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以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就诗论诗，此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此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这一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此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七月》用夏历，此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此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诗的三、四句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好好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好好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好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好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此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车休息，是农工毕无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借以表示时序移易，同“岁聿其莫”意思一样。此诗作者身份难具体确定，姚际恒说：“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诗经通论》）可备一说。

　　全诗是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真挚，以重章反覆抒发，语言自然中节，不加修饰。押韵与《诗经》多数篇目不同，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说：爱情对于男子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对于女人则是生命的全部。确实，一个姑娘生活中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反复证实小伙子的爱情是执着专一，永恒不变的。因而，恋爱中的姑娘永远没有精神的安宁。对方一个异常的表情，会激起她心中的波澜；对方一个失爱的举动，更会使她痛苦无比，寝食难安。《郑风·狡童》中的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或许是一次口角，或许是一个误会，小伙子两个失爱的举动，她竟为之寝食不安，直言痛呼。

　　首先，诗的两章通过循序渐进的结构方式，有层次地表现了这对恋人之间已经出现的疏离过程。第一章曰：“不与我言”，第二章承之曰：“不与我食”，这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逐步发展。所谓“不与我言”，并非道途相遇，掉头不顾，而当理解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所谓“不与我食”，是指始而为共食之时，不瞅不睬，继而至分而居之，不与共食。爱情的小舟，遇到了急风狂浪，正面临倾覆的危险。与此相应，女子失恋的痛苦也随之步步加深。共食不睬，虽一日三餐不宁而长夜同寝尚安；而分居离食，就食不甘味更寝不安席了。因此这位女子要直言呼告，痛诉怨恨。

　　其次，诗篇通过直言痛呼的人物语言，刻画了一个初遭失恋而情感缠绵，对恋人仍一往情深的女子形象。《诗经》中刻划了许多遭遇情变的形象，情变程度有别，痛苦感受不同。《郑风·狡童》中的女子面临失恋的情况，听她的呼告，能感觉在怨恨与焦虑中，仍对恋人充满了渴望与深情。“狡童”的“狡”，一说通“佼”，亦即强壮俊美之意；如此理解，“彼狡童兮”，亦即“那个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啊”。这就是骂中有爱，恨中带恋了。所谓“若忿，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陈继揆《读风臆补》）。而两章的后两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则由前两句第三人称的“彼”，转变为第二人称的直面式的呼告了，从而把对“狡童”的恋慕期待之情表现得缠绵难割。

　　古老的《诗经》，传达的是古今相通之情，只因语言简奥，才会艰深难解。《郑风·狡童》则不然，不仅女子的感情哀伤动人，女子的呼告也是明白如话，句句入耳。可是，一首直抒胸臆之诗，千百年来却久遭曲解。“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钱钟书对“《诗》作诗读”之旨作了淋漓透辟的发挥，读《郑风·狡童》然，读一切古诗均然。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卷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小雅·出车》这首诗，在材料的选择上和正面描写战争的诗篇有所不同，诗人紧紧抓住了战前准备和凯旋这两个关键性的典型场景，高度概括地把一场历时较长、空间地点的转换较为频繁的战争浓缩在一首短短的诗里。

　　诗人把精拣出的点兵建旗、伐玁狁、征西戎、凯旋归来献俘虏等主要情节巧妙组合，一统纷杂头绪，构筑成篇，并选取不同角度叙述，以主带次。既有条不紊地展现事件发展全过程，又避免了罗列事件之弊。这种结构使诗章布局严整，凸显主题的同时使诗歌曲折动人。

　　诗的前三章描写战前准备的情况，在细部刻画上均采用了画面的描绘与心理暗示相叠加的技法。第一章说“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以“出车”“到牧”“传令”“集合”四个在时空上逼近，时间上极具连贯性的动作，烘托出一个战前紧急动员的氛围。末二句又以“多难”和“棘”二词暗示出主帅和士卒们心理上的凝重和压抑。第二章则以苍穹下林立的“旐”“旄”“旂”“旟”之“旆旆”，写军行至“郊”的凛然气势。末了又以“悄悄”“况瘁”写在开赴前线的急行军中士兵们焦急紧张的心理。第三章以“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再叙军容之盛。在正确地部署了战斗的同时，用“赫赫”及“襄”暗示出作者对赢得这场战争的自信。

　　这里所采用的描写技法，使前三章既有恢宏廓大的郊牧誓师、野外行军之壮观，又有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活动，做到了整体与细节、客观与主观的巧妙组合。

　　诗的后三章跨越了诗歌在叙事空间上的先天不足，略过战争的具体过程，直接描写凯旋归来的情景。在这一部分里诗人避实就虚，颇具戏剧性地运用了类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读者的注意出人意料地从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拉向“黍稷方华”的初出征时，进而通过今昔对比（“昔我往矣”“今我来思”）所产生的时空错位，和从“雨雪载涂”走到“春日迟迟”的漫长归途，引导着读者用想像去填补对战事的漫长与艰苦之认识。家中之人从“未见君子”之“忧心忡忡”到“既见”之喜悦安心的转变，更是施展想像，从另一侧面写出了人们对战事的关注与饱受其苦的心态。最后，很自然地引出对凯旋的由衷高兴和对主帅的赞美。从表面看，这种避实就虚的写法似乎是舍本逐末，但由于其中渗透了参战者从忧到喜的深刻而细微的心理变化，而使得这些看似“闲笔”的场景描写成为诗中人物心灵和情感的背景或外化，比正面的描写更感人、更细腻。

