的矛盾。这就会使得一切读到它的人都会在它的面前思考。当然，他这儿说的“尊”，在文章中是虚的，甚至无妨说是有点讽剌的意味，之所以有意抬高，无非是为的使它跌得更重。而他所说的“信”则是实的，所以他在这儿的矛盾也好，苦恼也好，大大的问号也好，在作者实际上是都已“信”而解决了的，这就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喜怒笑骂以戏弄当权者的味道，于是，文章的战斗性反倒因这种糊涂而增强了。

　　这篇文章有许多地方非常精妙。开头有如奇峰拔地而起，令人仰面惊讶不得。中间却纡行胶着，重彩涂抹，首尾几乎不用一个形容词，悭吝至极；而在腹部却用墨如泼，无所吝惜。而最后收束得极其峻峭，然而读来却又摇曳生姿，令人回味不已。这篇文章简洁自不必说了，但这简洁本身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却大有讲究。

　　首先，简洁是讽刺与幽默的形式。讽刺与幽默是不允许饶舌的。它的味道，正在于如空空儿之一击即逝，决不作泼皮式的纠缠。

　　其次，唯其重在一击即逝，所以它又特别要讲究蓄势远引，故中间要丰满，如刀之有背，椎之有柄，这才使之冲刺得力，而在一击之后，却又给人以回味。他这里一口气写下了二十馀种众生色相，可谓异彩纷呈，淋漓尽致。所以结尾即令出之以糊涂，其势依然有不可挡之锐势，人不思痛，也不得不痛了。足见细节的繁，又是简洁的生命。

　　第三，繁必以精。文章通体是简洁的，则作为生命的细节之繁，就不能是芜秽杂呈，而要出之以精粹。不然，则所谓之生命也者，就不过是傻女呆汉而已。

　　第四，文字愈短，愈要注意波澜。时间上，他从去之日、至明日、至日且暮、至又明日；空间上，由府而出府、而车、而舁、而精舍、而船、而马；最后以同一爱之不同表现的憨厚与暴燥矛盾收场，时空不断变化，层层推进，一层深进一层，使文章的气势蓄得劲头十足，然后逼出“疾驰径去”，一泻千里，非常有章法。

　　最后，简洁的小文，正不妨如唐人绝句，将文章结得缦回有致，委宛含蓄，以不尽尽之，给人以思索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简洁而不至枯涩的道理。

　　这是就文章本身来分析的，陈亮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先安排好格架，然后去充填文字。恐怕倒是一气呵成，不知其然而然。古话说大匠能示人以规矩，不能示人以巧。学到了规矩，也只能算是“匠”，而“巧”才是艺术。陈亮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得像匕首，如此凝炼，锋茫逼射，是客观的政治条件促成的。正如水晶是压力的结果，精钢是锤与火的结果一样。对好友如此遭遇，他感到了极大的不平，胸中有一团烈火要喷发，然而政治的压力又是那样巨大。当群众呈辞时，摄郡事那“振手”即摇摆着双手的恐惧样子，他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收下了状子，却依然“不敢以闻”时的恐怖心理，都形象地表达了韩子师之走，那背后的政治压力是巨大的，是以陈亮也不便直说。火不能爆发，只有转向内煎，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怒火相交，遂形成了这样如同匕首的冷然之精英。它之如此委宛含蓄，恐怕主要是出之于不得已。可见“巧”的成因，是感情的浓郁，而又限制其自由发泄的结果，自然，这也有赖于文字技巧的娴熟。陈亮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动人，正是由于他在这样的压力面前，仍然与人民一道，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有了真情实感，是以文章才能写得如此的气势磅礴，光彩照人。

　　可见所谓文学，归根到底，感情是重要的。有了崇高美好的感情，按照自己的感情所认为的最美的心意去着意地在一个“当”字上下功夫，锤炼而出之，就会如苏东坡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流水行云，自然超妙，这就得到了巧了。此时纵无章法，而章法已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