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在这首诗里，诗人对崇徽公主不仅是怜其远嫁，哀其不幸，而且从政治上指明产生这个悲剧的原因。这就使这首诗在格调上不同于一般洒同情之泪的凄凉挽歌，而启发人们在深沉的哀怨中进而对这些女子的个人悲剧加以政治上的思考，激起人们对许多不能远谋的肉食者的愤慨。

　　诗从对比开始。诗人的眼前出现了当年崇徽公主远嫁时的凄凉清景。“啁啾”是形容鸟的细碎鸣叫声，白居易《燕诗》诗：“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不离故乡的鸟儿尚啁啾鸣叫不止，而豆蔻年华的少女随着悲笳离别父母、远嫁万里之外，就更加依恋不舍了。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对她的怜惜同情。“青家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在感情上更进一层，同时，诗人的思绪也回到了现实。诗人在这里反用了杜甫咏王昭君的“环佩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诗意而用了一个“魂”字，则使诗情变得更为深婉，同时也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形象，她满眼含着哀怨的泪水在“翠崖遗迹”之间飘荡。青草年年绿，此恨绵绵无绝期。接下来作者奇峰突起，发出议论：“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诗人发自肺腑地提问：自古以来，有几个肉食者能为国家的富强而出谋划策？又有多少美丽可爱的女子遭受远嫁的厄运，成为对外执行妥协政策的牺牲品？“玉颜”反为“身累”，“肉食”不与“国谋”，诗人寓于这两对矛盾现象中的诘问尖锐犀利，自古罕见。此联议论深切痛快，而又对仗工整。末联，作者笔锋一转，长叹一声，无可奈何之情袭人心怀，行路人到此只能报之以叹息，而孤魂栖止的崖花涧草春秋更替，年复一年。这里以无情衬有情，颇有韵致。

　　全诗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而发展，从怜惜、愤慨直至无可奈何的叹息，在时间上，则两度由古及今作大幅度的跳跃，使诗情波澜起伏，把感情之流导入诗人以激清冲击而成的曲折回荡的河道中。

　　古诗中反映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的《观刈麦》、张籍《野老歌》、皮日休《橡媪叹》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打麦》不落窠臼，内容更丰富，艺术上颇多创造。

　　这首诗集中抒写了农民的终生劳苦，流露出强烈的恤民情怀，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懑。全诗可分为两段，从开头到“敢惮头枯面焦黑”为上段：

　　“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在北。”诗名“打麦”，开头就直承题意。但不是正面描写农民劳动场面，而是用相互回应的一片打麦声，侧面取影，写出了紧张艰苦的工作情景。接着作者撇开打麦，蓦然跳跃到打麦以前的收割。“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这里用夸张手法描写麦子成熟之速，目的是突出麦收的刻不容缓，渲染了农民抢收的紧迫性。“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鹖旦夜鸣催人，风雨将至，不抢收则颗粒无获。这两句进一步渲染出抢收的紧张气氛，引出下面对收麦的正面描写：“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只写妇女，实际上却已包括丁壮，笔墨简洁。捋青随即成束，既写出田家动作的熟练、紧凑，也写出神情的亢奋、紧张。白居易《观刈麦》说“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与之相比，此诗抓住了收麦场面中的特定动作，刻画更为准确。“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把农民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夜无安眠，朝无少息，劳作很辛苦，但农民却以苦为乐。这里面有面对劳动果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年成尚好，虽然所得无几，但不至于饿死道旁。这是凄楚的喜悦，辛酸的微笑。

　　这段通过对收麦环境、劳动场面和农民心理的描写，充分反映了田家生计的艰辛。

　　下一段从“贵人荐庙已尝新”到结束，由回顾收麦跳跃到展望食麦。“贵入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荐庙即献于家庙作祭品，醴是甜酒。贵人们雍容尝新，饱食有余，和田家的不曾入口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出耕者不食，食者不耕的对立。“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不耕者饱食却还有余，力耕者无食被迫售粮，田家的饥馁不言而喻，两者的对比又深入了一层。

　　麦秋结束，劳作未歇，诗人构思又跳跃到打麦后的插禾：“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这里写插禾只是一笔带过，不再作具体描写，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打麦和插禾，虽然一为农事之末，一为农事之始，但贯穿始末的是送不走的“辛苦”二字。田家的辛苦又要随着插禾周而复始了。结尾结而不断，首尾相衔，内涵丰富。

　　张舜民一贯重视民生疾苦，《画墁集》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而此篇尤为突出。诗中强调了农民的终生劳苦，内容比前人开拓得更广。

　　此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诗题说“打麦”，却忽而收麦、忽而食麦、忽而插禾，以打麦为联系中心，结构跳跃动荡，又有章法可寻，对主题的表现有重大作用。

　　由于作者热悉农村生活，因此在描写农村环境及劳动场面时，形象真实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描写贵人神态，着墨无多，却十分传神。两种形象的对比，互相映衬，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诗中使用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参差，自由洒脱，避免板滞，很有乐府风味。诗中换韵三次，平仄交押，仄声的短促峭急，突出了农民的劳苦；平声的悠长平和，刻画了贵人的雍容自得。

　　整篇诗不用典实，不用生僻字，质朴平易，任情而往，在宋诗中颇具特色。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