　　诗歌的空间构成颇有妙处。全诗共描绘了受命点兵、建旗树帜、出征北伐、转战西戎、途中怀乡、得胜而归六个不同时空的画面，诗人将这些并无紧密联系的场景、情节借助情感的抒发糅合、贯通，展开一幅真实、广阔的古时征战图。

　　此外，诗人吸收了民歌成句入诗，语言上有质朴自然之气，意境中具情景交融之美。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此诗分六章。第一章是说宣王受天命即位，地位稳固长久。语重心长地鼓励说，“天保定尔，亦孔之固”而且“俾尔单厚”。让宣王消除疑虑，树立起建功立业的信心。第二章又祝愿说王即位后，上天将竭尽所能保佑王室：“俾尔戬谷”“罄无不宜”“降尔遐福”。使王一切顺遂，赐给王众多的福分，还担心不够（“维日不足”）。第三章祝愿说王即位后，天也要保佑国家百业兴旺。此章中作者连用五个“如”字，极申上天对王的佑护与偏爱。诗从第四章起，先写选择吉利的日子，为王举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以期周之先公先王保佑新王（“吉蠲为饎，是用孝享。……于公先王”）；次写祖先受祭而降临，将会带来国泰民安、天下归心的兴国之运（“神之吊矣……日用饮食……徧为尔德”）。末章又以四“如”字祝颂之，说王将长寿，国将强盛。全诗处处都渗透着对年轻君王的热情鼓励和殷殷期望，以及隐藏着的深沉的爱心。

　　诗中所反映的祭祀仪式的规模，内容和举行地点均符合先秦时代新君登基之礼：登基前祭天（前三章向天祷告）、择吉祭祖，又在宗庙中举行。《尚书·周书·康王之诰》载在康王登基仪式之后，“太保暨芮伯……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而《小雅·天保》这首诗也总是说“天保定尔”“俾尔单厚”之类，亦从天命说起，以期望告诫作终结（“徧为尔德”）。这表达了臣子对君主的忠心和对上天的虔诚，也反映了周人的天命观。

　　在表现方法上，作者恰如其分地使用了一些贴切新奇的比喻，“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及“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等，既使得作者对新王的深切期望与美好祝愿得到了细致入微的体现，也使得全诗在语言风格上产生了融热情奔放于深刻含蓄之中的独特效果。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

　　此诗不用比兴，三章诗全用“赋”，以猎人自叙的口吻，真切地抒发了他猎后暗自得意的情怀。三章叠唱，意思并列，每章只换四个字，但却很重要，起到了文义互足的作用：首章互相称誉敏捷，次章互相颂扬善猎，末章互相夸赞健壮。首句开口便赞誉，起得突兀，真实地表达了诗人由衷的仰慕之情。他在峱山与猎人偶然碰面，眼见对方逐猎是那样敏捷、娴熟而有力，佩服之至，不禁脱口而出“子之还（茂、昌）兮”，这是发自心底的赞叹，“子”是对那位同行的敬称。次句点明他们相遇的地点在峱山南面的道路上。“遭”字表明他们并非事先约定，只是邂逅相遇罢了。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那样惊喜不已，十分激动。第三句说他们由相遇而合作，共同奋力追杀两只大公狼。这里诗人虽然没有告诉读者逐猎的结果如何，但是从他那异常兴奋的叙述中，可以猜想到那两只公狼已成为他们的捕获物，读者从中也似乎分享到了诗人的喜悦。最后一句是猎后合作者对诗人的称誉：“揖我谓我儇（好、臧）兮”，这里诗人特点明“揖我”这一示敬的动作，联系首句，因为诗人对他的合作者十分敬佩，所以他才为自己能得到对方的赞誉而引以自豪。吴闿生称此为“渲染法”（《诗义会通》）。

　　全诗句句用韵，每章一韵，押在每句末尾第二字上：首章还、间、肩、儇为韵；次章茂、道、牡、好为韵；末章昌、阳、狼、臧为韵，句尾都以“兮”字收束，组成“富韵”，加上四、六、七言并用的参差句法，造成了舒缓的音节，读起来有一唱三叹的韵味。这种一唱三叹、反复咏唱的手法，对强化主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春秋时代，周朝平王（前770—前720年在位）还是比较混乱的时代。主要是周天子的权威削弱了，诸侯国的力量强大了。周平王的母亲是申国人，申国又常受楚国的侵扰。周平王为了母亲故国的安全，就从周朝抽调部分军队，到申国战略要地屯垦驻守，防止楚国侵扰。这些周朝士兵远离故乡，去守卫并非自己诸侯国的土地，心中的不满凄苦，当然有所流露，形成诗歌，就是《扬之水》。申国、甫国和许国的国君，都是姜姓。周平王母亲是申国姜姓公主，与甫、许两个诸侯国也是亲戚关系。所以，虽然周平王没有派士兵去戍守甫、许两国，但诗歌也牵连及之：反正是姜姓王太后娘家的人。

　　《扬之水》是以远戍战士的口吻来写的。全诗三章，各章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束薪”、“束楚”和“束蒲”；“戍申”、“戍甫”和“戍许”。薪、楚、蒲都是农家日常燃烧的柴草；申、甫、许是三个姜姓的诸侯小国。因此，全诗实际上把一个相同的内容，反覆吟诵三次，用重复强调的手法，突出远戍战士思家情怀。每章头两句“扬之水，不流束薪（楚、蒲）”，用流动的河水与不动的柴草对比，先让人视觉上有特殊印象：那河沟的水哗哗地流动，仿佛岁月一天天过去，不再回来；那一捆捆的柴草又大又沉，小小的河水根本飘浮不起，冲流不动，仿佛战士思家的沉重心绪，永不改变。有了这两句自然物象的起兴，很自然引出三、四两句“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甫、许）”，守着家园的妻子，当然无法与远戍的士兵一起。如果说，士兵如远离泉源的河水，越流越远；那么，妻子如坚定不移的柴草，不飘不流。如果说，日月如流水不断流失，思家情怀就如沉重的柴草，不动不移。分离的日子越久，远戍的时间越长，思念妻子也越强烈。终于，士兵喊出了自己心里的话：“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意思是：在家的亲人平安吗？何年何月我才能回家相聚呢？夫妻之情，故园之思，远戍之苦，不平之鸣，都融化在这两句问话之中，而士兵回家的渴望，强烈地震撼读者。

　　在诗歌句式上，采用不齐整的句式，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几种，这说明诗歌带有鲜明的口语化的倾向。口语化句子，正好比较朴实，比较真切地表达出下层人民出身的士兵的口吻，令人读之感到亲切诚朴。实际上，除了个别词语带有历史痕迹，在语义上需要诠解之外，这首口语化的诗歌，千载之下读之，仍是极易使人感动的。

　　此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葑”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覆咏唱在“桑中”、“上宫”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末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周南·芣苢》中的“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此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

　　此诗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自言自语，反复咏唱，每章的前半段只换了两三个字，采集对象换了，地点变换了，美女的姓氏换了，而后半段一字不易。无论是等待、幽会还是送别分手的地方，都没有变换。主人公完全沉浸于自己和美女约会的美好回忆之中。

　　此诗若按旧说理解，一、二章赋陈其事，第三章起兴以比。诗开篇即夸耀卫宣公建造的新台是多么宏伟华丽，其下奔流的淇河之水是多么丰盈浩瀚。这都是极力渲染卫宣公的赫赫威势和装点门面，也可以看作是姜氏（宣姜）眼中所见，已被宣公的表面现象迷惑了。她本为是嫁过来追求燕婉之好，想过一种郎才女貌、琴瑟和谐的幸福生活的，却不料成了一个糟老头子的掌中玩物。

　　全诗三章，前两章叠咏。叠咏的两章前二句是兴语，但兴中有赋：卫宣公欲夺未婚之儿媳，先造“新台”，来表示事件的合法性，其实是障眼法。好比唐明皇欲夺其子寿王妃即杨玉环，先让她入道观做女观一样，好像这一来，一切就合理合法了。然而丑行就是丑行，丑行是欲盖弥彰的。诗人大赞“新台有泚”“新台有洒”，正言欲反，其兴味在于，新台是美的，但遮不住老头子干的丑事。这里是运用反形（或反衬）的修辞手法，使美愈美，丑愈丑。

　　“新台”之事的直接受害者是宣姜：美丽的少女配了个糟老头，而且还是个驼背鸡胸，本来该做她老公公的人。这一对儿是怎样也不能般配的，就如俗语所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难怪诗人心中不忿，要为宣姜，也要为天下少年鸣不平。他好有一比：“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打鱼打个癞虾蟆，是非常倒楣，非常丧气，又非常无奈的事。按照闻一多《诗经通义》中的说法：“《国风》中凡言鱼者，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虞语（隐语），无一实拾鱼者。”古今诗歌中以捕鱼、钓鱼喻男女求偶之事的民歌很多。例如汉乐府民歌《江南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僮人情歌》：“天上无风燕子飞，江河无水现沙磊。鱼在深塘空得见，哄哥空把网来围。”即是显例。此诗中所写的就是女子对婚姻的幻想和现实的相悖，构成异常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这里强烈地表明：宣姜可真是倒楣透了。诗中“河水弥弥”“河水浼浼”，亦似有暗喻宣姜泪流不止之意，就如《卫风·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以及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所表现的那样，渲染出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